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PICC继发性异位的早期识别与处理方法，减少其他并发症的发生。方法:选择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静脉治疗专科患者8 509例，患者置入PICC且原始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留置过程及时评估导管功能及并发症发生情况，异常者拍摄X线胸部正侧位片确认体内导管走行和尖端位置。异位者，病情允许情况下，通过体外手法（拔出部分导管、改变体位、体外叩击、0.9%氯化钠快速冲洗）复位。结果:早期识别31例PICC继发性异位，27例采用体外手法复位，复位成功19例，复位失败8例，复位成功率70.4%，无其他并发症发生。3例因合并血栓，1例因疾病未采取复位措施。结论:X线胸片是识别PICC继发性异位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体外手法处理PICC继发性异位复位成功率高，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人工智能（AI）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对住院患者作出诊断，然而因AI模型存在系统偏差，可能会影响临床医生的诊断准确性。最近发布的监管指南指出，AI模型应包含相关解释，以减少模型错误，但该策略的有效性尚未确定。近期美国学者进行了一项随机临床小插图调查研究，旨在评估存在系统偏差的AI对临床医生诊断准确性的影响，并确定基于图像的AI模型解释是否能减少模型错误。研究于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在美国13个州进行，参与者包括住院医师、执业护士和医师助理。研究者向临床医生展示了因急性呼吸衰竭住院的9例患者的临床小插图，内容包括患者的症状、体格检查、检验及X线胸片结果。要求临床医生确定肺炎、心力衰竭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导致患者急性呼吸衰竭的根本原因的可能性。为了确保诊断准确性，共向临床医生展示了2幅未含AI模型输入的小插图。临床医生被随机分配查看6幅带有AI模型输入的小插图，有或没有AI模型解释。在这6幅小插图中，3幅小插图包含标准模型预测，另3幅小插图包含系统偏差模型预测。研究主要结局为临床医生对肺炎、心力衰竭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断准确性。结果显示：研究参与者中位年龄为34（31，39）岁，其中57.7%为女性。457名临床医生被随机分配查看了至少1幅带有AI模型输入的小插图，其中231名分配到了不带解释的AI模型预测，226名分配到了带解释的AI模型预测。临床医生对3种诊断的基线诊断准确率为73.0%〔95%可信区间（95% CI）为68.3%～77.8%〕。当向临床医生展示不带解释的标准AI模型时，临床医生的诊断准确率较基线诊断准确率提高了2.9%（95% CI为0.5%～5.2%）；当向临床医生展示AI模型解释时，临床医生的诊断准确率则较基线诊断准确率提高了4.4%（95% CI为2.0%～6.9%）。与基线诊断准确率相比，存在系统偏差的AI模型预测导致临床医生的诊断准确率降低了11.3%（95% CI为7.2%～15.5%）；而带解释且存在系统偏差的AI模型预测则导致临床医生的诊断准确率降低了9.1%（95% CI为4.9%～13.2%），两种模型相比没有明显差异（差异为2.3%，95% CI为-2.7%～7.2%）。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尽管标准AI模型提高了诊断准确性，但存在系统性偏差的AI模型降低了医生的诊断准确性，常用的基于图像的AI模型解释并未改变这种有害影响。

目的: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气胸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并验证COPD患者气胸风险预测模型。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2018 年 1 月至2021 年 12 月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治疗的COPD患者500例进行病例对照研究，以胸部CT或X线胸片为诊断标准，根据是否发生气胸分为气胸组和对照组，以患者是否发生气胸为因变量，纳入的预测危险因素为自变量，将纳入的危险因素数据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COPD患者发生气胸的独立影响因素，构建气胸风险预测模型并进行评价。用决策曲线分析法评估模型的临床实用性。结果:500例COPD患者共计104例患者发生气胸，发生率为20.80%。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OPD病程长、C反应蛋白、机械通气是COPD患者气胸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1秒钟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 1%）、FEV 1/用力肺活量（FVC）比值、血清白蛋白（ALB）是COPD患者气胸发生的保护因素。构建气胸风险预测模型，最终得到公式：Logit（P）=12.427+2.241×COPD病程+0.899×吸烟+7.715×C反应蛋白+0.208×机械通气史-0.514×ALB-0.243×FEV 1%-0.286FEV 1/FVC。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曲线下面积（AUC）是0.815，C-Index是0.781（95% CI：0.856~0.891），表明构建的COPD患者气胸风险预测模型能较好地区分气胸患者与非气胸患者。 结论:C反应蛋白、ALB、FEV 1%、FEV 1/FVC、吸烟、机械通气史是COPD患者气胸发生风险影响因素。据此成功构建COPD患者气胸发生的风险预测模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可为医护人员采取预防性治疗和护理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探讨CT多平面重建技术(MPR)对叁期尘肺及并发症的诊断价值。方法:于2020年9月，选择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94例叁期尘肺患者进行数字化X线摄影（DR）检查和MPR检查，对大阴影检出率及有关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及百分比（%）表示，比较用χ 2检验。 结果:患者MPR和DR胸片分别检出大阴影178、132个，与DR检查比较，MPR对肺结核、肺气肿、胸膜增厚和黏连、肺门及纵膈淋巴结增大和钙化、气胸、胸腔积液和肺炎等尘肺相关并发症的检出率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肺大泡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DR检查比较，MPR对空洞、钙化、支气管扩张、瘢痕旁气肿征象的诊断检出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MPR对叁期尘肺大阴影及并发症的检出效果较好，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自身抗体阳性的尘肺病患者小阴影进展及肺功能的变化，为尘肺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选择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1日入住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尘肺科患者756例，剔除合并感染者，依据自身抗体是否阳性分为阳性组和阴性组，每组25例。对尘肺病患者的X射线胸片、胸部CT、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 1）和用力呼气50%肺活量时的最大呼气流速（MEF 50）等指标追踪观察5年，分析自身抗体阳性对尘肺小阴影形态学、5年尘肺晋期和肺功能的影响。 结果:自身抗体阳性组男性22例、女性3例，年龄（53.14±10.51）岁；阴性组男性23例、女性2例，年龄（53.88±8.10）岁。5年的观察期内，自身抗体阳性组与阴性组尘肺病患者小阴影形态、尘肺分期和5年尘肺晋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自身抗体阳性组胸部CT的小阴影面积增量高于自身抗体阴性组（ P<0.05）；自身抗体阳性组的FEV 1和MEF 50分别在第4和3年开始低于自身抗体阴性组（ P<0.05）；自身抗体阳性与FEV 1和MEF 50均呈负相关（ P<0.05）。 结论:5年的观察期内，自身抗体阳性未促进尘肺病患者X射线胸片的进展，但胸部CT上呈现出更多的小阴影；自身抗体阳性可能加剧肺功能的减退。

职业性尘肺病（简称尘肺病）是我国危害最严重的职业病病种，根据我国现行标准GBZ 70-2015《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尘肺病主要依据高千伏或数字化X线摄影（DR）后前位胸片表现进行诊断、分期。尘肺病胸部X线摄影技术是尘肺病诊断中研究最多、应用最成熟的影像检查技术。但该技术在一些早期尘肺病检查及职业健康体检的筛查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一定漏诊、误诊的风险。随着影像检查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成像（MRI）、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及人工智能（AI）技术作为辅助影像检查手段在尘肺病辅助诊断研究中表现出不同的应用诊断价值。本文综述了几类影像检查技术的优点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为未来尘肺病诊断相关影像技术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目的:探讨床旁超声显示双肺不对称征象的临床意义，以期对肺部疾病的诊治及肺部超声检查流程加以改进。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9月至2019年5月入住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肺部超声提示双肺不对称征象患者的超声影像资料。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对肺部超声影像资料与临床诊断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共查阅535例重症患者的超声影像资料，排除无法获得清晰肺部超声图像及双肺对称征象患者469例，最终共66例在住院过程中超声显示双肺不对称征象的患者被纳入分析，其中以单侧胸膜滑动征消失或肺点为表现的气胸占25.76%（17例），以单侧局灶性B线、碎片征、组织样征为表现的肺炎占18.18%（12例），31.82%表现为单侧液性暗区的胸腔积液（21例），以单侧局部肺实变及支气管充液征等为表现的痰液阻塞致肺不张占12.12%（8例），以单侧肺搏动征为表现的气管插管过深占7.58%（5例），上述超声诊断均经X线胸片、胸部CT、纤维支气管镜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确诊；1例单侧局灶性B线患者转外院治疗，2例单侧胸膜滑动征消失或单侧肺搏动征患者猝死，临床未能明确诊断（占4.54%）。结论:肺部超声不对称征象提示患者存在需及时处理的肺部疾病；双侧对比的肺部超声检查流程有助于临床诊断。

患者女，24岁。超声心动图检查时显示室间隔疑似中断，当地医院怀疑"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患者体格检查正常；X线胸片示心影未见增大，两肺清晰，无肺充血及肺动脉高压相应的表现；心电图及其他生化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来我院就诊。二维图像显示室间隔肌部似可见中断( 图1， 图2)，彩色多普勒显示该处低速双向血流信号( 图3)，余心内结构未见明显异常。采用SonoVue造影剂(Bracco公司)，经左上肢静脉团注2 ml后，右房、右室顺序显影，此段时间内，疑似室间隔中断处的右侧心尖心腔内，左心腔内均无造影剂显影，亦无充盈缺损( 图4)；4个心动周期后，左房、左室顺序显影，并可见造影剂自左室心腔经疑似室间隔中断处进入右侧小腔内，与左室同步显影( 图5)，右侧小腔实则为左室心尖腔的一部分，表现为心尖双腔形态。

目的:探讨软式支气管镜术对小儿喉喘鸣的病因诊断价值。方法:对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在安徽省儿童医院因喉喘鸣行软式支气管镜检查的402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402例喉喘鸣患儿经软式支气管镜检查诊断：呼吸道发育异常317例(78.8%)，其中先天性喉软骨软化200例(49.7%，包括单发喉软骨软化132例，喉软骨软化合并其他气道发育异常68例)，除喉软骨软化外，其他气道发育异常117例(29.1%)；喉部炎症46例(11.5%)；呼吸道获得性狭窄28例(7.0%)；异物11例(2.7%)。402例喉喘鸣患儿根据其临床表现，结合X线胸片、胸部CT、CT血管造影、心脏彩超等影像学资料，诊断为：先天性喉软骨软化335例(83.3%)；除喉软骨软化外其他气道发育异常16例(4.0%)，包括声门下及气管狭窄6例，喉占位5例，气管支气管畸形4例，声门下血管瘤1例；喉部炎症35例(8.7%)；获得性气道狭窄15例(3.7%)，包括先天性心脏病13例，肺动脉吊带1例，纵隔囊肿1例；气管异物1例。先天性喉软骨软化、其他气道发育异常及气道异物经软式支气管镜检出与临床及影像学检查检出一致性较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先天性喉软骨软化是喉喘鸣最常见的病因，但其常合并其他呼吸道发育异常；软式支气管镜检查可以为喉喘鸣患儿病因诊断提供依据，尤其在诊断气道发育异常、气道异物方面有更大的优势。

目的:探讨基于MobileNet的深度学习对床边胸部X线平片（胸片）分类诊断及提高工作效率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床旁胸部X检查患者的胸片6 320张，正常组885张、肺炎组1 927张、胸腔积液组373张、肺炎合并胸腔积液组3 135张。选择其中350幅图像作为验证集，其剩余图像按照8∶2比例使用简单随机法分为训练集4 775张和测试集1 195张。采用两种轻量化卷积神经网络模型MobileNetV1和MobileNetV2构建床旁胸片分类模型，并基于此设计了两种微调策略，共生成了4个模型，分别是MobileNetV1_False（V1_False）、MobileNetV1_True（V1_True）、MobileNetV2_False（V2_False）、MobileNetV2_True（V2_True）。4个模型分别对所有胸片进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类，第一阶段建立二分类模型，即将所有胸片分为正常组和病变组，第二阶段建立四分类模型，即将所有胸片分为正常组、肺炎组、胸腔积液组和肺炎合并胸腔积液组。采用准确度（Ac）、精确度（Pr）、召回率（Rc）、F1评分（F1）和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评估模型性能。结果: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V1_True和V2_True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的Ac、Pr、Rc、F1均高于V1_False和V2_False模型；且V1_True模型的分类效果优于其他模型。验证集中V1_True模型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类Ac［分别为95.71%（335/350）和93.43%（327/350）］，均高于放射科主治医师的分类Ac［第一阶段：90.29%（316/350）；第二阶段：87.14%（305/350）］。V1_True模型对验证集350张床边胸片的识别时间（平均17 s）明显少于放射科主治医师（平均300 min）。结论:V1_True模型是对床边胸片分类的最优MobileNet模型，其应用于临床可以帮助临床医师及时、准确地从床边胸片识别患者的肺部病变信息，亦有利于提高放射科的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