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中国西南地区10个地(州)市晚期肺癌免疫治疗分布情况,为制定晚期肺癌的防治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收集2018-01-01-2022-05-31于中国西南地区2省10个地(州)市19家医院经免疫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资料,使用Excel 2019及SPSS 29.0分析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对其基线特征及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分层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 043例经免疫治疗的晚期肺癌患者,主要分布在遵义市、遂宁市和六盘水市等10个地(州)市的医院.所有纳入患者年龄23～94岁,中位年龄61岁.其中男801例(76.80％),既往具有吸烟史患者609例(58.38％),城镇居住患者631例(60.50％),企事业单位人员436例(41.80％);肺鳞癌413例(39.59％),肺腺癌449例(43.04％),小细胞肺癌132例(12.67％),其他病理类型49例(4.70％),Ⅳ期患者900例(86.29％);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0～2分患者1 015例(97.41％),驱动基因阳性患者176例(16.87％);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检测率17.16％,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使用率95.78％,PD-1/PD-L1抑制剂一线使用率55.99％,PD-1/PD-L1抑制剂联合治疗占80.54％,国产PD-1/PD-L1抑制剂使用率90.13％,适应证用药876例(83.98％).总体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8.26％,其中3～5级占13.23％,因不良反应导致停药的患者95例(9.10％),因严重免疫相关性肺炎死亡4例,因免疫相关性心肌炎死亡1例.绝大多数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经短暂性停药或激素对症治疗后好转.结论 中国西南部分地区晚期肺癌免疫治疗存在覆盖患者有限、药物可及性受限及部分医院用药经验相对不足等问题,需进一步改善.

p53是人体重要的肿瘤抑制因子,研究发现,p53在近一半的肿瘤中均发生了突变.突变p53(mtp53)发挥着促进肿瘤的作用,在肿瘤免疫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研究证明,mtp53通过多种机制参与机体肿瘤免疫过程中的诸多环节.本文介绍了 mtp53的结构和功能,并进一步探讨了mtp53对肿瘤免疫分子机制的调控,重点阐释了 mtp53在促进肿瘤免疫逃逸、促进机体氧化应激、调控肿瘤相关炎症信号网络和肿瘤浸润免疫细胞募集以及分化4个方面的分子机制.最后,本文总结了 mtp53对肺癌、三阴性乳腺癌和结直肠癌免疫微环境的影响,以及mtp53在癌症PD-1/PD-L1抑制剂治疗中的应用进展,以期为表达mtp53癌症的免疫治疗提供合适的方向和选择.

目的 探讨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平均血小板体积/淋巴细胞比值(MPVLR)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免疫治疗相关甲状腺不良事件(TFA-IRAE)的预测效能.方法 选择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广德市人民医院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的110例晚期恶性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TFA-IRAE发生分为TFA-IRAE组(61例)与无TFA-IRAE组(49例).检测并对比两组外周血LMR、MPVLR.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分析LMR、MPVLR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预测价值.采用二分类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探讨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影响因素.结果 TFA-IRAE组患者LMR低于无TFA-IRAE组患者、MPVLR明显高于无TFA-IRAE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LMR、MPVLR预测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AUC(95％CI)分别为0.829(0.784～0.879)、0.756(0.711～0.806),两者联合预测的AUC(95％CI)为0.914(0.870～0.963).两组TNM分期、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吸烟史、饮酒史、免疫治疗线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FA-IRAE组患者女性、年龄≥60岁比例高于无TFA-IRAE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2.394,95％CI:1.227～4.671)、LMR≤3.73(OR=3.294,95％CI:1.639～6.618)、MPVLR≥5.23(OR=4.693,95％CI:1.985～11.094)是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低LMR、高MPVLR与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有关,两者能作为预测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实验室指标.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作为肿瘤治疗领域近年来取得的重大进展之一,通过阻断免疫抑制进而重新激活T细胞,恢复其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发挥抗肿瘤作用,极从而大程度地改善肿瘤患者的生存获益.但ICIs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非特异性激活免疫系统,导致免疫耐受失衡,损伤正常器官组织,这类不良事件即为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随着ICIs的广泛应用,其引发的irAEs的数量及类型不断增多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临床问题.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肝毒性(ICI-induced immune mediated hepatitis,IMH)作为一种潜在的致命性不良反应,对于其时间及结果尚无透彻的研究.

前列腺神经内分泌癌(NEPC)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具有特殊分子表型的前列腺癌亚型。NEPC对内分泌治疗不敏感，目前尚无特效药物，缺少足够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本文总结NEPC治疗的研究新进展，包括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基于分子分型的靶向药物治疗(AURKA抑制剂、EZH2抑制剂、抗DLL3抗体药物、VEGF抑制剂、mTOR通路抑制剂、PD-1/PD-L1抑制剂等)和其他非靶向药物治疗(生长抑素类似物、放射性药物、双硫仑联合铜)。

目的:评估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水平、外周血细胞计数预测病理缓解的价值。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的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行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51例。新辅助治疗方案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化疗为含铂双药。以21 d为1个治疗周期，每2个周期进行影像学评估。疗效评价包括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病情稳定、病情进展。病理评价指标为主要病理缓解(MPR)和完全病理缓解(pCR)。分析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评价新辅助治疗的效果。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影响MPR和pCR的临床因素。结果:51例患者中完全缓解0例，部分缓解占66.7%(34/51)，病情稳定占33.3%(17/51)；MPR占54.9%(28/51)，pCR占41.2%(21/61)。经影像学评估达到部分缓解的患者中，MPR占73.5%(25/34)，pCR占52.9%(18/34)；经影像学评估为病情稳定的患者中，MPR占17.6%(3/17)，且均为pCR。术前活检标本PD-L1阳性表达率为74.5%(38/51)，其中高表达率为51.0%(26/51)。PD-L1高表达患者与PD-L1阴性/低表达患者在性别、吸烟状态、临床分期、病理类型、pCR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PD-L1高表达的患者中MPR占69.2%(18/26)，PD-L1阴性/低表达的患者中MPR占40.0%(1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0，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PD-L1高表达是预测MPR的独立因素( OR＝3.375，95% CI：1.063~10.711， P＝0.039)，更低的NLR是预测pCR的独立因素( OR＝0.166，95% CI：0.044~0.634， P＝0.009)。 结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治疗有效，PD-L1高表达可以预测MPR，更低的NLR可以预测pCR。

随着对肿瘤微环境与免疫治疗间复杂相互作用的认识，免疫检查点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以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L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CTLA-4）、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IM-3）为靶点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特瑞普利单抗、伊匹木单抗、LY3321367等，可作为单一疗法和联合疗法应用于复发或转移性HNSCC的治疗。进一步研究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临床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有望为复发或转移性HNSCC患者的治疗提供更有效的策略。

目的:系统评价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的心脏毒性。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19年3月2日），收集PD-1/PD-L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方案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采用国际通用的Cochrane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比较PD-1/PD-L1抑制剂（试验组）与安慰剂或其他抗肿瘤药物（对照组）心脏毒性的发生率。结果:共纳入了10项随机对照试验（RCT），9项为PD-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抗肿瘤药物的研究，1项为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的研究，共包括5 291例患者，其中试验组3 022例，对照组2 269例患者。质量评价结果显示，10项RCT中4项为高偏倚风险，6项为低偏倚风险。meta分析结果表明，试验组心脏毒性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13%（34/3 022）比0.22%（5/2 269），相对危险度=2.38，95%置信区间：1.19~4.78，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PD-1/PD-L1抑制剂有导致心脏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临床应用中应警惕。

卵巢癌具有早期诊断困难、易复发、易耐药等特点，其病死率居于妇科肿瘤的首位。现有的手术及放化疗等治疗方法效果欠佳，免疫治疗应运而生。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及其配体PD-L1可抑制T细胞增殖、介导肿瘤免疫逃逸。目前，PD-1/PD-L1抑制剂已在多种实体瘤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在卵巢癌临床治疗中也取得初步疗效。

小细胞肺癌(SCLC)约占肺癌的15%，是一种神经内分泌肿瘤，生长迅速、极具侵袭性，容易早期发生远处转移。尽管SCLC对一线化疗敏感，但容易短时间内复发。在过去的5年间，免疫治疗在SCLC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特别是在程序性死亡受体1和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方面，SCLC治疗模式已经发生改变。文章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SCLC中的探索研究做一综述，以期为广大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