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1α是一种重要的转录因子,HIF-1α信号通路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如肿瘤、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等.HIF-1α还参与骨血管生成及影响骨细胞铁死亡来防治骨质疏松症.中医药对于OP 的治疗有着独特的优势,中药的活性成分及复方均能对HIF-1α信号通路产生影响,但其机制尚需多方面研究.故本文从HIF-1α信号通路入手,研究中医药防治OP的作用机制及疗效的进展情况.

目的:探讨放射性 125I粒子对肝癌裸鼠皮下移植瘤微血管形成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构建人肝癌Huh7细胞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将12只裸鼠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只。观察组移植瘤植入一枚活度为2.96×10 7Bq粒子，对照组植入一枚活度为0的空粒子。每4天测量1次移植瘤体积，记录肿瘤生长曲线。28 d后取下移植瘤，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CD31评估移植瘤微血管密度(MVD)。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蛋白表达，并做半定量分析。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VEGF-A、HIF-1α mRNA的表达。 结果:观察组移植瘤的生长速度较对照组缓慢，粒子植入后12 d两组肿瘤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67， P<0.05)，随着观察时间延长，两组肿瘤体积差距加大，在28 d时两组肿瘤体积分别为(963.61±89.56)mm 3和(602.10±75.98)mm 3( t＝7.122， P<0.05)。两组移植瘤组织中CD31均有表达，观察组的MVD较对照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360， P<0.05)。观察组VEGF-A、HIF-1α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0.480、6.414、10.890、12.250， P<0.05)。 结论:放射性 125I粒子通过降低肿瘤微血管密度抑制肝癌移植瘤的生长，其机制可能与VEGF-A、HIF-1α的mRNA及蛋白表达减少有关。

目的:探讨缺氧诱导因子-1α/Bcl-2/E1B-19kDa相互作用蛋白3（HIF-1α/BNIP3）介导的线粒体自噬对创伤性脑损伤（TBI）后神经元凋亡的影响。方法:选择HT22细胞（小鼠海马神经元）进行实验，采用氧糖剥夺复氧（OGD/R）的方法构建TBI的体外模型，通过HIF-1α、BNIP3特异性小干扰RNA（siRNA）或质粒载体转染细胞调节HIF-1α、BNIP3表达。实验1：研究BNIP3介导的线粒体自噬对TBI后神经元凋亡的影响。这部分实验中HT22细胞分为4组（ n=3）：siRNA对照组，转染阴性siRNA后正常培养；siRNA+TBI组，转染阴性siRNA后进行OGD/R处理；BNIP3-siRNA组，转染BNIP3-siRNA后正常培养；BNIP3-siRNA+TBI组，转染BNIP3-siRNA后进行OGD/R处理。实验终点通过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HIF-1α、BNIP3及LC3-Ⅱ、P62等线粒体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透射电镜观察线粒体自噬小体，TUNEL染色法检测细胞凋亡率，乳酸脱氢酶（LDH）试剂盒测定细胞上清液LDH活性。实验2：研究HIF-1α对TBI后BNIP3介导的线粒体自噬及神经元凋亡的影响。这部分实验中HT22细胞分为8组（ n=3）：siRNA对照组及siRNA+TBI组，处理同上；HIF-1α-siRNA组，转染HIF-1α-siRNA后正常培养；HIF-1α-siRNA+TBI组，转染HIF-1α-siRNA后进行OGD/R处理；空载质粒组，转染空载质粒pcDNA3.1(+)后正常培养；过表达HIF-1α组，转染过表达HIF-1α质粒后正常培养；空载质粒+TBI组，转染空载质粒后进行OGD/R处理；过表达HIF-1α+TBI组，转染过表达HIF-1α质粒后进行OGD/R处理。实验终点测定各组细胞HIF-1α、BNIP3、LC3-Ⅱ、P62、TOMM20、COX Ⅳ表达水平、细胞凋亡率及LDH活性。 结果:（1）实验1：与siRNA对照组比较，siRNA+TBI组BNIP3表达水平及LC3-Ⅱ/Ⅰ比值显著升高，P62、TOMM20、COX Ⅳ表达水平显著下降，细胞凋亡率及LDH活性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siRNA+TBI组比较，BNIP3-siRNA+TBI组BNIP3表达水平及LC3-Ⅱ/Ⅰ比值显著下降，P62、TOMM20、COX Ⅳ表达水平显著升高，细胞凋亡率及LDH活性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透射电镜下siRNA+TBI组自噬小体较siRNA对照组增多，BNIP3-siRNA+TBI组自噬小体较siRNA+TBI组减少。（2）实验2：与siRNA+TBI组比较，HIF-1α-siRNA+TBI组HIF-1α、BNIP3表达水平及LC3-Ⅱ/Ⅰ比值显著下降，P62、TOMM20、COX Ⅳ表达水平显著升高，细胞凋亡率及LDH活性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空载质粒+TBI组比较，HIF-1α过表达+TBI组HIF-1α、BNIP3表达水平及LC3-Ⅱ/Ⅰ比值显著升高，P62、TOMM20、COX Ⅳ表达水平显著下降，细胞凋亡率及LDH活性显著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HIF-1α通过促进BNIP3介导的线粒体自噬减轻TBI后神经元凋亡。

目的:观察自体富血小板凝胶(APG)治疗2型糖尿病足(DF)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肺腺癌转移相关转录本1(MALAT1)表达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2月至2022年5月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62例DF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0例)和观察组(32例)，对照组采用超声清创换药治疗，观察组采用超声清创联合APG治疗。观察治疗6周后两组患者治疗的有效率、经皮氧分压(TcPO 2)，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介素6(IL-6)、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缺氧诱导因子α(HIF-1α)水平，PBMCs中MALAT1表达，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MALAT的表达改变(△MALAT1)与治疗总有效率的关系。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3.75%(30/32) vs 73.33%(22/30)， P<0.05]。治疗后，两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 1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UACR)、尿酸(UA)、白细胞(WBC)、TNF-α和IL-6均较前降低，HIF-1α、VEGF和MALAT1较治疗前升高(均 P<0.05)；且治疗后，观察组的UA、HIF-1α、VEGF和MALAT1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DF患者△MALAT1与TNF-α( r＝－0.61， P＝0.02)、IL-6( r＝－0.52， P＝0.04)、WBC( r＝－0.53， P＝0.03)呈负相关，与VEGF( r＝0.58， P＝0.03)、HIF-1α( r＝0.54， P＝0.03)呈正相关。△MALAT高改变组DF治疗的总有效率更高[88.37%(38/43) vs 73.68%(14/19)， P<0.05]。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APG可明显上调MALAT的表达，改善创面组织血液灌注、创面血管生成和炎症反应，促进溃疡愈合，且MALAT表达量的变化有助于判断DF的预后。

调节性T细胞是一类介导机体免疫耐受、维持免疫稳态功能的T细胞亚群，目前国内外许多研究发现调节性T细胞数量减少和（或）功能受损在自身免疫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是细胞适应缺氧环境产生的转录因子，在T细胞尤其是调节性T细胞的发育和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阐述了HIF-1α的生物学功能，调节性T细胞的特点，重点总结了HIF-1α双向调控调节性T细胞分化和功能的最新进展及可能机制。

目的:观察榄香烯注射液在食管癌围手术期治疗中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8年7月于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行手术治疗的食管癌患者180例，按照计算机产生的随机序列号分为试验组( n＝90)和对照组( n＝90)，试验组术中胸腔冲洗、淋洒留置榄香烯注射液并术后静脉滴注；对照组术中应用生理盐水胸腔冲洗。观察两组安全性指标、近期疗效指标、免疫指标、肿瘤标志物水平、远期获益指标。 结果:试验组白细胞增多、血小板减少、血红蛋白减少、肌酐升高、转氨酶升高、恶心呕吐发生率分别为43.33%(39/90)、0(0/90)、5.55%(5/90)、6.67%(6/90)、4.44%(4/90)、0(0/90)，对照组分别为53.33%(48/90)、1.11%(1/90)、2.22%(2/90)、4.44%(4/90)、7.78%(7/90)、1.11%(1/90)，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1.802， P＝0.179； P＝1.000； χ2＝0.595， P＝0.441； χ2＝0.424， P＝0.515； χ2＝0.871， P＝0.351； P＝1.000)。试验组术后拔管时间为(173.36±41.09)h，术后住院时间为(14.82±4.35)d，Karnofsky功能状态(KPS)评分为(81.43±3.89)分，对照组分别为(175.76±40.46)h、(15.34±5.22)d、(80.49±2.67)分，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395， P＝0.695； t＝-0.726， P＝0.472； t＝1.890， P＝0.061)。试验组引流液总量为(665.39±201.31)ml，吻合口瘘发生率为1.11%(1/9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732.67±213.84)ml和8.89%(8/90)，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2.173， P＝0.032； χ2＝4.211， P＝0.040)。治疗前，两组患者免疫功能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手术后1周复查，两组的CD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5.45±6.96)% vs. (53.71±6.54)%， t＝1.728， P＝0.087]；试验组的CD4 ＋、CD4 ＋/CD8 ＋、NK细胞较对照组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9.43±5.05)% vs. (25.92±8.06)%， t＝3.501， P＝0.001；1.30±0.21 vs. 1.23±0.20， t＝0.229， P＝0.028；(254.20±15.21)个/μl vs. (237.05±10.73)个/μl， t＝2.741， P＝0.007]。试验组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9-9(CA19-9)、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分别为(1.37±0.18)ng/ml、(1.26±0.28)ng/ml、(0.89±0.17)ng/ml、(1.06±0.24)ng/m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86±0.42)ng/ml、(2.92±0.45)ng/ml、(2.38±1.55)ng/ml、(2.82±0.15)ng/ml，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13.928， P＝0.014； t＝19.728， P＝0.011； t＝17.924， P＝0.006； t＝16.625， P＝0.003)。试验组患者1年复发率为2.22%(2/90)，半年死亡率为1.11%(1/90)，对照组分别为5.56%(5/90)和2.22%(2/9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595， P＝0.441； χ2＝0.000， P＝1.000)。 结论:榄香烯无瘤技术序贯治疗联合术后静脉滴注对于食管癌患者术后恢复有积极作用，可预防术后吻合口瘘的发生，改善患者免疫功能，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安全可行。

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在巨噬细胞极化的过程中必不可少，是将糖代谢活动与免疫联系起来的枢纽。文章就HIF-1α调控的巨噬细胞极化及其在细菌感染性疾病、肿瘤、自身免疫病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中作用进行综述，期望以HIF-1α调控的巨噬细胞极化为主要靶标，为疾病的发生机制及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观察高压氧治疗对于颅脑损伤大鼠神经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并探讨其相关机制。方法:选取50只Sprague-Dawley大鼠，随机选取16只作为假手术对照组，剩余34只采用侧向液压打击(lateral fluid percussion, LFP)法进行颅脑损伤大鼠模型的构建。从建模成功的大鼠中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选择16只作为脑损伤对照组(不进行高压氧治疗)，另选16只颅脑损伤大鼠作为高压氧治疗组。高压氧治疗组于造模后6 h进行高压氧治疗，连续4周。通过水迷宫实验检测3组大鼠的空间记忆能力，并比较3组大鼠神经细胞凋亡数、胆碱乙酰转移酶(choline acetyltransferase, ChAT)阳性细胞数以及海马部位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的表达情况。结果:水迷宫实验中假手术对照组大鼠所用时间最短，高压氧治疗组次之，脑损伤对照组用时最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穿越站台区域的次数在假手术对照组最多，高压氧治疗组次之，脑损伤对照组最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空间探索实验中高压氧治疗组大鼠在站台附近的运动轨迹较密集，在目标象限的运动时长和运动距离较长。脑损伤对照组大鼠的神经细胞凋亡明显高于高压氧治疗组和假手术对照组，假手术对照组细胞凋亡最少。ChAT阳性细胞数在假手术对照组数量最多，高压氧治疗组次之，脑损伤对照组最少，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细胞平均截面积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组大鼠海马区HIF-a阳性细胞数在脑损伤对照组最多，高压氧治疗组次之，假手术对照组几乎无棕色细胞；3组大鼠大脑组织含水量及伊文氏蓝含量在假手术对照组最低，高压氧治疗组次之，脑损伤对照组最高，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高压氧治疗能够明显改善大鼠海马区神经细胞存活状况，减少细胞凋亡和HIF-1α表达，提高大鼠的学习与记忆能力，能够减轻局部脑水肿，促进大鼠血脑屏障的恢复能力。

脑胶质瘤恶性程度高，复发率高，预后差，对此分析了脑胶质瘤中Hippo/YAP、PI3K/AKT/mTOR、miRNA、WNT/β-catenin、Notch、Hedgehog及TGF-β等信号通路及关键酶的作用机制，得出 YAP1抑制剂可能成为未来治疗脑胶质瘤有效的靶点，抑制PI3K/AKT/mTOR、Shh、WNT/β-catenin及HIF-1α可降低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及耐药性，进而改善脑胶质瘤的预后。分析得出Notch1与Sox2呈正反馈调控机制，Notch4预示脑胶质瘤的恶性程度，这样不仅在临床上可针对脑胶质瘤干细胞进行治疗，也能将Notch作为判断预后的一个指标，为治疗脑胶质瘤的方向提供探索性的尝试。miRNA在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在治疗脑胶质瘤中可借助纳米颗粒的运载协同替莫唑胺发挥进一步的作用。相信这些研究会让大家对脑胶质瘤有更深入的认识，以期更好的寻找新的治疗方案来逐步攻克脑胶质瘤这道难题。

目的:分析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rt1）、3（Sirt3）和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在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组织和细胞中的表达，探讨其在CSCC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就诊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科、经病理活检确诊为高、中、低分化CSCC患者的病变组织和非癌症患者正常皮肤组织各30份，同时培养CSCC细胞A431和HaCaT细胞。采用免疫组化、Western印迹和实时定量PCR（RT-PCR）分别检测Sirt1、Sirt3及HIF-1α蛋白和mRNA在不同分化程度CSCC和正常皮肤组织中的表达，用免疫荧光化学和RT-PCR法分别检测Sirt1、Sirt3及HIF-1α蛋白和mRNA在A431和HaCaT细胞中的表达。计量资料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免疫组化显示，Sirt3在正常皮肤和高、中、低分化CSCC中的表达水平（相对平均AOD值）分别为100 ± 12.12、117.72 ± 26.23、127.32 ± 24.45、132.71 ± 31.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20.14， P < 0.001）；Sirt1和HIF-1α蛋白在正常皮肤组织及高、中、低分化CSCC中的表达亦呈逐渐增高趋势，且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174.50和225.00，均 P < 0.001）。Western印迹结果显示，Sirt3在正常皮肤及高、中、低分化CSCC中的表达水平（相对灰度值）分别为1.000 ± 0.132、1.403 ± 0.411、1.387 ± 0.393、1.677 ± 0.6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34.97， P < 0.001），Sirt1和HIF-1α的表达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69.29和199.90，均 P < 0.001），且具有逐渐升高的趋势。RT-PCR结果显示，Sirt3、Sirt1和HIF-1α mRNA在正常皮肤及高、中、低分化CSCC的表达逐渐增强，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值分别为113.00、174.50和50.33，均 P < 0.001）。Sirt3、Sirt1和HIF-1α蛋白在A431细胞中的表达均高于HaCaT细胞（ t值分别为16.75、18.34、27.76，均 P < 0.001），mRNA表达亦均高于HaCaT细胞（ t值分别为14.22、9.62、16.86，均 P < 0.001）。 结论:Sirt3、Sirt1和HIF-1α在CSCC组织和细胞中的表达增高，可能促进了CSCC的发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