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难治/复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R/R ALL）是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治疗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之一。然而，该领域还存在异基因CAR-T细胞免疫排斥、白血病复发、能否将CAR-T细胞用于微小残留病（MRD）阳性患者的干预和初诊ALL患者的治疗等诸多挑战，只有建立针对上述挑战的相应策略才能进一步提高CAR-T细胞免疫治疗ALL的安全性、有效性，改善临床预后。

目的:观察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患者的免疫重建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8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在北京陆道培医院接受CAR-T细胞桥接allo-HSCT治疗的所有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患者临床病历资料，年龄14（7，30）岁，其中男39例，女22例。CAR-T细胞免疫治疗 32例，非CAR-T细胞免疫治疗 29例。随访时间561（235，784）d。用多色流式检测患者移植前及移植后1、2、3、6、8、10、12个月外周血各淋巴细胞亚群即总淋巴细胞、T淋巴细胞、辅助性T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B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Treg细胞计数，以评估患者在移植后免疫重建表现。结果:移植前血清球蛋白：CAR-T组IgA水平0.18（0.06，0.49）g/L低于非CAR-T组1.03（0.63，1.56）g/L患者（ U=103.5， P<0.001）。CAR-T组IgG水平5.54（4.04，7.09）g/L低于非CAR-T组6.78（5.27，9.26）g/L（ U=1 298.5， P=0.017），CAR-T组IgM水平0.18（0.05，0.30）g/L低于非CAR-T组0.40（0.26，0.71）g/L（ U=166.0， P<0.001）。CAR-T组移植前外周血免疫细胞总淋巴细胞计数833.00（335.00，1 727.5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1 052.00（545.75，1 812.50）个/μl（ U=404.0， P<0.001）。移植前CAR-T组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686.00（233.00，1 307.0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860.00（391.00，1 419.75）个/μl（ U=406.0， P<0.001）。CAR-T组辅助性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146.00（40.50，327.5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162.50（66.00，384.75）个/μl，（ U=494.0， P=0.002）。CAR-T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343.00（56.50，924.0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478.00（143.50，992.25）个/μl（ U=483.5， P=0.001）。CAR-T组B淋巴细胞绝对计数 22.00（6.00，186.00）个/μl，低于非CAR-T组患者33.00（8.00，220.00）个/μl（ U=498.0， P=0.002）。而2组患者移植后监测时间点上述各免疫细胞亚群细胞绝对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比2组患者临床特征，CAR-T组患者移植前病史981.00（368.50，1 514.75）d比非CAR-T组323.00（167.50，450.50）d长（ U=263.0， P=0.004），CAR-T组患者预处理方案中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ATG）用量5.00（5.00，7.50）mg/kg比非CAR-T组患者7.00（5.00，7.50）mg/kg低（ U=288.5， P=0.018），CAR-T组移植物CD34 +回输剂量5.91（4.23，6.02）×10 6/kg比非CAR-T组患者高 4.51（4.00，5.93）×10 6/kg（ U=291.0， P=0.012），CAR-T组移植后环孢素应用时间167.00（119.25，299.50）d，比非CAR-T组患者197.00（102.50，450.50）d短（ U=421.0， P=0.001）。 结论:对于移植前免疫功能偏低的CAR-T患者，可通过降低预处理ATG剂量、增加移植物CD34 +输注剂量、移植后尽早停用环孢素等方式，使其与非CAR-T患者达到相似的免疫重建状态。

目的:探究活动性结核病患者血清高迁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protein，HMGB1）、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neutrophil-to-lymphocyte，NLR）的变化，了解其与患者细胞免疫功能水平及38 000蛋白的相关性。方法:将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吉林市结核病防治研究所收治的60例活动性结核病患者设为A组，将同期收治的60例非活动性结核病患者设为B组，另将60名健康志愿者设为C组，比较3组患者HMGB1表达水平、NLR、细胞免疫功能相关指标（CD3 +、CD4 +、CD8 +和CD4 +/CD8 +T淋巴细胞）和38 000蛋白的差异，分析HMGB1、NLR与活动性结核病患者细胞免疫功能水平和38 000蛋白的相关性。 结果:A、B、C组患者HMGB1分别为（5.63±1.40）ng/mL、（4.00±1.59）ng/mL和（2.19±0.88）ng/mL，三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HMGB1=101.72， P<0.001）；NLR分别为（3.17±0.41）、（1.88±1.51）和（1.43±0.11），三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NLR=727.79， P<0.001）。CD3 +、CD4 +和CD4 +/CD8 +细胞水平与HMGB1（ r=-0.66、-0.66和-0.70， P均<0.001）和NLR（ r=-0.88、-0.88和-0.86， P<0.001）呈负相关，CD8 +、38 000蛋白与HMGB1（ r=0.67，0.40， P均<0.001）和NLR（ r=0.80，0.61， P<0.001）均呈正相关。 结论:活动性结核病患者HMGB1、NLR水平升高，并且与细胞免疫功能指标及38 000蛋白具有相关性，可将其用于评估患者的免疫能力和感染程度，为治疗提供指导依据。

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基序结构域(TIGIT)是一种新兴的免疫检查点，主要通过对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免疫调控，在肿瘤免疫循环中的多个环节发挥免疫抑制作用。TIGIT在肺癌中高表达，往往与不良预后有关。因此，靶向TIGIT的免疫治疗可能具有重大的临床意义。本文就TIGIT在肺癌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通过体内外模型观察牙周炎局部组织内皮细胞在炎症环境下是否发生焦亡，为探究牙周炎发病机制提供实验依据。方法:根据牙周病2018年新分类标准收集无全身疾病、牙周健康者及Ⅲ~Ⅳ期C级牙周炎患者的牙龈组织，免疫组化染色检测牙龈组织中焦亡标志性蛋白消皮素D（GSDMD）的表达水平及分布情况；每组通过结扎3只小鼠上颌第二磨牙2周建立牙周炎模型（结扎组），使用显微CT（micro-CT）检测小鼠牙槽骨吸收情况（以不做结扎处理的小鼠作为对照组）；使用免疫荧光染色对健康及炎症小鼠牙龈组织中血管内皮细胞血小板内皮细胞黏附分子（CD31）与GSDMD共定位进行定量分析；体外培养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分别以质量浓度为0.5、1.0、2.5、5.0、10.0 mg/L牙龈卟啉单胞菌（Pg）脂多糖（LPS）联合腺苷三磷酸（ATP）处理HUVECs，同期设置0 mg/L Pg-LPS组为对照组。使用扫描电镜观察 HUVECs形态，蛋白质印迹法检测GSDMD的N端结构域（GSDMD-N）蛋白表达，细胞免疫荧光染色检测GSDMD蛋白表达及分布，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检测HUVECs的增殖能力，碘化丙啶（PI）染色检测HUVECs细胞膜的完整性。结果:免疫组化结果显示，牙周炎患者牙龈组织中GSDMD主要分布于血管周围，且表达水平较健康组织显著升高；micro-CT结果显示，结扎组小鼠上颌第二磨牙周围牙槽骨吸收较对照组小鼠显著增多（ t=8.88， P<0.001）；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结扎组小鼠牙龈组织中血管内皮细胞GSDMD与CD31存在明显的共定位；扫描电镜结果显示，在不同浓度Pg-LPS联合ATP模拟的炎症环境中，HUVECs细胞膜上出现不同大小的孔洞，呈现典型的细胞焦亡形态，其中2.5 mg/L Pg-LPS+ATP组细胞膜上孔洞最多且扩张融合，细胞有裂解死亡的趋势。蛋白质印迹法结果显示，2.5和5.0 mg/L Pg-LPS+ATP组焦亡标志性蛋白GSDMD-N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 F=3.86， P<0.01）；细胞免疫荧光结果显示，2.5 mg/L Pg-LPS+ATP组较对照组GSDMD平均荧光强度升高最显著（ F=35.25， P<0.001）。CCK-8结果显示，0.5、1.0、2.5、5.0和10.0 mg/L Pg-LPS+ATP组细胞增殖相对值（分别为0.52±0.07、0.57±0.10、0.58±0.04、0.55±0.04和0.61±0.03）均显著低于对照组（1.00±0.02）（ F=39.95， P<0.001）。PI染色结果显示，PI阳性细胞数占比在2.5 mg/L Pg-LPS+ATP组最高［（56.07±3.22）%］（ F=88.24， P<0.001）。 结论:牙周炎症环境中内皮细胞发生明显的焦亡现象，提示内皮细胞焦亡可能是造成牙周炎发生的重要致病因素。

目的:比较不同眼内灌注液对视网膜组织学及功能的影响。方法:取人角膜内皮细胞(HCEC)、人视网膜色素上皮(HRPE)细胞和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RGC)，分为正常对照组、平衡盐灌洗液(BSS)组和复方电解质眼内灌注液(CEIIS)组，分别在含体积分数10%DMEM/F12培养基、BSS和CEIIS中培养12、24、48 h，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法测定培养细胞的增生 A值；采用细胞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培养细胞中凋亡相关蛋白表达；采用流式细胞术测定细胞凋亡率和细胞周期；采用乳酸脱氢酶(LDH)和琥珀酸脱氢酶(SDH)定量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线粒体损伤。选用新西兰大耳白兔15只，采用抽签法随机分为对照组3只、BSS组6只和CEIIS组6只，均取左眼行玻璃体切割术，术中根据分组方法分别采用不同的眼内灌注液。分别于术前和术后24 h采用闪光视网膜电图(ERG)测定术眼视网膜功能，采用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测实验眼视网膜各层结构变化。收集各时间点术眼眼球，采用TUNEL染色法检测视网膜各层细胞的早期凋亡情况；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视网膜组织中细胞色素C和bax蛋白表达情况；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实验眼视网膜超微结构变化。 结果:BSS组和CEIIS组3种培养细胞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随培养时间延长，细胞增生减少，凋亡细胞数量增加；与BSS组相比，CEIIS组培养细胞排列致密整齐，细胞形态和大小均一。BSS组HRPE细胞和RGC的细胞凋亡率分别为(37.157±6.918)%和(29.993±12.330)%，明显高于CEIIS组的(4.163±1.310)%和(6.337±1.9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3、0.045)。正常对照组、BSS组和CEIIS组间HCEC和HRPE细胞的G0/G1+S期比例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HCEC： F＝2.226， P＝0.189；HRPE： F＝2.634， P＝0.151)；BSS组RGC的G2/M分裂阻滞期比例高于正常对照组和CEIIS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47、0.024)。各培养时间点CEIIS组HCEC、HRPE细胞和RGC的增生 A值均明显高于BSS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BSS组各细胞中细胞色素C、bax、caspase-3和caspase-9荧光强度强于正常对照组和CEIIS组，bcl-2荧光强度弱于CEIIS组，闭锁小带蛋白(ZO-1)荧光强度弱于正常对照组和CEIIS组。不同时间点BSS组各细胞LDH释放水平均明显高于CEIIS组(均 P<0.001)；培养48 h时，BSS组各细胞SDH释放水平高于CEII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兔眼玻璃体切割术后OCT检查均未见视网膜组织学异常，但透射电子显微镜检查显示2个组术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视网膜感光层细胞排列疏松、光感受器外节膜盘大量脱落、空泡变性等，以BSS组更为严重。TUNEL染色显示术后凋亡细胞主要位于视网膜内核层和RGC层，BSS组视网膜细胞凋亡数为(135.2±22.8)个/高倍视野，明显高于CEIIS组的(81.3±17.7)个/高倍视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75， P＝0.002)。全视野闪光ERG检查显示，CEIIS组术眼术后24 h暗视3.0 ERG a波、b波振幅较术前有所下降，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BSS组术眼术后24 h暗视3.0 ERG a波、b波振幅较术前显著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6、0.010)。 结论:与BSS比较，玻璃体切割术中眼内灌注CEIIS在体内、体外实验中对视网膜组织和功能损伤均较小。

mRNA疫苗技术是近年逐渐发展起来的疫苗新技术之一，其在稳定性、高效投递等方面的技术日趋成熟。mRNA疫苗在细胞内表达抗原，通过刺激免疫系统产生B、T细胞免疫应答等多种效应机制，可达到预防传染病的作用。同时由于其是全合成制备，生产工艺简单，具有快速应对诸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突发传染病疫情的潜力。为了解传染病mRNA疫苗的开发与研究现状，本文重点对mRNA疫苗的结构特点、优势和挑战以及应用于传染病疫苗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综述，为新型冠状病毒等传染病mRNA疫苗的研发提供一定借鉴。

目的:分析少白细胞悬浮红细胞和普通悬浮红细胞输注对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及凝血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12月至2019年01月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需要输血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114例，随机分为少白细胞悬浮红细胞组(简称少白组，57例)和普通悬浮红细胞组(简称普通组，57例)。两组患者均予以环孢素和康力龙治疗，并输注血浆、血小板等血液制剂。在此基础上，少白组均加以少白细胞悬浮红细胞输注，普通组均加以普通悬浮红细胞输注。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细胞免疫功能[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red blood cell-C 3b receptor garland rate，RBC-C 3bRR)、红细胞免疫复合物(red blood cell-circulation immune complex，RBC-CIC)以及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red blood cell-superoxide dismutase，RBC-SOD)]和凝血指标[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和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TT)]，并对比两组输血反应发生率。 结果:治疗前少白组和普通组红细胞免疫功能与凝血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RBC-C 3bRR、RBC-CIC和RBC-SOD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少白组：(18.36±2.44)%比(13.67±1.98)%，(14.36±2.26)%比(8.38±2.11)%，(70.34±12.68)μg/mg比(50.77±7.69)μg/mg， t值分别为11.268、14.602和9.963， P值均<0.05；普通组：(15.72±2.67)%比(13.39±2.14)%，(11.25±2.38)%比(8.42±2.04)%，(65.95±9.42)μg/mg比(51.08±8.61)μg/mg， t值分别为5.141、6.816和8.797， P值均<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另外，少白组RBC-C 3bRR, RBC-CIC，RBC-SOD和FIB均高于普通组[(18.36±2.44)%比(15.72±2.67)%，(14.36±2.26)%比(11.25±2.38)%，(70.34±12.68)μg/mg比(65.95±9.42)μg/mg，(3.48±0.37)g/L比(2.83±0.41)g/L， t值分别为5.511、7.154、2.098和8.886， P值均<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PT、APTT、TT均较治疗前明显缩短[少白组：(14.31±2.49)s比(18.25±2.36)s，(35.64±5.15)s比(42.39±4.16)s，(16.65±2.34)s比(19.46±2.66)s， t值分别为8.671、7.698和5.988， P值均<0.05；普通组：(16.86±2.57)s比(18.67±2.62)s，(38.61±5.34)s比(41.54±4.31)s，(17.97±2.15)s比(19.35±2.96)s， t值分别为3.723、3.224和2.848， P值均<0.05]，且治疗后少白组PT、APTT、TT均短于普通组[(14.31±2.49)s比(16.86±2.57)s，(35.64±5.15)s比(38.61±5.34)s，(16.65±2.34)s比(17.97±2.15)s， t值分别为3.155、3.022和3.136， P值均<0.05]；少白组输血反应发生率低于普通组[(1.75%比7.02%)， χ2＝2.837， 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对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采用少白红细胞输注，较普通悬浮红细胞输注可以更好调节免疫功能，改善凝血功能，且输血反应发生率更低。

目的:探讨利妥昔单抗治疗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FSGS）和肾小球微小病变（minimal change disease，MCD）对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来自2014年7月1日至2019年7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收治的FSGS和MCD患者，所有入选者均经临床和肾活组织病理检查确诊并接受了利妥昔单抗治疗（用药剂量为375 mg/m 2体表面积，共治疗4次，每次治疗间隔时间7~14 d）。比较基线和利妥昔单抗治疗后3、6、9、12个月患者免疫球蛋白IgA、IgG、IgM，淋巴细胞CD19 +、CD20 +、CD3 +、CD3 +CD4 +、CD3 +CD8 +、自然杀伤细胞（CD56 +CD16 +）水平的差异。 结果:96例FSGS和MCD患者入选本研究，中位年龄28岁（14~77岁），男女比为1.8∶1，MCD 65例，FSGS 31例。利妥昔单抗治疗后患者尿蛋白量较治疗前显著下降，血白蛋白水平上升（均 P<0.01）。利妥昔单抗治疗后外周血CD19 +和CD20 +淋巴细胞计数均<5个/μl，治疗后3、6、9、12个月CD19 +和CD20 +淋巴细胞计数较基线值显著下降（均 P<0.05），6个月后逐渐恢复。与基线值比较，利妥昔单抗治疗后3、6、9、12个月血IgG水平显著上升（ P值分别为0.004、<0.001、<0.001、<0.001），血IgM水平显著下降（ P值分别为<0.001、0.008、0.005、<0.001）但中位数水平仍在正常范围（400~3 450 mg/L），而血IgA水平无明显变化（均 P>0.05）。T淋巴细胞（CD3 +、CD3 +CD4 +、CD3 +CD8 +）和自然杀伤细胞（CD56 +CD16 +）计数与基线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利妥昔单抗可有效清除CD19 +和CD20 +淋巴细胞，对除外CD19 +、CD20 +的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及免疫球蛋白的影响较小。规范的利妥昔单抗用药可安全用于FSGS和MCD患者的治疗。

脓毒症是宿主应对感染时发生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的综合征，其病理生理核心是在发病初始，机体为了应对病原微生物入侵而引发剧烈的炎症反应，随后为了平衡免疫状态，机体开始抗炎、发生免疫细胞功能衰竭，最终引发免疫麻痹或免疫抑制。无论是在天然免疫还是在获得性免疫中，免疫细胞表面的共抑制分子，如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T细胞免疫球蛋白及黏蛋白分子-3（TIM-3）、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自然杀伤细胞受体2B4（CD244）、B和T淋巴细胞衰减因子（BTLA）及C型凝集素家族成员NKG2A （CD94），在调节免疫细胞功能低下致免疫抑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阻断这些共抑制分子与其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能显著改善脓毒症动物模型或脓毒症患者的免疫抑制状态。本文主要概括归纳近年来一些共抑制分子在脓毒症免疫功能障碍中作用的热门研究，以期为脓毒症免疫功能监测及治疗靶点提供参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