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1女，63岁，全身皮疹2个月伴瘙痒，表现为红斑基础上水疱大疱。2年前因直肠肛管恶性黑素瘤行肠周淋巴结清扫术，静脉注射特瑞普利单抗预防性治疗1年，停药后2周出现全身皮疹。上肢红斑处皮损直接免疫荧光示，IgG沿基底膜带沉积；血清盐裂间接免疫荧光，IgG沿表皮侧线状沉积。血清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示，BP180 > 200 U/ml。诊断：大疱性类天疱疮，PD-1抑制剂引起？予口服米诺环素200 mg/d，醋酸泼尼松龙20 mg/d，配合全身外用卤米松乳膏，半个月后水疱结痂，红斑变暗。例2女，全身水疱伴痒3月余，皮疹表现为浮肿性红斑基础上紧张性水疱、大疱、血疱，伴结痂。患者有3年阴道恶性黑素瘤史，为阴道黑素瘤术后Ⅳ期，局部复发，右髂血管淋巴结转移。静脉注射特瑞普利单抗治疗2年后出现全身皮疹。红斑处直接免疫荧光，IgG弱阳性，沿基底膜带线状沉积；血清盐裂间接免疫荧光，IgG沿表皮侧线状沉积。血清BP180 > 200 U/ml。诊断：大疱性类天疱疮，PD-1抑制剂引起？予口服多西环素200 mg/d、醋酸泼尼松龙40 mg/d，2周后水疱完全结痂，红斑变暗。

目的:系统评价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的心脏毒性。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19年3月2日），收集PD-1/PD-L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方案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采用国际通用的Cochrane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比较PD-1/PD-L1抑制剂（试验组）与安慰剂或其他抗肿瘤药物（对照组）心脏毒性的发生率。结果:共纳入了10项随机对照试验（RCT），9项为PD-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抗肿瘤药物的研究，1项为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的研究，共包括5 291例患者，其中试验组3 022例，对照组2 269例患者。质量评价结果显示，10项RCT中4项为高偏倚风险，6项为低偏倚风险。meta分析结果表明，试验组心脏毒性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13%（34/3 022）比0.22%（5/2 269），相对危险度=2.38，95%置信区间：1.19~4.78，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PD-1/PD-L1抑制剂有导致心脏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临床应用中应警惕。

目的:探讨克尔斯滕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变亚型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和2(PD-L2)的表达影响。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甘肃省肿瘤医院收治的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通过测序检测KRAS基因组序列，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和免疫印迹检测PD-L1和PD-L2的表达。使用成簇的规则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构建KRAS缺失型A549细胞，在敲除株中过表达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检测其对PD-L1和PD-L2的表达影响。将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过表达的KRAS敲除人肺泡上皮细胞549(A549)细胞株与树突状细胞和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DC-CIK)，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群集行列式蛋白3阳性(CD3 +)细胞的凋亡水平。使用 t检验比较连续变量。使用Mann-Whitney检验分析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Chi-square检验分析非小细胞肺癌患者KRAS突变型和KRAS野生型的临床特征。 结果:纳入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KRAS野生型31例、KRAS突变型64例；其中KRAS第12位甘氨酸突变为天冬氨酸(G12D)13例、突变为缬氨酸(G12V)12例、突变为半胱氨酸(G12C)25例、突变为丙氨酸(G12A)14例。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的mRNA表达水平(1.062比1.834， U＝38；1.062比1.668， U＝70；1.062比1.544， U＝111；1.062比1.479， U＝89， P<0.05；1.067比1.798， U＝68；1.067比1.595， U＝86；1.067比1.527， U＝171；1.067比1.680， U＝34， P<0.05)和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KRAS野生型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相较于KRAS野生型，KRAS突变型更能够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同时，将KRAS-G12D，KRAS-G12V，KRAS-G12C，KRAS-G12A质粒混合在一起作为RAS野生型(KRAS-MT)与KRAS突变型(KRAS-WT)分别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KRAS-MT依旧可以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过表达KRAS-MT与KRAS-WT后，KRAS突变亚型不能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通路，但是可以激活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KT)通路。AKT抑制剂处理后，KRAS-MT与KRAS-WT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的PD-L1和PD-L2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转染了KRAS-MT或KRAS-WT的KRAS KO A549细胞株与DC-CIK以1∶1的比例共培养，随后检测DC-CIK细胞的凋亡水平，发现KRAS-MT能够显著增加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F＝12.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KRAS突变亚型能够显著增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并且能够促进免疫细胞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目的: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患者外周血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和其配体PD-L1表达水平与细胞因子相关性。方法:利用GEO数据库中GSE54248数据集筛选出PCOS中差异表达PD-1/PD-L1通路相关基因，对其进行GO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105例PCOS患者（记为PCOS组）和109例非PCOS患者（记为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利用QBPlex流式高通量多因子检测技术检测两组外周血PD-L1、PD-L2、PD-1和细胞因子表达水平。采用Pearson法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PCOS组患者外周血中PD-1水平［2.890（0.020，4.540）ng/L］显著低于对照组［3.370（2.460，4.360）ng/L， P=0.008］；PD-L1水平［9.820（8.860，10.880）ng/L］显著低于对照组［10.410（9.700，11.160）ng/L， P=0.001］；PD-L2表达水平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GSE54248数据集筛选出26个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富集在PD-1/PD-L1通路、1型T辅助细胞（T helper cell 1，Th1）和2型T辅助细胞（T helper cell 2，Th2）分化、参与炎症反应的细胞因子的产生等通路。与对照组相比较，PCOS组患者外周血中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5、IL-9、IL-25、IL-10、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growth stimulation expressed gene 2，ST-2）和颗粒酶B（Granzyme B）浓度显著降低，IL-8、IL-1RA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浓度显著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D-1与IL-1RA、ST-2和TNF-α水平呈正相关（ r=0.270， P=0.005； r=0.213， P=0.029； r=0.291， P=0.003），与IL-9、IL-25和Granzyme B水平呈负相关（ r=-0.322， P<0.001； r=-0.211， P=0.031； r=-0.369， P<0.001）。PD-L1与IL-9、IL-25和Granzyme B水平呈正相关（ r=0.254， P=0.009； r=0.330， P<0.001； r=0.340， P<0.001），与IL-10水平呈负相关（ r=-0.373， P=0.009）。 结论:PCOS患者外周血PD-1和PD-L1下调表达，可能与Th1/Th2细胞因子失衡相关，是治疗PCOS的潜在分子生物标志物。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及其配体（PD-L1）在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方法:选取2002年10月—2013年12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经手术治疗且经病理检查证实为卵巢癌的组织标本180份，包括浆液性癌120份，黏液性癌30份，子宫内膜样癌15份，透明细胞癌15份；从中随机选取50份癌旁的正常卵巢组织标本作为对照。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卵巢癌和正常卵巢组织中PD-1及PD-L1的表达，并分析PD-1及PD-L1的表达与卵巢癌患者不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之间的关系。结果:（1）卵巢癌和正常卵巢组织中PD-1及PD-L1的表达：PD-1表达于癌组织内浸润的淋巴细胞中，PD-L1表达于癌细胞的细胞膜；在癌旁的正常卵巢组织中PD-1及PD-L1均呈阴性表达。卵巢癌、正常卵巢组织中PD-1及PD-L1的阳性表达率分别均为18.3%（33/180）、2.0%（1/5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2）不同临床病理特征的卵巢癌组织中PD-1及PD-L1的表达：卵巢癌组织中PD-1、PD-L1的阳性表达率，浆液性癌均高于非浆液性癌（包括黏液性癌、子宫内模样癌、透明细胞癌），手术病理分期为Ⅲ、Ⅳ期者高于Ⅰ、Ⅱ期，发病模式为Ⅱ型者高于Ⅰ型，肿瘤累及侧别为双侧卵巢者高于单侧卵巢者，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不同PD-1、PD-L1表达的卵巢癌患者的生存情况：PD-1阳性、阴性表达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35、61个月，PD-L1阳性、阴性表达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36、61个月，两者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PD-1及PD-L1在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均高于癌旁的正常卵巢组织，特别是浆液性癌较为明显；晚期卵巢癌患者PD-1及PD-L1的表达较高，表明PD-1及PD-L1阳性表达是卵巢癌患者预后不良的指标。

尽管黑素瘤发病率正快速增长，但其在中国所占比例低，肿瘤科医生关注少。黑素瘤患者首诊科室主要是皮肤科，皮肤科医生能综合分析临床诊断、病理诊断、外科治疗和药物治疗，对黑素瘤的诊治具有独特优势。中国学者近年在黑素瘤的细胞死亡调控、表观遗传学修饰、靶向药物耐药、肿瘤微环境和肿瘤免疫调控等方面已获得很大进展。中国独有的一类新药干扰素α-1b不仅可用于Ⅱ、Ⅲ期高危黑素瘤的辅助治疗，对Ⅳ期黑素瘤也有很好的疗效，不良反应远低于干扰素α-2b。与白色人种不同，亚洲人皮肤黑素瘤以肢端型及黏膜型为主。以干扰素α-1b为基础制定联合治疗策略，探索其与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抑制剂、靶向药物或血管生成抑制剂等的联合治疗方案，正在为挽救Ⅳ期黑素瘤患者带来希望。

目的:评价电针对急性术后痛大鼠背根神经节(DRG)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PD-1)/含Src-同源区2蛋白酪氨酸磷酸酶-1(SHP-1)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SPF级雄性SD大鼠39只，体质量220~250 g，6~8周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13)：对照组(C组)、腹部手术组(S组)和腹部手术+电针组(S+EA组)。S组和S+EA组在异氟烷麻醉下行腹部手术。S+EA组于术毕即刻和术后2 h时，选取双侧足三里和三阴交穴进行电针刺激30 min，频率为10 Hz连续波，电流为1 mA。每组取7只大鼠，分别于造模前1 d(T 0)和造模后3、5、7、9、11、24 h时(T 1~6)，依次测定机械缩足反应阈(MWT)、机械缩腹反应阈(ACT)、热缩足潜伏期(TWL)和冷缩足潜伏期(CWL)。于造模后5 h每组处死6只大鼠，取出T 12~L 4 DRG，分别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IL-6、PD-L1、PD-1和SHP-1的表达，采用免疫荧光法观察PD-L1在各类神经元的表达情况。 结果:3组不同时点TWL和CW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C组比较，S组T 1~5时MWT降低，T 1~6时ACT降低，DRG IL-6表达上调，PD-L1、PD-1和SHP-1表达下调( P<0.05)；与S组比较，S+EA组T 1，2时MWT和ACT升高，DRG IL-6表达下调，PD-L1、PD-1和SHP-1表达上调( P<0.05)。免疫荧光结果显示，PD-L1在小直径神经元(CGRP +神经元和IB4 +神经元)和大直径神经元(NF200 +神经元)上均存在表达，且主要表达在CGRP +神经元和IB4 +神经元上。3组间PD-L1在DRG各类神经元的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电针减轻大鼠急性术后痛的机制可能与激活PD-L1/PD-1/SHP-1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观察前列腺癌（PCa）患者CD8 + T细胞中Notch受体的表达，分析Notch信号通路对PCa患者CD8 + T细胞功能的影响。 方法:收集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就诊的PCa患者45例、无菌性前列腺炎患者41例和健康对照者30名。分选外周血CD8 +T细胞，反转录实时定量PCR法检测CD8 + T细胞中Notch1~4 mRNA相对表达量。使用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γ-分泌素抑制剂（GSI）刺激CD8 + T细胞，反转录实时定量PCR法检测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抗程序性死亡分子（PD）-1和CTLA-4阳性细胞比例变化。建立CD8 + T细胞与PCa细胞系LAPC4细胞的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培养体系，通过检测靶细胞的死亡比例和细胞因子分泌评估抑制Notch信号通路对CD8 +T细胞的杀伤功能的影响。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SD- t检验或配对 t检验。 结果:PCa患者CD8 +T细胞中Notch1~4 mRNA相对表达量（5.22±1.04、2.79±0.91、9.74±3.38、1.63±0.82）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0.87±0.17、1.03±0.17、1.24±0.21、1.26±0.08）和无菌性前列腺炎患者（0.87±0.15、1.05±0.14、1.27±0.19、1.26±0.16）（均 P<0.05）。PCa患者CD8 +T细胞存在功能衰竭，主要表现为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降低（均 P<0.000 1），PD-1：19.3%±5.4%和CTLA-4：11.7%±3.9%阳性细胞比例升高，直接接触共培养体系中PCa患者CD8 +T细胞诱导LAPC4细胞死亡比例下降（28.8%±6.4%比37.2%±2.6%， P=0.015），γ干扰素（IFN）-γ分泌水平降低[（61.7±10.6）ng/L比（88.6±20.2）ng/L， P=0.003 2]。使用GSI抑制Notch信号通路可增强PCa患者CD8 +T细胞中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均 P<0.01），PD-1 +CD8 +T细胞和CTLA-4 +CD8 +T细胞的比例降低。抑制Notch信号通路可增强直接接触共培养体系中PCa患者CD8 +T细胞诱导LAPC4细胞死亡比例（34.3%±7.2%， P=0.000 2），IFN-γ分泌水平亦升高[（88.4±33.6）ng/L， P=0.008 3]。 结论:PCa患者Notch受体表达升高诱导CD8 +T细胞功能衰竭。

目的:评估术前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联合CapeOx（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或SOX（奥沙利铂+替吉奥）化疗方案治疗免疫治疗敏感型局部进展期胃癌（LAGC）或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纳入2021年8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治疗前经内镜活检证实为免疫治疗敏感的LAGC或AEG患者，包括PD-L1综合阳性评分（CPS）≥5、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Epstein-Barr病毒编码RNA（EBER）阳性3种类型患者，术前均给予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作为新辅助或转化治疗策略。排除免疫系统疾病、发生远处转移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患者。主要观察指标为病理完全缓解、临床完全缓解、主要病理缓解、R 0切除率、手术转化率以及治疗安全性［包括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和手术并发症情况］。 结果:共纳入39例患者，男28例，女11例；中位年龄62（44~79）岁。全组患者中，14例最初被认为不可切除者经治疗后均转化为可根治性切除（手术转化率：14/14）；其余25例患者中23例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另外2例达到临床完全缓解并接受“去手术策略”，选择等待观察。全组37例（94.9%）患者接受了根治性切除术，R 0切除率为100%（37/37），病理完全缓解率为48.6%（18/37），主要病理缓解率为62.2%（23/37）。24例CPS≥5（非MSI-H/dMMR和非EBER阳性）患者中，有1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CPS=95的患者达到临床完全缓解。8例MSI-H/dMMR患者中，6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临床完全缓解。7例EBER阳性患者中，有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3例患者术前活检标本与术后手术标本（不包括主要病理缓解患者）CP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769±5.570）比（15.538±16.870）， t=2.287， P=0.041］。全组39例患者术前免疫治疗耐受良好，9例（23.1%）出现Ⅰ~Ⅱ级irAE，未发生Ⅲ~Ⅳ级irAE。5例患者治疗前伴有幽门梗阻，经治疗后恢复正常饮食。全组接受手术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8.9%（7/37），其中ⅢA级吻合口漏1例，ⅢA级肠梗阻1例，Ⅱ级腹腔出血1例，Ⅱ级腹腔感染2例，术后Ⅰ级肠梗阻1例，1例患者术后感染COVID-19，均经对症治疗后康复。 结论:术前应用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方案治疗CPS≥5、MSI-H/dMMR和EBER阳性这3种类型的LAGC或AEG患者，显示出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具有较高的手术转化率、R 0切除率和完全缓解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