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原发于中枢神经系统（CNS）的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K+ALCL）的临床病理及预后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22年8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诊治的4例原发于CNS的ALK+ALCL的临床病理资料，并复习文献。结果:4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范围12~41岁（中位年龄22岁）。首发症状主要为头晕、头痛，病程0.5~6.0个月。脑实质内单发（3例）或多发（1例）病灶。肿瘤细胞弥漫浸润脑实质或围血管生长，3例细胞体积大，胞质丰富，核形不规则，可见“hallmark”细胞（普通型）；1例细胞小至中等大，细胞核位于中央，似煎鸡蛋样（小细胞变异型）。所有病例均弥漫表达CD30、ALK1、T细胞胞质内抗原1、颗粒酶B，3/3例表达上皮细胞膜抗原，Ki-67阳性指数60%~80%。3例行T细胞受体基因重排检测均呈克隆性重排。手术切除肿瘤后，行ALK抑制剂或高剂量甲氨蝶呤为基础的化疗（其中2例辅以全脑放疗）。随访3~98个月，所有患者均存活。结论:原发于CNS的ALK+ALCL罕见，好发于年轻男性。患者预后良好，及时准确的诊治尤为关键。

目的:探讨ⅠA期肺腺癌经肺泡腔内气道播散(STAS)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11月至2021年12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完成解剖性肺切除术且病理诊断为ⅠA期肺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病理结果分为STAS阳性组和STAS阴性组。采用单因素分析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ⅠA期肺腺癌发生STAS的危险因素。结果:纳入肺腺癌患者254例，年龄(58.02±10.11)岁，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STAS阳性组患者CT肿瘤直径>STAS阴性组[(19.47±4.65) mm比(16.64±6.21) mm， t＝－2.620， P<0.05]、肿瘤实性成分比例(CTR)(0.66比0.27， Z＝－6.692， P<0.01)，STAS阳性组与STAS阴性组之间分叶征( χ2＝22.899)、空泡征( χ2＝5.798)、胸膜牵拉( χ2＝5.670)、血管集束征( χ2＝23.534)、病理低分化( χ2＝20.601)、微乳头( χ2＝70.179)、乳头( χ2＝17.875)、实性亚型( χ2＝10.378)、癌胚抗原(CEA)阳性( χ2＝20.601)、C-ros原癌基因1-受体酪氨酸激酶(ROS1)基因重排( χ2＝49.953)、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基因重排( χ2＝6.009)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CTR[比值比( OR)＝20.582， P<0.05]、血管集束征( OR＝29.464， P<0.01)、微乳头腺癌( OR＝41.432， P<0.01)、ROS1基因重排( OR＝524.075， P<0.01)、ALK基因重排( OR＝143.104， P<0.01)及CEA阳性( OR＝15.154， P<0.05)在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TR、血管集束征、微乳头型腺癌、ROS1基因重排、ALK基因重排及CEA阳性是STAS发生的危险因素。当CTR>0.49时临床医师警惕STAS的发生。

驱动基因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既往被认为是免疫治疗"禁区"，但随着对靶向药物免疫调节作用的深入认识及临床证据不断生成，免疫治疗有望为驱动基因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带来新希望。共识在《晚期驱动基因阳性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专家共识(2022版)》的基础上，由共识专家组结合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实践，通过共识更新研讨会共同制定。专家组经充分研讨在3个临床问题上形成新的共识，不推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用于治疗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耐药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推荐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突变患者使用以ICIs为基础的治疗策略，推荐MET14外显子跳跃突变患者在靶向治疗耐药或不可及时使用以ICIs为基础的治疗策略。同时，随着临床证据的不断积累，专家组也调整了3条共识意见的推荐级别，对于表皮生长因子TKI耐药后发生广泛进展患者使用ICIs联合抗血管治疗调整为强推荐，对于晚期KRAS突变和BRAF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ICIs治疗分别调整为一致推荐和强推荐。共识结合国内外驱动基因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的最新进展及专家组广泛认可的临床经验，旨在为中国临床医师的免疫治疗临床实践提供规范化引导。

患者男，48岁，主诉咳嗽、咳痰1年余，肺部占位1周。2017年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咳白色黏痰。2018年6月外院CT提示右肺下叶占位。入院体格检查右肺呼吸音消失。血红细胞沉降率54[正常参考值范围(下同)：0~21] mm/1 h，糖类抗原(carbohydrate antigen, CA)72－4>300.00(0~6.9) kU/L，癌胚抗原12.69(0~5) μg/L。肺穿刺提示印戒细胞癌。胃镜检查阴性。为明确原发灶，行 18F－FDG PET/CT(美国GE Discovery 710型)显像，结果示右肺多发类圆形或圆形密度增高影，最大者位于右肺下叶不张肺内，部分结节周围伴斑片及条索影，FDG摄取增高；右侧脏层及壁层胸膜结节状增厚，最大者位于右侧叶间裂，FDG摄取增高，考虑右下肺癌伴右肺及右侧胸膜转移(图1)。临床诊断为原发性肺印戒细胞癌。以"多西他赛(120 mg，第1天)+洛铂(50 mg，第1天)"化疗6周期后左肺进展，基因检测示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突变，口服克唑替尼后部分缓解，随访36个月后失访。

患者女，71岁，因左侧乳房红斑、斑块3个月就诊。3个月前患者左侧乳房无明显诱因下出现红斑，其上逐渐出现米粒大小红色丘疹，无痒痛等自觉症状，后皮疹逐渐增多、增大。自行外用"皮炎平"，原有丘疹可变平，但仍有新发丘疹，并且逐渐融合成斑块。既往高血压病史20余年。无家族遗传病及肿瘤病史，无外伤史。入院体检：生命体征正常，咽部无充血，双侧扁桃体无肿大，神志清，心肺无异常。双侧腋窝及腹股沟未触及肿大淋巴结。皮肤科检查：左侧乳房近胸部中线侧可见不规则浸润性暗红斑，边界尚清，其上可见不规则隆起性红色斑块，表面凹凸不平，呈结节状，质轫，表面无脱屑、破溃、结痂（图1）。辅助检查：血常规、乳腺彩超、血生化检查未见明显异常。腹部彩超：除双肾泥沙样结石外，其余均无异常；全身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示：双侧颈胸部、腋窝、腹股沟及腹盆腔散在轻度增大淋巴结；盆腔内部分肠管基于背景信号抑制弥散加权成像呈高信号，请血液科会诊暂排除淋巴结转移，建议行骨髓穿刺，但患者家属拒绝。皮损活检：灰白组织1块，大小为2.6 cm × 1.5 cm × 1.0 cm，皮肤面积2.6 cm × 1.5 cm。组织病理检查：表皮未受累，表皮及真皮见无浸润带，肿瘤位于真皮及皮下组织，呈弥漫浸润模式，肿瘤组织内大量异形淋巴样细胞，可见多核分裂象，细胞异形明显（图2），考虑淋巴瘤可能性大，进一步行免疫组化检查。免疫组化结果：人B细胞抗原CD20、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基因（Bcl-2）、淋巴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MUM-1、B细胞抗原受体复合体相关蛋白a链CD79a均阳性，增殖细胞核抗原Ki-67阳性细胞约占80%，原癌基因阳性细胞占20% ~ 30%，Bcl-6、急性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共同抗原CD10、细胞角蛋白、黑素细胞分化标记物、外套层细胞淋巴瘤标记、神经黏附分子、黑素瘤特异性抗体、粒-单核细胞标记、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样4-间变性淋巴瘤激酶、B细胞激活抗原、细胞周期蛋白D1、人抗疱疹病毒抗体均阴性。

目的:探讨原发性心脏平滑肌肉瘤（PCLMS）的临床病理特征、影像学特征及分子遗传学改变。方法: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PCLMS病例5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影像学资料、病理特征及分子学改变，并进行随访。结果:5例患者均为女性，均无其他部位平滑肌肉瘤病史，年龄37~62岁，中位年龄47岁。主要症状为胸痛和呼吸困难，1例患者出现心悸和下肢无力，1例患者出现头晕。2例肿瘤位于左心房，2例位于右心房，1例位于右心室；肿瘤最大径2.5~14.0 cm（平均最大径6.2 cm）。超声检查大多表现为基底较宽的中等回声团块，CT表现为团块状低密度灶。组织学上，2例为分化良好的平滑肌肉瘤，3例为中、低分化的平滑肌肉瘤，其中2例伴有广泛、疏松的黏液样间质。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肿瘤组织平滑肌肌动蛋白、结蛋白、MDM2及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阳性。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显示2例有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基因重排，3例有COL1A1-PDGFB基因融合。所有病例均进行了手术治疗，2例进行了化疗。截至2021年9月15日，3例于术后0~11个月死亡（平均生存期7.7个月），2例存活。结论:PCLMS是一种侵袭性强、易复发、预后差的肿瘤。对其临床影像、病理形态及分子学的研究将有助于临床作出准确的诊断，同时为这种难治性的肉瘤的靶向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及ROS1基因融合突变情况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并分析驱动基因共突变的病例。方法:收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1 508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采用荧光PCR法检测EGFR基因突变及ALK、ROS1基因融合突变情况，统计分析驱动基因突变状态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1 508例非小细胞肺癌中，EGFR、ALK、ROS1基因突变率分别为52.9%（797/1 508）、6.2%（93/1 508）、2.7%（40/1 508）；EGFR基因突变类型以外显子19 del 与外显子21 L858R为主（90.6%，722/797），EGFR基因突变多见于女性、无吸烟史、腺癌患者（ P<0.05）；ALK及ROS1基因融合多见于年龄<60岁、晚期患者（ P<0.05）。其中携带共突变基因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共16例（1.1%，16/1 508），包括EGFR/ALK基因共突变7例、EGFR/ROS1基因共突变8例、ALK/ROS1基因共突变1例，驱动基因共突变患者多为女性、腺癌患者。16例驱动基因共突变患者中，8例使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疗效为3例部分缓解、2例疾病稳定、3例疾病进展。 结论:非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可出现突变共存的状态，多基因联合检测可为临床靶向药物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意义。

目的:探讨云贵高原地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为高发区肺癌的个体化分子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云南省肿瘤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8月收治的行肺癌8基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RAS)、RET原癌基因(RET)、鼠肉瘤病毒v-Raft同源致癌基因(BRAF)、肉瘤致癌因子(ROS1)、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细胞间质上皮转化因子(MET)]联合检测的2 249例NSCL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分析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的表达情况及其突变分布特征。结果: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为67.05%(1 508/2 249)，其中西双版纳、玉溪、宣威、红河和曲靖地区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76.92%、72.38%、71.88%、71.79%和71.24%；回族、哈尼族、壮族、布依族、满族、土家族和阿昌族患者的阳性率较高，分别为84.38%、85.00%、75.00%、100%、100%、100%和100%。NSCLC患者驱动基因的阳性率与性别( P<0.001)、吸烟史( P<0.001)、年龄( P<0.001)、病理类型( P<0.001)及是否宣威地区( P＝0.027)有关，与民族( P＝0.748)和肺癌家族史( P＝0.676)无关。EGFR、RAS、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分别为44.46%、10.98%、1.24%、0.89%和0.76%，ALK、RET、ROS1基因重排率分别为4.67%、1.29%和0.89%。女性患者EGFR突变率为56.67%，高于男性患者(33.19%， P<0.001)；男性患者RAS突变率为12.66%，高于女性患者(9.17%， P＝0.010)。汉族患者RAS突变率为11.49%，高于少数民族患者(7.17%， P＝0.032)。宣威地区患者RAS突变率为24.74%，高于非宣威地区患者(8.15%， P<0.001)；而EGFR突变率为40.63%，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45.25%， P＝0.045)；ALK重排率为1.56%，低于非宣威地区患者(5.31%， P<0.001)；宣威地区未检出HER-2突变患者。无吸烟史患者EGFR突变率为51.10%，高于有吸烟史患者(29.70%， P<0.001)；无吸烟史患者ALK重排率为5.35%，也高于有吸烟史患者(3.16%， P<0.001)；无吸烟史患者RAS突变率为9.34%，低于有吸烟史患者(14.63%， P＝0.008)。 结论:云贵高原地区NSCLC驱动基因表达的阳性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EGFR、RAS突变率与国内平均水平相近，ROS1、ALK和RET基因重排率以及BRAF、HER-2和MET基因突变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EGFR、RAS、ALK基因在云贵高原地区NSCLC患者中阳性率较高，且具有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征，在选择靶向治疗人群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索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在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患者预后分析中的应用。方法:选择2008年7月至2018年8月，四川省肿瘤医院研究所诊治的121例PTCL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为92例，女性为29例，中位年龄为55岁(15～83岁)。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初诊时血常规检查结果中，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淋巴细胞绝对计数、单核细胞绝对计数计算NLR、LMR。LMR与NLR的最佳截断值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获得，并且根据截断值将患者分为低、高NLR组和低、高LMR组。组间不同临床特征患者构成比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低、高LMR组和低、高NLR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总体生存(OS)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对PTCL患者PFS、OS率进行单因素分析，纳入分析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Ann Arbor分期、病理类型，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PTCL预后指数(PIT)评分、B症状、乳酸脱氢酶(LDH)水平、血小板计数、贫血、Ki67指数、NLR、LMR。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有统计学意义及有临床指导意义的影响因素，纳入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 结果:①通过NLR的ROC曲线获得NLR最佳截断值为3.822，敏感度为0.577，特异度为0.623，曲线下面积(AUC)为0.591(95% CI：0.488～0.694)。通过LMR的ROC曲线获得LMR最佳截断值为2.715，敏感度为0.519，特异度为0.710，AUC为0.614(95% CI：0.512～0.716)。②按照NLR最佳截断值，57例患者纳入低NLR组(NLR<3.822)，64例患者纳入高NLR组(NLR≥3.822)。这2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按照LMR最佳截断值，75例患者纳入低LMR组(LMR<2.715)，46例纳入高LMR组(LMR≥2.715)。低LMR组年龄>60岁者为38例，年龄≤60岁者为37例，高LMR组年龄>60岁者为13例，年龄≤60岁者为33例；低LMR组Ann Arbor分期系Ⅰ～Ⅱ期者为13例，Ⅲ～Ⅳ期者为62例；高LMR组Ⅰ～Ⅱ期者为16例，Ⅲ～Ⅳ期者为30例；低LMR组PTCL非特指型(PTCL-NOS)者为24例，血管免疫母细胞淋巴瘤(AITL)者为37例，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 －间变大细胞淋巴瘤(ALCL)者为14例，高LMR组PTCL-NOS者为25例，AITL者为11例，ALK －ALCL者为10例。这2组患者的年龄、Ann Arbor分期、病理类型构成比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870、4.764、8.297， P＝0.015、0.029、0.016)；2组患者其他临床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③患者中位随访期为32个月(5～101个月)。低、高NLR组患者中位PFS期分别为16、11个月，低NLR组患者3年PFS率显著高于高NLR组(28.8%比10.2%; χ2＝5.537， P＝0.019)。低、高NLR组患者中位OS期分别为56、19个月，低NLR组患者3年OS率亦显著高于高NLR组(61.1%比27.8%; χ2＝9.341， P＝0.002)。低、高LMR组患者中位PFS期分别为10、16个月，低LMR组患者3年PFS率显著低于高LMR组(11.9%比31.7%; χ2＝5.391， P＝0.020)；低、高LMR组患者中位OS期分别为17、56个月，低LMR组患者3年OS率亦显著低于高LMR组(28.5%比62.5%; χ2＝8.999， P＝0.003)。④PTCL患者预后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 HR＝0.544，95% CI：0.314～0.944， P＝0.030)，ECOG评分>1分( HR＝0.349，95% CI：0.221～0.551， P<0.001)，Ki67指数≥80%( HR＝0.421，95% CI：0.253～0.699， P＝0.001)及NLR≥3.822( HR＝0.615，95% CI：0.400～0.944， P＝0.026)是影响PTCL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 HR＝3.632，95% CI：1.726～7.642， P＝0.001)，ECOG评分>1分( HR＝4.311，95% CI：2.530～7.347， P<0.001)，Ki67指数≥80%( HR＝2.691，95% CI：1.500～4.828， P＝0.001)及LMR<2.715 ( HR＝0.450，95% CI：0.265～0.764， P＝0.003)是影响PTCL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NLR、LMR可作为PTCL患者的预后预测指标。但是，由于本研究仅为回顾性分析，尚需大样本、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对此结论进一步研究、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