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估STOP-Bang（SBQ）问卷筛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患者的准确性。方法:连续纳入2011年9月至2012年5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就诊的可疑OSA患者350例，其中男302例，女48例；年龄（42.9±11.0）岁（范围：19~68岁）。患者均行整夜多导睡眠监测（PSG），并填写SBQ问卷。依据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将患者分为单纯鼾症组（<5次/h）、轻度OSA组（5~14次/h）、中度OSA组（15~29次/h）、重度OSA组（≥30次/h）。计算不同体质指数（BMI）和年龄界值下SBQ问卷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SBQ问卷的准确性。结果:SBQ问卷评估的高危组有322例（92.0%）。SBQ问卷判断轻+中+重度OSA（AHI≥5次/h）、中+重度OSA（AHI≥15次/h）、重度OSA的灵敏度分别为94.0%、94.1%、95.3%，特异度分别为25.7%、15.2%、13.2%；阳性预测值分别为91.9%、79.2%、63.4%；阴性预测值分别为32.1%、42.9%、64.3%。同时调整BMI和年龄（即BMI界值≥24 kg/m 2及年龄>42岁）后，SBQ问卷的灵敏度最高（分别为98.4%、98.2%、99.5%），特异度最低（分别为8.6%、3.8%、5.2%）。 结论:随着BMI和年龄界值降低，SBQ问卷灵敏度逐步提高，但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降低。调整BMI和年龄的取值界限或许不能提高SBQ问卷的准确性。

目的:比较NoSAS评分、STOP-BANG问卷（SBQ）与Epworth嗜睡量表（ESS）在评估呼吸系统疾病（RD）患者发生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风险的价值。方法:收集190例行整夜多导睡眠监测（PSG）患者的临床资料，NoSAS、SBQ和ESS评分。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不同的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为判定分界，比较3个量表评估OSAHS风险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诊断比值比（DOR）和准确性。结果:以 AHI ≥5次/h为判定分界时，NoSAS及SBQ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33、0.729，表明两者对轻度OSAHS均具有预测价值。其中，NoSAS的DOR值较大（16.150），表明NoSAS评估发生轻度OSAHS风险的准确性更好。以 AHI >15次/h为判定分界时，NoSAS的AUC为0.704，表明其对中度OSAHS具有预测价值。以 AHI >30次/h为判定分界时，SBQ的AUC值（0.706）和DOR值（6.527）均较高，表明其对重度OSAHS具有预测价值且准确性较好。评价OSAHS高风险（ SBQ ≥3）的患者时，SBQ的敏感性高于NoSAS和ESS。 结论:当评估RD患者发生轻、中度OSAHS的风险时，NoSAS优于SBQ和ESS；评估发生重度OSAHS时，SBQ优于NoSAS和ESS。临床工作中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预测工具评估发生OSAHS的风险，以便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并实施早期干预计划。

目的:评估柏林问卷、STOP问卷、STOP-Bang问卷（SBQ）和Epworth嗜睡量表（ESS）在不同妊娠阶段筛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前瞻性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4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门诊连续就诊的疑诊OSAS妊娠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柏林问卷、STOP问卷、SBQ和ESS评分；进行整夜多导睡眠监测（PSG），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5次/h，诊断为OSAS。计算不同妊娠阶段（妊娠1~15周为第1阶段，妊娠16~27周为第2阶段，妊娠28~40周为第3阶段）柏林问卷、STOP问卷、SBQ和ESS筛查OSAS的灵敏度、特异度，并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4种量表在不同妊娠阶段筛查OSAS的准确度。结果:共有100名妊娠妇女纳入本研究，年龄为（34.5±4.3）岁（26~46岁）。妊娠1、2、3阶段分别纳入20、35、45名。根据PSG结果，100名孕妇中45例诊断为OSAS。4种筛查量表的总体预测效果均欠佳，ESS、柏林问卷、STOP问卷和SBQ ROC曲线下面积［AUC（95% CI）］分别为0.54（0.43，0.66）、0.59（0.47，0.70）、0.62（0.51，0.73）和0.61（0.49，0.72），灵敏度分别为35.6%，65.9%，48.9%，28.9%，特异度为71.7%，52.5%，73.6%，92.5%。其中在妊娠1阶段的STOP问卷的AUC最大，95% CI为0.81（0.61，1.00），灵敏度为75.0%，特异度为87.5%。 结论:4种筛查问卷在妊娠人群中预测OSAS能力有限。但在妊娠第1阶段，STOP问卷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 检验GOAL问卷和Epworth嗜睡量表(Epworth sleeping scale,ESS)在筛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中联合应用的效能.方法 从睡眠医学中心招募2 958例参与者,完成夜间多导睡眠图监测和筛查问卷,包括GOAL、ESS、STOP-Bang问卷(SBQ)和NoSAS评分.评估每个量表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诊断优势比(diagnostic odds ratio,DOR)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结果 GOAL问卷在筛选OSA方面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和DOR(敏感度为0.831,DOR为3.72),优于STOP-Bang问卷和NoSAS评分.当GOAL问卷和ESS量表相结合时,特异度和DOR分别显著上升至0.894和4.22.GOAL问卷得分为3且ESS量表≥11分的参与者极有可能患有OSA,概率为0.96.结论 GOAL问卷和ESS量表相结合具有优秀的诊断能力,可有效筛查OSA.对疑似OSA患者进行GOAL问卷后的第二阶段进行ESS量表筛查,可以提高预测准确性和早期诊断.

目的 探讨经鼻高流量氧疗(HFNC)应用于超重及肥胖患者行无痛支气管镜检查时的最佳氧流量.方法 收集2022年4至9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行无痛支气管镜检查且BMI≥25 kg/m2的患者60例,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及既往病史,评估患者是否存在打鼾,并收集STOP-Bang问卷评分.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组1(氧流量10 L/min)、组2(氧流量20L/min)、组3(氧流量30 L/min)、组4(氧流量40 L/min)、组5(氧流量50 L/min)、组6(氧流量60 L/min),每组各10例.各组患者连接HF-NC,给予舒芬太尼镇痛及丙泊酚镇静,并设置不同的氧流量(10～60 L/min),观察支气管镜检查过程中低氧血症发生率以及需要的气道干预措施.结果 随着氧流量增加,超重及肥胖患者的低氧血症发生率显著下降,分别为60.0％、40.0％、30.0％、30.0％、10.0％、0(P＜0.01).干预措施即托下颌及增加氧流量比例均明显下降(均P＜0.01),需要面罩加压给氧的患者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使用Probit回归分析后,最低90％有效氧流量(EF90)为49.9 L/min,95％CI为38.9～86.2 L/min;最低95％有效氧流量(EF95)为59.2 L/min,95％CI为45.6～109.8 L/min.结论 随着氧流量增加,超重及肥胖患者的低氧血症发生率明显下降,需要的气道干预措施(托下颌、增加氧流量)减少.对于超重及肥胖患者,建议直接给予50 L/min以上的氧流量进行气道管理.

目的 评价STOP-Bang问卷(SBQ)用于筛查重叠综合征(OS)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2015年6月—2017年4月在无锡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就诊且疑诊OS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320例,患者均接受多导睡眠监测(PSG)检查,并同时在专业医护人员指导下填写SBQ,分析两者相关性.并根据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将患者分为5≤AHI≤15、15303组,分析SBQ预测OS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结果 SBQ与年龄、第1秒用力呼气末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混合性呼吸暂停指数(MAI)无直线相关关系(rs=0.061,P=0.279;rs=-0.910,P=0.102;rs=0.181,P=0.511);SBQ与体质指数(BMI)、AHI、低通气指数(HI)、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指数(OAI)、中枢性呼吸暂停指数(CAI)、氧减指数(ODI)呈正相关(rs=0.032,P<0.001;rs=0.538,P<0.001;rs=0.403,P<0.001;r=0.526,P<0.001;rs=0.265,P<0.001;rs=0.506,P<0.001);SBQ与FEV1呈负相关(rs=-0.130,P=0.016).SBQ诊断OS的灵敏度为99.2%,特异度为85.6%,阳性预测值为80.1%,阴性预测值为99.4%.SBQ预测5≤AHI≤15的OS患者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915(0.737,0.957),最佳诊断界值为2分;预测1530的OS患者的AUC为0.769(0.641,0.895),最佳诊断界值为6分.结论 筛查OS时,SBQ与PSG主要检查指标具有相关性,是一个较好的筛查和预测OS的工具,值得临床推广.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病率高、危害性广,与多种慢性病密切相关[1-2].目前诊断OSAHS的金标准是多导睡眠监测(PSG),但由于经典的PSG对设备、场地和人员的要求较高,很难开展大规模的筛查.尽管目前各种类型的睡眠呼吸紊乱初筛仪及便携式检测设备的出现使睡眠呼吸疾病检查的覆盖范围增广,但是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睡眠呼吸紊乱筛查问卷因无特殊人员和设备需求,在OSAHS的筛查中倍受关注.目前,常用的睡眠呼吸紊乱筛查问卷包括柏林问卷和Epworth嗜睡量表等.STOP-Bang问卷最早是由加拿大麻醉科医生联合睡眠专家共同研发的,近年来广受重视[3～4].在国外,STOP-Bang问卷广泛应用于麻醉医师进行术前评估.我们通过将STOP-Bang问卷与金标准的PSG进行比较,验证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同时也与经典的柏林问卷和Epworth嗜睡量表进行比较,旨在探讨STOP-Bang问卷在我国人群OSAHS筛查中的作用.

目的:评估STOP-Bang问卷的信度与效度,并分析应用于睡眠门诊筛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的价值.方法:对649例睡眠门诊就诊者同步进行STOP-Bang问卷和多导睡眠图监测,计算STOP-Bang问卷的信度、效度、敏感性、特异性等指标,评估其使用价值,STOP-Bang问卷总分的影响因素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STOP-Bang问卷的Cronbach's α值为0.732.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共产生3个公共因子,公共因子1,2,3的特征值分别为1.789、1.556、1.167,3个因子共解释总变异的56.40%.以AHI≥5为诊断标准时,STOP-Bang问卷的敏感性为84.0%,特异性为68.8%;以AHI≥15为诊断标准时,STOP-Bang问卷的敏感性为88.8%,特异性为53.1%;以AHI≥30为诊断标准时,STOP-Bang问卷的敏感性为90.3%,特异性为43.6%.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示:打鼾声音大,颈围>40 cm、年龄>50岁,高血压病史是OSAHS的危险因素.结论:STOP-Bang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有效地用于睡眠门诊筛查OSAHS,在普通人群中的价值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打鼾声音大、颈围>40 cm、年龄>50岁、高血压病史是影响OSAHS的危险因素.

目的 评价STOP-Bang问卷在基层医院筛查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的作用.方法 选取COPD可疑合并OSAHS的患者230例,用STOP-Bang问卷评分,并行多导睡眠监测(PSG)患者睡眠.使用Kappa检验评价STOP-Bang问卷评分和PSG诊断结果的一致性,绘制ROC曲线,计算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结果 根据呼吸暂停指数(AHI)结果将230例患者分为OSAHS组171例和非OSAHS组59例.STOP-Bang问卷评分结果与PSG监测结果符合率为82.17％.以STOP-Bang问卷评分≥3分为诊断界值,以AHI≥5次/h、AHI≥15次/h、≥30次/h为金标准,灵敏度分别为89.53％、95.74％、98.02％,特异度分别为46.15％、35.96％、27.91％,阳性预测值分别为89.53％、70.31％和51.56％,阴性预测值分别为47.37％,84.21％和94.74％.当AHI≥5次/h时,AUC为0.881.结论 STOP-Bang问卷可用于筛查COPD合并OSAHS患者,该量表评价实施简单,灵敏度较高,适合在基层医院推广.

目的:探讨常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筛查量表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连续收集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住院治疗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102例,由同一名医生完成OSA筛查量表评估,包括Epworth量表、柏林问卷、STOP-Bang问卷、SOS量表、四变量评分和改良四变量评分.同时由睡眠中心完成多导睡眠监测.根据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将患者分成中重度OSA组(AHI≥15,58例)和正常或轻度OSA组(AHI<15,44例).比较各筛查量表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合并中重度OSA的筛查能力.结果: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各量表中,四变量评分和改良四变量评分预测中重度OSA的ROC曲线下面积最高,分别为0.806和0.807(均P<0.01).根据ROC曲线,Epworth量表、柏林问卷、STOP-Bang问卷、SOS量表、四变量评分和改良四变量评分预测中重度OSA的最佳临界值分别为9、2、4、15、11和10.其中,四变量评分和改良四变量评分预测中重度OSA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等各项指标总体来看优于其他量表.结论:Epworth量表、柏林问卷、STOP-Bang问卷和SOS量表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筛查效率较低,而四变量评分和改良四变量评分的筛查效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