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AMG510与放疗联合能否通过提高抗肿瘤免疫增加疗效.方法 体外使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检测小鼠Lewis肺癌细胞系(LLC)对AMG510的敏感性,并对LLC进行RAS基因测序.使用C57BL/6小鼠构建移植瘤模型,随机分为4组[对照组、放疗(RT)组、AMG510组和AMG510+RT组],分别接受AMG510和(或)放疗的治疗方式,观察抑制肿瘤生长的情况.通过流式细胞仪及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肿瘤浸润T淋巴细胞的情况.对治疗后的肿瘤进行基因表达测序,使用热图及信号通路富集等方法分析免疫相关基因表达变化.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非参数检验中的中位数检验.结果 LLC细胞同时具有KRAS G12C和NRAS Q61H位点突变.CCK8结果显示,AMG510单药对LLC生长抑制至63％.体内实验结果显示,AMG510单药控制肿瘤生长作用有限,但联合放疗后肿瘤生长体积受到明显控制,优于任何单一治疗(均P＜0.05).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AMG510+RT组的肿瘤浸润CD3+T、CD4+T 和 CD8+T 细胞的比例为 3.29％(2.81％,6.44％)、1.04％(0.72％,2.43％)和 2.16％(0.93％,4.19％),相较于其他3组浸润增加,均P＜0.05;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趋势与流式细胞术一致.免疫组化结果显示,AMG510+RT组与对照组和RT组相比,能够增加干扰素(IFN)-γ+T细胞的浸润(均P=0.009),但调节性T细胞(Treg)及巨噬细胞浸润数量4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2.22和0.50,P值分别为0.528和0.918.基因测序分析显示,AMG510联合放疗对比对照组差异基因数据最多,包括399个上调和46个下调的基因,免疫相关基因表达上调.AMG510联合放疗及AMG510单药均能够增强趋化因子信号通路及T细胞受体信号通路.结论 AMG510与放疗联合能够显著抑制KRAS G12C突变肺癌生长,提高T细胞相关的肿瘤免疫,具有一定转化医学意义.

目的:探讨克尔斯滕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变亚型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和2(PD-L2)的表达影响。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甘肃省肿瘤医院收治的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通过测序检测KRAS基因组序列，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和免疫印迹检测PD-L1和PD-L2的表达。使用成簇的规则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构建KRAS缺失型A549细胞，在敲除株中过表达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检测其对PD-L1和PD-L2的表达影响。将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过表达的KRAS敲除人肺泡上皮细胞549(A549)细胞株与树突状细胞和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DC-CIK)，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群集行列式蛋白3阳性(CD3 +)细胞的凋亡水平。使用 t检验比较连续变量。使用Mann-Whitney检验分析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Chi-square检验分析非小细胞肺癌患者KRAS突变型和KRAS野生型的临床特征。 结果:纳入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KRAS野生型31例、KRAS突变型64例；其中KRAS第12位甘氨酸突变为天冬氨酸(G12D)13例、突变为缬氨酸(G12V)12例、突变为半胱氨酸(G12C)25例、突变为丙氨酸(G12A)14例。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的mRNA表达水平(1.062比1.834， U＝38；1.062比1.668， U＝70；1.062比1.544， U＝111；1.062比1.479， U＝89， P<0.05；1.067比1.798， U＝68；1.067比1.595， U＝86；1.067比1.527， U＝171；1.067比1.680， U＝34， P<0.05)和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KRAS野生型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相较于KRAS野生型，KRAS突变型更能够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同时，将KRAS-G12D，KRAS-G12V，KRAS-G12C，KRAS-G12A质粒混合在一起作为RAS野生型(KRAS-MT)与KRAS突变型(KRAS-WT)分别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KRAS-MT依旧可以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过表达KRAS-MT与KRAS-WT后，KRAS突变亚型不能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通路，但是可以激活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KT)通路。AKT抑制剂处理后，KRAS-MT与KRAS-WT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的PD-L1和PD-L2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转染了KRAS-MT或KRAS-WT的KRAS KO A549细胞株与DC-CIK以1∶1的比例共培养，随后检测DC-CIK细胞的凋亡水平，发现KRAS-MT能够显著增加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F＝12.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KRAS突变亚型能够显著增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并且能够促进免疫细胞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随着KRAS G12C突变在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中作用机制的不断深入研究，KRAS G12C由"不可成药"发展为重要的靶向治疗位点。KRAS G12C突变抑制剂在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中实现了有效率和生存的双进展。尽管治疗产生的耐药不可避免，但通过其耐药机制的研究发现，联合用药是克服或减少耐药的途径之一。

KRAS G12C基因突变在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中的发生率为3%~4%，与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对于初始治疗以氟尿嘧啶类为基础的化疗联合或不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无效的患者，标准的后线治疗曲氟尿苷替匹嘧啶片（Tas-102）或瑞戈非尼的疗效有限，客观反应率仅为1%~2%，中位无进展生存期≤2个月，并且是以药物不良反应为代价。目前，尚无由正向选择生物标志物驱动的靶向治疗被批准用于KRAS突变的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索托拉西布是一种靶向KRAS G12C突变蛋白的小分子抑制剂，可选择性、不可逆地抑制KRAS G12C蛋白，以阻断了下游的增殖和生存信号通路。团队的早期研究显示，索托拉西布单药治疗结直肠癌的疗效有限，但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抑制剂帕尼单抗联合使用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因此，该团队设计了CodeBreaK 300研究。

心-面-皮肤综合征(cardio-facio-cutaneous syndrome，CFCS)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综合征，与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RAS-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RAS-MAPK)信号传导通路异常激活有关，由BRAF、MAP2K1、MAP2K2、KRAS基因生殖系突变所致，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CFCS患者表现为多系统异常，包括颅面部畸形、先天性心脏病、皮肤异常、胃肠道异常、生长迟缓、神经认知障碍、癫痫等，与其他RAS通路病患者有许多重叠的临床表型。CFCS患者可通过典型的临床表现和基因检测明确诊断，早期诊断有助于评估相关基因型的严重并发症风险，改善患者预后。MEK抑制剂可有效改善部分CFCS动物模型的异常表型，但目前尚无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法，明确诊断后需行多学科评估与对症治疗。

驱动基因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既往被认为是免疫治疗"禁区"，但随着对靶向药物免疫调节作用的深入认识及临床证据不断生成，免疫治疗有望为驱动基因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带来新希望。共识在《晚期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专家共识(2022版)》的基础上，由共识专家组结合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实践，通过共识更新研讨会共同制定。专家组经充分研讨在3个临床问题上形成新的共识，不推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用于治疗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耐药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推荐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突变患者使用以ICIs为基础的治疗策略，推荐MET14外显子跳跃突变患者在靶向治疗耐药或不可及时使用以ICIs为基础的治疗策略。同时，随着临床证据的不断积累，专家组也调整了3条共识意见的推荐级别，对于表皮生长因子TKI耐药后发生广泛进展患者使用ICIs联合抗血管治疗调整为强推荐，对于晚期KRAS突变和BRAF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ICIs治疗分别调整为一致推荐和强推荐。共识结合国内外驱动基因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的最新进展及专家组广泛认可的临床经验，旨在为中国临床医师的免疫治疗临床实践提供规范化引导。

目的:探讨液基细胞学标本基因检测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分子分型及指导临床靶向治疗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412例晚期NSCLC患者的液基细胞学标本和临床资料，其中32例患者有手术后组织病理切片或组织活检标本，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RAS)和鼠类肉瘤过滤性毒菌致癌同源体B(BRAF)基因突变，分析基因突变与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对液基细胞学标本与组织学标本基因检测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对142例使用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药物治疗的患者进行临床疗效评价，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结果:412例液基细胞学标本中，216例(52.4%)发生EGFR突变，36例(8.7%)发生KRAS基因突变，3例(0.7%)发生BRAF基因突变。EGFR突变与性别、病理类型、标本来源有关，其中女性患者EGFR突变率(63.0%)高于男性患者(40.8%， P<0.001)，腺癌EGFR突变率(54.3%)高于非腺癌(0.0%， P<0.001)。KRAS突变与性别有关，男性突变率(12.2%)高于女性(5.6%， P＝0.016)。3例多基因共突变均为Ⅳ期男性腺癌患者。32例同时有液基细胞学标本与组织学标本的患者中，30例患者的液基细胞学标本与组织学标本基因检测结果一致( Kappa＝0.91)。12例组织学与液基细胞学标本均来自转移灶，基因检测结果完全一致( Kappa＝1.00)；19例组织学标本来自肺部原发灶、液基细胞学标本来自转移灶，18例基因检测结果一致( Kappa＝0.92)。EGFR基因突变阳性患者临床应用EGFR-TKI治疗的疾病控制率(DCR)为89.0%(89/100)，无进展生存时间(PFS)为13.8个月，均高于EGFR基因突变阴性患者[DCR为30.8%(4/13)，中位PFS为1.4个月，均 P<0.01]。 结论:液基细胞学标本与组织学标本的基因检测结果有高度一致性，液基细胞学标本是晚期NSCLC基因检测的重要标本来源。根据液基细胞学标本的基因检测结果进行晚期NSCLC分子分型，并指导EGFR-TKI药物靶向治疗能获得很高的DCR和PFS，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人环状RNA 0001400（hsa_circ_0001400）及其线性转录物RELL1在卡波西肉瘤（KS）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人KS相关疱疹病毒（KSHV）感染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并鉴定感染是否成功。取对数生长期HUVEC分为3组：HUVEC组（未感染的HUVEC）、KSHV + HUVEC组（0.5感染复数的KSHV感染HUVEC）、MAPK抑制剂组（0.5感染复数的KSHV感染HUVEC6 h后，再用1 μmol/L MAPK抑制剂处理），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和流式细胞仪分别检测各组细胞增殖能力及凋亡情况。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及Western印迹法检测HUVEC组与KSHV + HUVEC组细胞中hsa_circ_0001400及其线性转录物RELL1、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RAS）/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的转录和蛋白表达水平。收集5对KS组织及瘤旁组织，并在KS组织样本中验证上述基因mRNA表达。统计分析采用两因素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t检验等。 结果:与未感染的HUVEC相比，感染KSHV 48 h后HUVEC变圆，生长更密集。感染KSHV的HUVEC可检出KSHV裂解激活基因ORF50与潜伏态基因LANA的mRNA表达，其表达水平均高于未感染的HUVEC（均 P < 0.001），KSHV成功感染HUVEC。在培养24 ~ 72 h内随培养时间延长，KSHV + HUVEC组细胞增殖率逐渐升高，而MAPK抑制剂组细胞增殖活力明显受到抑制；3组48 h时总凋亡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673.98， P < 0.001），且MAPK抑制剂组细胞总凋亡率明显高于KSHV + HUVEC组和HUVEC组（均 P < 0.001），而KSHV + HUVEC组与HUVEC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qRT-PCR结果显示，KSHV + HUVEC组hsa_circ_0001400、RELL1、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MAPK11、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2 mRNA表达量均高于HUVEC组（均 P < 0.05），而两组间ERK1 mRNA表达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0.92， P = 0.410）。Western印迹法检测显示，KSHV + HUVEC组RELL1、KRAS、MAPK11、ERK1、ERK2蛋白表达量均明显高于HUVEC组（均 P < 0.01）。KS组织中RELL1、ERK1、ERK2 mRNA表达量显著高于瘤旁组织（均 P < 0.05）。 结论:KSHV感染后，可能通过诱导hsa_circ_0001400及其线性转录物RELL1表达上调，激活MAPK信号通路，从而调控KS的发生发展。

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RAS)是肺癌的驱动基因，其突变常发生于经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治疗后耐药的肺腺癌中，因患者预后较差且尚未有针对性靶向药物而引起关注。近年研究发现KRAS突变可通过影响信号传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STAT3)、G蛋白偶联受体(GPCR)、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的表达、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通路的活化及多种基因的共突变促进肿瘤进展，影响治疗和预后。新型小分子KRAS G12C抑制剂AMG 510的Ⅰ期临床试验结果为治疗提供了希望。总结KRAS突变肺腺癌的发病机制、预后相关因素、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等，有助于提高对KRAS突变的认识，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与依据。

患者女，22岁，2004年9月主诉“便血1年半”诊断为直肠癌，行直肠癌前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直肠）溃疡型中-低分化腺癌，大小约8.0 cm×6.0 cm×0.8 cm，侵犯肠壁全层，肠系膜淋巴结可见转移癌（3/22）。免疫组化检查示：P53（-）、P120（++）、Her-1（++）、Her-2（++）、Ki-67（-）、TopⅡα（-）。术后行5周期FOLFOX方案化疗，随访5年无复发。外祖母40岁因“癌症”死亡。2004年3月患者母亲诊断为结肠癌，时年48岁，1年后死亡。2019年8月患者行肠镜检查显示升结肠起始段、回盲瓣、盲肠可见隆起型肿块，占4/5周径，病理诊断为腺癌，部分为黏液腺癌。PET-CT检查提示：升结肠恶性肿瘤伴外侵，FDG病灶区高代谢伴肠周淋巴结转移。根据其15年前直肠癌病史及家族史，术前诊断为林奇综合征-结直肠癌。行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提示肿瘤大小10.0 cm×9.0 cm×2.8 cm，中-低分化腺癌，部分为黏液腺癌（<50%），浸润至浆膜下层，脉管内可见癌栓（图1）。免疫组化检查提示：CK20（+）、CK79（-）、EGFR（+）、Ki-67（70%+）、MLH1（蛋白表达缺失）、PMS2（蛋白表达缺失）、MSH2（蛋白表达）、MSH6（蛋白表达）。EBV原位杂交：EBER（-）。肠旁淋巴结2/30。检出KRAS基因2号外显子突变，NRAS、PIK3CA、BRAF基因未检出突变。基因检测：PD-L1阴性。肿瘤突变负荷（Muts/Mb）71.51，低于12%的升结肠癌患者。微卫星检测微卫星不稳定（MSI-H）。根据结肠癌家族史、肿瘤错配修复蛋白表达缺失及基因检查MLH1生殖系突变确诊林奇综合征-结直肠癌，术后未行其他治疗。2021年8月因月经量增多1年，行妇科超声示：子宫内膜增厚，子宫实质性占位，子宫后方液性混浊占位。盆腔增强MRI和PET-CT均提示右侧输卵管结节，宫腔内膜及宫颈管内膜异常信号，FDG摄取明显增高，恶性肿瘤的可能（图2A）。行宫腔镜检查，宫腔镜下分段诊刮，子宫颈活检，病理检查提示（宫腔占位、宫颈管占位）子宫内膜样癌Ⅰ级，伴黏液分化，病理诊断为子宫内膜癌，同时临床诊断为右侧卵巢癌。2021年9月24日行PD-1抑制剂治疗，方案为Keytruda 2.5 mg/kg，3周1次。经3周期免疫治疗后，2022年1月11日复查MRI提示子宫内膜未见增厚、信号未见异常，PET-CT检查示未见明确FDG代谢异常病灶，考虑免疫治疗后获得完全缓解（图2B）。经6周期免疫治疗后复查宫腔镜：子宫内膜未见病变，内膜活检呈分泌期改变，目前继续用PD-1抑制剂维持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