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可视化角膜生物力学分析联合Pentacam相关指数在诊断亚临床期圆锥角膜及顿挫期圆锥角膜中的诊断价值,为早期圆锥角膜筛查及诊断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诊断试验研究设计,纳入2018-11/2019-11期间在宁夏眼科医院的圆锥角膜患者65例128眼,根据病程程度分别将这些眼分为临床期、亚临床及顿挫期组.选取同时期接受屈光术前检查者89例89眼为正常对照组.应用Pentacam联合Corvis ST进行检测,记录角膜扩张的指标(BAD-D、TP、Kmax、Df、Db、Dp、Dt、Da、ARTh)、角膜生物力学指标(CBI、DA Ratio、SP-A1、Integrated radius)、bIOP及TBI.对不同圆锥角膜分期进行统计分析,依据受试者工作曲线探讨TBI、CBI及BAD-D的诊断阈值,评估各参数的诊断价值.结果:临床期圆锥角膜组TBI、BAD-D、TP、Kmax、Df、Db、Dp、Dt、Da、ARTh、CBI、SP-A1具有较强诊断能力.亚临床期圆锥角膜组 BAD-D、Da、Dp、TP、TBI、CBI、ARTh、Integrated radius具有较强诊断能力.顿挫期圆锥角膜组BAD-D、Dp、TBI具有一定的诊断预测能力.结论:TBI、BAD-D、Dp等指数对早期圆锥角膜诊断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诊断能力较强,可以用于圆锥角膜的筛查和早期诊断.

目的:评估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联合角膜胶原交联术(CXL)治疗近视术后早期的生物力学变化以及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与单纯SMILE进行比较。方法:采用非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方法，纳入2017年12月至2018年7月于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拟接受角膜屈光手术的近视和散光患者25例44眼，依据术眼术前Pentacam HR中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情况分为SMILE组和SMILE-CXL组。SMILE组为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正常者，接受单纯SMILE手术，共13例22眼；Belin图角膜后表面高度差异图为黄或红色且Corvis生物力学指数、角膜地形图联合生物力学指数<0.3者(除外圆锥角膜)接受SMILE联合CXL手术，为SMILE-CXL组，共12例22眼。2个组患者基线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采用综合验光仪测定术前和术后6个月2个组术眼屈光度变化，包括球镜度、柱镜度及等效球镜度(SE)；采用Corvis ST测定2个组术眼术前及术后6个月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变化；比较2个组术眼术后安全指数和有效指数，其中安全性指数为术后平均BCVA值/术前平均BCVA值，有效性指数为术后平均UCVA值/术前平均BCVA值。 结果:术后6个月，2个组的裸眼视力较术前均明显提高且≥1.0，2个组术眼安全性指数和有效性指数、SE的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术眼术后6个月第2次压平时间、最大压陷时间顶点和2 mm位置之间的形变幅度比值均较术前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SMILE-CXL组术后6个月与术前的变化幅度值小于SMIL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0.001、0.036)；术后6个月，2个组术眼最大压陷深度、第1次压平速度、最大压陷时两峰间距、综合半径较术前均明显增加，最大压陷时角膜反向曲率半径、第1次压平长度、第2次压平长度、水平方向Ambr?sio相关厚度、角膜硬度参数、生物力学校正眼压均明显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间上述角膜生物力学参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SMILE联合CXL手术术后早期安全性和有效性与SMILE接近。SMILE及SMILE联合CXL手术术后角膜生物力学强度均下降，但SMILE联合CXL术后早期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均优于单纯SMILE手术。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不同时间角膜形态欠规则但尚不能诊断圆锥角膜的患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的生物力学变化特点，评估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诊断对于筛查角膜屈光手术前的早期圆锥角膜的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1至5月在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接受SMILE手术者57例（104只眼）其中男性27例，女性30例，年龄（29.2±4.7）岁。根据Tomey角膜地形图中圆锥角膜严重程度指数（KSI）分为正常组（KSI<15%）35例（65只眼）与欠规则组（KSI≥15%）22例（39只眼）。收集患者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术后裸眼视力。使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的角膜最薄点中心3 mm区域前后表面曲率半径（ARC和PRC）、角膜最薄点厚度（THP）、角膜扩张综合偏差分析指数（BADD）。使用Corvis ST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角膜生物力学参数（CBI）、角膜中央厚度（CCT）、非接触生物力学校正眼压（bIOP）、最大形变幅度（DA）、最大反向半径（M）、顶点和1 mm间形变幅度比值（DR）、硬度参数（SPA1）。运用Pentacam与Corvis ST联合诊断系统分析得出断层扫描生物力学指数（TBI）。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各参数及各组1周、1个月、3个月、1年与术前的DA、M、DR、SPA1差值（Δ）进行两组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术前两组间年龄（ t=0.20）、CCT（ t=1.64）、DA（ t=-1.85）、BIOP（ t=0.73）、M（ t=-0.24）、DR（ t=-1.00）、屈光度SE（ t=-0.97）与BCVA（ t=0.2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TBI为0.28±0.20、CBI为0.09±0.21、BADD为1.33±0.47，明显高于正常组（ t=-2.17，-6.78，-4.37； P<0.05），SPA1明显低于正常组（ t=2.58， P=0.011）。正常组TBI为0.05±0.08、CBI为0.01±0.03、BADD为0.92±0.46；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裸眼视力（ t=-0.31，0.36，0.24，0.63）、屈光度数（ t=0.00，-0.22，0.90，0.73）及M（ t=-1.80，-1.90，-0.78，-1.7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DA术后1和3个月均高于正常组（ t=-3.13，-3.09； P<0.01），DR术后1周、1个月、1年均高于正常组（ t=-2.72，-3.39，-2.51； P<0.05），SPA1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均低于正常组（ t=2.11，2.73，3.70； P<0.05）。术后1个月ΔDR欠规则组高于正常组（ t=-3.01， P=0.003）；术后1周、3个月、1年ΔD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61，-1.40，-0.61； P>0.05）；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ΔDA（ t=0.50，-1.10，-0.73，2.12）、ΔM（ t=-1.52，-1.41，0.01，-0.79）、ΔSPA1（ t=0.89，0.90，1.12，0.90）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角膜地形图形态欠规则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在SMILE术后1年内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均稳定且无明显差异。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分析，对于角膜屈光手术前筛查早期圆锥角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03-109）

目的:探讨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对近视眼人群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影响及其辅助诊断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可行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青岛眼科医院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屈光不正患者144例（227只眼），其中男性90例（139只眼），女性54例（88只眼）；年龄（22.8±5.6）岁。所有患者检查最佳矫正视力下的球镜和柱镜度数，并行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和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根据Pentacam参数角膜后表面高度变化值（BD）进行分组，将BD<12 μm定为对照组（59例，118只眼）；将BD≥12 μm定为高BD组（85例，109只眼），其中BD≤16 μm者为可疑组（44例，53只眼），>16 μm者为异常组（41例，56只眼）。选取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中BD、前表面曲率（ASK）、后表面曲率（PSK）、前表面散光（AAstig）、后表面散光（PAstig）、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直径（W-W）7个参数及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测系统中第1次压平时间（AT 1）、第1次压平长度（AL 1）、第1次压平速度（AV 1）、第2次压平时间（AT 2）、第2次压平长度（AL 2）、第2次压平速度（AV 2）、最大压陷时间（HCT）、最大压陷峰距（HC-PD）、最大压陷形变幅度（HC-DA）、最大压陷曲率半径（HC-R）、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综合半径、最薄点厚度/厚度变化率（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15个参数纳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Bonferroni法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利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BD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影响BD的主要因素。 结果:对照组和高BD组在年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3.311，-1.808，-2.359； P=0.071，0.072，0.121）；Pentacam测量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和异常组中，ASK、PSK、PAstig、W-W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8.492，31.547，10.773，70.167； P<0.05），AAstig、CC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2.204，1.108； P>0.05）。其中异常组[43.40（42.20，44.40）]较对照组[42.80（41.98，44.00）]ASK增大（ t=-4.292； P<0.05），可疑组[-6.50（-6.60，-6.35）]与异常组[-6.50（-6.70，-6.33）]较对照组[-6.30（-6.50，-6.20）]PSK均增大（ t=4.492，4.618； P<0.05）；可疑组[0.40（0.30，0.40）]与异常组[0.40（0.30，0.40]较对照组[0.40（0.30，0.50）] PAsting均增大（ t=2.796，2.515； P=0.016，0.036）；可疑组[11.40（11.00，11.60）]和异常组[11.10（10.90，11.30）]较对照组[11.50（11.40，11.80）]W-W减小，同时异常组较可疑组W-W也明显减小（ t=3.235，8.353，4.282； P<0.05）；Corvis ST参数在3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将每组患者BD与Pentacam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异常组以及所有患者中，BD与W-W呈低至中度负相关（ r=-0.614，-0.304，-0.396，-0.661； P<0.05），BD与其他参数相关性较低或未见明显相关性；将患者BD与Corvis ST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仅在可疑组中，BD与AV 1、HCT、HC-DA间存在低度正相关（ r=0.332，0.361，0.382； P<0.05），BD与Corvis ST其他参数在各组中未见明显相关性。以BD为因变量，选取Pentacam参数与Corvis ST参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变量W-W、ASK、PSK、HC-PD、SPA1、CCT间不存在共线性（容忍度<0.100），方程检验结果 F=37.221， P<0.001，调整 r2=0.504，拟合较好。 结论:角膜形态学参数中角膜直径、前表面曲率、后表面曲率是影响BD的主要因素，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中HC-PD和SPA1也可能对BD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的联合评估有助于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鉴别诊断。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0-117）

目的：:应用新一代Corvis ? ST评估青少年近视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前后早期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并探讨与配戴角膜塑形镜前后角膜高阶像差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随机抽取纳入2021年1—8月在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视光学中心初次验配角膜塑形镜的青少年近视患者78例（144眼）。随访跟踪戴镜前和戴镜后1周、1个月和3个月的数据，分别应用新一代Corvis ? ST测量角膜生物力学新型参数，包括校正眼压（bIOP）、２ mm处变形幅度的比值（DA 2 ratio）、综合半径（IR）、最薄点厚度与厚度变化率（ARTh）、应力-应变参数（SSI）、硬度参数（SP-A1）、生物力学指数（CBI）；应用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角膜高阶像差参数。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及LSD- t检验事后多重分析戴镜前后不同时间点的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和角膜高阶像差参数的变化；应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戴镜前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与角膜高阶像差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后ARTh和bIOP随着配戴时间的延长明显降低（ F=153.11、13.48， P<0.001）；IR和CBI随着配戴时间的延长明显升高（ F=25.31、31.48， P<0.001）；SSI在戴镜1周后出现下降（ P<0.001），维持1个月后，在第3个月出现回升；DA 2 ratio只是在戴镜后1个月出现升高（ F=5.76， P<0.001），在戴镜后1周和3个月变化不大（ P>0.05）；SP-A1戴镜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青少年戴镜前、戴镜后1周、1个月、3个月全角膜、前表面角膜总均方根（RMS）值及高阶像差均方根（RMS HOA）值均有明显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3.39、116.52， P<0.001； F=109.30、127.14， P<0.001）。相对于角膜前表面像差的改变，角膜后表面像差相对稳定。在相关性分析中显示戴镜前，戴镜后1周、1个月、3个月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与RMS、RMS HOA均有相关性（均 P<0.05），特别是戴镜后1周呈现较多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戴镜后1个月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与角膜后表面像差参数显示相对高的相关性。 结论：: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后早期角膜生物力学出现变化，随配戴时间的延长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稳定期，短期内配戴角膜塑形镜后似乎不会发生影响角膜安全的角膜生物力学改变，说明短期配戴角膜塑形镜是相对安全的；角膜后表面高阶像差与角膜生物力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目的：:应用可视化角膜生物力学分析仪（Corvis ST）新参数分析临床期圆锥角膜、亚临床期圆锥角膜及正常角膜的生物力学特性，评价其在圆锥角膜诊断中的价值。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在襄阳爱尔眼科医院就诊的圆锥角膜患者68例（68眼），其中亚临床期圆锥角膜（SKC）28例（28眼）为SKC组，临床期圆锥角膜（CKC）40例（40眼）为CKC组；选取同一时间段在本院屈光手术中心接受角膜屈光手术的近视患者60例（60眼）作为对照组。使用Corvis ST进行检测，分析变形幅度比（DAR）、综合半径（IR）、水平方向Ambrosio相关厚度（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等参数。采用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 H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UC）。 结果：:SKC组的IR、CBI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2.461， P=0.042； U=2.450， P=0.043），2组的DAR、ARTh、SP-A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KC组的DAR、IR、CBI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7.645， P<0.001； U=8.477， P<0.001； U=8.965， P<0.001），但ARTh、SP-A1低于对照组（ U=-8.593， P<0.001； U=-7.517， P<0.001）。在SKC组，IR、CBI具有较好诊断效率，其AUC分别为0.669（敏感度为50.0%、特异度为77.5%）、0.656（敏感度为67.9%、特异度为60.0%）。在CKC组，DAR、IR、CBI具有良好诊断效率，其AUC分别为0.956（敏感度为90.0%、特异度为93.3%）、0.968（敏感度为92.5%、特异度为91.7%）、1.000（敏感度为100.0%、特异度为100.0%）。 结论：:SKC生物力学特性较健康角膜部分参数有改变，其中IR、CBI对SKC具有较好的诊断效率；CKC生物力学特性较健康角膜明显改变，其中DAR、IR、CBI对KC均具有良好的诊断效率。

目的：:研究不同程度近视患者的新型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与眼部生物参数的关系。方法：:横断面研究。随机纳入2021年3—11月于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眼视光中心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近视患者206例（206眼），均取右眼数据。按等效球镜度（SE）分为低度近视组、中度近视组与高度近视组，所有患者通过Corvis ST测量获取相关参数，包括2 mm位置变形幅度比值（DA 2 ratio）、综合半径（IR）、断层生物力学指数（TBI）、最薄点与水平方向角膜厚度变化率比值（ARTh）、第1次压平硬度指数（SP-A1）；通过电脑验光仪、Pentacam和Lenstar分别测量眼部生物参数，包括SE、中央角膜厚度（CCT）、生物力学校正眼压（bIOP）、角膜前表面平均曲率（Km）、角膜水平直径（CD）、眼轴长度（AL）。采用Pearson或Spearman方法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与眼部生物参数之间的关系。结果：:低度近视组中，Km越大，DA 2 ratio和IR均越大（ R2=0.20， P<0.001； R2=0.05， P=0.038）；CD越大，ARTh越大（ R2=0.11， P=0.005）。中度近视组中，Km越大，DA 2 ratio越大（ R2=0.09， P=0.003）；年龄越大且AL越小，IR越大（ R2=0.14， P=0.001）；CD越大，ARTh越大（ R2=0.12， P=0.001）；AL越大，SP-A1越大（ R2=0.07， P=0.008）。高度近视组中，Km越大，IR越大（ R2=0.05， P=0.041）；CD越大，TBI越小（ R2=0.11， P=0.005）；CD越大且SE越小，ARTh越大（ R2=0.32， P<0.001）。 结论：:不同近视程度患者的年龄、SE、AL、Km和CD与新型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存在显著相关性，在屈光术前筛查时应综合考虑这些参数的共同影响。

患者，男，39岁，汉族，因"双眼抗青光眼术后1年，视力下降3个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就诊。就诊前1年，患者于外院诊断为"双眼青光眼、双眼屈光不正"，并行"右眼小梁切除＋周边虹膜切除术及左眼青光眼引流钉植入术"。患者自诉术后于外院复查时双眼矫正视力为0.4，眼压仍高(具体不详)，行局部降眼压治疗(贝美前列腺素滴眼液＋布林佐胺噻吗洛尔滴眼液＋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点双眼；左眼加用布林佐胺滴眼液)。此外，患者自双眼青光眼滤过手术后长期进行眼球按摩以稳定滤过泡及眼压。就诊前3个月视力出现明显下降，未予重视。既往双眼高度近视戴镜矫正30余年。患者全身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父母非近亲结婚，否认过敏性眼病史、家族史。眼科检查：矫正视力右眼为0.1，左眼为0.15；非接触式眼压计测量右眼为10.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为14.9 mmHg；眼前节照相及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图1)显示双眼上方结膜滤过泡平坦，双眼中下方角膜可见线状斑翳，角膜向前隆起变薄，角膜后沉着物(－)，前房中深，房水闪辉(－)，右眼虹膜可见周切孔，双眼瞳孔直径为4 mm，对光反射稍迟钝，晶状体轻度混浊；眼底检查显示高度近视眼底改变，杯盘比约为1.0。三维眼前节分析仪(Pentacam，德国Oculus公司)显示：双眼角膜均为不规则散光，鼻下方角膜变薄，曲率明显增加，右眼、左眼最薄点角膜厚度分别为447、430 μm，角膜前表面最大屈光力分别升高至65.2、57.7 D，角膜前表面最薄点高度分别为＋66、＋36 μm，角膜后表面高度分别为＋160、＋117 μm(图2、表1)。角膜生物力学眼压分析仪(Corvis ST，德国Oculus公司)显示双眼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为1.0，双眼生物力学指数(TBI)为0.98，右眼、左眼Belin/Ambrosio综合偏差值(BAD-D)分别为16.92、14.89(表1)。结合患者青光眼术后长期揉眼史及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可见角膜变薄并呈锥形前突等典型临床体征，角膜地形图检查发现角膜旁中央明显变薄及角膜生物力学检查示角膜滞后量和阻力因子量等生物力学指标下降，最终诊断：双眼圆锥角膜，双眼高度近视，双眼抗青光眼术后。治疗上予以双眼验配硬性角膜接触镜提高矫正视力，如患者不能耐受配戴或无法长时间舒适配戴，可考虑试行角膜交联术，同时继续局部点眼控制眼压。患者回当地医院验配硬性角膜接触镜且未再次来我院就诊。

目的：:探讨近视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后早期角膜生物力学变化特征及相关因素。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收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配戴角膜塑形镜的中低度近视患者55例（109眼），男28例，女27例，年龄（12.1±3.7）岁，等效球镜度（SE）为（-2.97±1.56）D。在配戴前及戴镜后1 d、1周、1个月，采用可视化角膜生物力学分析仪（Corvis ST）检查患者角膜生物力学相关参数，如变形幅度比（DAR）、综合半径（IR）、水平方向Ambrosio相关厚度（ARTh）、硬度参数（SP-A1）以及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Pentacam检查角膜曲率；角膜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中央角膜厚度（CCT）和中央角膜上皮厚度（CET）。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时间点角膜生物力学指标、屈光度和角膜形态的变化；采用Pearson检验进行各生物力学指标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所有患者在配戴角膜塑形镜后裸眼视力（UCVA）明显提高，1个月时均达到0 LogMAR。CBI在配戴后1个月内逐渐上升，1个月时最高，配戴后1 d、1周、1个月较配戴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1.52, P<0.001）。IR在配戴后上升，1周时处于最高值，配戴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11, P=0.027）。ARTh在配戴后下降，1周时最低，配戴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9.82, P<0.001）。CBI与SE呈正相关（ r=0.21, P=0.003），与CET呈负相关（ r=-0.16， P=0.041）；与CCT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后1个月内，角膜生物力学特性有下降趋势，主要的变化指标为CBI。SE越低，CET越厚；CBI改变越小，角膜的安全性越高。

目的:探讨角膜应力-应变指数（SSI）对于不同分期或程度的圆锥角膜的诊断效力，以及其与第1次压平硬度（SPA1）在角膜胶原交联术（CXL）后的变化。方法:横断面研究及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纳入2019年7月至2021年8月青岛眼科医院确诊的临床期圆锥角膜（CKC）患者94例（113只眼）作为CKC组，其中男性69例，女性25例，年龄（20.82±4.53）岁；并进一步按疾病程度分为轻（35例，36只眼）、中（36例，40只眼）、重度（33例，37只眼）3个亚组；纳入CKC组56例单眼发病患者的未发病眼作为亚临床期圆锥角膜（SKC）组；纳入健康者91例（91只眼）作为对照组。所有受试眼均行Pentacam角膜地形图和可视化角膜生物力学分析仪检查获取角膜平均曲率（Km）、角膜前表面最大曲率（Kmax）、角膜顶点和距顶点2 mm处的形变幅度比值（DAR）、综合半径（IR）、水平方向Ambrósio相关厚度（ARTH）、角膜中央厚度（CCT）、SPA1及SSI等参数进行比较。另收集CKC组中行CXL术的48例（65只眼）患者资料于术前及术后3、6、12个月分别检查上述参数。采用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 H检验、配对 t检验、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Pearson相关分析等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SKC组的SPA1约为对照组的85.53%（87.92±12.38和102.79±11.74； t=-6.614， P<0.001），而SSI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105， P=0.916）。CKC组的SPA1约为对照组的52.87%（54.35±14.70和102.79±11.74； t=25.985， P<0.001），SSI约为对照组的67.96%（0.70±0.14和1.03±0.14； t=-15.305， P<0.001）。轻、中、重度亚组的SPA1分别为64.27±12.12、55.22±12.23、43.75±12.33，SSI分别为0.78±0.14、0.71±0.11、0.61±0.09，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SPA1对SKC具有良好的鉴别力（曲线下面积为0.802），而SSI则无诊断价值（ P=0.869）；相比SSI，SPA1对不同程度圆锥角膜的鉴别力更高，其中鉴别轻度CKC与SKC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14。对照组、SKC组及CKC组SSI均与SPA1呈正相关（ r=0.278，0.368，0.550）、与DAR（ r=-0.346，-0.462，-0.547）、IR（ r=-0.612，-0.591，-0.718）呈负相关（均 P<0.001）。圆锥角膜患者CXL术后6、12个月，Kmax相比术前明显降低（ t=4.029，3.633；均 P<0.001）；SPA1则在术后6、12个月明显上升（ t=-3.960，-4.500；均 P<0.001）；但SSI仅于术后3个月有所增加（ t=-2.577， P=0.012），术后6、12个月回降至术前。 结论:SKC眼SSI无明显变化，CKC眼的SSI降低，且程度越重降低越明显；SSI与DAR、IR及SPA1具有相关性；SSI对不同分期及程度的圆锥角膜的诊断效力不如SPA1。圆锥角膜眼行CXL术后中期SPA1与临床效果的一致性较SSI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