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1例青年起病的成人糖尿病11型(maturity-onset diabetes of the young, MODY11)的基因型和临床特征并做文献复习。患者为30岁女性，血糖升高2年，伴生长发育迟缓、原发性闭经、智力低下、严重高脂血症。患者外周血基因测序发现B淋巴细胞激酶(B lymphocyte kinase, BLK)基因外显子区域杂合突变c.1025C>T(p.A342V)。文献复习已知，BLK-MODY11突变位点报道迄今约10种，临床表现为高血糖外，多数有超重或肥胖，可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而本患者生长发育迟缓、原发性闭经、智力低下等临床特点均未在以往MODY11研究中报道。本研究报告病例进一步扩展了MODY11的新突变位点及临床表现多样性。

对2018年8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治的1例B淋巴细胞激酶( BLK)基因突变致青少年发病的成人糖尿病11型( MODY11)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其家系进行糖尿病调查。先证者，男，13岁，因"发现高血糖0.5年"入院，病初当地医院诊断为1型糖尿病。查体：身高169.2 cm，体质量65.5 kg，体质量指数22.9 kg/m 2，体型偏胖，无黑棘皮。实验室检查：空腹血糖11.79 mmol/L，空腹胰岛素18.05 mmol/L，空腹C肽1.12 mmol/L，糖化血红蛋白12.0%，糖尿病相关自身抗体均阴性。该家系连续4代共11例糖尿病患者，其中8例使用胰岛素治疗，3例口服降糖药物治疗。先证者及其父母采用全外显子基因测序，发现先证者及其母亲 BLK基因第9外显子杂合突变(c.809C>T)，导致氨基酸改变p.T270M (苏氨酸>蛋氨酸)。MODY临床容易被误诊为1型或2型糖尿病。MODY11的病例较罕见，临床多表现为超重或肥胖，血清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常需要胰岛素治疗。

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表达于除T细胞和浆细胞外的所有骨髓造血细胞表面，特别是在B细胞受体信号传导和促进B细胞发育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编码BTK基因的种系突变导致成熟B细胞几乎完全缺失、低丙种球蛋白血症或X-连锁（布鲁顿氏）无球蛋白血症 [2,3]，因此，BTK在适应性免疫的发生和应答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BTK在先天免疫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Toll样受体介导的感染因子识别，包括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在内的先天免疫细胞的成熟、募集，以及调节NLRP3炎症因子激活 [4]。因此，在已经存在免疫失调的人群中应用BTK抑制剂可能导致感染风险增加。自2015年以来，BTK抑制剂先后获批应用于各种B细胞肿瘤，包括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套细胞淋巴瘤（MC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淋巴浆细胞淋巴瘤（LPL），也可用于边缘区淋巴瘤（MZL）和滤泡性淋巴瘤（FL） [5]。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单中心应用BTK抑制剂的B细胞淋巴瘤患者的感染情况，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探寻可能影响感染发生的高危因素。

目的:分析2型PI3Kδ过度活化综合征（APDS2）患儿的临床与免疫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1例APDS2患儿临床资料、免疫相关基因测序、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利用流式细胞术对患儿淋巴细胞亚群及其表型进行检测,并以正常同龄儿童或患儿父亲为对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患儿　女，6岁4月龄，因"面色苍白1个月余，咳嗽7 d"于2017年6月首次入院，IgA（<0.067 g/L）降低伴IgM（2.55 g/L）升高，腹部超声提示肝脏（肋下1.7 cm）和脾脏（肋下3.6 cm）肿大，基因测序显示患儿PIK3R1基因c.1425+1G>A杂合突变，予醋酸泼尼松（10 mg/次，3次/d，逐渐减量）口服治疗7个月，患儿IgM降至正常（1.72 g/L），肝脾缩小（肝肋下0 cm，脾肋下0.5 cm）。2019年7月因"面色苍黄半个月"二次入院，精细免疫分型提示初始CD4 +T细胞（0.386）和初始CD8 +T细胞（0.271）比例降低，终末分化效应记忆CD8 +T细胞（0.377）和过渡性B细胞（0.223）比例增高。患儿CD3 +T、CD4 +T、CD8 +T细胞（4 125、5 213、3 497）磷酸化蛋白激酶B（AKT）的平均荧光强度峰值高于其父亲（3 434、3 312、3 058）。患儿滤泡辅助T细胞（0.299）、Th1（0.491）和类Th1（0.438）比例高于正常儿童（0.156、0.313、0.303），而Th17（0.126）和类Th17（0.188）比例低于正常儿童（0.198，0.315）。患儿T细胞衰老指标CD57比例（0.306）高于正常儿童（0.246）。 结论:APDS2患儿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均有不同程度受损，激素治疗对其淋巴组织增生和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等临床症状有一定改善。

患者男，17岁，2020年1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侧桡骨远端疼痛，后发现左桡远端肿块，并逐渐出现弯腰受限。2020年5月患者出现双下肢无力，2020年6月中旬出现发热，体温最高38 ℃，不伴畏寒、寒战、盗汗。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大致正常，血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阳性(2.619 kU/L)，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 ANA)、抗可溶性抗原(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 ENA)、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 ANCA)、抗环瓜氨酸肽(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CCP)抗体均阴性，多次血培养及骨髓培养(－)，血、尿免疫固定电泳(－)，血游离轻链比值(－)。外院腕关节MRI示左桡骨远端占位，大小2.7 cm×1.8 cm×2.3 cm，伴周围软组织水肿；髋关节MRI示双髂骨、耻骨、髋臼及左侧股骨颈多发异常信号，考虑"骨肿瘤"。外院 18F－FDG PET/CT显像示左侧桡骨远端、左侧肩胛骨、C4椎体、T3~T4、T7、T11、L3椎体、骨盆多处、左侧股骨颈、左侧股骨内侧髁多发溶骨性破坏，代谢异常增高(SUV max：28.5~32.8)。随后完善桡骨穿刺，病理示多量组织细胞及少量淋巴细胞，免疫组织化学：组织细胞CD68(+)，CD1a(－)，Langerin(－)，S－100蛋白(－)，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约20%)，考虑组织细胞增生性病变，首先考虑Erdheim－Chester病(Erdheim－Chester disease, ECD)，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 V600E野生型。2020年6月起予干扰素、泼尼松治疗，患者每日仍有低热，且双下肢无力逐渐加重，无法站立，伴尿潴留。后患者为进一步诊治入本院，为评估骨病变行 99Tc m－亚甲基二膦酸盐(methylene diphosponate, MDP)全身骨显像及胸部SPECT/CT显像(图1，图2)。全身骨显像示颈、胸、腰椎多个椎体、左侧肩胛骨、双侧骶髂关节、右侧髋臼及坐骨、左侧腕关节、左侧膝关节显像剂摄取增高灶，SPECT/CT显像可见这些病灶部分为溶骨性破坏，也有部分是成骨为主的骨破坏，部分椎体病变周围伴有软组织密度影，另外有多个椎体出现病理性骨折。

患者女，71岁，因左侧乳房红斑、斑块3个月就诊。3个月前患者左侧乳房无明显诱因下出现红斑，其上逐渐出现米粒大小红色丘疹，无痒痛等自觉症状，后皮疹逐渐增多、增大。自行外用"皮炎平"，原有丘疹可变平，但仍有新发丘疹，并且逐渐融合成斑块。既往高血压病史20余年。无家族遗传病及肿瘤病史，无外伤史。入院体检：生命体征正常，咽部无充血，双侧扁桃体无肿大，神志清，心肺无异常。双侧腋窝及腹股沟未触及肿大淋巴结。皮肤科检查：左侧乳房近胸部中线侧可见不规则浸润性暗红斑，边界尚清，其上可见不规则隆起性红色斑块，表面凹凸不平，呈结节状，质轫，表面无脱屑、破溃、结痂（图1）。辅助检查：血常规、乳腺彩超、血生化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腹部彩超：除双肾泥沙样结石外，其余均无异常；全身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示：双侧颈胸部、腋窝、腹股沟及腹盆腔散在轻度增大淋巴结；盆腔内部分肠管基于背景信号抑制弥散加权成像呈高信号，请血液科会诊暂排除淋巴结转移，建议行骨髓穿刺，但患者家属拒绝。皮损活检：灰白组织1块，大小为2.6 cm × 1.5 cm × 1.0 cm，皮肤面积2.6 cm × 1.5 cm。组织病理检查：表皮未受累，表皮及真皮见无浸润带，肿瘤位于真皮及皮下组织，呈弥漫浸润模式，肿瘤组织内大量异形淋巴样细胞，可见多核分裂象，细胞异形明显（图2），考虑淋巴瘤可能性大，进一步行免疫组化检查。免疫组化结果：人B细胞抗原CD20、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基因（Bcl-2）、淋巴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MUM-1、B细胞抗原受体复合体相关蛋白a链CD79a均阳性，增殖细胞核抗原Ki-67阳性细胞约占80%，原癌基因阳性细胞占20% ~ 30%，Bcl-6、急性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共同抗原CD10、细胞角蛋白、黑素细胞分化标记物、外套层细胞淋巴瘤标记、神经黏附分子、黑素瘤特异性抗体、粒-单核细胞标记、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样4-间变性淋巴瘤激酶、B细胞激活抗原、细胞周期蛋白D1、人抗疱疹病毒抗体均阴性。

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靶向治疗BCR-ABL1融合基因阳性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时，酪氨酸激酶结构域的基因突变（KMs）是最常见的耐药机制。经典的Sanger基因测序是当前筛查BCR-ABL1-KMs的金标准，但存在检测灵敏度低、无法获得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不能鉴定复合突变、不能分析多个突变克隆的组成及演变等局限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将第二代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NGS）应用于靶向检测BCR-ABL1-KMs。NGS相对于Sanger测序具有检测灵敏度更高、可准确计算VAF、可分析复合突变和克隆组成等优势，已被国际专家共识推荐为TKIs耐药突变的首选筛查方法。本文对相关进展做一介绍，并建议应重视NGS在BCR-ABL1-KMs检测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轴突导向因子3A（Sema3A）对脂多糖（LPS）诱导的CD4 +CD25 +调节性T细胞（Tregs）稳定性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采用体外免疫磁珠法分离和培养C57BL/6J小鼠脾脏CD4 +CD25 + Tregs，将分离的细胞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仅给予抗小鼠CD3e和CD28诱导细胞处于激活状态）、LPS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LPS 100 μg/L）、LPS+核转录因子-κB（NF-κB）抑制剂吡咯烷二硫代氨基甲酸酯（PDTC）组（给予LPS 100 μg/L+PDTC 25 mg/L）、LPS+磷酸盐缓冲液（PBS）组（给予LPS 100 μg/L+PBS 10 μL）、LPS+PDTC+重组Sema3A（rSema3A）组（给予LPS 100 μg/L+PDTC 25 mg/L+rSema3A 300 μg/L）和LPS+PBS+rSema3A组（给予LPS 100 μg/L+PBS 10 μL+rSema3A 300 μg/L）。各组培养24 h后，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免疫荧光法检测CD4 +CD25 + Tregs特异性标志物叉头翼状转录因子-3（Foxp-3）、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和膜相关转化型生长因子-β1（TGF-β1 m+）的基因及蛋白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细胞上清液中白细胞介素-10（IL-10）和分泌型转化生长因子-β1（sTGF-β1）的水平，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细胞凋亡，采用甲基化特异性聚合酶链反应（MSP）检测Foxp-3-Tregs特异性去甲基化区（Foxp-3-TSDR）的去甲基化程度，以反映CD4 +CD25 + Tregs的稳定性，采用电泳迁移率分析（EMSA）检测NF-κB信号通路的DNA结合活性，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NF-κB信号通路活性。 结果:与对照组比较，LPS能够增加细胞稳定性，表现为Foxp-3、CTLA-4和TGF-β1 m+的基因及蛋白表达上调，IL-10和sTGF-β1分泌增加，细胞凋亡减少，Foxp-3-TSDR去甲基化程度增加；同时LPS可增加细胞内NF-κB信号通路的DNA结合活性，以及主要分子NF-κB抑制蛋白激酶β（IKKβ）和p65的磷酸化水平，说明LPS增加细胞稳定性的机制与NF-κB信号通路有关。与LPS组比较，PBS并未对细胞稳定性和NF-κB信号通路产生影响；但添加rSema3A后能进一步增加细胞稳定性，并激活NF-κB信号通路。而PDTC能够抑制rSema3A增加细胞稳定性的功能，表现为：与LPS+PBS+rSema3A组比较，LPS+PDTC+rSema3A组Foxp-3、CTLA-4和TGF-β1 m+的基因及蛋白表达明显下调〔Foxp-3基因（2 -ΔΔCt）：8.092±1.117比18.509±1.068，Foxp-3蛋白（相对荧光强度）：1.224±0.033比1.826±0.181；CTLA-4基因（2 -ΔΔCt）：3.254±0.760比11.840±0.827，CTLA-4蛋白（相对荧光强度）：1.305±0.058比1.842±0.111；TGF-β1 m+基因（2 -ΔΔCt）：3.589±1.180比8.509±0.472，TGF-β1 m+蛋白（相对荧光强度）：1.319±0.033比1.822±0.063，均 P<0.01〕，IL-10和sTGF-β1分泌减少〔IL-10（ng/L）：445.33±54.08比992.67±83.10，sTGF-β1（ng/L）：1 116.67±65.25比1 494.67±94.45，均 P<0.01〕，细胞凋亡明显增加（荧光强度：0.398±0.031比0.268±0.046， P<0.01），Foxp-3-TSDR去甲基化程度明显降低（灰度值：0.467±0.048比1.780±0.119， P<0.01），NF-κB信号通路的DNA结合活性被明显抑制（灰度值：1.23±0.02比3.95±0.06， P<0.01），IKKβ和p65的磷酸化水平降低〔p-IKKβ表达（p-IKKβ/IKKβ）：0.97±0.07比1.97±0.04，p-p65（p-p65/p65）：0.95±0.08比1.93±0.06，均 P<0.01〕。 结论:LPS能通过NF-κB信号通路增加CD4 +CD25 + Tregs稳定性；Sema3A能够进一步增加CD4 +CD25 + Tregs稳定性，并且与NF-κB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探讨分化型甲状腺癌(DTC)肺转移危险因素，预测肺转移的发生及早期诊断肺转移。方法:回顾性分析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4月至2023年5月间接受 131I治疗的442例DTC患者[男145例、女297例，年龄(41.6±13.1)岁]，根据病理或临床、影像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肺转移组(124例)和非肺转移组(318例)。采用随机抽样法将患者按7∶3分为训练集( n＝309)和验证集( n＝133)。采用 χ2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肺转移的因素，采用ROC曲线评价模型预测能力。 结果:2组患者在性别、原发肿瘤类型、多灶性、甲状腺外组织侵犯、手术次数、 131I治疗前甲状腺球蛋白(Tg)值、肿瘤最大径、淋巴细胞绝对值、中性粒细胞绝对值、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V600E突变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7.72～107.77， z值：－6.50～－2.44，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示多灶性[比值比(odds ratio， OR)＝5.646，95% CI：1.763～18.089， P＝0.004]、BRAF V600E突变( OR＝0.184，95% CI：0.062～0.543， P＝0.002)、 131I治疗前Tg值( OR＝1.015，95% CI：1.004～1.025， P＝0.005)、淋巴细胞绝对值( OR＝0.395，95% CI：0.166～0.940， P＝0.036)及肿瘤最大径( OR＝1.932，95% CI：1.207～3.093， P＝0.006)为影响肺转移的独立因素。列线图预测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的AUC分别为0.899和0.889。 结论:原发肿瘤越大、多灶、BRAF V600E基因未突变、 131I治疗前高Tg值、淋巴细胞绝对值偏低可能被视为DTC患者肺转移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二甲双胍改善小鼠非酒精性脂肪肝炎(NASH)脂肪代谢和炎症的作用机制。方法:将18只8周C57BL/6J雄性小鼠按随机数字法分为3组：正常饮食组、高糖高脂加胆固醇饮食(HFF)模型(HFF组)和HFF模型二甲双胍处理组(Met组)，每组6只小鼠，喂养16周，第12周起Met组每天给予一次二甲双胍药物(150 mg/kg)灌胃干预，持续4周，正常饮食组和HFF组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灌胃处理。造模结束后，麻醉并称取小鼠体重后，取小鼠血清和肝组织，计算肝脏指数(肝重/体重)，检测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及血清甘油三酯(TG)、肝脏TG；通过苏木精-伊红(HE)染色和油红O染色观察肝脏的病理变化；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脂质合成相关蛋白甾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SREBP1c)、乙酰辅酶A羧化酶(ACC)、脂肪酸合成酶(FASN)的蛋白表达水平；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Acc、Fasn、Srebf1、白细胞介素-1β(IL-1β)、淋巴细胞抗原6(Ly6g)、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LRP3)、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 mRNA相对表达水平。其次，利用HFF组和Met组小鼠肝组织进行表达谱高通量测序并分析相关信号通路的变化。最后，Western blot检测自噬底物p62、微管相关蛋白1A/1B-轻链3(LC3-Ⅰ/Ⅱ)、自噬相关基因5(ATG5)、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和蛋白激酶B(Akt)及其磷酸化水平，以及M1型巨噬细胞标志物[IL-1β、iNOS、单位细胞趋化蛋白1(MCP1)、CD86]和M2型巨噬细胞标志物(CD163、CD206)的蛋白水平。两组间采用 t检验进行比较。 结果:HE染色和油红O染色显示，与正常饮食组比较，HFF组小鼠肝组织脂滴累积，炎性细胞浸润增加；HFF组小鼠肝组织ACC、SREBP1c以及iNOS、MCP1的蛋白表达水平高于正常饮食组(1.03±0.15比0.60±0.15， t＝3.277， P<0.05；1.04±0.08比0.70±0.10， t＝4.467， P<0.05；1.16±0.02比0.54±0.22， t＝3.772， P<0.05；1.20±0.15比0.51±0.09， t＝6.908， P<0.05)。Met组小鼠体重、肝重、肝脏指数低于HFF组[(27.45±4.26) g比(35.51±1.69) g， t＝4.306， P<0.05；(1.20±0.21) g比(1.74±0.17) g， t＝4.839， P<0.05；0.04±0.01比0.05±0.01， t＝2.147， P<0.05]；Met组小鼠血清ALT和AST对比HFF组无明显变化[(21.33±4.32) U/L比(30.33±10.84) U/L， t＝1.889， P>0.05；(106.70±17.33) U/L比(112.30±14.33) U/L， t＝0.617， P>0.05)]。Met组小鼠血清TG、肝脏TG水平低于HFF组[(0.72±0.27) mmol/L比(1.33±0.41) mmol/L， t＝3.004， P<0.05；(0.02±0.01) mmol/L比(0.05±0.03) mmol/L， t＝2.350， P<0.05)]；HE染色和油红O染色结果观察到Met组小鼠肝细胞内未见明显空泡和脂滴；Met组小鼠肝组织中ACC、FASN、SREBP1c蛋白表达水平低于HFF组(0.37±0.13比0.66±0.09， t＝3.174， P<0.05；0.61±0.03比1.11±0.14， t＝6.069， P<0.05；0.48±0.05比0.88±0.01， t＝12.310， P<0.05)；Met组小鼠肝组织中ACC、FASN、SREBP1c mRNA表达水平低于HFF组(2.21±0.08比8.13±3.45， t＝2.974， P<0.05；1.06±0.12比1.39±0.05， t＝4.310， P<0.05；1.03±0.06比1.50±0.26， t＝3.055， P<0.05)。Met组小鼠IL-1β、Ly6g、NLRP3、iNOS mRNA表达水平低于HFF组(0.47±0.02比1.40±0.08， t＝21.030， P<0.05；0.16±0.06比0.65±0.19， t＝4.276， P<0.05；0.67±0.04比1.17±0.16， t＝5.082， P<0.05；0.82±0.52比4.49±0.78， t＝6.784， P<0.05)。Met组小鼠肝组织p-Akt/Akt、p-PI3K/PI3K比值低于HFF组(1.05±0.02比1.58±0.04， t＝15.420， P<0.05；0.47±0.11比1.07±0.10， t＝6.906， P<0.05)；Met组小鼠肝组织ATG5、CD163蛋白表达和LC3II/LC3I比值高于HFF组(1.05±0.11比0.52±0.04， t＝7.690， P<0.05；0.99±0.02比0.64±0.04， t＝14.470， P<0.05；1.58±0.05比1.34±0.03， t＝7.091， P<0.05)；Met组小鼠肝组织P62、IL-1β、iNOS、MCP1蛋白表达低于HFF组(0.72±0.06比1.07±0.08， t＝6.047， P<0.05；0.17±0.10比0.56±0.10， t＝4.310， P<0.05；0.42±0.03比0.78±0.15， t＝4.038， P<0.05；0.39±0.10比0.72±0.02， t＝4.253， P<0.05)；Met组小鼠肝组织CD86、CD206蛋白表达对比HFF组无明显变化(0.65±0.04比0.68±0.08， t＝0.600， P>0.05；0.72±0.33比0.88±0.21， t＝0.664， P>0.05)。 结论:二甲双胍治疗通过抑制PI3K/Akt通路，增强自噬，促进M1型巨噬细胞向M2型巨噬细胞极化，从而减轻小鼠NASH的肝脂肪变性和炎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