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洞蛭(Sinospelaeobdella wulingensis)是中国洞蛭属(Sinospelaeobdella)的模式种,生活在环境条件较为稳定的溶洞深处,吸食洞栖性蝙蝠的血液,在洞顶壁完成其全部生活史,属于真洞穴动物.为了探究武陵洞蛭是否具有专吸蝠血性,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按季度在湘西州境内已发现有武陵洞蛭栖息的6个溶洞中进行微生境特征数据和样品采集,利用血餐iDNA技术对106条武陵洞蛭的寄主物种进行鉴定,结果显示:1)该蛭种通常栖息在潮湿、粗糙及岩屑(或泥屑)厚度为0.2～0.4 cm的洞顶壁,其种群分布点通常是蝙蝠的常栖点;2)其寄主组成为翼手目动物5科5属11种,中华菊头蝠(Rhinolophus sinicus)、大蹄蝠(Hipposideros armiger)和西南鼠耳蝠(Myotis altarium)是其主要的吸血对象;3)武陵洞蛭各群体的食物多样性指数和生态位宽度基本上均低于总体水平,冬季的食物多样性指数和生态位宽度均高于其他季节.总之,武陵洞蛭主要分布在蝙蝠常栖点附近的洞顶壁,因长期适应于溶洞生活,其食性已发生特化,已演化出专门吸食蝙蝠血液的行为生态习性.因此,对武陵洞蛭专吸蝠血性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探究蛭类动物食物多样性的演化路径,揭示吸血性蛭类食性演化的行为生态机制.

舌头通常具有味觉、消化和免疫等重要功能.由于不同的食物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推测舌头中和食性相关的基因在不同食性的动物中可能具有表达差异.为了检验此假说,本研究选取三种蝙蝠(大长舌果蝠(Eonycteris spelaea)、中华菊头蝠(Rhinolophus sinicus)和大足鼠耳蝠(Myotis ricketii))为研究对象,利用RNA高通量测序技术获得了三种蝙蝠舌头的转录组数据.比较转录组分析显示,在三种蝙蝠舌头中,表达量普遍最高的基因主要具有免疫功能,说明这些基因对于维持舌头正常的功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相对于食虫的中华菊头蝠和大足鼠耳蝠,与糖类代谢相关的基因在食蜜的大长舌果蝠中显著高表达,提示这些基因在这三种蝙蝠的舌头中具有表达差异.我们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蝙蝠的转录组资源,还证实了舌头中参与糖类代谢的基因表达差异可能和蝙蝠食性分化紧密相关.

目的 研究蝙蝠来源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样冠状病毒WIV1刺突蛋白利用浣熊狗血管紧张素转换酶Ⅱ(ACE2)受体侵入细胞的能力,并探究SARS样冠状病毒WIV1潜在的跨宿主传播风险.方法 构建来自浣熊狗、果子狸、中华菊头蝠和人等不同动物来源的ACE2表达质粒,转染至293T细胞并利用免疫印迹方法检测其在293T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建立SARS冠状病毒(Tor2株系)及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WIV1株系)假病毒感染系统,并进行假病毒感染实验;利用假病毒感染系统及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WIV1刺突蛋白对浣熊狗等不同动物来源ACE2受体利用能力;构建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TMPRSS2)质粒,并转染至T Rex 293细胞,借助假病毒感染系统检测TMPRSS2对WIV1侵入能力的影响.结果 本研究所获赠及构建的不同动物来源的ACE2质粒可经瞬时转染至细胞进行表达;与pcDNA3.1载体相比,浣熊狗、中华菊头蝠、果子狸和人的ACE2均可使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WIV1侵入细胞的能力增加上万倍,上述ACE2组与载体组的荧光素酶活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t=27.744、P<0.001,t=18.740、P<0.001,t=32.297、P<0.001,t=15.902、P<0.001);与TMPRSS2阴性组相比,TMPRSS2在靶细胞的表达可使WIV1假病毒的感染能力增加10倍以上,两组荧光素酶活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9.460、P<0.001).结论 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WIV1的刺突蛋白除了利用人类、果子狸及中华菊头蝠的ACE2受体感染细胞,还可利用浣熊狗的ACE2受体侵入细胞,且TMPRSS2可显著促进其侵入能力,提示WIV1可能存在多种跨宿主传播的风险.

目的 研究云南省普洱市蝙蝠携带的乙肝病毒多样性及流行情况.方法 在普洱市采集84只蝙蝠肝组织样本,通过高通量测序、特异性PCR方法和基因移步法对蝙蝠乙肝病毒进行检测和扩增,并进行序列分析和系统发育分析.结果 3.75％(3/84)的蝙蝠携带乙肝病毒,均来自于中华菊头蝠,命名为PuEr BHBV.PuEr BHBV的基因结构、保守功能结构域与其他乙肝病毒高度相似.序列分析显示,PuEr BHBV与河南内乡发现的NeiXiang-Rp-89的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分别为87.1％ 和90.5％.系统进化分析显示,蝙蝠乙肝病毒呈现丰富的多样性,蝙蝠乙肝病毒分为两个较远的进化分支.同时,PuEr BHBV与贵州、河南内乡蝙蝠携带乙肝病毒具有最近的亲缘关系,但与巴拿马的TBHBV处在不同的进化分支.结论 PuEr BHBV是一株新的蝙蝠乙肝病毒株,病毒在不同蝠种之间的传播和地域差别可能共同促进了蝙蝠乙肝病毒的进化,本研究丰富了蝙蝠乙肝病毒的多样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19,COVID-19)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播疾病,它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的致病因子同属β冠状病毒,具有人群普遍易感性.现有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与来白中华菊头蝠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最为相似,核苷酸同源性达到85％以上[1].COVID-19常见症状包括发热、干咳、乏力,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肌痛和腹泻等[2],重型患者易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心脏损伤和继发感染[3],这些症状会导致COVID-19患者通气血流(V/Q)比值失衡,呼吸顺应性降低,分泌物潴留,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限.物理治疗中的体位管理、呼吸训练、活动训练、胸科物理治疗可缓解患者症状,改善V/Q比值,提高患者的活动能力[4].现就1例重型COVID-19患者的康复治疗给大家分享,以期为一线物理治疗师提供参考.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暴发,继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暴发后又给人类敲响了一记警钟.研究者通过溯源分析,发现COVID-19病原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的自然宿主可能是中华菊头蝠.21世纪以来,全球共出现4次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猪急性腹泻综合征冠状病毒(SADS-CoV)、SARS-CoV-2]的暴发,给人类健康、公共卫生、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与损失.大量证据表明,这4种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可能均为蝙蝠.本文对蝙蝠相关冠状病毒的种类、全球地理分布及引起暴发的蝙蝠相关冠状病毒作一综述.

DNA甲基化在动物组织发育和分化等生物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采用荧光标记甲基化敏感扩增多态性(fluorescence-labeled methylation sensitive amplified polymorphism,F-MSAP)技术分析了中华菊头蝠(Rhinolophus sinicus)脑、心、肾、肝、肌肉、棕脂和白脂7种组织的基因组DNA甲基化模式和水平,及其组织差异性.结果表明,中华菊头蝠具有较高的总甲基化水平(平均58.5％),且组织间具有差异显著性(P=0.002);全甲基化为主要甲基化模式(平均36.8％),半甲基化也占据比较高的比例(平均21.7％),表明这两种甲基化模式在组织分化中可能均起到重要作用.相对于心、肌肉、棕脂和白脂4个组织,脑、肾和肝与之具有较显著的表观遗传差异(P＜0.001),其潜在功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翼手目动物组织发育和分化、冬眠、免疫和环境适应性的内在表观遗传机制提供了基础数据.

目的 了解云南省中华菊头蝠体表寄生虫的感染情况,为开展中华菊头蝠体表寄生虫研究和媒介传播性人兽共患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9年8月、2020年8月和11月于云南省6个调查点抓获中华菊头蝠样本,采集并鉴定其体表寄生虫.并分析中华菊头蝠体表寄生虫感染情况.结果 在捕获109只中华菊头蝠中,88只感染体表寄生虫,感染率为80.73％.采集革螨、蝙蝠蝇、恙螨和蜱4大类体表寄生虫共578只,其中革螨482只,蝙蝠蝇94只,恙螨和蜱各1只,革螨和蝙蝠蝇共占中华菊头蝠总体表寄生虫总数的99.65％.革螨被鉴定为2科3属4种,其中蝠螨科埃螨属的宽埃螨为优势革螨种,其次为拟弱螨属的斯氏拟弱螨和巨刺螨科巨刺螨属的峨眉巨刺螨.蝙蝠蝇被鉴定为2科2属2种,其中蛛蝇科的Stylidia szechuana为优势虫种.宽埃螨、斯氏拟弱螨、峨眉巨刺螨和S.szechuana在不同个体的中华菊头蝠体表均呈聚集分布.不同性别的中华菊头蝠个体间总体表寄生虫、革螨和蝙蝠蝇的感染率、平均多度和平均感染强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云南省中华菊头蝠的主要体表寄生虫类群是革螨和蝙蝠蝇.体表寄生虫的感染情况与宿主性别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宿主生理状态影响.对我国蝙蝠体表寄生虫的研究仍待完善和深入,将为媒介传播性人兽共患病的监测和防控提供科学指导.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利用不同动物血管紧张素转换酶Ⅱ(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Ⅱ,ACE2)受体侵入细胞的能力,评价Omicron变异株潜在的跨宿主传播风险.方法 将不同动物来源的ACE2表达质粒转染至293T细胞,建立新型冠状病毒D614G株系、Delta株系及Omicron株系的假病毒感染系统,并进行假病毒感染实验;利用假病毒感染系统及荧光酶素报告基因检测Omicron刺突蛋白对不同动物来源的ACE2受体利用能力.结果 与D614G株相比,Omicron株利用小鼠ACE2受体侵入细胞的能力明显增高(t=16.09、P<0.05),但其利用中华菊头蝠、墨西哥无尾蝠、雪貂獾、猪獾、猫、兔、穿山甲的ACE2受体侵入细胞的能力降低(t=17.80、P<0.05,t=8.43、P<0.05,t=18.10、P<0.05,t=10.46、P<0.05,t=22.00、P<0.05,t=10.08、P<0.05,t=4.83、P<0.05);与Delta株相比,Omicron株利用中华菊头蝠、雪貂獾、猪獾、猫的ACE2受体侵入细胞的能力降低(t=8.15、P<0.05,t=7.91、P<0.05,t=8.59、P<0.05,t=8.43、P<0.05).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株的刺突蛋白可以利用多种动物的ACE2作为受体感染细胞,提示Omicron株可能存在多种跨宿主传播的风险.

中华菊头蝠(Rhinolophus siricus)主要分布于我国境内,属于典型的洞栖食虫性蝙蝠,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保护价值.近年,在湘西州境内的16个溶洞中对其栖息生态特征进行了观察,共记录到其个体12942只次,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该蝠是该区域溶洞中的居留型优势蝠种,具有集群冬眠的习性.每年的9月中下旬开始逐步聚群冬眠,翌年的3月底开始苏醒,其夏季的繁育场所非常隐蔽,通常位于人无法进入的洞段或人迹罕至的洞穴.总体上,其栖点主要集中于距洞口 150-200 m(91.60％)的洞段,离地高度6-10 m(91.75％),多以"双足悬挂"的栖姿将身体悬空倒挂于洞道的顶壁.其体温与栖点温度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但具有明显的线性正相关关系(R2=0.8886).其栖点安全性春夏季高,秋冬季中等偏低.中华菊头蝠作为该区域洞栖性蝙蝠的优势种,在维持洞穴生态系统的稳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对洞穴生态系统中蝙蝠伞护性的研究有助于洞穴生态保护教育及对蝙蝠种群的保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