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治疗前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α(FAP-α)在不可手术局部晚期食管鳞状细胞癌(LA-ESCC)患者中的预后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06-01-2020-05-01在山东省肿瘤医院接受同步放化疗(CCRT)的65例LA-ESCC患者临床资料.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患者接受CCRT治疗前病理穿刺活检标本中FAP-α表达(高表达组27例,低表达组38例),并对其表达进行评分.x2检验分析FAP-α表达与临床因素的关系;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生存率.结果 FAP-α高表达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7.1个月(95％CI:13.98～20.29),低表达组为19.8个月(95％CI:18.01～21.53);FAP-α高表达组中位总生存期(OS)为 21.7 个月(95％CI:19.09～24.25),低表达组为 24.3 个月(95％CI:23.60～25.00).FAP-α 高表达组1年和3年PFS率分别为80.9％和18.5％,OS率分别为96.3％和18.7％;低表达组1和3年PFS率分别为100.0％和15.6％,OS 率分别为 100.0％和 33.6％.2 组 PFS(x2=4.041,P=0.044)和 OS(x2=4.330,P=0.03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 Cox 分析显示,FAP-α 高表达[PFS:HR(95％CI)为 1.91(1.09～3.34),P=0.023;OS:HR(95％CI)为2.13(1.12～4.08),P=0.022]和较高的肿瘤位置[PFS:HR(95％CI)为 2.13(1.21～3.73),P=0.009;OS:HR(95％CI)为2.20(1.14～4.27),P=0.020]是影响LA-ESCC患者PFS和OS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结论 FAP-α可能是不可手术LA-ESCC患者的重要调节因子,可能为LA-ESCC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是一种起源于鼻咽黏膜柱状上皮的恶性肿瘤.目前,临床上主要根据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上原发肿瘤的侵犯程度以及颈部淋巴结大小和位置来确定患者治疗方案,但仍有约10％～30％患者在治疗后发生疾病进展.目前,多功能MRI技术展现出了比常规MRI技术更好的预后预测性能,但由于常规MRI检查具有分辨率高,稳定性好以及普及性广的特点,其在临床应用中的价值不可忽视.且近年来,多项研究细致探究了NPC颅底结构侵犯情况(如颅底骨质侵犯,软组织浸润等)以及转移淋巴结的其他形态学特征(如包膜外侵,淋巴结坏死等)在NPC预后预测中的价值,且将某些常规MRI特征加入目前第八版分期能够显著提高预测性能.因此,本研究就常规MRI[如T2WI、对比增强T1WI(contrast-enhanced T1WI,CE-T1WI)、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的多维度原发灶和淋巴结特征在NPC预后预测中的价值进行综述,以为临床诊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鼻咽癌是一种在中国及东南亚国家高发的头颈部恶性肿瘤，具有易复发、易转移的特点。临床上，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显像及生化指标监测已成为管理鼻咽癌患者必不可少的一环。 18F-FDG PET/CT参数和炎症标志物的联合应用可能在提高鼻咽癌诊断准确率及开展个体化治疗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并对鼻咽癌患者临床预后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笔者系统地综述了 18F-FDG PET/CT参数和炎症标志物在鼻咽癌患者预后预测中的应用进展。

目的:探讨治疗性沟通对急诊输液患者输液安全性，疾病不确定性，应对方式以及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选择2019年7-12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输液患者126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63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上接受治疗性沟通护理干预。观察2组患者干预期间输液不良事件发生率，采用疾病不确定性量表（MUIS）、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2组患者干预前后疾病不确定性、应对方式以及焦虑抑郁情况。结果:最终收集109例患者完整调查问卷，回收率为86.51%（109/126），其中研究组55例，对照组54例。研究组患者输液不良事件发生率为16.36%（9/55），低于对照组的29.63%（16/5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5.057， P<0.05）。2组患者干预前MUIS、MCMQ、SAS、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研究组患者MUIS评分中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信息缺乏、复杂性维度得分分别为（17.76 ± 2.49)、（12.03 ± 2.51）、（11.82 ± 2.12）、（11.74 ± 2.24）分，低于对照组的（24.72 ± 2.94）、（16.31 ± 2.27）、（16.13 ± 2.51）、（15.39 ± 2.3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13.346~-8.375， P<0.05）；研究组患者MCMQ中面对得分（19.13 ± 2.62）分，高于对照组的（13.79 ± 1.96）分，回避和屈服得分分别为（8.71 ± 1.34）、（9.81 ± 1.17）分，低于对照组的（14.57 ± 1.93）、（15.12 ± 1.8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12.031、-18.441、-17.875， P<0.05）；研究组患者的SAS和SDS得分分别为（29.43 ± 3.62）、（27.67 ± 3.11）分，低于对照组的（37.44 ± 5.31）、（40.12 ± 4.9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9.216、-15.821， P<0.05）。 结论:治疗性沟通可减少急诊输液的风险，降低患者对疾病的不确定性，改善患者对疾病的应对措施，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提高急诊输液患者的护理质量。

目的:探讨抢救室封闭管理模式下突发灾害事故患者主要照顾者心理感受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河南省平顶山市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2019年1~12月因突发灾害事故住院的患者88例，将其主要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研究。所有受试者心理感受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抑郁及焦虑评价：将SDS≥63分及SAS≥60分作为观察组，SDS<63分及SAS<60分作为对照组。同时采用疾病不确定量表(MUIS)评价主要照顾者的疾病不确定感，采用照顾者准备度评估量表评价准备度，采用照顾者综合照顾能力量表评价综合照顾能力。分析两组受试者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观察组患者SAS及SDS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两组主要照顾者年龄、经济收入、关系、受教育年限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不明确性、复杂性、信息缺乏、不可预测性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准备度得分低于对照组，综合照顾能力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年龄、经济收入、关系、MUIS评分、准备度得分、综合照顾能力得分均是主要照顾者心理感受的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抢救室封闭管理模式下突发灾害事故患者主要照顾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等情绪，年龄较大、经济收入较低、父母及配偶、MUIS评分高、准备度得分低、综合照顾能力得分高均是主要照顾者不良心理感受的危险因素，临床护理中需重视其心理需求，并针对不同困难进行必要的指导。

术前准确预测淋巴结转移风险对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肿瘤分期、治疗决策和预后评估具有重要意义。CT、MRI及PET/CT等单纯影像学方法是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评估淋巴结状态的手段，但是仅依靠影像形态特征的改变来判断淋巴结转移具有主观性，淋巴结炎性增生也会导致较高的假阳性率。通过分析NSCLC患者临床资料而获取的临床病理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淋巴结转移预测的准确性。结合医学图像的临床预测模型可为医师和患者提供更为直观理性的信息，但模型效能和适用性会随着疾病危险因素和治疗措施的改变而产生不可避免的下降。近年来，随着图像分析技术和计算能力的显著提高，基于医学图像的影像组学(radiomics)模型可深入挖掘医学影像中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为预测NSCLC患者淋巴结转移提供新思路，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综述以上方法在NSCLC淋巴结转移预测中的研究进展以及展望。

院内心脏骤停（in-hospital cardiac arrest，IHCA）是住院患者出现心脏的血液循环停止、需要胸外心脏按压或心脏电除颤危急重症 [1-2]，发生率1‰~10‰ [3-4]，meta分析报道IHCA出院存活率17.6%、1年存活率13.4% [5]，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负担。根据2015更新的院内心脏骤停Utstein标准，研究IHCA预后的时间点包括出院时间、自主循环恢复（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ROSC）后30 d及1年 [6]。部分IHCA患者住院时间过长，可能因为多种原因放弃某些关键性治疗措施或者终止治疗从而影响IHCA长期预后的研究，因此ROSC 30 d仍然是研究IHCA不可忽视的重要时间点。IHCA预后评价工具有助于帮助临床医生或患者家属做出临床决策，目前常用的IHCA评价工具包括复苏后良好结局评分（good outcome following attempted resuscitation，GOFAR）与GOFAR2评分 [7-9]，然而这些预测工具均以出院时临床状况作为终点指标，目前尚未见预测院内心脏骤停ROSC 30 d死亡的相关预测模型报道。因此，研究团队通过双中心回顾性研究构建院内心脏骤停ROSC 30 d死亡的列线图，旨在帮助临床医生更准确预测IHCA结局指导临床工作。

血管腔内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具有观察优势独特和测量准确的特性，在髂静脉疾病诊疗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在非血栓性髂静脉压迫中，IVUS能够横断面地观察髂静脉受压形态并判断压迫来源，精准定位最严重受压部位，精确测量受压程度，测量病变长度、近远端髂静脉直径以及评估腔内治疗疗效；在髂股静脉急性血栓形成中，IVUS能够明确是否同时合并髂静脉受压，评估血栓清除的效果以及残留血栓情况；在静脉血栓后综合征中，IVUS有助于评估静脉管腔和管壁，评判是否同时存在髂静脉受压以及观察支架形态预测通畅情况。本文梳理相关研究并总结自身髂静脉疾病中IVUS的使用经验，供临床实践参考。

目的:探讨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细针穿刺活检在甲状腺疾病诊治中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分析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2014年1月至2017年4月300例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细针穿刺细胞的临床病理资料，并比较研究其中15例同意并实施手术治疗患者的组织病理结果。结果:病理学诊断为疑似恶性病变、甲状腺炎、甲状腺囊性变、甲状腺良性腺瘤、有阳性细胞成分诊断占比率分别为7.67%、20.00%、12.67%、1.33%、46.67%。总体阳性细胞率为88.33%。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细针穿刺活检对于恶性疾病诊断的敏感性为50.00%(3/6)，特异性为55.56%(5/9)，阳性预测值为42.86%(3/7)，阴性预测值为62.50%(5/8)，假阳性率为57.14%，假阴性率为37.50%。结论:超声引导下的甲状腺细针穿刺活检技术，在甲状腺疾病诊治中的临床应用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该技术具备高准确性和安全性，值得推广和使用。

根治性放化疗是不可切除局部晚期食管癌的标准治疗方法，但其疗效有待进一步提高，联合免疫治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潜在方向。目前根治性放化疗与免疫治疗的联合主要包括三种模式：放化疗前进行诱导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放化疗期间同步联合免疫治疗、放化疗后免疫维持治疗。现有多项Ⅰ、Ⅱ期临床试验显示，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患者可耐受，临床疗效良好，期待更多研究数据和长期的随访结果。同时，免疫治疗带来的不良反应仍值得关注。寻找最优的联合治疗模式、筛选适合该治疗模式的患者群体、尽早预测和识别严重不良反应是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