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2基因融合是胆管癌发生的重要机制。靶向FGFR2的药物成为晚期胆管癌的主要治疗方法。以英菲替尼和培米替尼为代表的三磷酸腺苷竞争性FGFR抑制剂可有效延缓肿瘤进展，延长患者生存期，是FGFR2融合型晚期胆管癌患者的首选药物。然而，几乎所有经英菲替尼治疗的晚期胆管癌患者最终都产生耐药，需要联用其他药物治疗。福巴替尼可作为发生V564F突变的英菲替尼耐药性胆管癌患者的后线药物；对于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异常激活所致英菲替尼耐药胆管癌患者，MAPK抑制剂与热休克蛋白90抑制剂可作为新的治疗选择。

目的:分析一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耐药后使用三代EGFR-TKI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3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就诊的晚期(ⅢB～Ⅳ期)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从中筛选出23例一代EGFR-TKI耐药后服用三代EGFR-TKI药物的患者，作中期随访，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研究其治疗效果，分析一代EGFR-TKI耐药后使用三代EGFR-TKI的晚期NSCLC患者治疗情况和预后。结果:在23例晚期NSCLC患者中，服用一代EGFR-TKI后发生局部进展的有16例(69.57%)，全身进展7例(31.43%)。其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为17.5个月。服用一代EGFR-TKI后出现皮疹的共有7例，肝功能异常者共3例，予以对症治疗后均好转。三代EGFR-TKI治疗未见明显皮疹、肝功能异常，无骨髓抑制(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贫血)和消化道反应(恶心、呕吐、腹泻)。19例患者自诉服用三代EGFR-TKI精神、体力较一代EGFR-TKI治疗改善更加明显；其中15例对比一代EGFR-TKI治疗后，病灶缩小更明显；4例具有毛玻璃样结节病灶较一代EGFR-TKI治疗消失更加干净。结论:与传统化疗相比，一代EGFR-TKI耐药后使用三代EGFR-TKI治疗的方案疗效较好、毒副反应较少。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最常见的驱动基因突变类型，但目前的靶向治疗往往更针对于EGFR的经典突变，即19外显子缺失以及21外显子L858R突变，除此之外第三代EGFR靶向治疗对携带T790M突变患者有针对性治疗作用。而对于非经典/非常见的EGFR突变人群，如S768I、L861Q、G719X等，目前FDA等权威机构尚无标准的靶向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与ROS1基因融合共存型（简称“ER双突变”）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治疗与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ER双突变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并对患者进行随访，探讨其临床治疗及预后。结果:（1）1 586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EGFR突变率为51.5%（816/1 586），ROS1融合突变率为2.4%（38/1 586），ROS1融合与患者的年龄、吸烟史、病灶部位有关。（2）38例ROS1融合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4例为ER双突变，占比10.5%（4/38）。4例均为女性、肺腺癌患者，中位年龄62岁，均无吸烟史，临床分期Ⅰ期、Ⅱ期、Ⅲ期、Ⅳ期各1例。EGFR以第19号外显子缺失突变多见，ROS1融合以R2型多见。（3）4例ER双突变患者中位随访8.5个月，其中Ⅰ期患者右上肺叶切除术后随访22个月疾病无进展；Ⅱ期患者左下肺叶切除术后辅助化疗，随访6个月疾病无进展；Ⅲ期患者右中肺癌根治术后随访6个月疾病无进展；Ⅳ期患者伴肺、肝、骨转移，第一代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8个月后出现脑转移，血液EGFR检测示T790M突变，二线接受第三代EGFR-TKI治疗，3个月后复查脑转移灶略缩小，疾病稳定。结论:ER双突变肺癌在临床上较少见，多见于女性、不吸烟、肺腺癌患者，其可能从EGFR-TKI靶向治疗中获益。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靶向治疗之前进行驱动基因联合检测，有助于靶向药物的选择以及预后判断。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中占比最高的组织学亚型。自从发现NSCLC驱动基因突变以后，NSCLC的药物治疗从常规化疗发展到分子靶向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是NSCLC最重要的驱动基因之一，靶向突变型EGFR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已开发出一、二、三代药物并应用于临床，EGFR-TKIs靶向治疗可显著提高NSCL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然而，大部分NSCLC患者在接受EGFR-TKIs靶向治疗后的10～18个月均不可避免地出现耐药现象。针对EGFR-TKIs耐药机制研究近年来已取得的重大进展，本文拟从EGFR再突变、信号旁路激活、细胞谱系转换及肿瘤微环境等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评述。

多发性骨髓瘤（MM）是好发于老年患者的恶性浆细胞疾病。近10余年靶向新药（包括硼替佐米、来那度胺等）、造血干细胞移植及嵌合抗原受体T（CAR-T）细胞免疫治疗的应用，使骨髓瘤患者的疗效和预后取得了革命性进步 [1]，但MM至今仍无法治愈，患者终将面临疾病复发进展，进而难治 [2]。如何为复发/难治性MM（RRMM）患者选择治疗方案仍然是临床面临的难题。泊马度胺是第三代免疫调节剂，具有多重抗骨髓瘤机制，通过与Cereblon结合激活E3泛素连接酶复合物活性，促进底物蛋白Ikaros和Aiolos泛素化和蛋白水解，抑制MM细胞增殖 [3-5]，并发挥免疫调节和抗血管生成作用，对既往硼替佐米及来那度胺等靶向药物耐药的MM患者有显著疗效。2013年泊马度胺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RRMM，2020年11月泊马度胺在我国获批上市。目前泊马度胺在国内应用时间较短，其治疗RRMM的疗效、安全性数据较少。因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50例应用泊马度胺治疗的RRMM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旨在为RRMM患者的治疗选择提供借鉴和参考。

目的:评价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伴骨髓增生异常相关改变（AML-MRC）的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AML-MRC患者基因突变谱系并探讨影响移植预后的分子生物学特征。方法:对2006年至2020年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接受allo-HSCT的75例AML-MRC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将75例患者分为：H组[既往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或MDS/骨髓增殖性肿瘤（MPN）病史]、C组（新诊断的AML-MRC伴MDS相关细胞遗传学异常）和M组（新诊断的AML-MRC伴多系发育异常），分析三组患者临床特征差异以及对移植预后的影响。对43例患者行骨髓靶向二代测序（137个基因）。结果:①75例AML-MRC患者，男41例，女34例，中位年龄41（18~56）岁，中位随访时间为35（95% CI 30~49）个月，中位总生存（OS）时间为78个月（95% CI 23个月~未达到）。移植后3年OS率为57.1%（95% CI 45.6%~71.4%），无事件生存（EFS）率为52.0%（95% CI 40.8%~66.1%），累积复发率（CIR）为26.8%（95% CI 16.6%~30.0%），移植相关死亡率（TRM）为22.7%（95% CI 13.2%~33.8%）。多因素分析显示，移植前处于非第1次完全缓解（CR1）状态是移植后OS和EFS的独立危险因素。影响OS的独立危险因素还包括-5/5q-染色体核型异常、移植后未发生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慢性GVHD）。②75例患者中H组59例（78.7%），其中20例转化为白血病（转白）前曾接受去甲基化药物治疗；C组9例（12.0%），M组7例（9.3%）。M、H、C组移植后3年OS率分别为71.4%（95% CI 44.7%~100.0%）、55.0%（95% CI 41.8%~72.5%）、55.6%（95% CI 31.0%~99.7%）（ P=0.700），EFS率分别为71.4%（95% CI 44.7%~100.0%）、46.5%（95% CI 34.0%~63.8%）、55.6%（95% CI 31.0%~99.7%）（ P=0.600）；原发性AML-MRC与继发性AML-MRC相比，移植后3年OS、EF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1.9%（95% CI 41.9%~91.4%）对55.0%（95% CI 41.8%~72.5%）， P=0.600；61.9%（95% CI 41.9%~91.4%）对46.5%（95% CI 34.0%~63.8%）， P=0.400]。转白前接受去甲基化治疗（20例）与未接受去甲基化治疗（39例）患者比较，转白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5（16~937）d对162（9~3167）d， P=0.804]，且两组患者OS和E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00， P=0.700）。③对43例（57.3%）患者骨髓样本行二代基因测序，共发现73个突变类型，检出率最高的是U2AF1（11例，25.6%），其他检出率>10%的突变包括RUNX1（10例，23.3%）、NRAS（10例，23.3%）、ASXL1（6例，14.0%）、PTPN11（5例，11.6%）、TET2（5例，11.6%）。单因素分析显示U2AF1[ P=0.875， HR=1.110（95% CI 0.295~4.195）]、RUNX1[ P=0.685， HR=0.728（95% CI 0.157~3.375）]、NRAS[ P=0.919， HR=0.923（95% CI 0.196~4.334）]突变对移植后OS没有影响。 结论:-5/5q-染色体异常、未发生慢性GVHD、移植前非CR1状态是影响AML-MRC患者移植后OS的独立危险因素；MHC亚组分类不是影响移植预后的因素；去甲基化药物治疗可能无助于延缓MDS患者转白以及延长移植后OS期。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 EGFR）突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在三代靶向药物时代的放疗合理时机。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9月—2022年5月，在武警上海总队医院肿瘤放射诊疗中心诊治的 EGFR突变阳性并接受过三代靶向药物一线治疗和立体定向放疗的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资料。依据放疗时机在靶向药物耐药前/后，将患者分为脑放疗早参与组与晚参与组。比较两组患者的脑转移比例、体能状态、完全缓解率、客观缓解率、延迟脑转移进展的时间、总生存（OS）。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用log-rank法进行单因素预后分析，将 P<0.1的因素纳入Cox多因素分析。 结果:共纳入85例患者，其中51例（60%）为早放疗患者。脑放疗早参与组较晚参与组有更高的症状性脑转移比例（82%∶56%， P=0.013），更差的体能状态（卡诺夫斯凯计分<70分者为61%∶27%， P=0.002）。脑放疗早参与显著提高颅内病灶完全缓解率（35%∶12%， P=0.015）和客观缓解率（88%∶71%， P=0.041），延迟脑转移进展的时间（中位颅内无疾病进展时间为23.0∶16.0个月， P=0.005；中位颅内无二次进展生存时间为31.0∶22.0个月， P=0.021），并改善患者OS（中位OS时间为44.0∶35.0个月， P=0.046）。多因素分析中，诊断特异性预后评估分级评分<2.5、21号外显子突变、脑放疗晚参与是OS的预后不良因素。 结论:在三代靶向药物治疗时代，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靶向药物耐药前进行立体定向放疗，有更大临床获益。

因高发病率及高病死率，肺癌的治疗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肺癌患者总数的4/5，其中在3%~7%的患者中发现了棘皮动物微管结合蛋白4（EML4）与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的融合，其治疗方式主要为靶向治疗。已知的ALK融合阳性NSCLC应用的靶向药物已经研究到了四代，为患者提供了多种用药选择，尤其是四代药物TPX-0131及NUV-655的研究为三代靶向药物耐药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目前国内也正在研发新型国产抑制剂，将为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提供新的用药选择。文章对其靶向治疗及最新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靶向药物的选择提供参考。

目的:对肺腺癌细胞形成的肺癌类器官结构与相关标志物进行表征，探讨对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靶向药物敏感性。方法:对常用肺腺癌细胞系A549(EGFR野生型)和H1975(EGFR T790M/L858R)进行肿瘤类器官培养，观测肺癌类器官的形成、形态和增殖；通过HE染色，对形成的肺癌类器官进行微组织结构表征，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肺癌相关标志物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细胞角蛋白(CK7)、增殖指数(Ki-67)的表达情况并与传统二维培养情况对比；同时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A549和H1975类器官N-钙黏蛋白(N-cadherin)空间分布和表达情况；对A549和H1975形成的肺癌类器官进行一代与三代靶向药吉非替尼和奥希替尼的药敏试验，通过3D-glo法对ATP进行定量分析，以药物作用剂量为横坐标，细胞活力值为纵坐标，用GraphPad Prism9对数据进行非线性拟合曲线分析，评估药物敏感性。组间比较选取两个独立样本的Student’s t test检验，多组数据间比较选取方差分析。 结果:肺腺癌细胞A549和H1975分别在7 d和5 d形成平均直径50 μm的类器官球体结构；HE染色显示微结构，二维肺癌细胞与其形成的类器官标志物表达不尽相同；经靶向药物处理后，A549类器官对吉非替尼及奥希替尼都不敏感，而H1975肺癌类器官对吉非替尼呈现耐药对奥希替尼呈现敏感。吉非替尼组A549类器官半数抑制浓度(IC 50)高于H1975类器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8 μmol/L比0.50 μmol/L， t＝9.90， P<0.05)。奥希替尼组A549类器官IC 50高于H1975类器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4 μmol/L比0.01 μmol/L， t＝26.78， P<0.05)。 结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T790M/L858R)突变的肺腺癌细胞H1975形成的肺腺癌类器官较野生型A549形成的肺腺癌类器官对三代TKI药物奥希替尼具有高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