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微环境不仅包括肿瘤细胞,还包括各种来源的细胞,如干细胞、间质细胞、内皮细胞和免疫细胞等,各种细胞可分泌不同的信号分子,形成有利于肿瘤细胞生长的微环境.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作为无创技术,根据其对组织的作用特点,可分为热消融和机械分解两种模式,可使肿瘤微环境产生原位肿瘤碎片,增加肿瘤的免疫原性,但它并不能完全触发抗肿瘤免疫反应,因此,HIFU与其他疗法结合可能是一种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有效方法.基于此,本文对HIFU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机制及与化疗、放疗、免疫治疗联合治疗肿瘤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治疗肿瘤的同时,可引起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ICI相关性输尿管膀胱损伤(IC-UBI)作为一种少见但严重的不良反应,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容易被误诊为泌尿系统感染,尽管相关机制尚未明确,但通过积极的治疗可达较好预后.本文对IC-UBI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诊断、发病机制、治疗与临床管理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提倡在ICI治疗期间密切监测患者的泌尿系统症状和尿液检测结果,及时发现并治疗IC-UBI,以期改善疾病临床转归,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可激活抗肿瘤相关免疫,但同时还可引起非特异性的免疫激活,导致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的发生.认为ICIs生理情况下可归属于中医学补益剂,发挥温阳益气之效,但免疫应答过激时,ICIs则演变成病理之壮火,对机体具有破坏性.结合免疫治疗不同时期和症状发作程度,将irAEs分为症状发作期(壮火食气耗精)和治疗间歇期(伏火散气势危)两阶段,其中阳动为实火致皮肤、口腔黏膜毒性,气郁化火致胃肠毒性,气闭生火致心脏毒性,气阴两虚致火表现为ICIs相关糖尿病.提出"气火并治"为治疗irAEs的总原则,发作期泻火降气祛药毒以除实火,升阳散火透药毒使火郁发之,通阳行气截药毒使火闭可畅,培气清火制药毒以散虚火,从而达到清壮火、解药毒、缓急症之效;间歇期力图微微生火以温阳气、阻伏火、防复燃,最终通过恢复人体生理之"气"与"阳"的平衡以防治irAEs,提高恶性肿瘤患者生活质量.

报告1例卵巢癌综合治疗后复发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替雷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卡铂(TC)方案化疗后出现严重贫血的患者,根据其病史及辅助检查综合考虑为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经过输血,同时应用大剂量激素,加以免疫球蛋白辅助治疗,并口服环孢素软胶囊维持治疗2个月余,患者血红蛋白逐渐上升至110 g/L,继续追踪其随诊复查情况3个月,血红蛋白水平基本平稳.对于ICI联合细胞毒性化疗或放疗的患者,ICI引起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中血液系统的严重不良反应十分罕见,因早期诊断十分困难,容易跟放化疗导致的骨髓抑制混淆.而ICI引起的不良反应越早使用激素疗效和预后越好.因此,临床对抗肿瘤治疗同时联合应用ICI的患者,需要对血液系统不良反应加以重视和识别.

目的:分析肺癌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相关肺炎(CIP)的危险因素及临床特点.方法:选择2021年7月至2022年12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金陵医院接受ICIs治疗的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发生CIP分为CIP组和非CIP组,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连续变量预测CIP发生的最佳临界值,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肺癌患者发生CIP的危险因素,多因素Cox回归分析CIP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的影响因素.结果:纳入的307例接受ICIs治疗的肺癌患者中,38例(12.38％)患者发生了 CIP,其中1例患者出现与CIP相关的死亡.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低基线淋巴细胞计数(临界值1.265 × 109L-1)和高基线嗜酸粒细胞计数(临界值0.245 × 109L-1)是肺癌患者发生CIP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多因素Cox回归显示,吸烟史和严重程度是CIP患者PFS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低基线淋巴细胞计数、高基线嗜酸粒细胞计数与肺癌患者CIP风险增加独立相关.有吸烟史和临床分级高的CIP患者免疫疗效不佳.

T细胞受体(TCR)序列可作为分辨T细胞特异性的唯一标签,因其多样性的特征,在特定时间内个体循环系统中所有TCR构成的TCR组库可以反映个体的抗肿瘤免疫状态.单细胞TCR测序技术能够在单细胞水平上检测编码TCR双链的基因序列和表达量等信息,包括获得TCR的α链和β链的配对信息,从而在细胞水平上更为准确地探索TCR组库的异质性,还可结合其他技术将TCR序列与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等多组学信息成套配对,精准展现细胞水平上的多角度信息.因该技术具有高通量、高分辨率的优势而被广泛应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相关研究,为探索TME中T细胞功能、发展T细胞受体工程化T细胞(TCR-T)疗法、预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疗效等提供重要依据,成为重要的筛选工具,期待该技术的发展使更多肿瘤患者受益.

目的 总结食管癌放免联合的相关研究,探讨放免联合的时序问题.方法 以食管肿瘤、放射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时序等为中文关键词,以"Esophageal cancer、Radiotherapy、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Sequence"为英文关键词,检索PubMed、CNKI和百链数据库2011-2022年相关文献.纳入标准:(1)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机制;(2)食管癌放射和免疫联合治疗.排除标准:(1)数据陈旧文献;(2)内容相似或重复.最终纳入文献49篇.结果 基础研究表明,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可以通过改善肿瘤微环境、诱导免疫抗原暴露、增加肿瘤细胞含氧量等方式增强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食管癌临床试验表明,无论放疗前免疫还是放疗后免疫均对患者产生生存获益.结论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可改善食管癌患者预后且安全性良好,而最佳的联合时序仍有待探讨.

目的 比较放化疗联合免疫检点抑制剂(ICIs)与单独放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为晚期NSCLC治疗提供合适的治疗方案.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和Cochrane数据库自建库至2023年5月27日的相关文献,检索关键词为 chemoradiotherapy、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carcinoma、non-small-cell lung cancer.纳入标准:比较放化疗联合ICIs和单独放化疗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结局指标包括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1年总生存率、1年无进展生存率、不良反应发生率;语种限制英文.排除标准:单臂试验;病例报告、尸体或动物实验、文献综述、新闻、评论、书信;资料不全、重复报道的临床数据集.结果 共纳入了 23项研究,在疗效分析中,相比单独放化疗,放化疗联合 ICIs 治疗改善了患者 OS(HR=0.57,95％CI:0.52～0.62,P＜0.001)和 PFS(HR=0.58,95％CI:0.53～0.62,P＜0.001),延长了一年总生存率(OR=1.98,95％CI:1.68～2.34,P＜0.001)和无进展生存率(OR=1.85,95％CI:1.62～2.12,P＜0.001).在安全性分析中,相比单独放化疗,放化疗联合ICIs组任何级别不良事件(OR=1.93,95％CI:1.34～2.78,P＜0.001)、任何级别肺炎(OR=1.64,95％CI:1.24～2.16,P＜0.001)、发热(OR=1.96,95％CI:1.18～3.24,P=0.001)、皮疹(OR=1.10,95％CI:0.73～1.67,P=0.009)、瘙痒(OR=3.51,95％CI:1.86～6.62,P＜0.001)、甲状腺功能障碍(OR=8.15,95％CI:3.24～20.48,P＜0.001)发生率更高.结论 对于晚期NSCLC患者,放化疗联合ICIs的疗效优于单独放化疗,但增加了呼吸、皮肤、内分泌系统的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

目的 探讨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平均血小板体积/淋巴细胞比值(MPVLR)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免疫治疗相关甲状腺不良事件(TFA-IRAE)的预测效能.方法 选择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广德市人民医院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的110例晚期恶性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TFA-IRAE发生分为TFA-IRAE组(61例)与无TFA-IRAE组(49例).检测并对比两组外周血LMR、MPVLR.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分析LMR、MPVLR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预测价值.采用二分类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探讨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影响因素.结果 TFA-IRAE组患者LMR低于无TFA-IRAE组患者、MPVLR明显高于无TFA-IRAE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LMR、MPVLR预测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AUC(95％CI)分别为0.829(0.784～0.879)、0.756(0.711～0.806),两者联合预测的AUC(95％CI)为0.914(0.870～0.963).两组TNM分期、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吸烟史、饮酒史、免疫治疗线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FA-IRAE组患者女性、年龄≥60岁比例高于无TFA-IRAE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2.394,95％CI:1.227～4.671)、LMR≤3.73(OR=3.294,95％CI:1.639～6.618)、MPVLR≥5.23(OR=4.693,95％CI:1.985～11.094)是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低LMR、高MPVLR与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有关,两者能作为预测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实验室指标.

目的 探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一线免疫治疗后的失败模式及联合放疗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接受一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的220例晚期NSCLC患者资料,收集患者的基线特征、一线治疗方案、失败原因及部位、放疗目的、部位及处方剂量.主要观察指标是总生存(OS)期.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情况.结果 共纳入晚期NSCLC患者220例,其中65例(29.5％)初诊呈现寡转移状态.在72例接受放疗的患者中,胸部放疗29例(40％)、转移灶放疗53例(74％).全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25.6个月.截至末次随访,140例患者已出现病情进展,其中84例(38.2％)患者呈现寡进展状态.在已出现病情进展且能够明确进展部位的120例患者中,62例(51.7％)患者一线免疫治疗失败原因为原有病灶出现进展(主要在胸腔内),34例(28.3％)患者的治疗失败源于新转移灶的出现,其余24例(20.0％)为同时出现原有病灶进展和新发远处转移.在接受一线免疫治疗联合局部放疗的72例患者中,17例(24％)接受了计划性放疗,另17例(24％)的放疗为挽救性,其余38例(53％)放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患者预后因放疗目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P=0.030),未接受放疗的患者中位OS期为29.1个月,接受计划性放疗的患者为未达到,行挽救性放疗的患者为28.7个月,而为缓解症状行局部放疗的患者仅为19.0个月.结论 一线免疫治疗的主要失败原因为原有病灶出现进展,肿瘤进展的主要部位为胸腔内.针对胸腔内病灶的局部治疗有在一线免疫治疗的基础上进一步为晚期NSCLC患者带来生存获益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