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克尔斯滕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变亚型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和2(PD-L2)的表达影响。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甘肃省肿瘤医院收治的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通过测序检测KRAS基因组序列，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和免疫印迹检测PD-L1和PD-L2的表达。使用成簇的规则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构建KRAS缺失型A549细胞，在敲除株中过表达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检测其对PD-L1和PD-L2的表达影响。将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过表达的KRAS敲除人肺泡上皮细胞549(A549)细胞株与树突状细胞和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DC-CIK)，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群集行列式蛋白3阳性(CD3 +)细胞的凋亡水平。使用 t检验比较连续变量。使用Mann-Whitney检验分析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Chi-square检验分析非小细胞肺癌患者KRAS突变型和KRAS野生型的临床特征。 结果:纳入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KRAS野生型31例、KRAS突变型64例；其中KRAS第12位甘氨酸突变为天冬氨酸(G12D)13例、突变为缬氨酸(G12V)12例、突变为半胱氨酸(G12C)25例、突变为丙氨酸(G12A)14例。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的mRNA表达水平(1.062比1.834， U＝38；1.062比1.668， U＝70；1.062比1.544， U＝111；1.062比1.479， U＝89， P<0.05；1.067比1.798， U＝68；1.067比1.595， U＝86；1.067比1.527， U＝171；1.067比1.680， U＝34， P<0.05)和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KRAS野生型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相较于KRAS野生型，KRAS突变型更能够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同时，将KRAS-G12D，KRAS-G12V，KRAS-G12C，KRAS-G12A质粒混合在一起作为RAS野生型(KRAS-MT)与KRAS突变型(KRAS-WT)分别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KRAS-MT依旧可以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过表达KRAS-MT与KRAS-WT后，KRAS突变亚型不能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通路，但是可以激活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KT)通路。AKT抑制剂处理后，KRAS-MT与KRAS-WT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的PD-L1和PD-L2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转染了KRAS-MT或KRAS-WT的KRAS KO A549细胞株与DC-CIK以1∶1的比例共培养，随后检测DC-CIK细胞的凋亡水平，发现KRAS-MT能够显著增加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F＝12.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KRAS突变亚型能够显著增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并且能够促进免疫细胞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目的:探讨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驱动基因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双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的61例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情况，将患者分为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组。每月随访1次，随访截至2023年10月1日。应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评价疗效，不良反应评价参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制定的通用不良反应术语标准。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PFS的影响因素。结果:61例NSCLC患者中，男49例（80.3%）；年龄23~88（65.3±7.4）岁；TNM分期为ⅢC期14例（23.0%），Ⅳ期47例（77.0%）；非一线治疗40例（65.6%）。客观缓解率为24.6%（15/61），疾病控制率为52.5%（32/61）。6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7.8个月，中位PFS为6.0个月（95% CI：5.5~6.4个月），中位OS为17.0个月（95% CI：14.8~19.2个月）。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的中位PF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7.0个月（95% CI：6.0~7.9个月）比4.0个月（95% CI：3.3~4.6个月）， P<0.001］；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中位O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19.0个月（95% CI：18.1~19.9个月）比13.0个月（95% CI：10.8~15.1个月）， P<0.001］。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肿瘤远处转移（ HR=1.414，95% CI：1.253~1.725）、非一线双免疫疗法（ HR=1.412，95% CI：1.184~1.652）、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 HR=1.328，95% CI：1.151~1.546）是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 HR=0.917，95% CI：0.823~0.984）是PFS的保护因素。发生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41例（67.2%），其中3~4级不良反应21例（32.8%），停药8例（13.1%），无死亡病例。 结论: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疗法可作为晚期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治疗选择。肿瘤远处转移、非一线双免疗法、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是影响患者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是影响患者PFS的保护因素。

目的:评价电针对急性术后痛大鼠背根神经节(DRG)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PD-1)/含Src-同源区2蛋白酪氨酸磷酸酶-1(SHP-1)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SPF级雄性SD大鼠39只，体质量220~250 g，6~8周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13)：对照组(C组)、腹部手术组(S组)和腹部手术+电针组(S+EA组)。S组和S+EA组在异氟烷麻醉下行腹部手术。S+EA组于术毕即刻和术后2 h时，选取双侧足三里和三阴交穴进行电针刺激30 min，频率为10 Hz连续波，电流为1 mA。每组取7只大鼠，分别于造模前1 d(T 0)和造模后3、5、7、9、11、24 h时(T 1~6)，依次测定机械缩足反应阈(MWT)、机械缩腹反应阈(ACT)、热缩足潜伏期(TWL)和冷缩足潜伏期(CWL)。于造模后5 h每组处死6只大鼠，取出T 12~L 4 DRG，分别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IL-6、PD-L1、PD-1和SHP-1的表达，采用免疫荧光法观察PD-L1在各类神经元的表达情况。 结果:3组不同时点TWL和CW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C组比较，S组T 1~5时MWT降低，T 1~6时ACT降低，DRG IL-6表达上调，PD-L1、PD-1和SHP-1表达下调( P<0.05)；与S组比较，S+EA组T 1，2时MWT和ACT升高，DRG IL-6表达下调，PD-L1、PD-1和SHP-1表达上调( P<0.05)。免疫荧光结果显示，PD-L1在小直径神经元(CGRP +神经元和IB4 +神经元)和大直径神经元(NF200 +神经元)上均存在表达，且主要表达在CGRP +神经元和IB4 +神经元上。3组间PD-L1在DRG各类神经元的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电针减轻大鼠急性术后痛的机制可能与激活PD-L1/PD-1/SHP-1信号通路有关。

近年来，程序性死亡蛋白1及其配体（PD-1/PD-L1）通路作为肿瘤治疗的主要研究方向，为部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方式带来了变革。抗PD-L1抑制剂的疗效与肿瘤组织中PD-L1的表达呈正相关。但是，现阶段各种PD-1/PD-L1抑制剂均有不同的PD-L1表达检测技术。因此，如何高效、准确的检测肿瘤组织中PD-L1的表达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针对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PD-L1表达的临床意义、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治疗方式多样，除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及其配体(PD-L1)抑制剂改善了NSCLC患者的生存，部分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为一线用药。目前常用的PD-L1抑制剂有阿特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和阿维鲁单抗，联合疗法包括联合化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治疗失败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采用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9年1月至2022年3月收治的60例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EGFR-TKIs治疗失败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电话或门诊复查的方式对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截至2022年10月1日，中位随访8.2（95% CI：7.1~9.3）个月，60例患者均获得随访。应用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准进行近期疗效评价，根据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评价患者不良反应。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的影响因素。 结果:60例NSCLC患者中，男22例；年龄41~75岁，中位年龄61岁。部分缓解11例，疾病稳定19例，疾病进展30例。中位PFS为8.2（95% CI：7.2~9.2）个月，其中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PD-L1）低表达［肿瘤细胞阳性比（TPS）<1%］、PD-L1中表达（1%≤TPS≤49%）、PD-L1高表达（TPS≥50%）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6.4（95% CI：4.8~8.0）、8.3（95% CI：7.3~9.3）和10.6（95% CI：7.1~14.1）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58， 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 HR=4.017，95% CI：1.468~10.992， P=0.007）是接受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EGFR-TKIs治疗失败NSCLC患者PFS的危险因素，而PD-L1中表达（ HR=0.360，95% CI：0.139~0.930， P=0.035）和PD-L1高表达（ HR=0.155，95% CI：0.039~0.625， P=0.009）是接受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EGFR-TKIs治疗失败NSCLC患者PFS的保护因素。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主要为1~2级，包括骨髓抑制（24例）、恶心（25例）、食欲下降（24例）、乏力（22例）、呕吐（18例）、肝功能异常（17例）、血肌酐升高（10例）等，患者可耐受。 结论:EGFR-TKIs治疗失败的NSCLC患者接受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的相关不良反应可耐受，年龄≤65岁以及PD-L1中、高表达者的PFS明显延长。

以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及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已成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显著延长了患者生存。但免疫治疗在临床应用上仍然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应用时长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治疗有效的患者是用够一定的时长停止，还是越长越好？病情进展的患者是否要立即停药，还是可以继续应用？同时考虑到免疫治疗独特的不良反应、有限的有效率及较高的治疗费用等临床实际问题，免疫治疗应用的合理时长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本文结合免疫治疗的原理、现有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肺癌中应用时长的研究数据等进行梳理和分析，通过对免疫治疗的起点-应用时机、终点-停药时机以及延长指征的分析，探讨免疫治疗的合理应用时长，以期为患者的精准治疗和更多获益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溴结构域和超末端结构域(BET)抑制剂JQ1联合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的小干扰RNA(siPD-L1)对口腔鳞状细胞癌Scc-25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体外培养人Scc-25细胞株，使用不同浓度JQ1(0、0.2、1、5 μmol/L)处理Scc-25细胞，CCK-8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能力，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PD-L1和叉头框蛋白M1(FoxM1)的表达水平，选择合适浓度的JQ1进行后续实验。将Scc-25细胞分为4组，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siPD-L1组(siPD-L1转染Scc-25细胞)，JQ1组(用非特异性siRNA转染Scc-25细胞后加入JQ1)，联合处理组(用siPD-L1转染Scc-25细胞后加入JQ1)。CCK-8实验检测各组Scc-25细胞的增殖能力，Western blot检测各组细胞中cleaved caspase-3、PD-L1和FoxM1的表达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的凋亡率。结果:随着JQ1浓度的增高，Scc-25细胞增殖能力以及PD-L1和FoxM1的表达水平逐渐降低(均 P<0.01)；JQ1浓度为1 μmol/L对Scc-25细胞增殖能力以及PD-L1和FoxM1的表达水平抑制作用较明显，选择1 μmol/L的JQ1进行后续实验。JQ1组、siPD-L1组以及联合处理组Scc-25细胞增殖能力、PD-L1和FoxM1的蛋白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均 P<0.01)，cleaved caspase-3蛋白表达和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1)；联合处理组的作用较siPD-L1组、JQ1组更为显著(均 P<0.01)。 结论:JQ1联合siPD-L1可有效抑制口腔鳞状细胞癌Scc-25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其机制可能与抑制PD-L1和FoxM1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评价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单药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脑转移的疗效和安全性，探讨免疫单药治疗时机和应用激素对ICI疗效的影响。方法: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PubMed、CBM、Embase、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数据库文献，确定纳入接受ICI治疗的晚期NSCLC脑转移患者，包括采用激素治疗或经颅脑手术或放疗的有症状的脑转移患者。对收集的数据进行Meta分析，评估全身系统客观反应率（sORR）和颅内肿瘤客观反应率（iORR）、ICI单药是否一线治疗的iORR以及是否应用激素的iORR，同时收集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最终纳入15项研究，患者共4 033例，其中脑转移917例。单药免疫治疗iORR为26%（95% CI 19%~34%），sORR为28%（95% CI 18%~40%）。免疫单药一线治疗iORR为49%（95% CI 39%~58%）。有症状接受激素治疗和无症状未接受激素治疗患者的iORR分别是26%（95% CI 20%~33%）和19%（95% CI 16%~22%）。总体3~4级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14%（95% CI 11%~17%）。 结论:ICI单药一线治疗PD-L1阳性NSCLC脑转移的疗效优于其后线治疗，激素的应用未影响ICI疗效；ICI单药治疗晚期NSCLC脑转移安全性较好。

目的:探讨 99Tc m标记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配体(PD-L1)纳米抗体(NM-01)的SPECT/CT显像探测非小细胞肺癌(NSCLC)PD-L1表达的价值。 方法:前瞻性纳入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间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病理确诊为NSCLC且未经治疗的患者14例[男11例，女3例，年龄(61.9±11.0)岁]。用放射性核素 99Tc m标记NM-01，患者注射 99Tc m-NM-01[剂量为(359.1±68.0) MBq]后2 h进行定量SPECT/CT显像。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PD-L1阳性和PD-L1阴性患者的SUV max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原发灶SUV max与PD-L1表达的相关性。 结果:14例患者中，PD-L1阳性6例，PD-L1阴性8例。 99Tc m-NM-01在肝、肾中有明显摄取，在脾和骨髓中也有轻微摄取。 99Tc m-NM-01注射后2 h原发灶的SUV max为4.69±1.88，转移灶的SUV max为2.04±1.32。PD-L1阳性患者原发灶的SUV max明显高于PD-L1阴性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5.99±1.99和3.72±1.10； t＝5.98， P＝0.039)；但2组间转移灶的SUV max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6±1.03和2.35±1.46； t＝-1.77， P＝0.084)。原发灶的SUV max与PD-L1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r＝0.648， P＝0.042)。 结论:99Tc m-NM-01能够显示NSCLC原发灶和转移灶的PD-L1表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