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真实世界中阿美替尼二线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预后、疗效以及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03-01-2023-07-3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在一线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治疗进展后接受阿美替尼序贯治疗的99例NSCLC患者临床资料.评估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疾病控制率(DCR)及颅内疾病控制率(IC-DCR),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结果 99例患者中,脑转移占52.53％(52/99),T790M+占53.54％(53/99).患者中位 PFS 为 12.6 个月(95％CI:10.7～17.4),中位 OS 为 32.3 个月(95％CI:23.8～NA),DCR为93.94％(93/99),IC-DCR为92.31％(48/52).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中,功能状态(PS)评分≥2分(HR=2.181,P=0.007)、奥希替尼一线治疗(HR=10.033,P=0.041)、T790M 突变未知(HR=3.086,P=0.004)和有脑转移(HR=1.910,P=0.040)是PF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T790M+(HR=0.393,P=0.034)、进展后未停用阿美替尼(HR=0.106,P＜0.001)是影响 PFS 的保护性因素.男性患者(HR=2.550,P=0.010)、PS≥2 分(HR=2.888,P=0.011)、21 861Q/18 G719X 突变(HR=12.623,P=0.004)、奥希替尼一线治疗(HR=70.605,P=0.001)、阿法替尼一线治疗(HR=56.203,P=0.001)、有脑转移(HR=4.585,P=0.001)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HR=0.125,P=0.001)是影响OS的保护性因素.在脑转移亚组中,基线有脑转移(HR=0.364,P=0.005)、脑转移病灶数≥3个(HR=2.570,P=0.005)是PFS的独立预后因素,脑转移病灶数≥3个(HR=2.560,P=0.029)是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真实世界中,阿美替尼二线治疗EGFR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疗效良好,尤其对有脑转移患者疗效更为突出.

目的:探讨伴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敏感突变或经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后T790M突变的肺癌晚期患者接受奥西替尼治疗后的耐药进展模式以及挽救治疗方法和效果。方法:收集2017年4月（奥西替尼在中国获批时）至2019年5月在江苏省肿瘤医院采用奥西替尼治疗的145例晚期肺癌患者资料。截至2019年12月最后一次随访，共87例（60.0%）患者发生奥西替尼获得性耐药，其中61例（70.1%）接受挽救治疗，对于耐药后爆发性进展者挽救治疗以化疗为主，对于耐药后缓慢进展或局部进展者，继续靶向药物治疗，并予局部治疗。采用影像学评价及Kaplan-Meier法分析奥西替尼获得性耐药的进展模式及生存情况，比较不同挽救治疗的效果。结果:61例挽救性治疗患者中位随访11个月（4～32个月），其中58例（95.1%）出现了奥西替尼再次耐药，24例（39.3%）死于肺癌进展。61例挽救治疗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时间为2.5个月（95% CI 2.1～3.0个月）；中位总生存（OS）时间为19.0个月（95% CI 13.7～26.3个月），1、2年OS率分别为72.1%和41.7%。61例挽救治疗患者中，爆发性进展、缓慢进展及局部进展分别为8例（13.1%）、30例（49.2%）及23例（37.7%）。在接受适当的挽救治疗后，爆发性进展、缓慢进展及局部进展患者间PFS及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进展后接受局部治疗（24例）与未接受局部治疗（37例）患者间PFS及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58例挽救治疗后再次耐药患者中仅6例（10.3%）在挽救治疗后获得超过6个月的PFS，均为缓慢进展或局部进展患者。 结论:奥西替尼获得性耐药在临床类型上可以表现为爆发性进展、缓慢进展及局部进展，挽救治疗效果欠佳。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与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基因融合共存型肺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治疗与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EGFR突变与ALK融合共存的肺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并对患者进行随访，探讨其临床治疗及预后。结果:（1）2 803例肺腺癌患者的基因检测（ARMS法）结果显示，EGFR突变率为52.98%（1 485/2 803），EML4-ALK突变率为5.82%（163/2 803），其中6例患者EGFR与ALK双突变，占比0.21%。（2）6例EGFR与ALK双突变肺腺癌患者中，男性2例，女性4例，中位年龄55岁，仅1例有吸烟史，临床分期Ⅰ期1例，余5例均为Ⅳ期，EGFR以第19号外显子缺失和第21号外显子L858R突变多见。（3）5例Ⅳ期患者接受第一代EGFR酪氨酸酶抑制剂（TKI）治疗，4例有效，中位疾病无进展生存期为11.5个月，其中2例患者随访期间死亡，总生存期分别为9和12个月。（4）2例患者第一代EGFR-TKI治疗耐药后行二次基因检测示T790M突变，接受第三代EGFR-TKI治疗，分别继续随访16和15个月，疾病无进展。结论:EGFR突变与ALK融合共存的肺腺癌在临床上较少见，多为年轻、女性、不吸烟、临床分期晚的患者，其可能从EGFR-TKI或ALK-TKI靶向治疗中获益，靶向治疗耐药后应行二次基因检测以指导后续治疗。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腺癌常见驱动基因变异与患者临床特征及病理分型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山东省潍坊市人民医院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首次确诊为原发性肺腺癌的病例4 995例。因1 983例标本病理分型评估局限，3 012例进行了驱动基因变异与病理分型相关性分析，分别分析其与浸润性非黏液性腺癌、浸润性黏液腺癌等病理分型的相关性及与形态学高、中、低分化的相关性。采用二代测序检测患者肿瘤组织样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KRAS、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RET、ROS1、MET、HER2、BRAF驱动基因变异情况。结果:患者男性2 384例，女性2 611例。在临床特征分析中，肺腺癌EGFR、ALK变异多见于≥60岁女性患者，EGFR在临床分期Ⅰ期突变率（25.80%）高于其他分期突变率（ P<0.05）。KRAS突变多见于≥60岁吸烟男性患者，HER2突变多见于<60岁患者，RET融合多见于非吸烟患者（均 P<0.05）。未发现ROS1、MET、BRAF基因变异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P>0.05）。在病理分型分析中，相较于其他7个基因，1 899例腺泡型腺癌中EGFR突变率最高（67.30%），其中在浸润性黏液腺癌及浸润性非黏液性腺癌中外显子21 L858R、外显子19缺失为主要突变位点，在微乳头型中外显子20 T790M的突变率（11.63%）较高。在浸润性黏液腺癌中，KRAS总突变率检测最高（43.80%），其中外显子2 G12D、外显子2 G12V在腺泡型、实体型和浸润性黏液腺癌中突变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KRAS各位点在低分化组比高~中分化组突变率高（ P<0.05）。HER2突变多发生在浸润性非黏液性腺癌的腺泡型、乳头型和微浸润性腺癌中。BRAF在微浸润性腺癌中突变率高于其他类型（ P<0.05）。 结论:原发性肺腺癌中EGFR、ALK、KRAS、HER2、RET变异与患者年龄、吸烟史及临床分期有关，且在不同的病理亚型中驱动基因变异有所不同。在浸润性非黏液腺癌中以EGFR突变为主，在浸润性黏液腺癌中以KRAS突变为主。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既往被认为是一种免疫"冷肿瘤"。然而，最近研究显示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可使机体免疫状态从免疫抑制向免疫支持转化，这为免疫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EGFR突变型NSCLC在发生EGFR-TKI获得性耐药后的免疫治疗策略主要包括4种：单一免疫治疗（Im）、免疫治疗加化疗（Im+C）、免疫治疗加抗血管生成治疗（Im+A）、免疫治疗联合抗血管生成和化疗（Im+A+C）。其中，Im效果显著低于单一化疗，疗效极其有限；而Im+A临床研究很少，尚缺乏证据。Im+C与Im+A+C联合方案的效果显著优于单一化疗，而Im+A+C的疗效较Im+C有明显优势。此外，EGFR L858R突变亚群比EGFR 19del突变亚群从Im+C中获益更大，而T790M阴性亚组较T790M阳性亚组从Im+A+C中获益更大。总之，对于EGFR突变型NSCLC发生EGFR-TKI获得性耐药患者，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和抗血管生成治疗是一种新的有前景的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湖北十堰地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情况及其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1月至2020年1月就诊于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国药东风总医院的173例NSCLC患者资料。通过突变扩增阻滞系统（ARMS）-TaqMan探针法检测NSCLC组织中EGFR基因突变情况，同时收集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EGFR基因突变状态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173例样本中76例发生EGFR基因突变，突变率为44.5%。其中第18号外显子突变率为6.6%（5/76），均为G719X突变；第19号外显子突变率为46.1%（35/76），均为Del突变；第20号外显子突变率为1.3%（1/76），为EGFR基因20ins突变；第21号外显子突变率为44.7%（34/76），其中33例为EGFR基因L858R突变，1例为EGFR基因L861Q突变；1例为第19号外显子Del合并第20号外显子T790M双重突变。不同性别、吸烟史、病理分型的患者EGFR突变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女性患者高于男性患者[59.7%（46/77）比31.3%（30/96）， χ2＝14.08， P<0.001 ]，有吸烟史的患者低于无吸烟史患者[27.1%（13/48）比52.9%（63/119）， χ2＝9.22， P<0.001]，腺癌患者高于非腺癌患者[50.7%（75/148）比4.0%（1/25）， χ2＝18.92， P<0.001 ]。EGFR突变情况与患者年龄无相关性。 结论:湖北十堰地区NSCLC患者中EGFR突变主要集中在第19号外显子Del及第21号外显子L858R，且易发生在腺癌、女性及无吸烟史的患者。

目的:探讨微滴式数字聚合酶链反应（ddPCR）在检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外周血循环肿瘤DNA（ctDNA）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山西省肿瘤医院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就诊的63例NSCLC患者外周血标本，采用ddPCR检测患者外周血EGFR敏感突变，并与对应组织扩增阻滞突变系统PCR（ARMS-PCR）检测结果比较。采用Kappa检验对两种检测方法一致性进行分析。结果:63例患者中，ddPCR共检测到EGFR敏感突变31例（49.2%），包括第18号外显子G719X突变1例（1.6%）、第19号外显子缺失（E19-Del）12例（19.0%）、第20号外显子T790M突变（T790M）11例（17.5%）、第21号外显子L858R突变（L858R）7例（11.1%）；31例突变患者中7例（22.6%）为双突变。ARMS-PCR检出上述4种突变26例（41.3%），依次有0例、12例（19.0%）、6例（9.5%）、8例（12.7%）；26例突变患者中双突变5例（19.2%）。1例患者ARMS-PCR检测L858R阳性而ddPCR检测L858R阴性。两种检测方法一致率为90.3%（κ=0.8，P<0.05）。31例ddPCR检测突变患者外周血ctDNA EGFR突变中位丰度1.7%（0.04%~23.60%），其中E19-Del中位丰度为2.5%（0.35%~22.70%），T790M突变中位丰度为0.6%（0.04%~14.00%），L858R突变中位丰度为2.3%（0.20%~23.60%）；ddPCR检测EGFR基因突变丰度<1%者10例，占所有突变者的32.6%（10/31），ARMS-PCR仅检出其中5例。接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且发生获得性耐药的19例患者中，ddPCR检出T790M突变11例（57.9%），而无TKI用药史患者均未检测出此突变。11例T790M突变患者中，突变丰度<0.1%者1例，0.1%~2.0%者7例，>2.0%者3例。结论:ddPCR检测NSCLC患者外周血ctDNA中EGFR基因突变无创、快捷、灵敏度高且可绝对定量，为取样困难或因获得性耐药需重复取样肺癌患者进行EGFR-TKI靶向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检测途径，个体化靶向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最常见的驱动基因突变类型，但目前的靶向治疗往往更针对于EGFR的经典突变，即19外显子缺失以及21外显子L858R突变，除此之外第三代EGFR靶向治疗对携带T790M突变患者有针对性治疗作用。而对于非经典/非常见的EGFR突变人群，如S768I、L861Q、G719X等，目前FDA等权威机构尚无标准的靶向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与ROS1基因融合共存型（简称“ER双突变”）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治疗与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ER双突变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并对患者进行随访，探讨其临床治疗及预后。结果:（1）1 586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EGFR突变率为51.5%（816/1 586），ROS1融合突变率为2.4%（38/1 586），ROS1融合与患者的年龄、吸烟史、病灶部位有关。（2）38例ROS1融合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4例为ER双突变，占比10.5%（4/38）。4例均为女性、肺腺癌患者，中位年龄62岁，均无吸烟史，临床分期Ⅰ期、Ⅱ期、Ⅲ期、Ⅳ期各1例。EGFR以第19号外显子缺失突变多见，ROS1融合以R2型多见。（3）4例ER双突变患者中位随访8.5个月，其中Ⅰ期患者右上肺叶切除术后随访22个月疾病无进展；Ⅱ期患者左下肺叶切除术后辅助化疗，随访6个月疾病无进展；Ⅲ期患者右中肺癌根治术后随访6个月疾病无进展；Ⅳ期患者伴肺、肝、骨转移，第一代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8个月后出现脑转移，血液EGFR检测示T790M突变，二线接受第三代EGFR-TKI治疗，3个月后复查脑转移灶略缩小，疾病稳定。结论:ER双突变肺癌在临床上较少见，多见于女性、不吸烟、肺腺癌患者，其可能从EGFR-TKI靶向治疗中获益。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靶向治疗之前进行驱动基因联合检测，有助于靶向药物的选择以及预后判断。

目的:探讨奥希替尼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T790M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4月至2020年12月安徽省胸科医院收治的83例EGFR T790M阳性晚期NSCLC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41例予以奥希替尼治疗，观察组42例予以奥希替尼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比较两组治疗3个月后的临床疗效、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血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肿瘤血管相关蛋白因子（S100β蛋白）水平及不良反应，以Kaplan-Meier法绘制两组患者生存曲线，并比较两组患者1年生存情况。结果:观察组疾病控制率为69.05%（29/42），高于对照组的43.90%（18/41）（ χ2＝5.34， P＝0.021），但两组客观缓解率比较[33.33%（14/42）比21.95%（9/4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34， P＝0.247）。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血清CEA[（19.9±3.6）μg/ml比（79.3±7.9）μg/ml，（27.8±4.8）μg/ml比（78.6±8.1）μg/ml]及NSE[（18.9±3.2）ng/ml比（27.2±5.0）ng/ml，（22.0±3.3）ng/ml比（26.1±4.8）ng/ml]水平均低于治疗前（均 P<0.05），治疗前两组间CEA和NSE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01）。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血清S100β水平均高于治疗前[（50±5）μg/ml比（44±5）μg/ml，（55±4）μg/ml比（45±6）μg/ml，均 P＝0.001]，治疗前两组间S100β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 P<0.001）。两组患者给药期间均未出现急性重度不良反应，观察组和对照组恶心呕吐[9.52%（4/42）比7.32%（3/41）]、便秘腹泻[4.76%（2/42）比4.88%（2/41）]、血小板降低[9.52%（4/42）比4.88%（2/41）]、肝功能损伤[7.14%（3/42）比2.44%（1/41）]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1年总生存率高于对照组[68.3%（95% CI 47.9%~86.1%）比41.0%（95% CI 22.4%~65.3%）]，观察组总生存优于对照组（ χ2＝2.60， P＝0.037）。 结论:奥希替尼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EGFR T790M阳性晚期NSCLC疗效及安全性良好，可有效调节肿瘤相关因子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