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后功能性光学区（FOZ）的大小，分析其与角膜上皮厚度（CET）变化和角膜形态变化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连续性选取2021年6—12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接受SMILE手术的近视散光患者69例（135眼）。根据手术预计矫正的等效球镜度（SE）分为高度近视组（<-6.00 D，69眼）和中低度近视组（≥-6.00 D，66眼），分别于术前和术后3个月时应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对患者进行检查并评估术后3个月时患者的FOZ，应用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AS-OCT）测量角膜0~2 mm、>2~5 mm、>5~7 mm、>7~9 mm范围内的上皮厚度。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Pearson线性相关性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所有患者手术前透镜光学区直径均设计为6.5 mm。术后3个月时，高度近视组和中低度近视组的FOZ直径分别为（5.10±0.17）mm、（5.26±0.24）mm，2组患者术后FOZ均较术前设计的透镜光学区缩小，高度近视组缩小更明显，2组间FOZ变化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44， P<0.001）。2组患者术后0~2 mm、>2~5 mm、>5~7 mm区域内CET较术前增加，>7~9 mm区域内较术前略减少，且高度近视组0~2 mm、>2~5 mm区域内CET变化量比中低度近视组大，2组间变化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43， P=0.016； t=2.71， P=0.008）。2组患者术前角膜曲率（Km）、角膜Q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79， P=0.430； t=0.13， P=0.894），术后3个月时，2组患者Km较术前明显减少，角膜Q值较术前明显增加，高度近视组比中低度近视组变化更大，2组间Km变化量、角膜Q值变化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26， t=10.86；均 P<0.001）。术后3个月FOZ的大小与手术预计矫正的SE呈正相关（ r=0.51， P<0.001），与手术前后Km的变化量、角膜Q值的变化量呈负相关（ r=-0.48、 r=-0.39；均 P<0.001），与手术前后CET的变化量呈负相关（ r0~2mm=-0.37， r>2~5mm=-0.32；均 P<0.001）。术后3个月时，2组间总高阶像差（HOA）、球差（SA）、垂直彗差（V-Coma）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46， t=5.04， t=-4.91；均 P<0.001），且△HOA、△SA、△V-Coma与FOZ的大小呈负相关（ r=-0.59， r=-0.59， r=-0.59；均 P<0.001）。 结论：:SMILE术后FOZ较术前预计光学区缩小，术前近视度数越大，术后角膜上皮重塑越明显，术后FOZ越小,角膜高阶像差增加越多。SMILE术后角膜上皮重塑效应和角膜非球面形态和曲率的改变均影响术后FOZ的大小。

目的:构建基于γ-H2AX焦点检测的时间-剂量-效应三维剂量估算模型，并对其可行性进行验证。方法:按随机数表法将小鼠分为0 、2 、4、6、8 Gy组，每组3只，进行X射线全身照射。照后1、6、24 h取胡须毛囊细胞。免疫荧光染色后，利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照后1～24 h不同时间点γ-H2AX焦点数。将观察到的γ-H2AX平均焦点数经Dolphin′s模型校正后，拟合剂量-效应关系曲线。使用R软件，利用照射剂量、照后时间和校正后的γ-H2AX平均焦点数进行局部照射三维模型方程和曲面的建立。结果:γ-H2AX平均焦点数在固定时间点1、6和24 h随剂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在固定剂量点2、4、6、8 Gy随照射时间的延长而减少。拟合的局部照射剂量-效应关系曲线方程为：照后1 h， YF ＝ 2.853＋3.775 D， R2＝ 0.928；照后6 h， YF ＝ 0.144＋2.775 D， R2＝ 0.903；照后24 h， YF ＝ 0.066＋2.472 D， R2＝ 0.85。拟合的三维模型方程为 YF ＝ 6.837 t－1.728＋3.113 t－0.071D， R2 ＝ 0.897。将不同的照后时间代入三维曲面模型后呈现二维线性模型形式。将γ-H2AX焦点数和照射时间代入线性模型和三维模型表明，使用线性模型和三维模型估算受照剂量与实际照射剂量的相对偏差均不超过30%。 结论:使用γ-H2AX焦点数进行局部照射剂量估算，建立了时间-剂量-效应三维模型，此模型可初步用于照后1～24 h内所有时间点的剂量估算。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不同时间角膜形态欠规则但尚不能诊断圆锥角膜的患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的生物力学变化特点，评估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诊断对于筛查角膜屈光手术前的早期圆锥角膜的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1至5月在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接受SMILE手术者57例（104只眼）其中男性27例，女性30例，年龄（29.2±4.7）岁。根据Tomey角膜地形图中圆锥角膜严重程度指数（KSI）分为正常组（KSI<15%）35例（65只眼）与欠规则组（KSI≥15%）22例（39只眼）。收集患者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术后裸眼视力。使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的角膜最薄点中心3 mm区域前后表面曲率半径（ARC和PRC）、角膜最薄点厚度（THP）、角膜扩张综合偏差分析指数（BADD）。使用Corvis ST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角膜生物力学参数（CBI）、角膜中央厚度（CCT）、非接触生物力学校正眼压（bIOP）、最大形变幅度（DA）、最大反向半径（M）、顶点和1 mm间形变幅度比值（DR）、硬度参数（SPA1）。运用Pentacam与Corvis ST联合诊断系统分析得出断层扫描生物力学指数（TBI）。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各参数及各组1周、1个月、3个月、1年与术前的DA、M、DR、SPA1差值（Δ）进行两组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术前两组间年龄（ t=0.20）、CCT（ t=1.64）、DA（ t=-1.85）、BIOP（ t=0.73）、M（ t=-0.24）、DR（ t=-1.00）、屈光度SE（ t=-0.97）与BCVA（ t=0.2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TBI为0.28±0.20、CBI为0.09±0.21、BADD为1.33±0.47，明显高于正常组（ t=-2.17，-6.78，-4.37； P<0.05），SPA1明显低于正常组（ t=2.58， P=0.011）。正常组TBI为0.05±0.08、CBI为0.01±0.03、BADD为0.92±0.46；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裸眼视力（ t=-0.31，0.36，0.24，0.63）、屈光度数（ t=0.00，-0.22，0.90，0.73）及M（ t=-1.80，-1.90，-0.78，-1.7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DA术后1和3个月均高于正常组（ t=-3.13，-3.09； P<0.01），DR术后1周、1个月、1年均高于正常组（ t=-2.72，-3.39，-2.51； P<0.05），SPA1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均低于正常组（ t=2.11，2.73，3.70； P<0.05）。术后1个月ΔDR欠规则组高于正常组（ t=-3.01， P=0.003）；术后1周、3个月、1年ΔD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61，-1.40，-0.61； P>0.05）；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ΔDA（ t=0.50，-1.10，-0.73，2.12）、ΔM（ t=-1.52，-1.41，0.01，-0.79）、ΔSPA1（ t=0.89，0.90，1.12，0.90）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角膜地形图形态欠规则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在SMILE术后1年内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均稳定且无明显差异。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分析，对于角膜屈光手术前筛查早期圆锥角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03-109）

目的:探讨组氨酸激酶AgrC在亚抑菌浓度环丙沙星促进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中的作用机制，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相关感染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方法:于2021年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检验科收集皮肤组织和体液标本，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环丙沙星对实验菌株的最低抑菌浓度；采用结晶紫染色法观察不同亚抑菌浓度环丙沙星处理金黄色葡萄球菌后的生物膜形成情况；利用SYTO9和PI荧光染料分析亚抑菌浓度环丙沙星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通过逆转录荧光定量PCR检测亚抑菌浓度环丙沙星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agrC基因及其调控基因 agrA、 icaA和 icaR的表达水平的影响；最后，通过等温滴定量热法验证亚抑菌浓度环丙沙星与AgrC蛋白受体的结合作用；数据采用 xˉ±s表示，服从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则采用方差分析，否则采用非参数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药敏试验结果显示环丙沙星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低抑菌浓度为0.25~0.5 mg/L。亚抑菌浓度的环丙沙星可促进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的形成，在1/4倍最低抑菌浓度即可开始出现显著作用［ATCC 43 300（ t=7.42， P=0.002）、临床菌株SA1（ t=5.42， P=0.005）、SA2（ t=6.38， P=0.002）、SA3（ t=4.8， P=0.009）、SA4（ t=7.06， P=0.002）和SA5（ t=4.36， P=0.004）］。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发现亚抑菌浓度的环丙沙星可明显促进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的形成，增加生物膜的形成量并使生物膜显著聚集成三维立体结构。逆转录荧光定量PCR结果显示，亚抑菌浓度的环丙沙星对 agrC基因表达水平无显著影响，但使agr A（ t=4.42， P=0.003）和 icaR（ t=4.49， P=0.007）表达水平下降［（0.61±0.24）和（0.56±0.12）］， icaA表达水平升高［1.51±0.19（ t=5.24， P=0.0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等温滴定量热法分析发现，环丙沙星与AgrC蛋白受体具有较好的结合力。 结论:亚抑菌浓度环丙沙星可能通过结合AgrC蛋白受体，影响下游a grA、 icaA和 icaR基因表达水平，从而促进生物膜形成，增加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药物耐药性。

目的:分析并比较飞秒激光辅助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术(FS-LASIK)和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角膜高阶像差(HOA)变化。方法:采用非随机对照研究方法，纳入2018年4月至2020年1月于山东省眼科医院接受FS-LASIK或SMILE矫正的近视患者60例60眼，均收集右眼数据纳入分析。FS-LASIK组30例30眼，术前等效球镜度为(－5.36±1.11)D；SMILE组30例30眼，术前等效球镜度为(－4.93±1.03)D。分别于术前和术后1、3、6、12个月采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定直径6 mm范围的角膜前表面、后表面和全角膜HOA，获取患者角膜总HOA、球差、彗差和三叶草像差，以均方根值(μm)表示，比较2个组不同时间点各指标差异。结果:术前及术后1、3、6、12个月FS-LASIK组角膜前表面HOA分别为(0.428±0.126)、(0.775±0.169)、(0.811±0.194)、(0.759±0.214)、(0.704±0.199)μm，SMILE组分别为(0.409±0.094)、(0.656±0.148)、(0.681±0.161)、(0.668±0.175)、(0.648±0.160)μm，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分组＝5.652， P＝0.024； F时间＝107.169， P<0.01)。与SMILE组相比，FS-LASIK组术后各时间点角膜前表面总HOA、球差明显增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术眼术后各时间点角膜前表面总HOA、球差明显大于术前，术后6个月和12个月角膜前表面总HOA小于术后3个月，术后12个月角膜前表面球差明显小于术后1个月和3个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角膜前表面彗差、三叶草像差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彗差： F时间＝47.848， P<0.01；三叶草像差： F时间＝2.497， P＝0.046)，其中与术前比较，2个组术眼术后各时间点角膜前表面彗差明显增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间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全角膜总HOA、球差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总HOA： F分组＝8.093， P＝0.008； F时间＝125.019， P<0.01.球差： F分组＝4.771， P＝0.037； F时间＝34.033， P<0.01)，其中与SMILE组相比，FS-LASIK组术后各时间点全角膜总HOA、球差明显增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术眼术后各时间点全角膜总HOA、球差明显大于术前，术后12个月全角膜球差明显小于术后1个月和3个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全角膜彗差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30.829， P<0.01)，其中与术前比较，2个组术眼术后各时间点全角膜彗差明显增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FS-LASIK和SMILE术后均导致角膜前表面和全角膜总HOA、球差和彗差增加；相较FS-LASIK，SMILE术后引入了更少的角膜前表面、全角膜总HOA和球差。

目的:探讨三维可视化技术在脊柱颈胸段原发性肿瘤手术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病例系列报告。纳入2019年6月—2021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脊柱外科手术治疗的颈胸段原发性脊柱肿瘤患者2例。病例1为男性，47岁，C 6、7椎体孤立性纤维瘤，术前有颈部疼痛及上肢放射痛症状，伴左侧肢体无力。病例2为女性，17岁，T 1椎体动脉瘤样骨囊肿，有颈肩痛症状，合并左上肢远端肌力下降。2例患者术前均接受CT扫描并使用Mimics软件建立三维可视化脊柱颈胸段模型，采用激光快速成型打印技术制作与实物1∶1大小的3D打印脊柱颈胸段模型，规划设计并定制3D打印人工椎体，分别用于术前评估肿瘤分期、制定个体化手术方案，以及术中指导置钉和脊柱序列重建。病例1采用前后联合入路，行前路C 6、7椎体切除、3D打印人工椎体置入+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病例2采用单纯后入路，行胸椎肿瘤切除+3D打印人工椎体置入+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术。观察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并发症情况，评估手术前后颈部及上肢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和上肢肌力，随访期间观察肿瘤是否复发及脊柱稳定性。 结果:2例患者均顺利完成颈胸段椎体肿瘤切除+脊柱重建手术。病例1手术时间6.5 h，术中出血量1 200 mL；病例2手术时间4.5 h，术中出血量1 000 mL。2例患者术后疼痛症状明显缓解、自觉肌力逐渐恢复正常。病例1术后第7天发现伤口处脑脊液漏，经穿刺抽液、加压包扎治愈；术后出现声音嘶哑，随访至3个月时好转。病例2未见术后并发症。2例患者术后均随访12个月。末次随访时见患者椎体及肢体功能良好，肿瘤无复发，脊柱稳定性良好。病例1术前左侧颈部和左上肢疼痛VAS评分分别为7分和5分，末次随访时分别为3分和0分；术前左侧上、下肢各肌肌力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末次随访时除左侧指伸肌肌力为Ⅳ级以外的其余各肌肌力均为Ⅴ级。病例2术前左侧颈部和左上肢疼痛VAS评分6分和3分，末次随访时分别为2分和0分；术前左上肢指伸肌和指屈肌肌力Ⅳ级，末次随访时均恢复至Ⅴ级。结论:三维可视化技术是一种直观、动态、全面的影像学评估方法，结合3D打印技术，可在术前明确肿瘤分期、制定手术方案，术中指导手术置钉及脊柱序列重建，对于颈胸段椎体原发性肿瘤的手术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患者，女，30岁，因"双眼视力下降1年"就诊于西安市第一医院眼科门诊。患者于1年前无明显诱因发现双眼视力下降，配镜矫正视力不佳，来我院就诊，诊断为双眼圆锥角膜。入院眼科检查示：右眼裸眼视力（UCVA）0.02，左眼0.06；右眼眼压测量不出，左眼为11 mmHg（l mmHg=0.133 kPa）；小瞳验光为右眼影动不清，左眼-6.25 DS/-3.50 DC×135=0.4。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示：双眼结膜无充血，右眼角膜基质浅层瘢痕，左眼角膜透明，双眼角膜Munson征（+），Vogt条纹（-），Fleischer环（-）。Sirius三维眼前节分析检查示：右眼角膜平坦子午线曲率（Flattest meridian keratometry，K1）为55.26 D，陡峭子午线曲率（Steepest meridian keratometry，K2）为64.80 D，平均K值为59.65 D，角膜最薄点厚度（Thinnest corneal thickness，TCT）为369 μm；左眼角膜K1为45.21 D，K2为46.20 D，平均K值为45.70 D，TCT为466 μm。拟行左眼角膜胶原交联（Corneal collagen cross-linking，CXL）手术治疗，择期行右眼角膜移植手术治疗。患者于2019年9月行左眼跨上皮快速角膜胶原交联术（Accelerated trans-epithelial corneal collagen cross-linking，ATE-CXL）治疗，手术顺利，术后3个月左眼UCVA由0.02提高至0.12，小瞳验光显示为-4.50 DS/-3.50 DC×140=0.8，并验配RGPCL矫正。复查右眼角膜地形图示：K1为58.25 D，K2为64.71 D，平均K值为61.31 D，TCT为352 μm。因患者不接受右眼角膜移植方案，经充分术前沟通后，拟行右眼角膜基质透镜植入联合角膜胶原交联术。经西安市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在治疗前被告知手术风险及相关并发症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后于2020年1月行右眼角膜基质透镜植入联合CXL。患者平躺位，奥布卡因滴眼液点眼表面麻醉，采用VisuMax飞秒激光设备（德国Zeiss公司）进行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手术设计制作角膜基质囊袋，设计参数为：激光切割能量均为28，透镜帽直径7.5 mm，厚度105 μm，边切口宽度200°，边切位置270°（角膜正下方），边切宽度13.09 mm（见图1A）。分离角膜基质后，采用核黄素VibeX Xtra（美国Avedro公司）同时浸泡角膜层间以及待植入的同种异体角膜基质透镜10 min。供体基质透镜来自同日行SMILE的近视患者，透镜厚度为116 μm，直径6.5 mm。将基质透镜植入患者角膜层间，铺平角膜基质透镜以及角膜帽（见图1B）。采用KXL角膜交联仪（美国Avedro公司），调整紫外线发射头位置，红色十字光标对准角膜中心开始紫外线照射4 min，波长为370 nm，照射强度45 mW/cm 2，照射形式为脉冲式照射（1 s亮，1 s暗），总能量为5.4 J/cm 2。术毕平衡盐溶液（Balanced salt solution，BSS）冲洗层间，复位角膜帽，盖上角膜绷带镜。裂隙灯显微镜检查角膜层间无异物，基质透镜平复无移位（见图1C）。术后4 d复诊，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示：右眼角膜帽复位良好，绷带镜在位，角膜基质及透镜轻度水肿。摘除角膜绷带镜，复查角膜地形图示：K1 67.57 D，K2 63.34 D，平均K值65.39 D，TCT 461 μm，角膜最薄厚度较术前增加，厚度差异性较术前减小（见图2）。之后给予氟米龙滴眼液点眼3周，每天4次，每周递减1次；左氧氟沙星滴眼液点眼每天4次，持续1周；玻璃酸钠滴眼液点眼每天4次，持续1个月。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患者无法遵医嘱随访，本中心进行术后6个月电话随访，得知患者右眼UCVA0.02，小瞳验光-19.00 DS=0.8，并配戴RGPCL矫正视力，对术后效果表示满意。术前高分辨前节OCT可见患者角膜不规则变薄，术后1年复查前节OCT可见角膜基质透镜透明、定位居中（见图3）；复查角膜地形图示：K1 62.44 D，K2 64.04 D，平均K值63.23 D，TCT为460 μm（见图4）。

法医病理学3D数字标本在法医病理学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D数字标本的传统手工建模存在制作过程复杂、耗时、技术要求高等不足，而激光扫描建模因其价格较贵且不方便在不固定的法医病理学解剖现场使用而难以推广。本文探索利用基于二维图像构建三维数字模型的Agisoft PhotoScan软件制作法医病理学3D数字标本的方法。在法医学专业学生中使用制作成功的3D数字标本进行教学，学生普遍认为该方法制作的3D数字标本与传统的大体标本相比，不仅能达到大体标本的清晰度，还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学习空间变得自由、开放。总之，利用Agisoft PhotoScan软件能够简便、真实地完成数字标本的制作，教学效果良好。虽然利用该软件制作数字标本还存在新鲜标本建模困难以及小标本建模后立体感不强的缺点，但是在心、脑、肺、肝、肾等大多数器官经短时间固定后的3D数字标本制作中值得推广。

目的:探讨痤疮丙酸杆菌生物膜诱导人原代角质形成细胞发生炎症反应的分子机制。方法:体外构建痤疮丙酸杆菌生物膜模型，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其三维立体结构。将培养的人原代角质形成细胞分成3组：二甲基亚砜（DMSO）对照组（仅加入0.01% DMSO）、痤疮丙酸杆菌悬浮菌组（加入痤疮丙酸杆菌悬浮菌，简称悬浮菌组）、痤疮丙酸杆菌生物膜悬液组（加入痤疮丙酸杆菌生物膜悬液，简称生物膜悬液组）。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检测孵育6 h后各组白细胞介素6（IL-6）、IL-8以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mRNA相对表达水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孵育24 h后各组IL-6、IL-8及TNF-α游离蛋白水平，Western印迹法检测角质形成细胞Toll样受体2（TLR2）蛋白表达水平。进一步用TLR2/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关键分子的阻断剂（C29、ST2825、BAY11-7082、SB203580、U0126-EtOH）联合痤疮丙酸杆菌生物膜悬液作用于人原代角质形成细胞，同时设DMSO对照组和痤疮丙酸杆菌生物膜悬液阳性对照组，然后检测IL-6、IL-8及TNF-α mRNA和游离蛋白表达水平。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多重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结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痤疮丙酸杆菌生物膜形成草坪般的三维立体结构，生物膜生长状态良好。RT-qPCR及ELISA显示，生物膜悬液组、悬浮菌组、DMSO对照组炎症因子IL-6、IL-8、TNF-α mRNA及游离蛋白表达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RNA： F = 89.70、312.17、46.09，均 P < 0.001；游离蛋白： F = 886.12、634.25、307.01，均 P < 0.001）；生物膜悬液组IL-6、IL-8、TNF-α mRNA及游离蛋白表达均显著高于悬浮菌组和DMSO对照组（均 P < 0.001）；悬浮菌组IL-6 mRNA表达及TNF-α游离蛋白表达均显著高于DMSO对照组（ P < 0.001、= 0.003），但IL-6游离蛋白、TNF-α mRNA、IL-8 mRNA及游离蛋白表达与DMSO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Western印迹结果显示，生物膜悬液组和悬浮菌组TLR2蛋白表达均明显高于DMSO对照组。经不同MAPK/NF-κB通路抑制剂预处理及痤疮丙酸杆菌生物膜悬液共孵育，C29组、ST2825组、BAY11-7082组、SB203580组、U0126-EtOH组及DMSO对照组IL-6、IL-8、TNF-α mRNA及游离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生物膜悬液组（均 P < 0.05）。 结论:痤疮丙酸杆菌生物膜诱导人角质形成细胞发生炎症反应能力较强，可能通过激活TLR2/MAPK/NF-κB信号通路实现。

中国心房颤动（房颤）导管消融治疗的发展近30年，房颤消融手术从最初频遇手术时间和X线曝光时间长，成功率偏低，肺静脉狭窄率高等问题，到如今三维标测系统在国内普遍应用，使得房颤手术消融时间逐渐缩短，X线曝光量减少，并且成功率和有效性有了阶梯式提升。国内电生理专家们不仅对房颤消融治疗术式改良更新，还在积极探索诸如冷冻、超声、激光和脉冲场等不同房颤消融能源应用，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内更多房颤患者得到救治，手术例数从最初10年共计1万例，增长到现今1年就近10万例，开展医院从少数几家大中心拓展到县级医院。随着医师技术和理念提升、新能源和新技术的快速研发，未来30年的中国房颤事业定会登上一个崭新的台阶，让我们携手并进、实现中国房颤发展共赢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