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15研究（CCCG-ALL-2015）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临床效果及主要预后相关因素。方法:采用CCCG-ALL-2015统一方案对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就诊于CCCG-ALL协作组20家医院的7 640例初诊ALL患儿进行分层治疗。根据临床及生物学特征进行危险度分组，并根据诱导治疗第19天、46天微小残留病（MRD）结果调整危险度，不同危险度予以不同强度的化疗，全程无放疗。方案设计2个随机对照研究：费城染色体阳性ALL（Ph +ALL）患儿在化疗基础上随机接受达沙替尼（Ph-D组）或伊马替尼（Ph-I组）治疗；根据维持治疗后期是否加用7个周期的地塞米松和长春新碱随机分为两组（A组为加用，B组为不加用），比较两组生存率差异。总生存率（OS）和无事件生存率（EFS）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组间生存率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多因素模型。 结果:共7 640例患儿入组，男4 521例、女3 119例。7 508例获得完全诱导缓解，诱导缓解率为98.3%。189例Ph +ALL患儿随机研究显示，达沙替尼（Ph-D）5年EFS优于伊马替尼（Ph-I）［60.1%（95% CI 49.8%~72.5%）比39.4%（95% CI 26.9%~57.7%），χ 2=5.00， P=0.020］。维持治疗期间是否加用地塞米松和长春新碱随机研究显示，低危患儿A、B两组间EFS和OS差值单侧95% CI上限分别为0.02和0.01，中、高危患儿A、B两组间EFS和OS差值单侧95% CI上限分别为0.05和0.01，小于预设的非劣效边界值0.05。整组患儿随访3.5（2.4，4.8）年，5年OS和EFS分别为90.9%（95% CI 90.2%~91.7%）和80.1%（95% CI 79.0%~81.2%），累积复发率15.3%（95% CI 14.3%~16.3%），单纯中枢神经系统（CNS）累积复发率为1.9%（95% CI 1.6%~2.2%），累及CNS累积复发率为2.7%（95% CI 2.3%~3.1%）。5年治疗相关累积病死率为1.3%（95% CI 1.0%~1.6%）。多因素分析发现B-ALL中，年龄≥10岁、男性、初诊白细胞计数≥50×10 9/L、初诊时中枢类型为CNS2或CNS3、有BCR-ABL融合基因、KMT2A基因重排、无ETV6-RUNX1融合基因、诱导第19天、第46天MRD>0.01%均为预后不良因素（均 P<0.05）；T-ALL中有BCR-ABL融合基因、诱导第46天MRD>0.10%为预后不良因素（均 P<0.05）。 结论:无颅脑预防性放疗的CCCG-ALL-2015方案远期预后良好，CNS复发率低，治疗相关病死率低，达沙替尼在Ph +ALL中比伊马替尼更有效。维持治疗后期去掉长春新碱和地塞米松并不降低预后。

目的:分析费城染色体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Ph + AML）的临床特点。 方法:收集2021年9月至2022年9月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3例Ph + AML患者资料，分析诊疗经过，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3例患者经形态学及免疫分型检查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且检测到t（9；22）。其中例2合并近四倍体染色体核型，例3合并+8号染色体。例1及例3均检测到BCR-ABL p210；例2 BCR-ABL检测阴性，考虑与其复杂核型相关。例1检测到IDH1突变，例2合并WT1高表达（表达量2.28%），且检测到RUNX1、IDH1、STAG2突变。例1采用传统"3+7"方案化疗后达完全缓解（CR），后因经济原因于第2个周期巩固治疗后放弃，仅口服达沙替尼，2022年7月28日复发后死亡；例2采用伊马替尼、阿扎胞苷联合HAG（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方案化疗后达CR，截至2022年9月仍处于缓解状态；例3采用伊马替尼、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治疗未达CR，截至2022年9月仅口服伊马替尼靶向治疗。结论:Ph + AML发病率较低，预后不佳，目前尚无统一治疗方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联合化疗可提高CR率，CR后尽早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t（8;21）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复发的影响因素。方法:对2008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接受allo-HSCT的t（8;21）AML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73例t（8;21）AML患者纳入研究，男39例，女34例，中位年龄36（13~54）岁。73例患者中10例出现血液学复发，3年累积复发率（CIR）为15.7%（95% CI 7.3%~26.8%），中位复发时间为9.2（2.0~47.6）个月。73例患者中19例死亡，移植后3年总生存（OS）率为68.9%（95% CI 56.4%~81.4%）。移植后3个月内融合基因下降≥3个对数级组移植后3年CIR明显低于下降<3个对数级组[13.3%（95% CI 4.5%~26.8%）对57.1%（95% CI 13.2%~85.6%）， P<0.001]；移植后12个月内融合基因水平下降≥4个对数级组移植后3年CIR明显低于下降<4个对数级组[5.1%（95% CI 0.9%~15.4%）对25.0%（95% CI 0.3%~71.3%）， P<0.001]。Cox多因素分析显示移植当天造血干细胞回输前（0 d）RUNX1-RUNX1T1融合基因高定量（≥1.58%）[ P=0.006， HR=28.849（95% CI 2.680~310.524）]及初诊时骨髓流式细胞术原始细胞比例≥60%[ P=0.015， HR=6.640（95% CI 1.448~30.457）]是血液学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c-Kit及Flt3基因突变对移植后血液学复发无明显影响（ P=0.877， P=0.773）。初诊时骨髓流式细胞术原始细胞比例≥60%[ P<0.001， HR=8.925（95% CI 2.702~29.476）]、达到完全缓解所需的疗程数≥2个[ P=0.013， HR=4.495（95% CI 1.379~14.649）]是影响OS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0 d RUNX1-RUNX1T1融合基因定量水平≥1.58%及初诊时骨髓流式细胞术原始细胞比例≥60%是影响t（8;21）AML患者allo-HSCT后血液学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移植后RUNX1-RUNX1T1融合基因监测有助于评估复发的危险性。

目的:探讨RUNX1-RUNX1T1融合基因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ASXL2基因的突变情况，以及伴ASXL2突变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0月至2021年3月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就诊的145例初发RUNX1-RUNX1T1阳性AML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Sanger测序检测其基因突变情况。根据有无ASXL2基因突变将患者分为突变组及未突变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基因突变及预后情况。结果:145例RUNX1-RUNX1T1阳性的初发AML患者，检出c-kit突变59例（40.7%）、ASXL2突变30例（20.7%）、N/KRAS突变23例（15.9%）、FLT3突变18例（12.4%）、ASXL1突变17例（11.7%）、TET2突变16例（11.0%）、NPM1突变8例（5.5%）、DNMT3A突变3例（2.1%）。30例ASXL2基因突变患者中共检出18个突变位点，包括5个点突变和13个移码突变，分别分布在第12、13号外显子。30例伴ASXL2突变患者初诊时乳酸脱氢酶（LDH）低于ASXL2未突变患者（ Z＝2.34， P＝0.020），凝血酶原时间（PT）高于未突变患者（ Z＝1.99， P＝0.047）。30例ASXL2突变患者中，21例（70%）患者同时伴有其他基因突变；ASXL2突变型患者RAS突变的发生率高于未突变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0.0%（9/30）比12.1%（14/115）， χ2＝4.41， P＝0.036]。ASXL2突变和未突变患者完全缓解率[86.7%（26/30）比74.8%（86/115）]、复发率[43.3%（13/30）比31.3%（36/115）]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39， P＝0.534； χ2＝0.54， P＝0.432）。ASXL2突变与未突变患者中位总生存（OS）时间分别为26个月（1~135个月）、30个月（1~120个月），中位无病生存（DFS）时间分别为14个月（0~60个月）、13个月（0~94个月），两组OS、DFS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05， P＝0.822； χ2＝0.34， P＝0.562）。ASXL2基因突变阳性患者的OS、DFS均高于ASXL1基因突变阳性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3、 P＝0.007）；与c-kit、RAS、FLT3、TET2、NPM1、DNMT3A基因突变阳性患者的OS、DFS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伴ASXL2突变的RUNX1-RUNX1T1阳性患者具有低LDH和高PT的临床特点，且常与RAS突变共存，其预后好于ASXL1基因突变阳性患者。

目的:探讨维奈克拉联合阿伐替尼治疗伴KIT基因突变复发难治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苏州沧浪医院2022年10月及2022年11月收治的2例接受维奈克拉联合阿伐替尼治疗的伴KIT基因突变AML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2例患者均为女性，分别为53、17岁，均为高危复发难治AML，均伴KIT基因突变。例1诊断为AML-M 2，基因检测示ASXL1、KIT、RUNX1基因突变均阳性；患者移植后再次复发，接受维奈克拉联合阿伐替尼治疗达到形态学无白血病状态（MLFS）。例2诊断为AML，检测到RUNX1-RUNX1T1（AML1-ETO）融合基因及KIT、DX15基因突变；复发后接受维奈克拉联合阿伐替尼方案治疗，明显降低了肿瘤负荷，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再次获得完全缓解。 结论:伴KIT基因突变AML具有一定的异质性，部分患者治疗难度大，预后极差；复发患者选择维奈克拉联合阿伐替尼治疗达MLFS或完全缓解后，桥接（二次）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作为此类患者的较好治疗选择。

目的:探讨靶向捕获高深度测序（Panel-seq）及转录组测序（RNA-seq）与传统检测方法在儿童初发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细胞及分子遗传学分型中的差异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9月至2021年12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新诊断为B-ALL的152例患儿临床资料。患儿除接受包括核型分析、荧光原位杂交以及43种融合基因定量筛查的传统细胞及分子遗传学方法检测外，还进行Panel-seq及RNA-seq检测。Panel-seq覆盖血液系统肿瘤常见变异的600多个基因，同时分析融合基因及基因突变；RNA-seq分析融合基因、基因突变及基因表达情况，推测染色体水平的拷贝数变异，并结合基因表达谱聚类和拷贝数变异预测高二倍体亚型。分析比较各检测方法遗传学分型结果。结果:152例患儿中，男性93例，女性59例，中位年龄4.0岁（0.8~13.0岁），中位原始细胞比例0.855（0.215~0.965）。152例患儿中，传统检测方法鉴定出4例（2.6%）BCR-ABL1、2例（1.3%）CRLF2基因相关融合、27例（17.8%）ETV6-RUNX1、1例（0.7%）iAMP21、5例（3.3%）MLL重排、8例（5.3%）TCF3-PBX1以及22例（14.5%）高二倍体核型；Panel-seq鉴定出4例（2.6%）BCR-ABL1、2例（1.3%）CRLF2基因相关融合、27例（17.8%）ETV6-RUNX1、3例（2.0%）MEF2D基因相关融合、1例（0.7%）MEIS1-FOXO1、5例（3.3%）MLL重排、5例（3.3%）PAX5基因相关融合、8例（5.3%）TCF3-PBX1、4例（2.6%）ZNF384基因相关融合和2例（1.3%）IKZF1 N159Y突变。1例MLL重排患儿因样本质量问题未进行RNA-seq检测，其余151例患儿中，共检出1例（0.7%）ACIN1-NUTM1、4例（2.6%）BCR-ABL1、3例（2.0%）CRLF2基因相关融合、8例（5.3%）DUX4基因相关融合、27例（17.9%）ETV6-RUNX1、3例（2.0%）MEF2D基因相关融合、1例（0.7%）MEIS1-FOXO1、4例（2.6%）MLL重排、5例（3.3%）PAX5基因相关融合、1例（0.7%）ZMIZ1-ABL1、8例（5.3%）TCF3-PBX1、4例（2.6%）ZNF384基因相关融合及61例（40.4%）高二倍体亚型和2例（1.3%）IKZF1 N159Y突变；RNA-seq对融合基因及高二倍体核型检出有明显优势。传统方法、Panel-seq和RNA-seq检测的细胞及分子遗传学分型率分别为45.4%（69/152）、40.1%（61/152）和87.4%（132/151），三者结合可对89.5%（136/152）患儿进行分型。结论:联合应用Panel-seq、RNA-seq技术可提高B-ALL患儿遗传学异常的检出率，从而进行更精确的细胞及分子遗传学分型，为指导治疗及判断预后提供依据。

伴有t（8;21）染色体异常或RUNX1-RUNX1T1融合基因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预后相对较好，但老年或因严重合并症不适合强诱导缓解化疗的患者或患者出现难治/复发时如何选择诱导缓解治疗方案是临床的难题之一。维奈克拉（Ven）为一种口服的选择性小分子BCL-2抑制剂，其联合去甲基化药物（HMA）或低剂量阿糖胞苷（LD-Ara-C）成为75岁及以上、不适合强化疗的初治AML患者的治疗新选择 [1-3]。目前以Ven为基础的方案治疗伴t（8;21）的AML患者疗效报道较少。本研究对我中心应用含Ven的方案治疗的伴t（8;21）的12例AML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目的:探讨基于二代测序检测技术下的克隆性基因突变对第1次完全缓解（CR 1）状态下接受高剂量化疗或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强化巩固治疗）的RUNX1-RUNX1T1融合基因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预后的影响。 方法:收集2011年7月至2017年8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CR 1状态下接受强化巩固治疗的79例RUNX1-RUNX1T1融合基因阳性AML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Kaplan-Meier曲线、Cox回归模型分析临床因素及突变基因对患者总生存（OS）和无病生存（DFS）时间的影响。 结果:在79例患者中，检出C-KIT、FLT3、CEBPA、DNMT3A基因突变者分别为25例（31.6%）、6例（7.6%）、8例（8.9%）、1例（1.3%），其中C-KIT exon17及C-KIT exon8突变分别为19例（24.1%）、5例（6.3%），FLT3-ITD突变为5例（6.3%）。初诊白细胞计数越高，患者的OS时间越短（ P=0.030），合并C-KIT exon17突变患者的OS时间（ P=0.010）和DFS时间（ P=0.006）明显缩短，合并FLT3-ITD基因突变患者的OS时间（ P=0.048）和DFS时间（ P=0.071）缩短。多因素分析显示合并C-KIT exon17和FLT3-ITD突变均为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结论:在接受强化巩固治疗的RUNX1-RUNX1T1融合基因阳性AML患者中，C-KIT exon 17、FLT3-ITD基因突变提示预后较差，这将对细化患者危险度分层、个体化治疗、评估预后有指导意义。

患者，男，15岁，2021年12月23日因"反复发热1个月，右眼睑进行性红肿4 d"入院。入院时高热，热峰至39.8 ℃，重度贫血貌，胸骨压痛，左眼睑红肿，无压痛，视力正常。血常规：WBC 26.82×10 9/L，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15.15×10 9/L，HGB 121 g/L，PLT 393×10 9/L。骨髓象提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未分化型（AML-M 1）。免疫分型：原始幼稚细胞群A约87.4%，表达CD43、CD38；部分表达MPD、HLA-DR、CD11b、CD34、CD117、CD123。骨髓活检病理符合急性髓系白血病病理改变。多重PCR筛查56种白血病相关融合基因：t（6;9）（p23;q34）/DEK-NUP214融合基因阳性（突变比例272.27%）；髓系相关突变二代测序（NGS）：FLT3-ITD突变阳性（AR＝0.759），RUNX1突变阳性（p.Asp332Asn突变比例46.9%）、WT1突变阳性（p.Arg385fs突变比例15.0%和p.Arg375fs突变比例14.9%）。眼眶、视神经MR平扫+增强：鼻周、左侧眶周及左侧颞部皮下异常信号，符合白血病髓外病灶影像。在使用羟基脲降细胞处理后予标准剂量DA方案诱导治疗。同时经验性予亚胺培南和利奈唑胺抗感染治疗。诱导治疗后，患者三系快速下降，然而体温仍升高，眼睑部位较前进展。上眼睑出现水疱，眶周和鼻周肿胀，病灶逐渐累及左下眼睑、右上眼睑、右下眼睑和双侧眶周区域。2022年1月4日眼眶、视神经MRI平扫+增强：鼻周、双侧眶周及颞部皮下异常信号，符合白血病髓外病灶，左侧较前略减轻，右侧较前略明显。基于患者眼睑病灶进展，考虑此前方案疗效不佳。2021年12月31日在DA方案基础上加用维奈托克继续诱导治疗。患者处于粒细胞缺乏状态，服用泊沙康唑预防真菌感染，调整维奈托克剂量为50 mg/d，持续2周。患者在DAV方案诱导治疗结束后眼睑病灶基本消退，化疗后出现Ⅳ级骨髓抑制，粒细胞缺乏期持续21 d。骨髓原始粒细胞占3.5%，见吞噬细胞及吞噬血细胞现象。2022年1月31日始予第2个疗程诱导治疗，调整为IAV方案：伊达比星12 mg/m 2第1～3天，阿糖胞苷100 mg/m 2第1～7天（间隔12 h静脉滴注），维奈托克50 mg/d第1～14天，并鞘内注射甲氨蝶呤15 mg、阿糖胞苷50 mg。脑脊液检查未见中枢神经系统浸润。2个疗程诱导化疗后复查骨髓：增生活跃，未见原始幼稚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微小残留病（MRD）：分析见原始幼稚细胞群约0.23%，表达CD13、CD15、CD16、CD34、CD117、CD123、HLA-DR，部分表达CD33、CD64。复查DEK-NUP214融合基因突变比例0.46%，FLT3-ITD突变阴性，WT1突变比例0.08%。此后患者接受中大剂量阿糖胞苷巩固治疗，行3次腰椎穿刺鞘内注射。4月7日复查骨髓象：增生低下，未见原始幼稚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MRD阴性。复查DEK-NUP214融合基因突变比例0.08%，FLT3-ITD突变阴性，WT1突变比例0.12%。眼眶、视神经MRI平扫+增强：鼻周、双侧眶周及颞部皮下异常信号基本消失。患者在3个疗程化疗后接受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2022年4月20日进行含氟达拉滨、白消安和环磷酰胺的FBUCY预处理，分别于4月27日和4月28日输注其父的造血干细胞，单个核细胞7.23×10 8/kg，CD34 +细胞5.89×10 6/kg。持续服用环孢素A和霉酚酸酯用于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移植后第17天粒细胞植入，第19天血小板植入。移植后1个月，复查骨髓、MRD、基因结果均为阴性。患者处于完全缓解状态1年余，后因重症肺炎死亡。

患者，男性，56岁，因"发热半个月，腹胀7 d"于2019年5月入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血液科。否认皮肤瘙痒，咳嗽、咳痰，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既往糖尿病病史8年，血糖控制可；有土霉素过敏史；吸烟史20余年（已戒20年），饮酒史30年；近期无旅游史，无不洁饮食，未食用生冷海鲜食物。查体：ECOG评分3分，一般状态差，无贫血貌，皮肤及巩膜黄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胸骨压痛阴性，双肺底呼吸音弱，心脏查体无明显异常，腹部膨隆，肝脾肋缘下未触及，移动性浊音阳性，双下肢无水肿。血常规：WBC 66.6×10 9/L，嗜酸性粒细胞22.25%（14.82×10 9/L），HGB 158 g/L，PLT 20×10 9/L；肝功能：谷丙转氨酶39 U/L，谷草转氨酶48 U/L，总胆红素73 μmol/L，直接胆红素39 μmol/L，白蛋白26 g/L；呼吸道病毒、巨细胞病毒（CMV）、EB病毒（EBV）、降钙素原（PCT）等感染相关检验阴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筛查阴性。浅表淋巴结超声可见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多发淋巴结肿大（最大1.3 cm×0.6 cm，皮髓结构尚清）。CT示"双侧胸腔及腹腔中等量积液，肝脏脾脏不大，腹主动脉旁、腹腔内见多发淋巴结影（0.4~1.4 cm）"。骨髓象：有核细胞增生明显活跃，粒系增生明显活跃，原始粒细胞比例增高（0.175），嗜酸细胞比例明显增高（0.325），其中幼稚嗜酸性粒细胞占0.065，粒细胞颗粒明显增多；红系增生活跃；淋巴细胞比例减低，形态正常。骨髓活检病理：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极度活跃，粒红比例增高，幼稚细胞易见，嗜酸细胞多见，网状纤维染色MF-2级灶性。骨髓免疫分型：异常髓系原始细胞占有核细胞4.52%，主要表达CD34 str、CD33、HLA-DR、CD123、CD7、CD11b dim、CD25，嗜酸性粒细胞比例明显增高（占28.1%）。髓系/淋系肿瘤融合基因筛查：BCR-ABL1等32种融合基因阴性。二代基因测序未检出RUNX1、DNMT3A、TET2等111种髓系/淋系肿瘤相关基因突变。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FGFR1基因重排占94.5%（图1），PDGFRα、PDGFRβ及JAK2基因重排阴性。染色体核型46,XY,-7,t（8;13）（p11.2;q12）,+der（13）t（8;13）（p11.2;q12）（?）[18]/46,XY, t（8;13）（p11.2;q12）[2]。RT-PCR及直接测序证实ZMYM2-FGFR1融合基因阳性。临床诊断：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FGFR1重排的髓系肿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