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肾移植前内皮粘蛋白(EMCN)抗体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BMR)以及移植物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选择2021～2022年在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移植肾穿刺活检诊断为ABMR或高度怀疑为ABMR的受者作为病例组，以2022年行肾移植且移植肾功能稳定的受者作为对照组。最终病例组纳入18例受者，对照组纳入37例受者；另有9例受者移植肾穿刺活检诊断为非ABMR，纳入移植物预后分析。比较两组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差异，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移植前EMCN抗体预测术后ABMR的最佳截断值，分析移植前EMCN抗体对移植肾存活和功能恶化的影响，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ABMR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病例组和对照组受者移植前EMCN抗体检测校正值分别为(0.87±0.64)和(0.41±0.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5，P<0.05)。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对ABMR发生具有预测作用，ROC曲线下面积为0.7679(95%CI 0.64～0.90，P<0.05)。根据约登指数(0.41)确定截断值为0.4276，敏感度为70.59%，特异度为70.27%。移植前EMCN阳性受者和EMCN阴性受者移植肾存活率无统计学意义差异(P>0.05)，EMCN阳性受者经移植肾穿刺活检确诊或高度怀疑ABMR的比例高于EMCN阴性受者(41.4%和14.3%)，移植肾功能恶化比例亦高于EMCN阴性受者(48.3%和11.4%)(P均<0.05)。肾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和HLA-DSA是术后发生ABMR的独立危险因素(HR＝5.50和5.56，95%CI 1.89～16.06和1.08～28.63)，供肾冷缺血时间越短ABMR风险越低(HR＝0.41，95%CI 0.25～0.70)。结论:肾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与术后ABMR和移植物功能恶化相关，对ABMR有预测作用，是ABMR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术后患者血清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2(TIMP-2)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IGFBP7)对术后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宁波大学附属李惠利医院收治的DCD肾移植患者。纳入标准：①数据资料完整；②术后早期未发生影响移植肾功能的严重并发症。排除标准：①数据资料不完整；②患者不能或不愿配合研究；③术后早期发生影响移植肾功能的严重并发症。用ELASE法定量检测患者肾移植术后6、12、24、48、72 h以及术后7 d的血清TIMP-2和IGFBP7水平，监测同期及术后21 d血肌酐值。根据DGF的发生情况，分析不同时间点TIMP-2和IGFBP7测量值以及二者乘积(TIMP-2×IGFBP7)对肾移植术后发生DGF的预测能力。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UC)评价TIMP-2和IGFBP7对DGF的诊断效能。结果:共纳入33例患者，DGF组7例(21.2%)，非DGF组26例(78.8%)，两组的性别(男/女：3/4例与10/16例)、年龄[48(34～56)岁与45(23～61)岁]、供体肾小球滤过率[98.5(15.8～132.5)ml/(min·1.73m 2)与79.1(60.6～102.5)ml/(min·1.73m 2)]、术前肌酐[1 114.0(731.4～1 293.0)μmol/L与858.4(657.6～1 051.9)μmol/L]、术前尿素氮[15.0(13.2～19.6)mmol/L与17.3(13.6～20.9)mmol/L]、术前白蛋白[43.5(38.5～45.3)mmol/L与41.2(37.5～46.1)mmol/L]、透析方式(血透/腹透：3/4例与9/17例)、术中热缺血时间[6(5～7)min与5(4～6)mi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DGF组血清IGFBP7、TIMP-2×IGFBP7值在各个时间点均高于非DGF组( F＝15.753， P＝0.040； F＝13.000， P＝0.024)，而两组间血清TIMP-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157， P＝0.075)。对DGF的诊断价值，血清IGFBP7在术后48 h的AUC为0.863(95% CI 0.696～1.000， P＝0.004)，以5.97 ng/ml为界值时，敏感性为85.7%，特异性为80.8%；TIMP-2×IGFBP7在术后48 h的AUC为0.819(95% CI 0.641～0.996， P＝0.011)，以62.06(ng/ml) 2为界值时，敏感性为71.4%，特异性为80.8%；两者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DGF组术后7 d血清IGFBP7与肌酐动态变化曲线存在差异，且术后7 d血清IGFBP7与术后21 d肌酐值成正相关( r＝0.808， P<0.05)。 结论:血清IGFBP7和TIMP-2×IGFBP7能够较准确、敏感地早期预测DCD供肾术后DGF的发生，预测价值随时间变化，以术后48 h和术后7 d最有价值。血清TIMP-2无预测价值。

肾移植患者需要服用多种免疫抑制剂抗排斥治疗，是各类感染的高危人群。罕见病原体感染、混合感染是诊断及治疗的难点，抗生素覆盖病原微生物不准确和血药浓度不足均会影响疗效，增加病死率，及时且精准的鉴定病原微生物至关重要 [1]。现阶段病原微生物检测最常见的方法是体液涂片和培养，组织病理学检查是侵袭性真菌感染确诊的金标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能够快速、准确、高灵敏度的找到特定感染病原体，抗原抗体检测可区分急性和既往感染。但体液培养耗时长、灵敏度差、抗生素治疗后送检标本的阳性率更低。怀疑侵袭性真菌感染时，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获取感染组织标本送检组织病理学检查。PCR难以发现未知病原微生物。免疫抑制患者的病原微生物抗体检测，诊断效率亦欠佳 [2]。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mNGS）可直接提取送检样本中全部微生物的核酸进行高通量测序，快速且客观的检测样本中的病原微生物，广覆盖、无偏倚、无需假设。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急危重症和免疫缺陷患者感染的鉴别诊断中 [3,4]。本文报道1例肾移植患者，间断发热1个月，右侧鼻翼及鼻腔丘疹样溃疡形成，双侧眼睑粘膜红肿，CT见两肺大片状及结节样实性密度影，通过mNGS鉴定出马尔尼菲蓝状菌、烟曲霉、哥伦比亚分枝杆菌混合感染，调整抗生素后病情好转，现进行分析总结。

患者既往有肾脏异体移植术病史1年余，因"乏力伴肝功能异常半月余"入院，经保肝治疗后效果不佳，抗戊型肝炎病毒(HEV)IgM持续阳性，血清、粪便HEV RNA及血清、尿液、粪便HEV抗原持续阳性超过3个月，HEV基因分型为4型，考虑为慢性戊型肝炎。经过调整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剂量，其肝功能指标逐渐下降，1年后HEV RNA及抗原均自发转阴，肝功能恢复正常。提示器官移植术后肝功能异常需考虑HEV感染可能，治疗方案首选减少免疫抑制剂剂量。

目的:了解肾移植术后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临床特点，提高对其认识和临床诊疗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2例肾移植术后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病例资料，结合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结果:2例受者在慢性肾脏病期均无明显表现，而在肾移植后出现高血压伴持续性低钾血症，一般降压药物无疗效，口服补钾治疗效果欠佳。排除高血压和低钾血症的常见原因后对受者进行了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相关检查。2例受者的血浆醛固酮及醛固酮肾素比大幅升高，血浆肾素活性受到抑制，腹部CT检查显示肾上腺单侧腺瘤。2例受者均接受腹腔镜肾上腺切除术，术后血钾恢复正常，血压控制明显改善。结论:(1)肾移植术后高血压伴持续性低钾血症应考虑到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可能；(2)腹腔镜下肾上腺切除术能够有效治疗肾移植后单侧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目的:分析尸体供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acute rejection，AR)的术前危险因素并建立AR风险分层标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尸体供肾移植且随访时间大于1年的1 382例受者资料，根据受者术后1年内是否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分为急性排斥反应组(AR组，115例)与非急性排斥反应组(非AR组，1 267例)。对两组受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确定AR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回归系数建立评分标准。根据受者评分结果将其分为低危组(907例)、中危组(450例)及高危组(25例)，并分析比较不同评分组受者AR发生情况。结果:1 382例受者中术后1年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的115例，总体AR发生率为8.32%(115/1 382)。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供者年龄、供受者年龄差≥25岁、受者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ve antibody，PRA)+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阳性、供肾冷缺血时间≥12 h、供受者HLA错配数≥3、扩大标准供者(expanded criteria donor，ECD)是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高危因素(均 P<0.05)。将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最终确定供受者年龄差≥25岁( OR＝1.84，95% CI：1.19~2.83， P＝0.006)、冷缺血时间≥12 h( OR＝2.09，95% CI：1.33~3.22， P<0.001)、HLA错配数≥3( OR＝2.25，95% CI：1.49~3.39， P<0.001)、PRA+DSA阳性( OR＝2.10，95% CI：1.18~3.58， P＝0.008)、ECD( OR＝2.26，95% CI：1.47~3.51， P<0.001)五个变量，根据其回归系数计算评分，建立了基于以上5个危险因素的总分为36分的评分系统。根据评分的三分位数将受者分为低、中、高危组，三组的AR发生率分别为4.3%、14.7%和40.0%，中危组及高危组AR发生率高于低危组(均 P<0.001)。 结论:肾移植受者免疫风险分层评估能够有效地区分术后AR风险大小；针对免疫风险分层为中、高危的肾移植受者应在术前诱导和维持期适当提高免疫抑制剂的强度和剂量，并动态监测急性排斥反应和感染发生。

目的:总结和分析小儿双供肾整体移植的临床疗效，并探讨经验和教训。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肾移植科2011年7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36例小儿双供肾整体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主要观察移植肾存活率、移植肾丢失以及泌尿系统并发症发生率，还包括蛋白尿，出血等。随访3年，观察患者生存率及血清肌酐变化。结果:术后1年、3年的移植物存活率均为83%(30/36)，移植受者存活率均为100%(36/36)，移植物长期存活的30例受者中，术后3年血肌酐水平持续下降。移植肾丢失发生率为16.7%(6/36)，其他并发症包括泌尿系统并发症16.7%(6/36)、出血11.1%(4/36)等。蛋白尿的发生比例逐步下降，大部分在随访期间消失。结论:小儿双供肾整体移植具有良好的长期移植肾功能和存活率，是一个增加供体库的可行、有效方法。

目的:评价移植前活检联合肾脏灌注运输器(Lifeport)对移植肾近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对2017年12月至2019年12月于东部战区总医院行肾移植手术的34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移植前活检组织病理学资料、Lifeport参数和受者术后3个月内的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进行分析，观察组织病理学指标和Lifeport参数与术后3个月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的关系和对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预测价值。结果:术后发生DGF 13例，占38.2%。DGF组供肾获取时血肌酐以及Lifeport低温机械灌注(HMP)后0.5、1、2、4 h的阻力指数(RI)显著高于非DGF组，其中RI以HMP 4h时两组差异最显著。组织学方面，DGF组急性肾小管损伤(ATI)评分较非DGF组高，而Remuzzi评分两组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移植术后3个月时的eGFR与HMP 4h时的RI以及Remuzzi评分之间具有相关性(RI： r＝-0.48， P<0.001；Remuzzi评分：ρ＝-0.42， P＝0.01)，而与ATI评分之间相关性没有统计学意义。另外，Lifeport HMP 4 h的RI联合ATI评分可以将预测DGF的敏感度提高至100%(95% CI：75.3%～100%)，特异度提高至90.5%(95% CI：69.6%～98.8%)。 结论:DGF组供肾获取时血肌酐、Lifeport RI以及ATI评分显著高于非DGF组，而移植术后3个月时的eGFR与Lifeport RI以及Remuzzi评分之间具有相关性；ATI评分与Lifeport灌注4 h的RI联合可以提高DGF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收治1例肾移植术后因耐碳青霉烯肺炎克雷伯菌(CRKP)引起复杂性难治性泌尿系感染的受者，给予多种抗感染方案治疗仍多次复发，效果欠佳；后通过改行粪菌移植(FMT)辅助治疗取得良好疗效，随访时间>3个月，期间体温正常，尿培养阴性，无腹泻、腹痛、恶心、尿路刺激及其他部位感染等不适，移植肾功能稳定。

目的:总结单中心儿童肾移植术后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的发生情况及防治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5月至2021年7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完成移植和/或术后门诊规律随访的104例儿童肾移植受者中，出现CMV感染9例(8.65%)的临床资料。其中，男6例，女3例；中位年龄10岁(3月龄~15岁)。结果:9例受者中，采用多克隆抗体进行免疫诱导6例，术前CMV IgG阴性4例。除1例外，余8例均因围手术期肾功能恢复不佳未早期使用抗CMV预防药物。CMV感染中位时间为肾移植术后22 d(7~50)d。9例受者中，7例出现发热、肺炎和腹泻等症状，2例无典型症状。3例受者感染CMV同时并发其他病毒、细菌或真菌感染。3例在感染CMV同时或CMV DNA转阴后出现细胞或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9例受者经过注射更昔洛韦或口服缬更昔洛韦治疗后，均痊愈出院，血CMV DNA转阴中位时间为32 d(17~90)d。结论:儿童肾移植术后CMV感染风险高，且发生时间较早，应综合考虑CMV感染高危因素，在移植后尽早启动CMV普遍性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