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基因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既往被认为是免疫治疗"禁区"，但随着对靶向药物免疫调节作用的深入认识及临床证据不断生成，免疫治疗有望为驱动基因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带来新希望。共识在《晚期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专家共识(2022版)》的基础上，由共识专家组结合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实践，通过共识更新研讨会共同制定。专家组经充分研讨在3个临床问题上形成新的共识，不推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用于治疗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耐药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推荐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突变患者使用以ICIs为基础的治疗策略，推荐MET14外显子跳跃突变患者在靶向治疗耐药或不可及时使用以ICIs为基础的治疗策略。同时，随着临床证据的不断积累，专家组也调整了3条共识意见的推荐级别，对于表皮生长因子TKI耐药后发生广泛进展患者使用ICIs联合抗血管治疗调整为强推荐，对于晚期KRAS突变和BRAF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ICIs治疗分别调整为一致推荐和强推荐。共识结合国内外驱动基因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的最新进展及专家组广泛认可的临床经验，旨在为中国临床医师的免疫治疗临床实践提供规范化引导。

目的:探讨原发性肺黏液表皮样癌（pulmonary mucoepidermoid carcinoma，PMEC）中MAML2基因重排、相关融合形式及其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附属肿瘤医院2017—2020年确诊的原发性PMEC 46例，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法检测MAML2基因重排，进一步用靶向RNA高通量测序（RNAseq）法检测20例PMEC中的基因融合形式，并分析MAML2基因重排、融合形式及各临床病理学特征与预后之间的关系。结果:原发性PMEC患者平均发病年龄41岁（范围15~71岁）；男女比例约1.1∶1.0；组织病理学上多为低级别；临床分期以Ⅰ~Ⅱ期为主；FISH法检测MAML2基因重排，总体阳性率80.4%（37/46），在低级别PMEC中MAML2阳性率更高（91.7%，33/36）；靶向RNAseq结果显示19例FISH阳性的病例均有基因融合，以CRTC1-MAML2融合基因为主（16/19），另外3例为CRTC3-MAML2融合基因（3/19），融合形式位置均为CRTC1/3（外显子1）-MAML2（外显子2）；1例FISH阴性的患者未检测到基因融合；与MAML2 FISH阴性患者相比，携带CRTC1-MAML2融合基因的PMEC更常见于年龄≤40岁、肿瘤最大径≤2 cm、低级别和临床分期早（Ⅰ+Ⅱ期）的患者（均 P<0.05）；3例携带CRTC3-MAML2融合基因的PMEC患者均为女性、临床分期早（Ⅰ+Ⅱ期）的患者。单因素分析显示MAML2基因重排/融合、发病年龄≤40岁、肿瘤体积小、组织病理学分级低、临床分期早、确诊时肿瘤无转移及手术治疗均与患者总生存期延长显著相关（ P<0.05），但Cox回归分析提示以上指标均不是影响原发性PMEC生存的独立预后因子。 结论:MAML2基因重排在PMEC中发生率高提示其为重要的分子诊断指标。RNAseq检测证实CRTC1/3-MAML2是PMEC中主要基因融合形式，提示MAML2融合转录可能是PMEC发生中的重要驱动因素。MAML2基因重排/融合及相关临床病理特征与预后好密切相关。

目的:探讨云贵高原地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为高发区肺癌的个体化分子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云南省肿瘤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8月收治的行肺癌8基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RAS)、RET原癌基因(RET)、鼠肉瘤病毒v-Raft同源致癌基因(BRAF)、肉瘤致癌因子(ROS1)、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细胞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联合检测的2 249例NSCL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结果: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为67.05%(1 508/2 249)，其中西双版纳、玉溪、宣威、红河和曲靖地区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76.92%、72.38%、71.88%、71.79%和71.24%；回族、哈尼族、壮族、布依族、满族、土家族和阿昌族患者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84.38%、85.00%、75.00%、100%、100%、100%和100%。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阳性率与性别( P<0.001)、吸烟史( P<0.001)、年龄( P<0.001)、病理类型( P<0.001)及是否宣威地区( P＝0.027)有关，与民族( P＝0.748)和肺癌家族史( P＝0.676)无关。EGFR、RAS、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分别为44.46%、10.98%、1.24%、0.89%和0.76%，ALK、RET、ROS1基因重排率分别为4.67%、1.29%和0.89%。女性患者EGFR突变率为56.67%，高于男性患者(33.19%， P<0.001)；男性患者RAS突变率为12.66%，高于女性患者(9.17%， P＝0.010)。汉族患者RAS突变率为11.49%，高于少数民族患者(7.17%， P＝0.032)。宣威地区患者RAS突变率为24.74%，高于非宣威地区患者(8.15%， P<0.001)；而EGFR突变率为40.63%，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45.25%， P＝0.045)；ALK重排率为1.56%，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5.31%， P<0.001)；宣威地区未检出HER-2突变患者。无吸烟史患者EGFR突变率为51.10%，高于有吸烟史患者(29.70%， P<0.001)；无吸烟史患者ALK重排率为5.35%，也高于有吸烟史患者(3.16%， P<0.001)；无吸烟史患者RAS突变率为9.34%，低于有吸烟史患者(14.63%， P＝0.008)。 结论: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EGFR、RAS突变率与国内平均水平相近，ROS1、ALK和RET基因重排率以及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EGFR、RAS、ALK基因在云贵高原地区NSCLC患者中阳性率较高，且具有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征，在选择靶向治疗人群中具有重要意义。

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及病死率均居恶性肿瘤之首，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难治性肺癌指对标准治疗反应低，或尚无标准治疗，缺乏高效低毒治疗方案的肺癌。目前对于难治性肺癌尚缺乏明确定义及治疗相关共识。为了更好地指导临床合理、安全、有效地治疗难治性肺癌，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癌学组的专家，针对我国肺癌实际诊疗情况，参考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数据、相关指南共识及专家临床实践经验，制定了本共识。共识围绕难治性SCLC、难治性驱动基因阳性NSCLC、难治性驱动基因阴性NSCLC、精准诊疗新技术方案等四个方面分别给出推荐意见，为我国医师提供难治性肺癌的用药建议和参考。

目的:探讨驱动基因阳性中枢神经系统（CNS）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北京同仁医院收治的103例伴CNS转移性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患者分为驱动基因阳性组（驱动基因突变阳性且接受相应靶向治疗）和驱动基因阴性组。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筛选有统计学意义的预后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递归分级分析（RPA）、脑转移基础（BS-BM）、特殊诊断评估预后分级（DS-GPA）及肺癌相关分子分级预后评估（lung-mol GPA）4种评分系统对驱动基因阳性患者预后的预测能力。结果:103例患者中，男48例，女55例，年龄（64.6±9.7）岁。103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24.0（95% CI：20.0~28.0）个月，59例驱动基因阳性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33.0（95% CI：23.4~42.6）个月，44例驱动基因阴性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7.0（95% CI：14.4~19.6）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24.69， P<0.001）。驱动基因阴性（ HR=3.788，95% CI：1.951~7.301， P=0.001）、卡氏功能状态（KPS）评分<70分（ HR=2.613，95% CI：1.185~5.761， P=0.017）及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3.22（ HR=2.714，95% CI：1.157~6.365， P=0.022）是CNS转移性NSCLC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KPS评分<70分（ HR=3.719，95% CI：1.165~11.876， P=0.027）及未接受放射治疗（ HR=2.032，95% CI：1.033~11.364， P=0.041）是驱动基因阳性CNS转移性NSCLC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在4种评分系统中，lung-mol GPA评分系统的曲线下面积（AUC）最高（AUC=0.843，95% CI：0.731~0.956， P<0.001）；而lung-mol GPA联合评分系统ROC曲线的AUC值（AUC=0.904，95% CI：0.816~0.991， P<0.001）高于lung-mol GPA评分系统。 结论:低KPS评分及未接受颅脑放射治疗是影响驱动基因阳性CNS转移性NSCLC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lung-mol GPA联合评分系统更利于驱动基因阳性CNS转移性NSCLC患者的预后评估。

目的:探讨深部热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及nab-PC（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卡铂）方案治疗驱动基因阴性、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收治的84例驱动基因阴性、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NSCLC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42例）。对照组给予信迪利单抗联合nab-PC方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深部热疗。连续治疗4个周期后比较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细胞角蛋白片段19（CYFR21-1）]水平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p40、p63、细胞角蛋白5/6（CK5/6）]阳性表达率，比较两组癌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肺癌模块（FACT-L）评分、不良反应和远期生存情况。结果:观察组男性26例，女性16例，年龄（59±11）岁；对照组男性22例，女性15例，年龄（58±11）岁。观察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71.43%（30/42）、90.48%（38/42），对照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50.00%（21/42）、80.95%（34/42）；观察组客观缓解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04， P＝0.044）；两组疾病控制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56， P＝0.212）。治疗后两组血清CEA、SCCA、CYFRA21-1水平以及p40、p63、CK5/6阳性表达率均较治疗前低（均 P<0.05），FACT-L评分中生理状况、功能状况、附加关注情况维度评分及量表总分均较治疗前高（均 P<0.05）。两组血小板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贫血、发热等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6.5个月（95% CI：3.82～12.75）、5.1个月（95% CI：3.14～12.26），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1， P＝0.040）。观察组和对照组中位总生存时间分别为12.9个月（95% CI：6.25～15.46）、9.7个月（95% CI：4.74～13.0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3， P＝0.035）。 结论:深部热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及nab-PC方案治疗驱动基因阴性、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NSCLC，能有效降低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及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阳性表达率，提高患者生命质量，提高疗效。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最常见的肺癌组织学类型。驱动基因变异是肺癌发病和进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分子生物学的进步和临床研究进展推动了较罕见肿瘤驱动基因的发现以及新型靶向药物的开发应用。约1%~2%的NSCLC患者存在RET融合，RET融合患者经传统治疗获益有限。在靶向治疗方法进入临床使用前，晚期RET融合阳性NSCLC患者的系统治疗方法参考驱动基因阴性NSCLC以含铂双药化疗为主。新型高选择性RET抑制剂普拉替尼(Pralsetinib, BLU-667)和塞普替尼(Selpercatinib, LOXO-292)进入临床应用后，RET融合阳性NSCLC的诊疗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中国尚缺乏针对RET融合阳性NSCLC规范诊疗的指导性共识，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肺癌研究协作组邀请中国呼吸科、肿瘤内科、肿瘤放疗科和病理学领域的38名专家组成共识制定组，基于现有的研究证据，结合中国的临床实践经验，提出了晚期RET融合阳性NSCLC的诊疗规范流程，包括RET基因融合的适用人群和检测方法、治疗药物选择、高选择性RET抑制剂耐药后的处理，以及治疗不良反应管理，以期为临床医师提供指引。

目的:探讨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基因突变情况。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2021年1月至2023年4月诊断为肺腺癌且伴有SMARCA4缺失病例42例，回顾性分析HE切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总结临床病理特征，并随访患者生存情况。对部分病例进行二代测序。结果:42例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穿刺标本35例，手术标本7例。男性38例，女性4例，男女比例为9.5∶1.0。年龄42~78岁，平均年龄62岁。吸烟者33例，平均吸烟时长37年。有呼吸系统症状25例（59.5%）。TNM分期Ⅰ期4例（9.5%），Ⅱ期2例（4.7%），Ⅲ期18例（42.9%），Ⅳ期18例（42.9%）。肿瘤组织均为非黏液腺癌，无贴壁模式，大部分为低分化腺癌，组织形态多样，可见横纹肌样形态细胞、瘤巨细胞及坏死。肿瘤细胞胞质大部分嗜酸性，胞质内有嗜酸性小球，间质可见炎性细胞浸润及胆固醇结晶。免疫组织化学：29例（69.0%，29/42）表达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10例（40.0%，10/25）表达Napsin A，20例（100.0%，20/20）INI1未缺失；40例（95.2%，40/42）肿瘤细胞BRG1完全缺失，2例（4.8%，2/42）为BRG1部分缺失；PD-L1（22C3）59.2%（16/27）阳性。二代测序检测发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ROS1、MET、RET及KRAS突变，6例（6/8）SMARCA4突变，7例（7/15）p53、4例（4/8）STK11及1例（1/8）KEAP1突变。驱动基因改变多见于女性患者（ P<0.05）。随访1~25个月，4例死亡，20例进展。 结论: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缺乏特征性的组织形态，大部分表达TTF1，少数病例有驱动基因的改变，有必要对肺腺癌常规进行BRG1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筛选出此类病例，以便采用更精准的治疗。

目的:了解浙江省MSM HIV/AIDS与性伴之间分子传播关系和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浙江省2015-2017年新确证的MSM HIV/AIDS及参与性伴驱动检测的阳性性伴开展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收集血浆并提取RNA，运用RT-PCR和巢式PCR扩增并获得HIV-1的 pol区基因序列，构建系统进化树，分析分子传播簇，判定性伴间的传播关系。 结果:共937例MSM HIV/AIDS参与性伴驱动检测，检出173名阳性性伴。有61例性伴间（31对）形成传播簇，成簇比例为50.8%（61/120），其中7对性伴结合新发感染结果初步判定传播方向。在性伴分子传播网络的相关因素分析中，性伴之间确证年份为相同年份（与不同年份相比， OR=12.190，95% CI：1.563~95.054），现住址所在地为不同区（县）［与相同区（县）相比， OR=17.054，95% CI：1.742~166.982］更可能存在分子传播关系。 结论:MSM HIV/AIDS的性伴驱动检测，结合分子传播网络分析技术，可以提高HIV/AIDS精准溯源，同时根据新发感染结果，初步判定传播方向。建议对MSM HIV/AIDS确证后，应尽早进行性伴驱动检测，包括跨区域的性伴追踪检测，有利于传染源追踪。

目的:分析肺腺癌患者肿瘤因素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驱动基因对肺腺癌伴发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影响因素，为肺腺癌患者的静脉血栓栓塞症(VTE)预防提供参考。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江南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住院治疗的420例肺腺癌患者，手术前、后行双下肢静脉彩超检查并收集临床信息资料，根据彩超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VTE组和非VTE组，采用SPSS 25.0对两组患者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肿瘤因素及EGFR驱动基因对VTE发生的影响。结果:420例肺腺癌患者中，发生VTE患者41例，发生率为9.76%。41例患者中，有21例为左侧小腿肌间静脉血栓(CMVT)，其中4例合并左侧胫腓静脉血栓；有7例为右侧孤立性CMVT；有5例为双侧CMVT，其中4例合并下肢近端深静脉血栓(DVT)；有8例患者存在下肢近端DVT。单因素结果分析发现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吸烟、肺癌部位、手术术式、中心静脉置管、肿瘤大小、肺腺癌分期Ⅲ～Ⅳ期、恶性肿瘤史、EGFR基因突变阳性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肺腺癌Ⅲ～Ⅳ期[比值比( OR)＝ 3.951， P<0.05]、肿瘤直径≥2 cm( OR＝2.291， P<0.05)、EGFR基因突变阳性( OR＝ 3.503， P<0.05)在VTE组和非VTE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Ⅲ～Ⅳ期的肺腺癌、肿瘤直径(≥2 cm)、EGFR基因突变阳性是肺腺癌患者发生VTE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