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孕期妊娠相关血浆蛋白-A(PAPP-A)、非酯化脂肪酸(NEFA)及血管紧张素(AGT)水平与妊娠期高血压的关系.方法 选取沧州市人民医院产科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期间收治的98例妊娠期高血压患者作为观察组,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分为轻度组、中度组、重度组;另选取同期同一医院产检正常的50例孕妇作为对照组.检测两组妊娠12～14周血清PAPP-A、NEFA及AGT水平,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不同亚组血清PAPP-A、NEFA及AGT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血清PAPP-A、NEFA及AGT水平之间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独立因素.结果 观察组血清PAPP-A、NEFA及AGT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轻度组、中度组、重度组血清PAPP-A、NEFA及AGT水平均依次升高(P＜0.05).妊娠结局不良组不良孕产史、高血压家族史比例及血清PAPP-A、NEFA、AGT水平均高于正常组(P＜0.05).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妊娠期高血压患者血清PAPP-A、NEFA及AGT水平之间呈正相关(P＜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不良孕产史及血清PAPP-A、NEFA、AGT水平是妊娠期高血压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孕期血清PAPP-A、NEFA及AGT水平与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生及病情程度密切相关,且为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经远端桡动脉入路(dTRA)在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患者中行介入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纳入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期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经dTRA或常规桡动脉入路(TRA)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 10 033 例复杂冠状动脉病变(B2 型及C型病变)患者,其中TRA组 9 625 例、dTRA组 408 例;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两组各纳入 391 例患者.比较倾向性评分匹配前后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PCI术中资料(包括病变特点、介入操作成功率等)、入路相关大出血事件发生情况.结果:倾向性评分匹配前,dTRA组中合并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家族史、心肌梗死病史、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史的患者比例均明显高于TRA组(P均<0.05);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两组的基线资料相似(P均>0.05).倾向性评分匹配前,与TRA组相比,dTRA组中B2 型病变患者比例较高,而C型病变、应用血管内超声(IVUS)的患者比例较低(P均<0.05),两组的慢性完全闭塞病变患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与TRA组相比,dTRA组中应用IVUS的患者比例较低,而支架置入数量较多(P均<0.05),两组在SYNTAX积分、指引导管大小、靶病变分布、应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的患者比例、介入操作成功率、入路相关大出血事件发生率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与TRA相比,经dTRA对复杂冠状动脉病变行介入治疗同样安全、有效.

目的 了解福建省龙岩市糖尿病居民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患病情况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调查研究.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福建省龙岩市7个县市区的112个镇街中纳入社区慢性病随访管理系统的糖尿病患者10 061例作为目标调查人群.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常规全身检查及视力和免散瞳眼底数码照相检查.剔除身高、体重、血压、空腹血糖(FPG)、糖尿病病程均缺失者762例,不能窥清眼底者507例,最终纳入统计分析8 792例.DR诊断及分型参照2019年DR国际临床分级标准;单眼或双眼DR者均作为1例纳入DR患病率统计;双眼DR以程度较重眼进行DR分级.按有、无DR对受检者进行分组;以平均年龄67岁为界分为年龄≤67岁组、＞67岁组进行统计分析.采用x2检验统计分析与患病相关的影响因素;通过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DR的影响因素.结果 8 792例受检者中,检出DR 888例(10.1％,888/8 792)(DR组);无DR 7 904例(89.0％,7 904/8 792)(无DR组).与无DR组比较,DR组患者FPG(Z=-12.448)、糖尿病病程(Z=-18.936)、收缩压(Z=-4.237)、舒张压(Z=-2.881)、体重指数(BMI)≥24 kg/m2者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高血压(x2=11.450)、高血脂(x2=5.100)、肾脏疾病(x2=7.039)、糖尿病家族史(x2=5.0.25)以及是否规律用药(x2=66.034)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67岁组、＞67岁组分别为4 688、4 104例.年龄≤67岁组中,不同FPG水平(x2=111.754)、糖尿病病程(x2=231.658)、BMI(x2=12.404)、收缩压(x2=17.912)、是否规律用药(x2=40.727)以及有无高血脂病史(x2=6.816)、高血压病史(x2=6.775)者DR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67岁组中,不同FPG水平(x2=59.916)、糖尿病病程(x2=128.362)、收缩压(x2=5.183)、是否规律用药(x2=22.097)以及有无肾脏疾病(x2=6.251)、糖尿病家族史(x2=4.967)者DR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有无吸烟史、有无饮酒史、有无运动习惯、有无心脏病史、有无其他疾病家族史的糖尿病患者间DR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7岁者,FPG[比值比(OR)=1.074,95％可信区间(CI)1.046～1.102]、糖尿病病程(OR=1.088,95％CI 1.071～1.106)、收缩压(OR=1.007,95％CI 1.001～1.013)、肾脏疾病(OR=3.617,95％CI1.268～10.320)为DR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67岁者,FPG(OR=1.088,95％CI1.067～1.110)、糖尿病病程(OR=1.108,95％CI 1.091～1.125)、收缩压(OR=1.008,95％CI 1.003～1.013)是DR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BMI≥24 kg/m2(OR=0.934,95％CI0.908～0.965)是DR的保护因素(P＜0.05).年龄、是否规律用药、高血压、高血脂均为DR发生的可疑混杂因素.结论 福建省龙岩地区糖尿病患者DR患病率为10.1％;FPG、糖尿病病程、收缩压为DR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是否规律用药、高血压、高血脂为DR发生的可疑混杂因素.

目的 探讨妊娠期高血压(hypertension during pregnancy,HDP)患者血清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和Smad3、Smad4的浓度与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妇产科2021年1月至2022年8月诊治的96例HDP患者作为研究组,同时选取96名在本院产检且一般资料与HDP患者相匹配的正常孕妇作为对照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孕妇发生HDP的相关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分析TGF-β1和Smad3、Smad4对HDP的诊断效能.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孕周、孕次、三酰甘油(triacylglycerol,TG)、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血清TGF-β1、Smad3、Smad4浓度及有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家族史的患者所占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高血压家族史、TGF-β1、Smad3、Smad4浓度升高均为孕妇发生HDP的危险因素(P<0.05).血清TGF-β1、Smad3、Smad4诊断HDP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52、0.720、0.730,而三者联合诊断的曲线下面积为0.916,三者联合优于血清TGF-β1、Smad3、Smad4各自单独诊断(Z三者联合-TGF-β1=6.864、Z三者联合-Smad3=5.955、Z三者联合-Smad4=5.907,P均<0.001),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29%、78.50%.结论 血清TGF-β1、Smad3、Smad4浓度与HDP的发生密切相关,三者联合检测对HDP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目的 探讨NGAL、HMW-ADP在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孕妇表达及与继发子痫前期的关系分析.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2021年6月至2023年8月本院产科收治的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129例,为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组,其中继发子痫前期51例,非继发子痫前期78例.选择同期正常妊娠的孕妇120例作为健康孕妇组,对比两组孕妇以及继发子痫前期和非继发子痫前期孕妇血清NGAL、HMW-ADP水平,对比继发子痫前期和非继发子痫前期孕妇相关资料,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继发子痫前期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血清NGAL、HMW-ADP水平对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继发子痫前期的预测价值.结果 与健康孕妇组相比,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组患者血清中NGAL水平明显升高(P<0.05),HMW-ADP水平显著降低(P<0.05);与非继发子痫前期的患者相比,继发子痫前期患者血清中NGAL水平明显升高(P<0.05),HMW-ADP水平显著降低(P<0.05);非继发子痫前期和继发子痫前期患者是否合并妊娠期糖尿病、是否有子痫前期家族史、尿酸、24h尿蛋白定量、红细胞压积、TG、TC、LDL-C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合并妊娠期糖尿病、子痫前期家族史、24h尿蛋白定量、尿酸、LDL-C、NGAL是影响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继发子痫前期的危险因素(P<0.05),HMW-ADP是影响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继发子痫前期的保护因素(P<0.05);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血清NGAL和HMW-ADP水平单独检测继发子痫前期的AUC值分别为0.833和0.887,NGAL联合HMW-ADP检测继发子痫前期的AUC值0.936,NGAL联合HMW-ADP检测的AUC值明显高于血清NGAL和HMW-ADP水平单独检测(Z=3.016,3.682,P<0.05).结论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血清中NGAL水平升高,HMW-ADP水平降低,两者是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继发子痫前期的影响因素,联合检测NGAL和HMW-ADP水平对于继发子痫前期具有一定的诊断效能.

目的:评价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的健康教育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的干预效果。方法:于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以北京市顺义区人口规模和医疗卫生条件相当的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研究现场，招募400例新近诊断的高血压患者，以社区为单位，采用整群随机分组将研究对象分为干预组（206例）和对照组（194例）。对干预组进行3次20~30 min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的健康教育，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前后分别收集两组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健康素养和健康信念等信息，并进行血压测量。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两组对象干预前后的血压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干预组和对照组中完成研究的患者分别为134和129例。调整年龄、性别、家庭月收入、医疗保险、常见慢性病、高血压家族史等因素后，干预使健康信念的感知服药障碍维度得分提高了1.65分（ P=0.016），感知高血压严重性维度得分下降了0.73分（ P=0.018）。干预使高血压患者收缩压下降了7.37 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下降了4.07 mmHg，β（95 %CI）值分别为-7.37（-11.88，-2.86）、-4.07（-7.30，-0.84）。健康信念的感知高血压易感性和自我效能维度对患者血压变化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的健康教育可明显改善社区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

本研究通过对海口市社区高血压高危人群进行干预，探讨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技术对高血压高危人群的血压控制效果，为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的防治提供参考。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于2021年7至12月期间在海口市15个社区招募295名高血压高危人群，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15个社区随机分为空白组、传统组和互联网+组3个组。空白组即课题组不采取特殊的干预措施组（99名），所在社区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之健康教育服务规范》进行常规干预；传统组（95名）在空白组的基础上，由课题组额外采取举办讲座和分发科普书籍等传统方式进行干预；互联网+组（101名）在传统组的干预基础上额外采取互联网手段进行干预。于6个月后对其进行一般状况调查、实验室生化检查和体格测量。采用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干预前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干预后组间比较用协方差分析，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区间）即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使用k样本Kruskal-Wallis单因素ANOVA法。用构成比或率描述计数资料，在干预前组间均衡可比的前提下，干预后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结果显示，共纳入295名调查对象，其中男性占35.6%（105名），女性占64.4%（190名）；年龄范围为55~74岁、（64.69±5.73）岁；95.6%（282名）为已婚。三组调查对象入组时在性别、年龄、家族史、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态、饮酒习惯、规律运动、膳食情况、SBP（收缩压）、DBP（舒张压）、脉压差、BMI（身体质量指数）、叶酸、24 h尿钠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饮酒率表现为互联网+组（29名，28.7%）<传统组（47名，49.5%）<空白组（66名，66.7%）（ χ2=28.948， P<0.001）；规律运动率表现为互联网+组（37名，36.6%）高于传统组（18名，18.9%）和空白组（16名，16.2%）（ χ2=13.476， P=0.001）。干预后，与空白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钠和叶酸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与传统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互联网+组［SBP：（128.95±6.55）mmHg，DBP：（79.88±5.75）mmHg］和传统组的的血压水平［SBP：（129.63±8.41）mmHg，DBP：（79.77±7.73）mmHg］均低于空白组［SBP：（132.93±8.41）mmHg，DBP：（82.42±7.76）mmHg］（SBP： F=9.417， P<0.001；DBP： F=6.967， P=0.001），而互联网+组的24 h尿钠水平（143.63±38.58）mmol/24 h低于传统组（163.31±35.67）mmol/24 h和空白组（154.14±35.52）mmol/24 h（ F=11.509， P<0.001）。综上，和传统干预方式相比，“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模式更可能促进高血压高危人群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有效改善血压与24 h尿钠水平，利于CVD预防。

目的:探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对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发病风险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6年7月至2007年12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26 980例)、开滦林西医院(18 306例)、开滦赵各庄医院(14 469例)、开滦唐家庄医院(4 389例)、开滦范各庄医院(4 561例)、开滦荆各庄医院(7 623例)、开滦吕家坨医院(4 249例)、开滦林南仓医院(3 136例)、开滦钱家营医院(6 356例)、开滦马家沟医院(2 319例)、开滦医院分院(3 392例)行健康体检的95 780例受试者的体检资料，其中男76 491例，女19 289例；年龄为(51±11)岁，年龄范围为18～98岁。依据ALT三分位水平将受试者分为3组：T1组31 859例(ALT<14.7 U/L)，T2组30 627例(14.7 U/L≤ALT<22.0 U/L)，T3组33 294例(ALT≥22.0 U/L)。由固定医师团队于2006、2008、2010、2012、2014年在相同地点按相同健康体检顺序对受试者进行体检，收集流行病学调查内容、人体测量学及实验室检查指标。观察指标：(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采用健康体检的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肝癌新发病情况和患者生存情况。以2006年首次健康体检时间作为随访起始时间，随访终止事件为发生肝癌、失访、死亡。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发病率，累积发病率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进行检验。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RCS)计算连续变化的ALT和肝癌发病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而后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ALT水平分组影响肝癌发病的风险比( HR)和95%可信区间。使用似然比检验和赤池信息量准则(AIC)计算ALT对于肝癌预测模型拟合情况的影响。使用C-统计量计算不同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T1组受试者男性、年龄、收缩压、舒张压、腰围、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分别为23 516例、(53±14)岁、(130±21)mmHg(1 mmHg＝0.133 kPa)、(82±12)mmHg、(85±10)cm、(24±3)kg/m 2、(4.9±1.1)mmol/L、1.11mmol/L(0.79～1.63 mmol/L)、(5.4±1.6)mmol/L、(1.5±0.4)mmol/L、(2.3±1.0)mmol/L、478例、12 758例、2 482例、15例、5 899例、1 071例、9 553例、5 434例、5 210例；T2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 886例、(52±12)岁、(132±21)mmHg、(84±12)mmHg、(87±10)cm、(25±3)kg/m 2、(4.9±1.2)mmol/L、1.27 mmol/L(0.91～1.90 mmol/L)、(5.5±1.7)mmol/L、(1.6±0.4)mmol/L、(2.4±0.9)mmol/L、744例、13 884例、2 677例、13例、9 365例、981例、8 935例、5 216例、5 023例；T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8 089例、(50±12)岁、(132±21)mmHg、(85±12)mmHg、(89±10)cm、(26±3)kg/m 2、(5.0±1.2)mmol/L、1.45 mmol/L(1.02～2.28 mmol/L)、(5.6±1.8)mmol/L、(1.6±0.4)mmol/L、(2.3±0.9)mmol/L、1 416例、15 471例、3 583例、70例、15 277例、1 350例、10 514例、6 184例、4 447例；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 181.88， F＝350.52、148.39、417.75、948.63、1 917.20、111.60, χ2＝3 747.25， F＝133.78、18.17、14.45, χ2＝478.33、306.60、181.38、58.19、5 649.18、38.82、45.69、35.11、152.64， P<0.05)。(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95 780例受试者随访时间为9.05年(8.75～9.22年)，共有新发肝癌351例，肝癌总发病密度为3.39/10 000人年，女性肝癌发病率为1.11/10 000人年，男性肝癌发病率为3.97/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肝癌的发病密度分别为2.09/10 000人年、2.54/10 000人年和5.42/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受试者的肝癌累积发病率分别为2.47‰、3.10‰和6.11‰，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3.50， P<0.05)。(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校正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后，与T1组比较，T3组新发肝癌的风险增加( HR＝1.87，95%可信区间为1.40～2.49， P<0.05)。RCS结果显示：ALT与肝癌的发病风险呈非线性相关，且曲线呈上升趋势(RCS_S1_ χ2＝7.21， P<0.05)。(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建立多因素模型，将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因素共同带入模型中，计算此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1、6 313.30和6 345.30。将ALT三分位数分组带入模型中，以T1组为对照组计算此时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2、6 300.48和6 328.48。多因素＋Fbg模型的C统计量和AIC数值降低，与多因素模型的-2Log L值的差值为12.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82， P<0.05)。 结论:ALT是肝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建立肝癌预测模型或评估肝癌发病风险时，ALT可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目的:设计建立泌尿系统结石代谢评估数据库，并利用该数据库对患者进行代谢评估及结石防治指导。方法:本代谢评估数据库应用JAVA语言开发，使用Oracle11g数据库和浏览器/服务器架构进行构建。本研究从数据库中提取所有临床资料完整患者的相关数据，并对结石危险因素及相关病史、血尿检验及24 h尿检验结果等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360例明确诊断为结石的患者，男女比例为1.9∶1，患者首次诊断结石时的年龄为（35.5±13.5）岁，结石家族史阳性者占39.7%，代谢综合征占35.0%。男性和女性患者超重或肥胖分别占73.2%和50.0%，腹型肥胖分别占62.3%和56.1%。结石患者存在明显尿液异常，其中高钠尿占67.5%，高钙尿占53.6%，低枸橼酸尿占41.1%，高尿酸尿占29.7%，低镁尿占22.5%，高草酸尿占15.8%，高磷尿占11.7%，低尿量者占36.4%。结论:结石患者超重或肥胖、腹型肥胖、高血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对高尿钠、低尿量、肥胖、代谢综合征等结石危险因素的干预是结石治疗的重要手段。该结石代谢评估数据库有助于高效开展结石代谢评估工作，并为结石治疗和预防提供依据。

患者女，57岁。因左眼无痛性视力下降1周，于2019年11月11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眼科就诊。患者近1年来有反复肺部感染和贫血，曾于外院诊断为"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并接受抗感染及输血治疗，但是情况无明显好转。2005年行胆道结石取出手术。否认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病史。否认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及其他药物史。否认家族史和遗传病史。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6，矫正视力1.0；左眼视力眼前手动，无法矫正。右眼、左眼眼压均为16 mm Hg(1 mm Hg=0.133 kPa）。双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左眼可见尘状及色素性角膜后沉着物，丁达尔征（+），前房细胞（++）；双眼晶状体皮质轻度混浊。眼底检查：左眼玻璃体中度混浊、细胞（+），视盘颜色偏淡；后极部及鼻侧视网膜呈灰白色，血管管径细，动脉闭塞，视网膜下方及颞侧可见颗粒状坏死灶，累及黄斑区（ 图1A）。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左眼视网膜动静脉充盈时间延迟，视盘下方大片视网膜荧光着染，后期轻微荧光素渗漏，视盘鼻侧视网膜弥漫性透见荧光夹杂弱荧光斑点；晚期部分视网膜血管及微血管荧光素渗漏，累及黄斑（ 图1B）。右眼眼底及FFA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胸部CT检查提示前上纵膈占位，性质待定（ 图2）。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67 g/L（正常值：110~150 g/L），红细胞计数2.22×10 12个/L（正常值：3.5~5.0×10 12个/L），血清铁蛋白1 413 ng/ml（正常值：80~400 μg/L）。免疫学检查：B细胞缺乏、低丙种球蛋白血症、低CD4 T细胞计数和低CD4/CD8 T细胞计数比率。前房穿刺抽取房水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巨细胞病毒（CMV）含量35.8拷贝/ml。诊断：左眼CMV性视网膜炎（CMVR）。给予玻璃体腔注射更昔洛韦2 mg，2次/周，连续1个月；全身静脉注射更昔洛韦250 mg，2次/d；局部使用1%醋酸泼尼松龙滴眼液和0.5%托吡卡胺滴眼液滴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