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借助生物信息学分析脓毒血症患者急性肺损伤(ALI)的差异基因，为临床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方法:首先下载基因芯片数据集GSE10474，并使用limma包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接着利用贝叶斯算法筛选脓毒血症和ALI的差异靶点基因并对其结果进行可视化处理，之后利用R的ClusterProfile包对所筛选出的差异基因进行功能注释(GO)和通路分析(KEGG)，最后借助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对差异基因进行蛋白互作网络分析并构建及识别网络中的核心驱动基因。结果:脓毒血症合并ALI组( n＝13)和单纯脓毒血症组( n＝21)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前，其基线较为紊乱，而在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基线基本趋于一致。初步筛选出73个差异基因(45个上调基因和28个下调基因)。前10个差异基因中，上调基因为BTNL8、CDKN1A、TREM1、TAK1、H4FH，下调基因为CYBRD1、HOPX、UPB1、NME8、FAR2；且前10个差异基因在脓毒血症患者和脓毒血症合并ALI患者中的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O富集分析可见这些差异基因主要富集在反式高尔基网络膜、细胞膜腔侧以及IRE1介导的未折叠蛋白反应中。KEGG分析其通路信号有3条，即ZAP-70酪氨酸激酶、CD3和TCR Zeta链的磷酸化以及PD-1信号通路。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分析发现FCGR2B、HLA-DQB1、HLA-DRA、CD74、CD86、CD4、SEC31A与其他基因存在较强的互作关系。 结论:应用生物信息学可有效分析脓毒血症患者合并ALI的差异基因，为研究脓毒血症的发病机制提供一定方向。

目的:观察人脂肪干细胞(hASCs)与人表皮生长因子(hEGF)对皮肤缺损创面修复的影响。方法:选择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0年1月6例患者抽脂减肥的脂肪组织作为hASCs的来源，以酶消化法从人脂肪组织中提取hASCs，将其培养至第3代。利用倒置显微镜对细胞形态进行观察；使用流式细胞仪鉴定细胞表型及分化能力检测。随机将24只新西兰大白兔建立背部全层皮肤缺损模型，并将实验用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3组，设立实验组(hASCs+hEGF组)，细胞治疗对照组(hASCs组)和空白对照组[磷酸盐缓冲液(PBS)组]。实验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以10 μg/L加入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细胞治疗对照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空白对照组取PBS，各组均注射600 μl局部移植至创面边缘及基底部。大体观察创面愈合情况，计算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创面组织进行标本苏木精-伊红(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CD31染色检测等方法观察和比较各组创面愈合水平。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采用 t检验对比组间计量资料。 结果:相差显微镜观察hASCs的细胞形态学特征：可见原代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SCs)呈梭形，接种后2 h后开始圆形，大部分细胞变形在48 h后，细胞形态以长梭形为主，短梭形、狭长形及多角形较少，胞质丰富，胞核清楚，并分泌大量基质，基质内呈特异性深蓝色，第3代时可见细胞以长梭形为主，漩涡状生长。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CD90、CD105、CD73呈阳性表达，阳性率在95%以上，CD34、CD11b、CD19、CD45及HLADR呈阴性表达；人脂肪源性干细胞(hADSCs)在加入成脂诱导液培养后，hADSCs可向脂肪细胞分化，加入成软骨诱导培养基诱导后，hADSCs可向软骨细胞分化。表明提取培养的细胞为hADSCs。实验组创面完全愈合，被覆盖新生的上皮组织，接近正常皮肤；细胞治疗对照组创面有68%愈合，新生上皮组织较薄，易破裂出血，与实验组比较，愈合质量欠佳；空白对照组创面愈合质量差，愈合面积约41%。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3组比较，治疗后第7、11、14、18、21天时间点，实验组愈合速度最快，与细胞治疗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1.095、115.094、199.695、204.917、600.699， P<0.05)，而细胞治疗对照组的愈合速度次之，且在7、11、14、18、21 d时间点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064、13.187、14.315、16.177、14.238， P<0.05)。HE染色法行组织形态学观察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表皮修复情况良好，呈复层上皮排列，同时可见部分炎性细胞浸润；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以及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愈合，存在较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且在尚未愈合的创口周围可见有瘢痕组织增生。CD31染色法观察新生微血管：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创面浅面可见新生血管，深部血管则呈垂直创面的方向生长，且血管密度较大；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生长良好，新生血管密度较为丰富，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能愈合，炎性细胞浸润较明显，肉芽组织中新生血管数量较前两组有明显减少。 结论:hEGF可提高脂肪干细胞的存活率，并延长细胞的存活时间，从而增强hASCs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

目的:探讨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及早期子宫颈癌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与子宫颈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0月至2021年11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65例HSIL及78例早期（2018年版国际妇产科联盟分期≤Ⅱ A期）子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选择同时间段山西省肿瘤医院体检中心的31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所有受试者空腹外周血CD3 + T细胞、CD4 + T细胞、CD8 + T细胞、NK细胞、NK／T细胞等免疫细胞的表达情况。 结果:HSIL组和早期子宫颈癌组CD3 + T细胞、CD4 + T细胞、CD4 +／CD8 +、NK细胞表达水平分别为71±8和73±9、39±7和41±9、1.5±0.5和1.5±0.6、16±7和16±9，均低于健康对照组的76±9、45±10、2.0±1.3、20±7（均 P<0.05）；HSIL组和早期子宫颈癌组CD8 + T细胞表达水平分别为28±7、29±8，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的24±7（均 P<0.05）。早期子宫颈癌组总B细胞表达水平为10±4，低于健康对照组的12±3（ P<0.05）。肿瘤长径>4 cm、有神经或脉管侵犯的早期子宫颈癌患者外周血CD3 + T细胞表达水平分别为71±10、72±8，均低于肿瘤长径2~4 cm及≤2 cm、无神经或脉管侵犯者的72±8、75±8、78±7，而CD8 + T细胞表达水平分别为32±8、35±4，均高于肿瘤长径2~4 cm及≤2 cm、无神经或脉管侵犯者的28±8、28±7、29±8（均 P<0.05）。CD3 + T细胞、总B细胞水平与肿瘤长径均呈负相关（均 P<0.05），CD8 + T细胞水平与肿瘤长径呈正相关（ P<0.05）；CD3 + T细胞、NK细胞水平与神经或脉管侵犯均呈负相关（均 P<0.05）。 结论:机体的免疫功能在子宫颈癌变进程的前期即发生变化，并与子宫颈癌肿瘤长径及神经或脉管侵犯相关。

目的:探讨IL-6影响人胎盘间充质干细胞(human placenta-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PMSCs)表面CD73的表达，以及调节其迁移、黏附和增殖的作用机制。方法: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FCM)和Western blot分析外源性IL-6和hPMSCs分泌的IL-6对hPMSCs上CD73表达的影响。单克隆抗体阻断和Western blot方法检测IL-6对hPMSCs中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蛋白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磷酸化的影响。实时无标记动态细胞分析技术(real-time cellular analysis, RTCA)分析慢病毒转染后低表达CD73的hPMSCs和APCP(5′-α，β亚甲基-二磷酸腺苷)预处理后hPMSCs的迁移、黏附和增殖变化。结果:FCM与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外源性和hPMSCs分泌的IL-6均能促进CD73在hPMSCs上的表达( P<0.001, P<0.01)。IL-6R抑制剂处理后，hPMSCs上CD73表达明显下降( P<0.01)；IL-6可上调hPMSCs内STAT3磷酸化和CD73水平( P<0.05, P<0.01)，而加入STAT3抑制剂后，CD73表达下降( P<0.01)。RTCA分析结果显示，敲低hPMSCs上CD73的表达后，hPMSCs的黏附和增殖能力均明显降低( P<0.01, P<0.05)，迁移能力明显上升( P<0.05)。使用APCP抑制hPMSCs上CD73水解酶活性后，hPMSCs同样表现出黏附和增殖能力明显降低，而迁移能力增强( P<0.05)。 结论:IL-6能够通过JAK/STAT3通路增强hPMSCs上CD73的表达，进而影响其迁移、黏附和增殖能力。

目的: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C-MSCs)对SAP患者树突状细胞(DCs)成熟、分化的作用及参与炎症调节的机制。方法:采集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行剖宫产的足月胎儿脐带4～5 cm，原代分离培养hUC-MSCs，采用流式细胞术进行表型鉴定和成脂、成骨染色。采集5例SAP患者外周血20 ml，采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出单核细胞，以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IL-4、肿瘤坏死因子(TNF-α)进行诱导培养出DCs，根据培养方式不同分为DCs组、hUC-MSCs+DCs组、hUC-MSCs+DCs+NS398组(NS398为NF-κB下游调控基因COX-2的特异性抑制剂)。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DCs表型，测定细胞培养24 h上清液中的IL-1β、IL-1α、IL-2、IL-6 、IL-10水平。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检测Toll样受体4(TLR4)、IKKα及NF-κB-p65蛋白表达量。结果:成功培养出hUC-MSCs，其表面标志物CD 90、CD 105、CD 73表达阳性，并可向脂肪细胞、骨细胞分化。随着培养时间延长，DCs由未成熟向成熟分化。与DCs组比较，hUC-MSCs+DCs组的调节性DCs(regDCs)比例增加，其标志物CD 11b显著上调[ (14.26±1.25)%比(4.87±0.58)%]，CD 1a 、CD 11c显著下调[(2.81±0.34)%比(13.62±1.52)%、(3.88±0.5)%比(11.8±1.2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培养上清液IL-1β、INF-γ、IL-6表达下调，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促炎因子IL-1α显著降低[(14.91±2.58)ng/L比(30.19±7.75)ng/L]，抑炎因子IL-10显著升高[(17.03±4.69)ng/L比(1.83±0.14)ng/L]。NF-κB-p65、TLR4蛋白表达显著下调(0.74±0.02比0.97±0.01、0.89±0.01比1.72±0.01)，IKKα蛋白表达显著上调(1.12±0.01比0.21±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与DCs组及hUC-MSCs+DCs组比较，hUC-MSCs+DCs+NS398组的NF-κB-p65与TLR4表达量显著下调(0.34±0.01比0.97±0.01、0.74±0.02，0.14±0.01比1.72±0.01、0.89±0.01)，而IKKα蛋白表达显著上调(1.68±0.01比0.21±0.01、1.12±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hUC-MSCs能够抑制SAP患者DCs成熟、分化，并诱导出CD 11bhigh CD 1alow CD 11clow的regDCs参与免疫调节，其机制可能通过TLR4/IKKα/NF-κB/COX-2途径抑制炎症级联反应，发挥抗炎作用。

目的:探讨椎管内孤立性纤维性肿瘤（SFT）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分子遗传学及免疫组织化学特征、诊断、鉴别诊断及临床预后等。方法:收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存档的椎管内SFT手术标本共12例，进行回顾性研究和重新分级，对临床影像资料、组织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和分子遗传学进行分析，并进行随访及相关文献复习。结果:12例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7例；年龄31~73岁，中位年龄50.5岁。12例均为原发性，其中4例为首发病例，8例为复发病例，WHO 1级8例、WHO 2级3例，WHO 3级1例。显微镜下表现为梭形细胞肿瘤，间质富含大量薄壁血管，根据肿瘤级别不同呈现不同的细胞形态及坏死等组织学特征。免疫表型上，12例（12/12）表达波形蛋白及STAT6，STAT6均为细胞核弥漫强阳性；11例（11/12）表达CD34和bcl-2；7例（7/12）表达CD99。二代测序检测提示12例（12/12）均存在NAB2-STAT6基因融合。12例随访6~80个月，4例首发病例术后均无复发无转移，8例复发病例中2例再次复发，2例死亡。结论:椎管内SFT罕见，具有较高的复发倾向，诊断过程中需要多方面考虑，STAT6是诊断该肿瘤较为特异的标志物。完整的手术切除为首选治疗方案，建议术后放疗以减少肿瘤复发。

目的:探讨脂肪干细胞-细胞外囊泡(ASC-EVs)对肌成纤维细胞转分化过程中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Smad信号通路的调控作用。方法:脂肪干细胞来源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整形美容科行吸脂术患者的抽吸脂肪。真皮成纤维细胞来源于同一科室包皮环切术患者自愿捐赠的皮肤组织。将脂肪抽吸物离心纯化后经酶消化提取脂肪来源于细胞(ASCs)，扩增后行流式细胞术检测表面蛋白标记物。收集第3～5代ASCs上清液提取胞外囊泡(EVs)，透射电镜观察微观形态，纳米颗粒跟踪分析仪NanoSight检测粒径分布，流式细胞术检测其膜表面标志性蛋白CD63、Alix和TSG101。用PKH67荧光标记的ASC-EVs与真皮成纤维细胞共培养后，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细胞对EVs的摄取情况。通过TGF-β1持续诱导真皮成纤维细胞5 d，并添加50、100 μg/ml浓度的ASC-EVs，通过免疫荧光染色，RT-PCR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以及Smad-2/3/4的表达。结果:流式细胞术结果提示，第3代ASCs表面标记物CD73、CD49d、CD90、CD105为阳性，CD34、CD45为阴性。透射电镜下ASC-EVs为圆形膜性囊泡，边缘清晰，由双层磷脂膜包裹。95%以上的ASC-EVs粒径为(30.0～261.0)nm，平均(166.0±86.1)nm。EVs高表达标志蛋白CD63、Alix和TSG101。共聚焦显微镜下可见携带绿色荧光的ASC-EVs被真皮成纤维细胞摄取并分布在胞浆内，部分ASC-EVs在细胞核周围分布。α-SMA免疫荧光染色后，经连续5 d的TGF-β1诱导，共聚焦显微镜下见真皮成纤维细胞中α-SMA绿色荧光的表达显著提高，而采用50 μg/ml和100 μg/ml ASC-EVs作用的真皮成纤维细胞中，α-SMA的表达较未经ASC-EVs作用的真皮成纤维细胞显著降低，但不呈现浓度依赖；细胞α-SMA和Smad-2/3/4的mRNA转录水平较未经ASC-EVs作用的真皮成纤维细胞显著下降，α-SMA和Smad-2/3/4的蛋白表达也显著降低。此外，ASC-EVs可显著降低细胞分泌至上清液中的Ⅰ型胶原的含量，但对Ⅲ型胶原的分泌量无明显干预作用。结论:ASC-EVs抑制瘢痕增生的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真皮成纤维细胞中TGF-β-Smad信号通路，干扰肌成纤维细胞转分化，减少Ⅰ型胶原分泌密切相关。

目的:评价胞外-5′-核苷酸酶(CD73)在小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内源性保护机制中的作用及其与转化生长因子β 1(TGF-β 1)/SMAD家族成员3(Smad3)信号通路的关系。 方法:SPF级健康雄性C57BL/6小鼠24只，8~10周龄，体重20~23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8)：假手术组(S组)只游离肝门，不阻断；肝缺血再灌注组(IR组)阻断肝门30 min后恢复灌注制备小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肝缺血再灌注+CD73特异性抑制剂组(APCP组)腹腔注射CD73特异性抑制剂APCP 40 mg/kg，10 min后行缺血再灌注。于再灌注6 h时采集眶静脉血样，测定血清ALT和AST浓度，随后处死小鼠取肝组织，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CD73、TGF-β 1和磷酸化Smad3(p-Smad3)表达，ELISA法检测IL-1β和TNF-α含量，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MDA含量和SOD活性，光镜下观察肝组织病理学结果。 结果:与S组比较，IR组和APCP组血清AST和ALT浓度、肝组织IL-1β、TNF-α和MDA含量升高，SOD活性降低，CD73、TGF-β 1和p-Smad3表达上调( P<0.05)；与IR组比较，APCP组血清AST和ALT浓度、肝组织IL-1β、TNF-α和MDA含量升高，SOD活性降低，CD73、TGF-β 1和p-Smad3表达下调( P<0.05)。APCP组肝组织病理学损伤较IR组加重。 结论:CD73参与了小鼠肝缺血再灌注损伤内源性保护机制的过程，可能与调控TGF-β 1/Smad3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分析艾滋病合并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cytomega-lovirus retinitis，CMVR)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其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诊断为艾滋病合并CMVR患者的基本信息、临床特点、眼底表现、治疗和预后情况，采用logistic单因素回归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73例艾滋病合并CMVR患者中，男54例，女19例，年龄为(41.3±12.1)岁。CD4 +T淋巴细胞计数的中位数为34.0/μL，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0/μL者5例(6.85%)。血液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DNA阳性者40例(54.79%)。35例(47.95%)患者入院时有眼部症状，病灶以单眼受累为主(53.42%, 39/73)，检眼镜检查显示呈中央型病变者41例(56.16%)，伴渗出病变者63例(86.30%)，有出血病变者52例(71.23%)。67例患者接受抗CMV治疗，46例治疗后好转出院，2例未治疗患者随访期间病变好转，中位住院时间为25 d。logisitic单因素分析显示，相对于单独使用抗CMV药物(膦甲酸钠或更昔洛韦)治疗的患者，使用抗CMV药物联合地塞米松治疗的患者预后更好[比值比(odds ratio, OR)＝0.308， P＝0.038]。相较于年龄<30岁的患者，年龄>50岁的患者预后较差( OR＝14.667， P＝0.009)。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50岁是影响CMVR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8.183， P＝0.009)。 结论:CMVR好发于CD4 +T淋巴细胞计数较低的艾滋病患者，但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0/μL的患者仍有可能发生CMVR，且并非所有患者血液CMV DNA均呈阳性，故艾滋病患者有必要常规行眼底筛查。CMVR总体预后较好，年龄>50岁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适量使用地塞米松联合抗CMV药物治疗可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血管内大B细胞淋巴瘤（IVLBCL）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及MYD88 L265P基因突变情况。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4年3月至2019年12月诊断的IVLBCL 14例，分析其临床病理学特点及预后，原位杂交法检测EB病毒，Sanger测序法检测MYD88 L265P基因突变情况。结果:患者男性6例，女性8例，中位年龄62岁（年龄范围48~73岁）；PET-CT示累及：肾上腺7例，骨6例，中枢神经4例，皮肤、女性生殖系统及病灶局域淋巴结各3例，前列腺、肝及脾各2例，蝶窦、阴茎、膀胱及右肺各1例；临床症状以发热最多见（7例），神经症状及下腹痛各2例，皮疹伴水肿、双下肢无力伴麻木及停经后阴道出血伴排便困难各1例；患者多处于Lugano Ⅳ期（11例）；伴噬血细胞综合征（HPS）4例；累及骨髓6例。镜下：瘤细胞主要聚集于小~中等大血管或血窦内；肿瘤细胞体积偏大，核圆形或卵圆形、略不规则，染色质粗糙，核仁明显1~3个，1例可见胚胎样核；2例局部见血管外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成分。免疫表型：14例肿瘤细胞CD20、CD79α均弥漫强阳性，12例均为非生发中心细胞表型（non-GCB），6/11为双表达淋巴瘤，7/12 CD5阳性；12/12 EBER均阴性；1/10 MYD88 L265P突变。随访时间0.5~24.0个月，11例存活，3例死亡。结论:IVLBCL罕见，国内患者临床表现以亚洲型多见，肿瘤细胞少，结合临床特点及免疫组织化学可减少漏诊及误诊；IVLBCL可伴有MYD88 L265P突变，其突变率仍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