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细胞介素-24(IL-24)是一种具有显著抗肿瘤活性的细胞因子,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减少肿瘤血管生成,其通过p38 MAPK、PI3K和JAK/STAT等多种信号通路调节细胞周期、细胞代谢等关键过程,并有效抑制肿瘤发生、发展.IL-24独特的抗肿瘤机制和临床应用潜力使其受到广泛关注.然而,IL-24的肿瘤靶向性、毒副作用、递送效率和剂量控制等问题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为提高IL-24的治疗效率和靶向性,研究人员通过基因工程改造和溶瘤病毒载体递送等方式优化和增强其治疗效果.此外,IL-24与放化疗等抗肿瘤手段联合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并减少不良反应,提供了更为安全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案.

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是一种起源于鼻咽黏膜柱状上皮的恶性肿瘤.目前,临床上主要根据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上原发肿瘤的侵犯程度以及颈部淋巴结大小和位置来确定患者治疗方案,但仍有约10％～30％患者在治疗后发生疾病进展.目前,多功能MRI技术展现出了比常规MRI技术更好的预后预测性能,但由于常规MRI检查具有分辨率高,稳定性好以及普及性广的特点,其在临床应用中的价值不可忽视.且近年来,多项研究细致探究了NPC颅底结构侵犯情况(如颅底骨质侵犯,软组织浸润等)以及转移淋巴结的其他形态学特征(如包膜外侵,淋巴结坏死等)在NPC预后预测中的价值,且将某些常规MRI特征加入目前第八版分期能够显著提高预测性能.因此,本研究就常规MRI[如T2WI、对比增强T1WI(contrast-enhanced T1WI,CE-T1WI)、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的多维度原发灶和淋巴结特征在NPC预后预测中的价值进行综述,以为临床诊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目的:探讨缓解期存在的克隆性造血（CH）对伴NPM1突变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化疗后造血恢复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初诊伴NPM1突变AML患者86例，对患者诊断时的临床资料、二代测序检测结果和缓解期骨髓基因突变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应用Log-rank方法比较造血恢复的差异，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造血恢复的因素。结果:86例AML伴NPM1突变患者中位年龄50（15~69）岁，男39例，女47例，41例患者给予"7+3"强化疗方案诱导治疗，45例患者给予含低剂量阿糖胞苷的低强度方案诱导治疗。86例患者诊断时最常见的突变为FLT3、DNMT3A、TET2、IDH1、IDH2，缓解期存在CH相关突变患者21例，为DNMT3A、TET2、ASXL1、IDH1/IDH2基因突变。缓解期存在CH相关突变组患者的中性粒细胞恢复时间与缓解期无CH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82），但前者的血小板恢复时间明显延长[26（95% CI 21~32）d对25（95% CI 23~26）d， P＝0.032]。单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提示年龄、诱导化疗方案、缓解期存在CH相关突变为影响血小板恢复的危险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提示诱导化疗方案（ HR＝0.454， P＝0.001）、缓解期存在CH相关突变（ HR＝0.520， P＝0.027）为影响血小板恢复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缓解期存在的CH使AML伴NPM1突变患者化疗后血小板恢复延迟。

鼻咽癌(NPC)是一种起源于鼻咽部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是青少年人群头颈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青少年鼻咽癌的治疗通常参照成人治疗指南，但是青少年鼻咽癌有其自身的临床特点。对于处于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患者来说，治疗的晚期不良反应也不可忽视。寻找适合青少年的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青少年鼻咽癌的流行病学、临床特点、治疗现状和有前景的降低治疗强度的策略作一论述，旨在为今后的治疗研究提供思路。

目的:探讨动态增强磁共振(DCE-MRI)半定量参数与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长期预后的关系，为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预后寻找无创性的预测指标。方法:收集贵州省肿瘤医院2011年1月至2012年1月一项前瞻性临床研究的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的临床信息，国际抗癌联盟(UICC)2010分期Ⅲ、Ⅳ A、Ⅳ B期，先行多西紫杉醇＋顺铂＋5′-氟尿嘧啶(TPF)方案时辰诱导化疗3周期；后予调强放疗(IMRT)同期紫杉醇化疗2周期。诱导化疗前均行DCE-MRI检查，并获取DCE-MRI相关半定量参数，将DCE-MRI相关半定量参数与同期放化疗结束的鼻咽病灶近期疗效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77例患者中，71例完成治疗并有长期完整随访信息，中位随访77个月(9～86个月)，3年、5年OS分别为80.2%、67.6%；3年、5年PFS分别为73.2%、60.5%；同步放化疗结束鼻咽病灶近期疗效评价完全缓解(CR)组与部分缓解(PR)组之间的造影剂到达组织时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0.537， P<0.05)；单因素生存分析发现，造影剂到达组织时间短组的OS( χ2＝3.982， P<0.05)和PFS( χ2＝4.019， P<0.05)均高于造影剂到达组织时间长组；年龄≥ 45岁的患者OS( χ2＝7.593， P<0.05)和PFS( χ2＝5.624， P<0.05)明显低于年龄<45岁的患者。Cox多因素回归模型发现，临床分期晚(Ⅳ A、Ⅳ B期)( P＝0.048)、年龄≥ 45岁( P＝0.031)是鼻咽癌患者O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而造影剂到达组织时间长( P＝0.018)、年龄≥45岁( P＝0.004)、N(2～3期)分期晚( P＝0.032)和强化峰值<3 000( P＝0.005)则为鼻咽癌患者PF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结论:DCE-MRI参数造影剂到达组织时间可能作为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预后可靠的影像学指标。

目的:分析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一线采用硼替佐米、环磷酰胺、地塞米松（BCD）方案诱导治疗后首次复发采用不同二线治疗方案的疗效及预后因素。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09年7月至2022年10月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主的北方地区3家医院的经BCD方案诱导治疗后首次复发的MM患者，根据二线化疗方案将患者分为4组：免疫治疗组（包含达雷妥尤单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的方案）、1种新药治疗组［包含蛋白酶体抑制剂（PI）或免疫调节剂（IMiD）之一，PI或IMiD组］、2种新药联合治疗组（同时应用PI和IMiD，PI+IMiD组）、传统化疗或姑息组。比较4组患者疗效、二线治疗无进展生存（2ndPFS）期和总生存（OS）期，并分析2ndPFS的影响因素。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纳入217例MM患者，中位年龄62岁（范围31~83岁），男性占56.2%（122/217），二线化疗方案比率分别为免疫治疗8.8%（19例）、PI或IMiD治疗48.4%（105例）、PI+IMiD治疗29.9%（65例）、传统化疗或姑息支持12.9%（28例）。免疫治疗组、PI或IMiD组、PI+IMiD组及传统化疗或姑息组的二线化疗后总反应率（ORR）分别为94.7%（18/19）、56.2%（59/105）、73.8%（48/65）、32.1%（9/28）（ χ2=24.55， P<0.001），中位2ndPFS期分别为17.7、9.0、9.2、4.6个月（ χ2=22.74， P<0.001），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PI或IMiD组与PI+IMiD组2ndPFS相似（ χ2=1.76， P=0.923）。亚组分析显示，诊断时具有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患者，首次复发时采用免疫治疗的2ndPFS最长（22.0个月）（ χ2=15.03， P=0.002）。多因素分析显示，二线方案选择免疫治疗（ HR=0.11，95% CI 0.05~0.27）、最佳疗效达部分缓解及以上（ HR=0.47，95% CI 0.34~0.66）、非侵袭性复发（ HR=0.25，95% CI 0.17~0.37）为影响2ndPFS的独立因素。 结论:真实世界数据显示，一线BCD方案治疗后首次复发的MM患者，二线方案选择免疫治疗可获得更深的缓解和更长的无进展生存期，对基线具有高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患者亦是如此。

目的:评价中国抗癌协会小儿肿瘤专业委员会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15研究（CCCG-ALL-2015）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临床效果及主要预后相关因素。方法:采用CCCG-ALL-2015统一方案对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就诊于CCCG-ALL协作组20家医院的7 640例初诊ALL患儿进行分层治疗。根据临床及生物学特征进行危险度分组，并根据诱导治疗第19天、46天微小残留病（MRD）结果调整危险度，不同危险度予以不同强度的化疗，全程无放疗。方案设计2个随机对照研究：费城染色体阳性ALL（Ph +ALL）患儿在化疗基础上随机接受达沙替尼（Ph-D组）或伊马替尼（Ph-I组）治疗；根据维持治疗后期是否加用7个周期的地塞米松和长春新碱随机分为两组（A组为加用，B组为不加用），比较两组生存率差异。总生存率（OS）和无事件生存率（EFS）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组间生存率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多因素模型。 结果:共7 640例患儿入组，男4 521例、女3 119例。7 508例获得完全诱导缓解，诱导缓解率为98.3%。189例Ph +ALL患儿随机研究显示，达沙替尼（Ph-D）5年EFS优于伊马替尼（Ph-I）［60.1%（95% CI 49.8%~72.5%）比39.4%（95% CI 26.9%~57.7%），χ 2=5.00， P=0.020］。维持治疗期间是否加用地塞米松和长春新碱随机研究显示，低危患儿A、B两组间EFS和OS差值单侧95% CI上限分别为0.02和0.01，中、高危患儿A、B两组间EFS和OS差值单侧95% CI上限分别为0.05和0.01，小于预设的非劣效边界值0.05。整组患儿随访3.5（2.4，4.8）年，5年OS和EFS分别为90.9%（95% CI 90.2%~91.7%）和80.1%（95% CI 79.0%~81.2%），累积复发率15.3%（95% CI 14.3%~16.3%），单纯中枢神经系统（CNS）累积复发率为1.9%（95% CI 1.6%~2.2%），累及CNS累积复发率为2.7%（95% CI 2.3%~3.1%）。5年治疗相关累积病死率为1.3%（95% CI 1.0%~1.6%）。多因素分析发现B-ALL中，年龄≥10岁、男性、初诊白细胞计数≥50×10 9/L、初诊时中枢类型为CNS2或CNS3、有BCR-ABL融合基因、KMT2A基因重排、无ETV6-RUNX1融合基因、诱导第19天、第46天MRD>0.01%均为预后不良因素（均 P<0.05）；T-ALL中有BCR-ABL融合基因、诱导第46天MRD>0.10%为预后不良因素（均 P<0.05）。 结论:无颅脑预防性放疗的CCCG-ALL-2015方案远期预后良好，CNS复发率低，治疗相关病死率低，达沙替尼在Ph +ALL中比伊马替尼更有效。维持治疗后期去掉长春新碱和地塞米松并不降低预后。

目的:探讨含利妥昔单抗化疗方案治疗套细胞淋巴瘤（MCL）患者效果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6月至2018年11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收治的56例≤65岁MCL患者临床资料，化疗方案中均包括利妥昔单抗，观察临床特征、治疗方案及生物学指标对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的影响。结果:56例患者中位发病年龄57岁，男性43例，女性13例。24例接受R-CHOP方案化疗；29例接受含阿糖胞苷方案化疗，其中15例接受R-hyper CVAD/R-MA方案化疗，14例接受R-CHOP/R-DAHP交替治疗；3例接受其他方案化疗。19例接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巩固治疗。56例患者中位OS时间74个月，2年OS率83.8%，3年OS率70.9%，2年PFS率72.0%，3年PFS率49.7%。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和治疗中是否接受ASCT是MCL患者OS和PFS的独立影响因素。含阿糖胞苷治疗组总有效率（ORR）93.1%，优于R-CHOP方案组（8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465， P=0.495）；两组间OS及PF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OS：χ 2=0.291， P=0.590；PFS：χ 2=0.912， P=0.339）。诱导化疗达缓解的MCL患者中，ASCT巩固治疗可延长中位OS时间（72个月比124个月，χ 2=3.973， P=0.040）及中位PFS时间（34个月比90个月，χ 2=3.984， P=0.046）。简化MCL国际预后指数（sMIPI）评分中高危组患者中接受ASCT巩固治疗患者OS和PFS优于未接受ASCT治疗者（OS：χ 2=5.037， P=0.025；PFS：χ 2=6.787， P=0.009），而sMIPI评分低危组患者中，是否接受ASCT组间OS、PF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含阿糖胞苷的化疗方案对改善MCL患者的预后和生存并不理想。对于诱导化疗达缓解及sMIPI评分中高危组的MCL患者，ASCT巩固治疗可改善其预后，可作为年轻患者的一线巩固治疗方案。

目的:探讨常规化学药物治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及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对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T-LBL）的疗效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接受治疗的82例T-LBL患（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法分为未移植组（49例）和移植组（33例），移植组又根据不同移植方式分为allo-HSCT组（22例）和auto-HSCT组（11例），未移植组绝大部分患者采用环磷酰胺+美司钠+阿霉素+地塞米松+长春新碱/甲氨蝶呤+阿糖胞苷（Hyper CAVD A/B）方案进行诱导缓解，6例使用环磷酰胺+阿糖胞苷+6-巯基嘌呤（CAT）、依托泊苷+长春新碱+多柔比星+环磷酰胺+泼尼松（EPOCH）、大剂量甲氨蝶呤+地塞米松，长春新碱+吡柔比星+环磷酰胺+培门冬酶+泼尼松（VDCLP）等方案为基础进行诱导缓解，移植组在接受多药联合强化诱导治疗后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通过观察患（受）者的总存活率和无进展存活（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率等，对其进行疗效和生存分析。结果:共纳入82例患（受）者，男64例，女18例，年龄为23岁（11~74）岁。62例（75.61%）临床分期为Ⅲ~Ⅳ期，43例（53.44%）起病时有发热、盗汗、体重减轻的全身症状（B症状），其中骨髓受累50例（61.00%），Ann Arbor分期Ⅲ期及以上33例（80.5%）；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2分的共65例（79.27%），>2分的共17例（20.73%）；国际预后指数（IPI）≤3分的共63例（76.83%），>3分的共19例（23.17%）。全部82例患（受）者的随访时间为27.5个月（5~118）个月，3年总存活率、无进展存活（PFS）率分别为53.64%（95% CI：42.35%~64.62%）和47.56%（95% CI：36.53%~58.82%）。未移植组、移植组3年总存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2.86%（95% CI：29.12%~57.71%）比69.70%（95% CI：51.13%~83.79%）， P=0.014]，3年PFS率分别为38.76%（95% CI：25.54%~53.76%）和60.61%（95% CI：42.24%~76.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2）。 结论:T-LBL患者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巩固治疗相较于单纯化疗可改善长期预后，但auto-HSCT和allo-HSCT的疗效相似。

目的:探讨妊娠期白血病患者临床特点及临床治疗对母婴结局的影响，探索妊娠期白血病最佳临床管理办法。方法:2004年1月至2015年12月就诊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79 890例孕产妇中妊娠合并白血病患者共22例（0.028%），包括妊娠前诊断的白血病5例[均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及妊娠后首次诊断的白血病17例[9例AML，5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1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根据入院孕周及白血病确诊孕周，将22例患者分为早期组（初诊孕周<14周，5例）、中期组（初诊孕周≥14周且<28周，11例）、晚期组（初诊孕周≥28周，6例，其中2例为既往诊断白血病）。最终妊娠结局包括流产、引产、早产、足月产及母婴死亡。分析白血病的临床处理、产科处理对最终母婴结局的影响，随访了解孕妇原发病进展和生育情况及白血病、孕期治疗对婴儿远期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22例妊娠期白血病患者中，14例（63.6%）（包括早期组全部5例和中期组中9例）选择放弃妊娠，其中4例妊娠早期流产，10例妊娠中期引产；14例中有12例接受先期化疗诱导白血病病情缓解后流产或引产。其余8例患者（包括中期组中2例、晚期组全部6例）继续妊娠并分娩活婴，其中3例接受分娩前化疗。结论:妊娠期白血病是产科高危病例，但在良好的管理及治疗下患者仍有望获得良好的妊娠结局；在遵循白血病治疗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患者孕周、患者意愿制订个体化的临床管理方案，选择准确的化疗时机有利于母婴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