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尸体供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acute rejection，AR)的术前危险因素并建立AR风险分层标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尸体供肾移植且随访时间大于1年的1 382例受者资料，根据受者术后1年内是否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分为急性排斥反应组(AR组，115例)与非急性排斥反应组(非AR组，1 267例)。对两组受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确定AR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回归系数建立评分标准。根据受者评分结果将其分为低危组(907例)、中危组(450例)及高危组(25例)，并分析比较不同评分组受者AR发生情况。结果:1 382例受者中术后1年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的115例，总体AR发生率为8.32%(115/1 382)。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供者年龄、供受者年龄差≥25岁、受者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ve antibody，PRA)+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阳性、供肾冷缺血时间≥12 h、供受者HLA错配数≥3、扩大标准供者(expanded criteria donor，ECD)是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高危因素(均 P<0.05)。将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最终确定供受者年龄差≥25岁( OR＝1.84，95% CI：1.19~2.83， P＝0.006)、冷缺血时间≥12 h( OR＝2.09，95% CI：1.33~3.22， P<0.001)、HLA错配数≥3( OR＝2.25，95% CI：1.49~3.39， P<0.001)、PRA+DSA阳性( OR＝2.10，95% CI：1.18~3.58， P＝0.008)、ECD( OR＝2.26，95% CI：1.47~3.51， P<0.001)五个变量，根据其回归系数计算评分，建立了基于以上5个危险因素的总分为36分的评分系统。根据评分的三分位数将受者分为低、中、高危组，三组的AR发生率分别为4.3%、14.7%和40.0%，中危组及高危组AR发生率高于低危组(均 P<0.001)。 结论:肾移植受者免疫风险分层评估能够有效地区分术后AR风险大小；针对免疫风险分层为中、高危的肾移植受者应在术前诱导和维持期适当提高免疫抑制剂的强度和剂量，并动态监测急性排斥反应和感染发生。

目的:评估T细胞表位（TCE）模型和表达模型对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合非亲缘造血干细胞移植（MUD-HSCT）供受者HLA-DPB1基因错配风险的预测功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至2019年陕西省血液中心进行HLA高分辨分型确认的MUD-HSCT供受者364例（182对）。182例受者中，男121例，女61例，年龄（26.3±14.2）岁；182例供者中，男148例，女34例，年龄（33.7±7.5）岁。应用聚合酶链反应-测序分型（PCR-SBT）、下一代测序（NGS）技术和基于LABScan ? 3D 平台的聚合酶链反应-序列特异寡核苷酸探针技术（PCR-SSO）等进行HLA-A、B、C、DRB1、DQB1、DPB1基因高分辨分型，采用PCR-SBT进行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分型，运用TCE模型和表达模型评估MUD-HSCT供受者HLA-DPB1基因错配模式和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风险。 结果:检出26种HLA-DPB1等位基因及其3′-UTR rs9277534 SNP基因型，发现并正式命名2个新等位基因HLA-DPB1*1052∶01 和HLA-DPB1*1119∶01。HLA-DPB1基因总错配率达90.66%（165/182），TCE模型允许错配占47.80%（87/182），不允许错配占42.86%（78/182）；移植物抗宿主（GvH）方向的不允许错配为13.73%（25/182），宿主抗移植物（HvG）方向的不允许错配为29.12%（53/182）。TCE模型中共有73对供受者符合表达模型评估标准，其中TCE允许错配组的受者DP5错配占34.25%（25/73），根据表达模型预测其移植后aGVHD风险为高风险；TCE不允许错配组的受者DP2错配占6.85%（5/73），受者DP5错配占10.86%（8/73），均被预测为aGVHD高风险。两种模型之间的整体一致性为27.27%，不一致性为16.97%。结论:TCE模型和表达模型是预测MUD-HSCT供受者HLA-DPB1基因错配风险的有效工具，综合应用两种模型有助于移植风险分层评估。

目的:评估利用中、高分辨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型方法计算供受者功能性表位(Eplet)错配的一致性。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施肾移植1 487例供、受者HLA中、高分辨分型资料，利用HLA Matchmaker软件计算Eplet错配数，比较供、受者中、高分辨HLA配型Eplet错配数的一致性。测定HLA分型方法之间存在Eplet错配差异的供、受者比例。结果:供受者HLA中分辨Ⅰ类和Ⅱ类位点Eplet错配的中位数分别为14(0～38)和8(0～24)；HLA高分辨Ⅰ类和Ⅱ类位点Eplet错配的中位数分别为14(0～38)和7(0～23)。使用中分辨和高分辨分型方法计算的HLA Ⅰ类[95%置信区间(CI)：0.989(0.988～0.991)]和Ⅱ类[95% CI ：0.990(0.989～0.992)]位点的Eplet错配数的相对一致性和绝对一致性都非常相似。两种方法计算的HLA Ⅰ和Ⅱ类分子Eplet错配数差别在0～2个之间的供、受者的比例分别为92.5%和97.5%，Eplet错配数差别≥3的供、受者比例分别为7.5%和2.5%。结论:利用供、受者HLA中分辨分型及高分辨分型计算Eplet错配数的一致性较好；HLA中分辨分型转换为HLA高分辨分型所计算的Eplet错配数与实际Eplet错配数基本一致。

肾移植目前仍是终末期肾病患者肾脏替代治疗的首选方法。免疫屏障是影响移植肾长期存活的最主要因素。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系统多态性被认为是同种异体免疫的主要靶点，但供受者非HLA错配触发的同种异体免疫和自身免疫在肾移植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除了内皮损伤、继发性自身抗原暴露和多态异体抗原的存在外，自身非HLA抗体和同种异体非HLA抗体的产生具有共同的步骤。非HLA抗体与移植肾排斥反应，移植肾损伤，及移植肾肾病等的发生密切相关。转录组学和全基因组学技术对供受者非HLA错配的评估使非HLA抗体形成机制得到了更深刻的理解，并且为遗传学在非HLA抗体免疫中的作用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目的 探讨血清25-羟基维生素D[25-hydroxy vitamin D,25(OH)D]水平对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acute rejection,AR)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19年1月～2022年8月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同种异体肾移植受者324例.收集受者临床资料,分别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和比色法检测移植术后早期(1月内)血清25(OH)D,甲状旁腺素(parathyroid hormone,PTH)和钙、磷水平,记录检测季节,观察移植术后一年内是否发生AR.定义25(OH)D水平≥20ng/ml为正常,≥12ng/ml～＜20ng/ml为不足和＜12ng/ml为缺乏,并分为25(OH)D正常组(n=106)、不足组(n=112)和缺乏组(n=106).按照是否发生AR分为AR组(n=51)和非AR组(n=273).分析血清25(OH)D水平基本情况,比较25(OH)D三组血清PTH,钙、磷水平和季节以及AR发生率的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R发生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血清25(OH)D水平对AR的预测价值.结果 血清25(OH)D缺乏或不足发生率为67.28％(218/324).25(OH)正常组、不足组和缺乏组血清PTH水平分别为75.44(46.42,113.23)pg/ml,78.29(58.27,152.10)pg/ml和86.84(54.64,127.3)pg/ml,AR发生率分别为 2.47％(8/324),6.17％(20/324)和7.10％(23/324),均为缺乏组最高,正常组最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H==6.784,x2=8.580,均P＜0.05).25(OH)D 缺乏(OR=3.340,95％CI:1.409～7.916),25(OH)D 不足(OR=2.442,95％CI:1.006～5.925)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cocyte antigen,HLA)错配(4～6 个)(OR=2.117,95％CI:1.027～4.363)是 AR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血清 25(OH)D 水平预测 AR 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 0.702(95％CI:0.625～0.779),最佳截断值为13.59ng/ml,特异度和灵敏度分别为66.7％,65.6％.结论 25(OH)D缺乏(＜12ng/ml)或不足(≥ 12ng/ml～＜20ng/ml)是肾移植患者发生AR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清25(OH)D水平对AR有一定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微移植(MST)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中NK细胞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13-2018年接受MST治疗的93例AML患者的数据.诱导方案为蒽环类药物与阿糖胞苷联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动员后的外周血造血干细胞(GPBSC)输注,获得完全缓解(CR)后给予2-4个疗程的中大剂量阿糖胞苷联合GPBSC强化治疗.分析移植前未达CR的42例患者经1个疗程、2个疗程MST诱导治疗后的效果.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供者NK细胞数量与KIR基因型包括KIR配体错配、2DS1、单倍型和HLA-Cw配体对患者生存的影响.结果:42例患者接受MST诱导治疗1个疗程后CR率为57.1％,2个疗程后CR率为73.7％.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中、高剂量NK细胞与患者较长的无病生存(DFS)时间显著相关(HR=0.27,P=0.005;HR=0.21,P=0.001),高剂量NK细胞与患者的较长的总生存(OS)时间显著相关(HR=0.15,P=0.000).供者2DS1阳性显著提高患者的OS(HR=0.25,P=0.011).对于60岁以下高危患者,供受者KIR配体错配组患者的DFS长于非错配组(P=0.036);供者2DS1阳性显著延长患者的OS(P=0.009).结论:NK细胞剂量、KIR配体错配与2DS1能够影响MST的治疗效果,改善AML患者的生存.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预存及新生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抗体的变化特征.方法 通过免疫磁珠液相芯片技术检测肾移植受者术前、术后各随访点血清中的抗HLA抗体,结合供者的HLA基因分型及临床资料,分析移植术后预存或新生HLA抗体变化的临床特征,并分析术前供受者HLA基因错配对术后新生抗供者HLA特异性抗体(HLA DSA)的影响.结果 术前共9例受者(8.0％,9/113)预存HLA抗体,以HLA-Ⅰ类为主(88.9％,8/9),其中仅1例含DSA(11.1％,1/9),其余均为非抗供者特异性抗体(NDSA),且所有预存HLA抗体术后6个月(1～36)内全部消失,术后受者在1、6、12、36、60个月肌酐水平分别为125.0(82 ～ 591)、102.0(84 ～ 105)、98.0(76～ 131)、111.5(75 ～137)和89.0(68～ 125) mmol/L.术后共有20例受者(19.2％,20/104)新生HLA抗体,其中6例为非持续性(Ⅰ类3例,Ⅱ类3例)、14例为持续性(Ⅰ类2例,Ⅱ类10例,Ⅰ+Ⅱ类2例).非持续性受者中1例含DSA,持续性受者中12例含DS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所有新生的25种DSA中以HLA-Ⅱ类为主(80.0％,20/25),尤其以DQ(80.0％,16/20)抗体为主.与HLA其他位点(A、B、C、DR)相比,HLA-DQ位点错配更易导致DSA产生(P=0.019、0.000、0.000、0.015),且2个等位基因错配产生DSA的概率大于1个等位基因(P=0.084).持续存在的新生DSA在初始滴度和峰值滴度上均高于非持续DSA(P=0.059,P=0.027),且呈逐渐增高趋势(P=0.017),并以HLA-Ⅱ类抗体为主(P =0.016),但两者术后新生时间的早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01).结论 术后新生HLA-Ⅱ类、高滴度及滴度持续升高的抗体都是DSA持续存在的危险相关因素.因此,术前进行供受者HLA基因分型,尤其重视DQ位点配型是预防术后主要新生HLA DSA的重要手段.

目的 探讨加速康复外科(ERAS)应用于肾移植围手术期管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474例同种异体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2016年7月至2017年4月实施传统围手术期管理的315例受者为传统组,2017年5月至2017年8月实施ERAS方案的159例受者为ERAS组.EARS组受者围手术期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取消肠道准备、术前饮用碳水化合物、早期进食、早期活动及多模式镇痛等.观察并比较两组受者术后平均住院时间、血清肌酐水平,以及胃肠道反应、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术后90 d内急性排斥反应、移植后新发糖尿病发生率和术后90 d内非计划再入院率.两组受者年龄、体质量、术前透析时间等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两组受者DGF、术后90 d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等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结果 ERAS组和传统组受者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术前透析时间、供肾类型、HLA错配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ERAS组活体和尸体肾移植受者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7.7±2.0)d和(12.8±8.3)d,均短于传统组[(9.0±3.8)d和(16.7±12.6)d],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594和-2.692,P均＜0.05).两组术后7、30和90 d血清肌酐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ERAS组腹泻发生率为5.7％ (9/159),明显低于传统组(20.7％,65/3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8.092,P＜0.05).两组尸体肾移植受者DGF、术后90 d内急性排斥反应、移植后新发糖尿病、其他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术后90 d内非计划再入院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 将ERAS应用于肾移植围手术期管理是有效、安全的,能够降低受者术后平均住院时间和腹泻发生率,同时未增加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目的 分析并探讨补体C4d、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及肾移植术后患者辅助性T细胞(Th)1、Th2水平与急性同种异体排斥反应(AR)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选取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收治的肾移植术患者共155例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AR,将发生AR的32例作为AR组,未发生AR的123例作为非AR组.分析肾活检组织中C4d表达、血清hs-CRP水平及肾移植术后Th1、Th2水平与AR的相关性.结果 两组移植前单克隆抗体使用、移植前输血、移植后输血、术前群体反应性抗体≥10％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R组术中供肾冷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HLA错配个数均低于非AR组(P＜0.01).AR组患者的补体C4d阳性率、血清hs-CRP及肾移植术后Th1、Th1/Th2水平高于非AR组,Th2低于非AR组(P＜0.01).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补体C4d阳性、血清hs-CRP、Th1、Th1/Th2水平与肾移植术后AR存在显著正相关性(P＜0.05),Th2水平则存在负相关性(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Th1、高hs-CRP、补体C4d阳性是肾移植术后发生AR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高Th2是保护因素(P＜0.01).结论 Th1、hs-CRP水平增高、补体C4d阳性与肾移植术后发生AR的风险增加有关,Th2增高与AR的风险降低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