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是起源于人体各种组织，如骨髓、脂肪组织、脐带、胎盘、牙髓的一类多能干细胞 [1]。MSCs的分泌组包括MSCs条件培养基、各种旁分泌/自分泌因子等以及称为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 EVs）的小泡分泌物 [2]。与MSCs一样，MSCs-EVs作为一种重要的信号传导介质，可以有效转运各种miRNAs、LncRNAs和蛋白质等至靶细胞内 [3,4]，发挥着炎症-免疫调节、抗凋亡、调控靶细胞的组织再生修复等作用，在脓毒症、创伤等急危重症中得到一定应用 [5,6]。

青光眼是以视网膜神经节细胞(RGCs)凋亡为基础，以视野缺损和视神经萎缩为特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视神经损伤后无法再生，最终导致视功能不可逆损害。近年来干细胞治疗成为组织修复和再生的研究热点，在神经退行性病变领域的应用受到广泛关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具有自我增生和多向分化潜能，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诱导能够向视网膜神经元样细胞进行转化，并经玻璃体腔注射、视网膜下腔注射以及自体归巢途径进行眼内移植，BMSCs在损伤视网膜局部发挥多重生物学作用；通过细胞替代、旁分泌营养因子和细胞因子以及外泌体等多种机制及信号通路，参与视神经以及视功能的保护和修复，减少RGCs的凋亡，延缓视网膜神经纤维层丢失和视神经萎缩，为青光眼等视神经退行性疾病受损细胞及视神经修复提供新的治疗手段。本文将通过BMSCs诱导分化、细胞移植途径以及BMSCs对青光眼视神经损伤修复的机制进行综述。

目的:对1个旁系血亲婚配的Chediak-Higashi综合征家系的CHS1/LYST基因进行变异检测，探讨LYST基因变异与临床表型的关系。方法:收集临床资料及家系调查，分析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提取患者外周血DNA及父母等16名亲属指甲的DNA，采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患者的致病基因，根据基因变异点对亲属相应位点做Sanger测序，确认携带者。结果:该家系中2例患者临床均有皮肤部分白化及免疫缺陷，表现为反复严重感染、出血倾向且发生嗜血现象，骨髓细胞及血涂片检查均出现粗大的嗜酸性包涵体颗粒。LYST基因第34外显子存在c.8782C>T(p.Gln2928*)纯合无义变异，与其表型相关，且该变异为新变异点。确认6名表型正常的家系成员的LYST基因存在与先证者相同的杂合变异，另10名表型正常的家系成员则均未检测到该变异。结论:基因变异分析结果丰富了Chediak-Higashi综合征致病基因的变异谱，为临床明确病因提供了重要依据，并为家系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提供了参考依据。

目的:了解我国医师对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策略的认知现状。方法:编制问卷，于2017年4至6月中国医师协会儿童重症医师分会368名儿童重症医师完成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邮件问卷调查。结果:回收有效问卷368份(应答率45.1 %)，单位应答率87.2%(68/78)。59.2%和77.7%受访者选择清创手术和体液引流等清除病灶；90.8%受访者选择休克1 h内使用抗生素；98.4%选择生理盐水，72.3%使用白蛋白，53.8%选择血浆进行液体复苏；休克复苏静脉通路开通困难时，57.1%首选开通骨髓内通路；79.3%和83.2%受访者使用糖皮质激素和静脉丙种球蛋白等辅助治疗；96.7%受访者可提供氧气和机械通气支持，85.3%提供持续肾替代治疗，22.0%提供体外膜肺氧合等脏器支持。322名(88.7%)、188名(51.1%)和85名(23.1%)受访者符合液体复苏、正性肌力药物和缩血管药物的临床模拟病例的"最佳建议"；缩血管和正性肌力药物模拟病例中，分别有69.3%和24.2%受访者选择液体复苏治疗；液体复苏病例中，49.7%(183/368)受访者进行液体容量和反应性评估，评估仪器包括重症床旁超声[39.4%(145/368)]，生物阻抗监测器[10.3%(38/368)]和经肺热稀释装置[6.3%(23/368)]；接受儿童高级生命支持课程( P＝0.006)和重症专科培训中心培训( P＝0.002)的儿科医生做出"最佳建议"选项的比例高于未参加培训者。 结论:我国儿童脓毒性休克治疗现状是积极的病灶清除、抗生素使用及脏器支持等，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意识增加，但可能存在过度液体输注，不合理使用血浆、激素和丙种球蛋白等，不同形式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可能促进合理治疗。

目的:比较初诊多发性骨髓瘤（NDMM）非髓外病变（non-EMD）、骨旁髓外（EM-B）和软组织髓外（EM-E）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并探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对EMD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15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515例NDMM患者，114例（22%）伴EMD患者，其中EM-B组91例（18%），EM-E组23例（4%）。通过卡方检验比较3组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通过Kaplan-Meier法比较3组患者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差异；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多因素分析确定独立预后因素。结果:三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国际分期系统（ISS）分期、轻链、肌酐清除率、细胞遗传学危险度、17p缺失、是否接受ASCT和诱导方案类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3% EM-E患者M蛋白为IgD型，显著增高（ P=0.021）。non-EMD、EM-B和EM-E 3组患者中位PFS时间分别为27.4、23.1和14.0个月，中位OS期分别为未达到、76.8个月和25.6个月，EM-E的PFS（对non-EMD， P=0.004；对EM-B， P=0.036）和OS（对non-EMD， P<0.001；对EM-B， P=0.002）最差，而EM-B与non-EMD组之间PFS和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中，EM-E是NDMM患者OS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 HR=8.779， P<0.001），对PFS也产生不良影响（ HR=1.874， P=0.050）。在未接受ASCT患者中，EM-B患者OS显著差于non-EMD组（中位76.8个月对未达到， P=0.029），但在ASCT患者中，EM-B和non-EMD组PFS和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与初诊non-EMD、EM-B比较，EM-E患者预后最差，而且EM-E是NDMM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ASCT能克服EM-B的不良预后。

患者女，58岁，因"上腹部疼痛3个月余伴消瘦"就诊。胃镜提示胃多发病变，淋巴瘤可能。病理：考虑为小B细胞性淋巴瘤，倾向黏膜相关淋巴组织(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MALT)结外边缘区淋巴瘤。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图1)：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 CK；－)，CD20(+)，CD19(+)，CD3(－)，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约30%+)，B淋巴细胞瘤－6(B－cell lymphoma－6, Bcl－6；－)，细胞周期蛋白－D1(Cyclin－D1；－)，SOX11(－)，CD5(－)，CD10(少量+)，CD23(部分+)，Kappa(+)，Lambda(少数+)。碳13呼气试验阴性。为明确淋巴瘤分期行PET/CT(美国GE公司Discovery STE型)显像。 18F－FDG(本科室自行制备，放化纯>95%)PET/CT结果(图2A~2C)示胃体上段后壁及胃窦前壁多发局部增厚区，大小分别约1.9 cm×1.2 cm×2.3 cm、4.3 cm×0.8 cm×3.2 cm，黏膜面不规整，FDG摄取不同程度增高，SUV max分别为5.3和4.0，延迟显像SUV max为5.1和4.1。胃窦旁大网膜数枚结节影，最大径约1.0 cm，FDG摄取轻度增高，SUV max为2.1，延迟显像SUV max为2.0(图2D)。全身其余各部位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影，骨髓摄取未见异常。患者知情同意后入组 18F－AlF－1，4，7－三氮杂环壬烷－1，4，7－三乙酸(1，4，7－triazacyclononane－1，4，7－triacetrcacid, NOTA)－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抑制剂(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 inhibitor, FAPI)－46(简称 18F－FAPI)(本科室自行制备，放化纯>95%，前体NOTA－FAPI－46由南昌探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PET/CT显像临床试验，结果(图3A~3C)示胃壁多发增厚区FAPI摄取轻度增高，SUV max为2.3，延迟显像SUV max为2.1。胃窦旁大网膜结节FAPI摄取未见异常(图3D)。

间充质干细胞（MSCs）外泌体能够通过旁分泌作用，发挥类似干细胞的促进组织器官修复再生的功能，避免了直接移植MSCs的风险，如致瘤、伦理、免疫排斥反应等。MSCs外泌体参与细胞通讯，维持微环境的稳态，促进细胞的增殖、迁移及细胞外基质的修复再生，且能够在不同物种之间传递，却不会引起明显的免疫反应，在组织器官的修复与再生方面表现出巨大潜力。笔者就MSCs外泌体的特征、提取、鉴定及其在脊髓、皮肤、骨、肌腱和神经等组织器官创伤修复再生方面应用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为临床应用MSCs外泌体修复组织器官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显微镜辅助微创前路腰椎间盘切除减压零切迹融合术（anterior lumbar discectomy and fusion，ALDF）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的疗效。方法:设计、制作前路腰椎撑开器，作用为维持椎间隙撑开并显露椎间隙后缘。2018年6月至2020年12月采用该术式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患者41例，男19例，女22例；年龄29~71岁，平均42.1岁。临床表现均为顽固性腰痛。影像学表现为腰椎间盘明显退变、椎间隙狭窄。腰椎间盘突出伴终板炎7例，腰椎管狭窄伴失稳16例，腰椎滑脱18例。病变节段：L 2,3 1例，L 3,4 3例，L 2~L 4 1例，L 4,5 17例，L 5S 1 19例。L 2~L 4行腹直肌旁斜切口，L 4~S 1行正中偏左横切口，腹膜外入路显露椎间盘，切除椎间盘内容物后撑开椎间隙，安置自制撑开器，显微镜下切除突出的椎间盘髓核组织、后纤维环及椎体后缘骨赘行充分减压，椎间植入自锚式融合器。主要观察指标为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椎间隙高度、椎间隙前凸角度及滑脱率。 结果:41例均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70~120 min，平均为90 min；术中出血量15~70 ml，平均为30 ml；均未发生神经或血管损伤等严重并发症。术后随访时间为12~36个月，平均18个月。末次随访时VAS评分自术前（6.4±2.3）分降低至（1.1±0.9）分，ODI自术前44.9%±16.9%降低至5.8%±4.7%，椎间隙高度自术前（7.2±2.8）mm恢复至（12.1±2.1）mm，椎间隙前凸角度自术前6.9°±4.8°恢复至10.1°±4.6°。末次随访时X线片示椎间隙高度、椎间隙前凸角度均明显恢复，融合器明显无移位或下沉，植骨块模糊。18例滑脱患者滑脱率自术前16.6%±9.3%降至7.6%±5.3%，平均改善率为54.2%。结论:显微镜辅助微创ALDF治疗腰椎退变性疾病能够达到充分减压和零切迹重建，近期效果优良。

目的:探讨miRNAs介导的胶质瘤肿瘤微环境(TME)中巨噬细胞(Mφ)的恶性转化及其机制。方法:应用集落刺激因子诱导表达绿色荧光蛋白(GFP)的小鼠骨髓来源细胞(BMDCs)分化，获得Mφ-GFP。将胶质瘤干细胞(GSCs)与Mφ-GFP体外共培养，筛选具备无限增殖潜能的Mφ-GFP，即恶变巨噬细胞(t-Mφ)。通过miRNAs芯片分析获取t-Mφ与正常Mφ的miRNAs差异表达谱。分别比较目标miRNA在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计划(CGGA)不同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胶质瘤组织、来源于手术切除的10例胶质瘤组织与瘤旁组织、t-Mφ与正常Mφ中的表达水平，并分析目标miRNA表达水平与患者生存期的相关性。采用流式细胞术、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B)及荧光素酶活性实验探讨目标miRNA调控TME中Mφ恶变的分子机制。结果:通过建立双色荧光示踪共培养体系，成功获得具备无限增殖潜能的单克隆GFP +细胞，并表达Mφ标志物F4/80和CD11b。miRNAs芯片差异表达谱和qRT-PCR结果证实，与正常Mφ相比，miR-223-3p在t-Mφ中的表达显著升高。临床分析中，胶质瘤组织样本中miR-223-3p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配对的瘤旁组织( P<0.01)。对CGGA的分析结果发现，胶质母细胞瘤中的miR-223-3p表达水平显著高于低级别胶质瘤(WHO 2/3级)( P<0.001)。生存分析结果提示，低表达miR-223-3p胶质瘤患者的总体生存期显著优于高表达组( P<0.01)。下调miR-223-3p可促进t-Mφ的凋亡( P<0.01)。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RIPK3)基因3′-UTR区存在miR-223-3p潜在的结合位点。荧光素酶活性实验结果显示，与共转染miR-223-3p模拟物对照和RIPK3-WT的细胞相比，共转染miR-223-3p模拟物和RIPK3-WT的t-Mφ细胞荧光强度显著降低( P<0.01)。qRT-PCR和WB实验结果证实，miR-223-3p下调的t-Mφ中RIPK3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而miR-223-3p过表达的t-Mφ中RIPK3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此外，miR-223-3p抑制剂/RIPK3抑制剂组t-Mφ的凋亡细胞比例显著低于miR-223-3p抑制剂组( P<0.01)。 结论:GSCs可诱导TME中Mφ的恶性转化，而miR-223-3p可靶向抑制t-Mφ中RIPK3的表达，进而抑制t-Mφ的细胞凋亡。

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种多能干细胞，主要通过旁分泌机制发挥卒中治疗作用。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源性外泌体在减轻卒中后损伤、促进神经修复和血管生成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文章阐述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源性外泌体在卒中治疗机制方面的研究进展，探讨以微RNAs为代表的外泌体内生物活性物质的治疗机制和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