环境水样中非甾体抗炎药(NSAIDs)的长期存在不仅会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命安全,扰乱生态系统环境,而且会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采用溶剂热法首先制备了氨基功能化Fe3O4 纳米粒子(Fe3O4-NH2).随后,通过室温下水溶液中的席夫碱反应,以戊二醛为交联剂,将具有支链结构的聚乙烯亚胺(PEI)成功地接枝到Fe3O4 纳米粒子上,合成了一种可回收的PEI接枝磁性纳米吸附剂(Fe3O4@PEI)并将其应用于环境水中NSAIDs的检测.通过各种表征手段研究了Fe3O4@PEI的组成特性,并对影响NSAIDs萃取效果的参数进行了优化.Fe3O4@PEI对 4种NSAIDs具有高吸附性,与高效液相色谱联用可对环境水样中的酮洛芬、萘普生、双氯芬酸和托芬那酸 4种NSAIDs进行定量分析,在 1～500μg/mL范围内,色谱峰面积与质量浓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样品在 3种不同添加水平下的加标回收率在 85.6%～107.8%,日内精密度均小于 7.8%(n=6),日间精密度均小于9.5%(n=3).该方法操作简单、准确高效,可用于环境水样中非甾体抗炎药的测定.

目的:探讨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所致肝损伤的临床病理特点。方法:检索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出院诊断含药物性肝损伤（DILI）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NSAID所致肝损伤患者纳入NSAID组，其他药物所致肝损伤患者纳入对照组。记录2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实验室检测结果和肝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由本研究团队成员根据相关标准重新统一进行Roussel Uclaf因果关系评估法（RUCAM）评分、临床分型分级、病理学分型分级和临床转归评价。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385例，NSAID组63例，对照组322例。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临床表现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依据R值对DILI分型和肝损伤严重程度分级的结果显示，2组患者中不同类型肝损伤者占比和不同级别肝损伤者占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NSAID组和对照组行肝活检者分别为41和142例，结果显示，NSAID组血管损伤型者占比高于对照组[4.9%（2/41）比0（0/142）， χ 2=7.003， P=0.049]，汇管区炎症发生率和细胆管增生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63.4%（26/41）比93.7%（133/142）， χ 2=25.544， P<0.001；43.9%（18/41）比76.1%（108/142）， χ 2=15.337， P<0.001]，肝细胞脂肪变性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22.0%（9/41）比9.2%（13/142）， χ 2=4.925， P=0.026]。经停药和对症治疗，NSAID组和对照组患者有效率分别为88.9%（56/63）和92.5%（298/322），痊愈率分别为41.3%（26/63）和52.5%（169/322），均无死亡者，2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NSAID所致肝损伤患者的临床表现和转归与其他药物所致肝损伤相似，肝脏病理学特点为汇管区炎症和细胆管增生发生率低于而肝细胞脂肪变性发生率高于其他药物所致肝损伤，并可见血管损伤改变。

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是一种常见的关节慢性退行性疾病，是导致慢性疼痛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多项研究表明OA与许多因素存在因果关联，如细胞因子、代谢性疾病、营养物质、肠道菌群和生活行为等。危险因素包括肥胖、高血脂水平和骨矿物质密度等，保护因素包括使用保钾利尿剂和醛固酮拮抗剂、叶酸和精氨酸等。这些因素主要通过参与机体的炎症反应和物质代谢过程或通过改变负重关节的生物力学从而影响OA的进展。此外，OA的慢性疼痛症状、炎性因子的表达以及非甾体类抗炎药的使用可能会增加其他疾病的患病风险，如2型糖尿病、重度抑郁症和帕金森病。孟德尔随机化是一种探索疾病与危险因素之间因果关联的新方法，该方法利用遗传变异的随机分配模拟随机对照试验，使用与危险因素相关的工具变量与疾病进行分析，从而检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联。本综述纳入OA的孟德尔随机化相关研究，分析OA与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骨骼肌肉系统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细胞因子、代谢组学、营养物质、肠道菌群、生活行为以及端粒长度和线粒体异质性之间的因果关联，对OA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分析病毒导致的亚急性甲状腺炎（subacute thyroiditis，SAT）应用糖皮质激素递减疗法的疗效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门诊就诊的93例病毒导致的SAT患者行激素递减疗法的疗效及预后。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试验组（26例，醋酸泼尼松剂量递减方案治疗）和对照组（67例，非甾体抗炎药治疗）。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疼痛、发热等不适症状消失时间，并比较复诊甲状腺功能、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快速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等化验指标及恢复正常的时间，超声评估甲状腺局部肿块消失时间；电话随访停药后复发率及1年后永久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的发生率。结果:两组患者初诊时一般指标及临床特点具有可比性。试验组SAT患者经过激素递减方案治疗均达到治愈，且治愈率优于对照组，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0% vs 89.6%， P>0.05）。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的发热缓解时间[（6.53±2.94）d vs（15.34±5.91）d]、疼痛缓解时间[（5.22±2.32）d vs（19.45±2.54）d]、甲功恢复正常用时[（21.36±3.21）d vs（29.13±5.25）d]均更短，永久性甲减发生率（23.1% vs 47.8%）、1年后复发率（19.2% vs 44.8%）更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激素递减疗法治疗SAT缩短临床症状的改善时间及甲功恢复时间，且甲减发生率更低。

患者 　男，43岁，6 d前左腕轻微扭伤后出现左腕部疼痛、肿胀，症状逐渐加重伴活动受限，于外院拍X线片诊断为左腕关节陈旧性骨折，否认既往左腕明显外伤史。临床检查：左腕关节无明显畸形，轻度红肿，无皮下淤斑，左腕桡背侧有压痛，活动时疼痛加重，鼻烟窝处无压痛，腕舟骨移动实验(Watson′s test)阴性。双侧舟骨位X线示双腕二分舟骨；左腕关节CT可见左舟骨腰部透亮线影，将其分为独立、边缘较为光滑的两块舟骨，且骨密度基本相同(图1)。尿酸值为581.4 μmol/L，高于参考值(134~416 μmol/L)。结合病史、专科检查、影像学检查以及实验室检查后考虑患者可能是高尿酸导致的腕关节痛风性滑膜炎，予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后症状缓解，未行手术治疗。

患者女，29岁，因全身皮肤瘙痒和风团，伴视物不清0.5 h就诊。患者进食馒头（约100 g）0.5 h后快速行走过程中突发全身瘙痒和风团，伴视物不清，无腹痛、呕吐、腹泻，无意识丧失，无呼吸困难，口服地塞米松片4.5 mg，症状无缓解，急就诊。既往反复荨麻疹病史，口服氯雷他定可缓解，有过敏性休克病史2次，分别为食用小麦类食物后跑步和快走时发作。否认药物过敏史，无阿司匹林及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应用史，发病前无饮酒史，否认家族遗传病史。入院后体检：体温36.5 ℃，血压83/41 mmHg（1 mmHg = 0.133 kPa），心率84次，神志清，精神可，口唇无紫绀，心肺听诊无异常。皮肤科检查：颈部、躯干、四肢多发风团。血常规示中性粒细胞比例0.345（参考值：0.40~0.75，下同），淋巴细胞比例0.588（0.20~0.50），淋巴细胞计数4.52 × 10 9/L [（1.1~3.2）× 10 9/L]，血小板计数396 × 10 9/L（125 × 10 9/L~350 × 10 9/L），余未见异常。

2例患者以长期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后出现反复恶心、呕吐伴腹胀就诊于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行全腹CT、胃镜等检查发现十二指肠溃疡及狭窄形成，根据患者症状、药物服用史及胃镜等检查，最终诊断为长期服用NSAIDs引起的十二指肠瘢痕性膜样狭窄。治疗上均以禁食、抑酸及胃肠减压等对症治疗为基础，病例1给予内镜下切开、扩张治疗后症状好转，未再出现不适；病例2在经内镜下切开及扩张治疗后不久再次出现术后狭窄，给予外科手术切除治疗后症状消失，饮食正常。2例患者持续随访过程中，短期及长期疗效确切，均未再复发。

疼痛管理对改善全膝关节置换术后效果、提升患者术后满意度具有重要价值。随着超前镇痛、预防性镇痛等镇痛理念的出现，围手术期全过程疼痛管理和多模式镇痛已成为全膝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镇痛最重要的方案。应用对乙酰氨基酚、非甾体类抗炎药、阿片类等传统药物进行镇痛仍具有重要地位，同时以股神经阻滞、收肌管阻滞、关节周围多模式药物混合液注射等为代表的各类局部阻滞镇痛效果确切、不良反应较小，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多模式镇痛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目的:探讨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不良事件（AE）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中国知网、万方、PubMed、Embase数据库（截至2020年10月31日），收集报道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国籍，性别，年龄，体重，达比加群酯应用情况，合并疾病和合并用药情况，AE的发生、处置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收集到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病例报告类文献77篇，涉及来自20个国家的101例患者，男性64例（63.4%），女性37例（36.6%）；年龄56~94岁；体重38~193 kg；用药原因87例为心房颤动预防卒中，12例为治疗静脉血栓栓塞症或预防可能发生的静脉血栓栓塞症，2例未描述；88例有合并疾病/既往史的描述，包括高血压病、肾功能不全、2型糖尿病等；67例有合并用药的描述，其中35例同时使用了增加出血风险的药物（包括非甾体抗炎药、氯吡格雷、P-糖蛋白抑制剂等），其他合并用药包括降压药、降糖药等。严重AE发生时间为用药后2 min~5年，33例为患者开始服药1个月内。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中出血81例（包括胃肠道出血、脑出血和凝血障碍等），肾损伤/肾衰竭11例，食管溃疡4例，肝损伤2例，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碎裂性血管炎和剧烈咳嗽并呼吸困难各1例。发生AE后采取的措施主要为停药，停药未好转者给予对症治疗，治疗无效者行血液透析。29例患者死亡，均为发生出血事件者。101例患者中43例存在达比加群酯用药错误，其中33例剂量过大，6例存在用药禁忌证，4例给药方式错误。结论: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以出血最为常见，用药后2 min~5年均可发生，严重者可导致患者死亡。用药错误是导致达比加群酯严重AE的重要原因之一，临床应用该药应严格遵循药品说明书，指导患者正确服药。

随着对阿片药认识的不断加深和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的发展，无阿片药麻醉（opioid-free anesthesia, OFA）在临床应用越来越多。OFA是基于多模式麻醉理念，通过相关药物和/或方法来提供一个无阿片药的优质全身麻醉。许多病例报道和研究显示OFA安全可行，并可减少阿片药相关副作用。文章就OFA的概念、OFA的优势、OFA的适应证、相关药物选择（如右美托咪定、氯胺酮、利多卡因、硫酸镁、非甾体抗炎药等）及麻醉方法进行综述。OFA作为一种新的麻醉样式，其更多的益处和对患者近远期的影响有待观察，临床常规应用还存在一定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