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结石细菌培养在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后感染性并发症治疗中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6年9月至2018年9月收治的1 060例行一期PCNL肾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男614例，女446例。年龄(52.4±12.2)岁。结石负荷(1 499.6±1 435.3)mm 2。收集清洁中段尿及术中结石标本用于细菌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记录患者膀胱中段尿和结石的细菌培养结果、药敏试验结果、围手术期抗菌药物应用情况以及术后感染发生情况，分析结石细菌培养阳性者与阴性者术后发热和尿源性脓毒血症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本研究1 060例，膀胱中段尿培养出22种细菌，结石培养出52种细菌。结石细菌培养阳性率高于中段尿[31.8%(337/1 060)与20.9%(222/1 060)， P<0.001]。中段尿和结石中最常见的细菌均为大肠埃希菌，但大肠埃希菌阳性率中段尿高于结石[52.3%(116/222)与43.6%(147/337)， P<0.05]。中段尿和结石来源的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唑啉、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耐药率均高于40%，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等药物耐药率均低于10%，两者的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出现发热111例(10.5%)，尿源性脓毒血症22例(2.1%)。结石细菌培养阳性患者术后发热和尿源性脓毒血症的发生率均高于结石细菌培养阴性患者[23.7%(80/337)与4.3%(31/723)；4.2%(14/337)与1.1%(8/723)， P均<0.05]。术前膀胱中段尿细菌培养阴性患者中，结石细菌培养阳性者的术后发热率高于阴性者[17.9%(30/168)与4.2%(28/670)， P<0.05]。结石细菌培养阳性患者中，术后抗菌药物与结石药敏试验结果一致者的术后发热率低于与结石药敏试验不符者[17.5%(22/126)与27.5%(58/211)， P<0.05]。 结论:结石细菌培养阳性率高，细菌菌谱复杂，多重耐药比例高。即使术前中段尿细菌培养为阴性，结石细菌培养阳性仍是PCNL术后感染的危险因素。结石细菌培养结果在PCNL术后感染性并发症治疗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的:了解不同人群泌尿系统感染病原菌的分布差异，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收集成都大学附属医院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泌尿系统感染患者1 045例中段尿培养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不同人群（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合并疾病）的病原菌分布特点。结果:共纳入1 045例泌尿系感染患者1 045份标本，其中革兰阳性菌为743例，革兰阴性菌为205例，真菌为97例。老年人群（65岁及以上）625例，占59.81%，老年人群尿培养真菌占比［11.68%（73/625）］为中青年人群（< 65岁）真菌占比［5.17%（24/420）］的2倍。在尿培养阳性结果中，合并糖尿病人群占比最高，为20.96%（219/1 045），其他依次为合并泌尿系统结石［16.08%（168/1 045）］、合并高血压［6.41%（67/1 045）］、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2.97%（31/1 045）］。结论:尿培养病原菌种类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次为革兰阳性菌和真菌。老年人及合并糖尿病人群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较高。泌尿系统感染的病原菌存在复杂性，可根据近期尿培养结果选择抗菌药物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以确保用药合理、安全、有效。

目的:探讨硕通镜碎石术(NPUR)与输尿管镜气压弹道碎石术(URSL)治疗上段输尿管结石的效果比较。方法:选择2018年10月至2020年12月在本院收治的112例上段输尿管结石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6例。对照组患者行NPUR，而观察组患者行URSL。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结石清除率、尿液α1微球蛋白和血清胱抑素C及并发症等，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分析术后发生SIRS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尿液α1微球蛋白和血清胱抑素C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SIRS与体重指数、术前使用免疫抑制剂、中段尿培养阳性、因结石发热、术中尿液浑浊及术前尿白细胞计数等参数有相关性( P<0.05)；术前因结石发热( OR＝2.028, 95% CI：1.081~3.804)和术前尿白细胞计数( OR＝1.505, 95% CI：1.194~1.897)是患者发生SIRS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 结论:NPUR、URSL在治疗上段输尿管结石方面疗效相似，术前因结石发热和术前尿白细胞计数是发生SIRS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可据此针对性预防，提高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并发尿路感染的影响因素及中段尿病原菌分布特征。方法:选取2018年12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在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的220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统计尿路感染发生率，根据尿路感染确诊结果分为感染组和未感染组，感染组采取中段尿进行病原菌培养，分析主要革兰阴性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尿路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220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发生尿路感染者共32例，感染率为14.55%(32/220)，其中共鉴定出43株病原菌，主要为革兰阴性杆菌[72.09%(31/43)]，其次是革兰阳性球菌[20.93%(9/43)]和真菌[6.98%(3/43)]。主要的革兰阴性杆菌中大肠埃希菌对氨苄西林、左氧氟沙星耐药率较高，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唑林耐药率高。感染组与非感染组在年龄、住院时间、个人尿路感染史、妊娠期性生活史、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空腹血糖、血清白蛋白、糖化血红蛋白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有个人尿路感染史、妊娠期有性生活、未规范使用抗菌药物、血清白蛋白<30 g/L、糖化血红蛋白≥7%、空腹血糖≥8.5 mmol/L是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尿路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存在较高的尿路感染发生率，危险因素复杂，革兰阴性杆菌为主要致病菌，临床上可根据药敏试验合理选择抗菌药物进行干预。

目的:了解妇产科患者发生尿路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状况及耐药特点，分析其耐药性变迁。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本院妇产科病区住院的634例尿路感染患者，取患者的中段尿进行培养，比较分析不同年份的病原菌分布状况及耐药性变化趋势。结果:共检出病原菌706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581株(82.30%)、革兰阳性球菌94株(13.31%)和念珠菌31株(4.39%)。排名前3位的病原菌依次为大肠埃希菌(66.29%)、肺炎克雷伯菌(8.22%)和粪肠球菌(6.23%)。奇异变形杆菌、无乳链球菌检出率呈上升趋势( P<0.05)。尿路感染随着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 χ2＝118.28， P<0.001)。年龄≥61岁的妇产科患者具有最高的感染率[127/386(32.90%)]。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唑林的耐药率较高，大肠埃希菌在5年之间对庆大霉素、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呈下降趋势(均 P>0.05)。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菌株的检出率较高[61.11%(286/468) vs. 46.55%(27/58)]，大肠埃希菌产ESBLs菌株呈上升趋势( χ2＝10.03， P<0.05)。粪肠球菌对四环素的耐药率较高且稳定，肺炎克雷伯菌和粪肠球菌在5年之间对各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大肠埃希菌是妇产科尿路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且产ESBLs菌株检出率较高。临床需关注病原菌分布状况及耐药性变化趋势，规范化使用抗菌药物。

目的:了解罕见致病菌马克斯克鲁维酵母（乳酒念珠菌）临床感染状况和耐药趋势，为临床诊疗提供经验。方法:对上海长海医院皮肤科真菌实验室于1例泌尿系结石患者中段尿标本中分离出的1株马克斯克鲁维酵母菌株进行形态学及分子生物学鉴定，体外微量稀释药物敏感性（简称药敏）试验，扫描电镜观察在不同药物作用下菌株超微结构的破坏情况。回顾性分析上海长海医院2009—2021年马克斯克鲁维酵母菌感染临床病例资料。结果:分离到的菌株沙氏琼脂培养基上形成光滑、柔软、奶酪样酵母菌落，镜下可见卵圆形至细长形孢子。经菌落形态、质谱分析和测序分析鉴定为马克斯克鲁维酵母，药敏试验显示两性霉素B最低抑菌浓度0.5 μg/ml，氟康唑0.5 μg/ml，伊曲康唑0.03 μg/ml，伏立康唑≤ 0.03 μg/ml，泊沙康唑0.06 μg/ml，氟胞嘧啶0.5 μg/ml，卡泊芬净≤ 0.016 μg/ml，米卡芬净0.06 μg/ml。扫描电镜观察到未经药物处理时该菌为卵圆形至细长形，大小（3.0 ~ 6.5） μm × （5.5 ~ 11.0） μm；在1 μg/ml药物作用24 h后，泊沙康唑较两性霉素B和伏立康唑对该菌的破坏作用更强，细胞膜皱缩凹陷更明显。2009—2021年上海长海医院共收集8例马克斯克鲁维酵母感染患者，男6例，女2例，菌株分离自腹水3株、肺泡灌洗液1株、痰液和中段尿各2株。结论:对于可疑马克斯克鲁维酵母感染，应利用多种方法尽早确定致病菌种，并完善菌株收集和药敏试验，有助于临床针对性治疗。

目的:探讨术前/术后2 h血白细胞比联合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对输尿管软镜术后发生尿脓毒血症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至2018年7月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因上尿路结石行输尿管软镜碎石取石术患者的病例资料。共2 364例患者，男1 613例，女751例。年龄(54.9±14.0)岁。体质指数(23.9±2.8)kg/m 2。结石最大径(10.9±6.2)mm。结石位于左侧1 305例，右侧1 018例，双侧41例。术前体温(36.8±0.4)℃。血糖(5.7±1.5)mmol/L。血WBC(7.4±4.6)×10 9/L，中性粒细胞0.62±0.11。C反应蛋白(20.1±59.3)mg/L，降钙素原(1.6±11.8)μg/L，白细胞介素-6(11.3±32.9)pg/ml。术前清洁中段尿细菌培养阳性465例。qSOFA诊断尿脓毒血症的标准为：①呼吸频率≥22次/分；②收缩压≤100 mmHg(1 mmHg＝0.133 kPa)；③精神状态改变。满足1项记1分，qSOFA≥2分为阳性，诊断为尿脓毒血症。 结果:本研究2 364例的手术时间(39.3±23.0)min。术后2 h血WBC(6.7±2.9)×10 9/L，中性粒细胞0.70±0.12。qSOFA评分阳性69例，阴性2 295例。15例术后发生尿脓毒血症，发生率为0.6%。尿脓毒血症组和非尿脓毒血症组qSOFA阳性患者例数分别为15例和54例，术前/术后2 h血WBC比分别为2.5±1.6和0.7±0.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χ 2＝16.20， P<0.001)、结石体积大( t＝2.14， P＝0.050)、术前血WBC( t＝2.51， P＝0.025)、中性粒细胞( t＝2.90， P＝0.012)、C反应蛋白( t＝2.58，0.028)、降钙素原( t＝16.09， P<0.001)、白细胞介素-6( t＝7.88， P＝0.032)升高、术前清洁中段尿细菌培养阳性(χ 2＝21.10， P<0.001)、术前/术后2 h血WBC比>1( t＝4.51， P＝0.001)、qSOFA阳性(χ 2＝502.10， P<0.001)与术后尿脓毒血症发生有关。将qSOFA阳性且术前/术后2 h血WBC比>1的患者定义为尿脓毒血症高危患者。单独使用qSOFA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为0.98，阳性预测值为21.7%；单独使用术前/术后2 h血WBC比的AUC为0.98，特异性为60.0%，阳性预测值为38.5%；qSOFA联合术前/术后2 h血WBC比的AUC为1.00，特异性为98.3%，阳性预测值为93.8%，与前两者相比其预测效力明显提高。 结论:qSOFA阳性联合术前/术后2 h血WBC比>1可以在术后2 h早期、快速、准确地预测输尿管软镜碎石取石术后尿脓毒血症的发生。

目的:总结在上尿路修复和重建中应用肠道的经验，探讨肠代输尿管术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1年12月贵州省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138例长段输尿管狭窄患者的病例资料，男66例，女72例。年龄(35.54±21.35)岁，其中儿童9例，年龄(10.78±4.41)岁。输尿管狭窄位于左侧65例，右侧38例，双侧34例。孤立肾12例。输尿管上段狭窄26例，中段狭窄2例，下段狭窄24例。输尿管全长狭窄14例，输尿管多发狭窄54例。术前留置肾造瘘管22例，留置双J管88例。术前行B超、增强CT、CTU、MRU、顺行和逆行造影检查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为(15.93±4.67)cm。术前血肌酐(93.94±37.13)μmol/L，尿素氮(5.91±1.99)m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83.53±25.18)ml/min。孤立肾患者术前血肌酐(104.83±69.14)mol/L，尿素氮(7.33±2.90)mmol/L，eGFR(64.53±14.46)ml/min。本研究138例，接受回肠代输尿管术(回肠组)123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4.48±6.28)cm，选取回肠段长度(20.67±11.20)cm，替代输尿管长度(22.97±8.09)cm；Yang-Monti回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回肠组)7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5.43±4.35)cm，截取回肠段(3.00±0.58)段，每段回肠段长度2.5～3.0 cm，重建回肠段长度(16.83±3.97)cm，重建回肠替代输尿管长度(11.50±5.65)cm；Yang-Monti结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6.00±0.93)cm，截取结肠段(2.75±0.46)段，每段结肠段长度1.5～2.0 cm，重建结肠段长度(5.13±1.13)cm，重建结肠替代输尿管长度(4.88±1.46)cm。Yang-Monti回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900)；Yang-Monti结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2)；Yang-Monti回肠组( P＝0.0001)和Yang-Monti结肠组( P＝0.0003)与回肠组替代的输尿管长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种术式术后留置术区引流管、尿管、输尿管内支架管，术前留置的肾造瘘管术后保留。 结果: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术中未发生并发症。Yang-Monti回肠组手术时间(376.40±202.80)min、Yang-Monti结肠组手术时间(626.30±224.20)min，与回肠组手术时间(286.80±97.24)min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94， P＝0.0001)；Yang-Monti回肠组术中出血量(314.30±213.50)ml、Yang-Monti结肠组术中出血量(210.00±96.07)ml，与回肠组术中出血量(183.90±199.70)ml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971， P＝0.7157)。所有患者出院前肌酐(84.45±28.51)μ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9)；尿素氮(5.79±2.61)mmol/L( P＝0.6684)，eGFR(89.11±25.17)ml/min( P＝0.1506)，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孤立肾患者出院前肾功能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Yang-Monti回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0.00±5.35)d和(9.24±6.45)d( P＝0.7599)，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3.17±4.79)d和(17.61±10.29)d( P＝0.2973)，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9.86±9.34)d和(16.02±10.70)d( P＝0.355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Yang-Monti结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4.88±7.81)d和(9.24±6.45)d( P＝0.0202)，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8.88±2.80)d和(17.61±10.29)d( P＝0.0188)，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4.88±17.04)d和(16.02±10.70)d( P＝0.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第2天发生低钾血症，予静脉滴注氯化钾纠正。回肠组5例术后第2天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予纠正。回肠组6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尿管中发现黏液样分泌物，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后尿管中发现白色絮状物，予保持尿管通畅。回肠组5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Yang-Monti结肠组1例术后出现尿瘘，其中回肠组1例再次手术调整双J管后治愈，其余均保守治疗并延长留置输尿管内支架管后治愈。13例术后发热，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33例发生尿路感染，26例使用抗生素治疗，10例尿培养阳性，予敏感抗生素治疗；7例未使用抗生素治疗，6例术后尿常规提示白细胞异常，尿培养阴性。8例失访。130例术后随访2～36个月。肌酐(93.00±31.14)μmol/L( P＝0.8279)，eGFR(83.10±24.32)ml/min( P＝0.9138)，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尿素氮(6.82±2.46)m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2)。孤立肾患者手术前后肾功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均未发生电解质异常。1例出院后7 d因黏液堵塞尿管发生尿潴留，导致输尿管膀胱吻合口3 cm尿囊肿，更换尿管后消失。并发输尿管结石、肾结石各1例，再次行输尿管镜治疗。13例影像学检查提示同侧肾轻度积水。16例尿常规检查白细胞升高，其中8例尿培养提示细菌感染，7例予敏感抗生素治疗。 结论:对于上尿路修复重建手术，回肠代输尿管术是较理想的手术方法，安全有效；Yang-Monti回肠或结肠代输尿管术也是可选择的手术方式。

目的:分析泌尿系统感染病原菌、病原菌耐药性以及感染指标对泌尿系统感染诊断的临床价值，为泌尿系统感染诊断和治疗提供实验室依据。方法:选取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零医院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2 620例泌尿系统感染患者的常见病原菌和病原菌耐药性进行分析，并对临床感染指标尿沉渣白细胞(WBC)、尿沉渣红细胞(RBC)、血清降钙素原(PCT)、血清白介素6(IL-6)、血常规白细胞(WBC)和血常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对泌尿系统感染的临床诊断价值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并随机选择846例非泌尿系统感染患者为阴性对照。结果:泌尿系统感染占血流感染总人数的5.39%(64/1 186)。泌尿系统感染的第一位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占泌尿系统感染的40.08%(1 050/2 620)，其次是屎肠球菌13.89%(364/2 620)和粪肠球菌6.64%(174/2 620)；大肠埃希菌对抗菌药物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亚胺培南、厄他培南、阿米卡星和呋喃妥英的耐药率较低，分别为10.9%、2.0%、1.4%、0、2.4%和5.6%; 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尿沉渣WBC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61，当尿沉渣WBC≥10.2个/μL时，其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865和0.810。结论:泌尿系统感染的病原菌复杂，引起血流感染的发生率较低，常见的致病菌为大肠埃希菌，其耐药率低，临床医生可以根据流行病学经验用药和中段尿培养药敏实验结果指导抗菌药物的合理用药，感染指标中尿沉渣WBC对泌尿系统感染具有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

目的:探索对细菌16S rRNA区域和真菌内源转录间隔区(ITS)二代测序技术(NGS)在肾移植受者泌尿系感染(UTI)病原微生物检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就诊的90例肾移植受者UTI中段尿标本，对同一份样本分别进行NGS微生物检测和传统尿培养，比较两者病原学检测结果。结果:90例样本中，有21例样本因培养出3种及以上微生物而考虑被污染；余69例样本中，16S rRNA基因测序结果阳性36例(52.17%)，尿细菌培养检测阳性25例(36.23%)，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ITS基因测序结果阳性34例(49.28%)，尿真菌培养检测阳性4例(5.8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于肾移植受者UTI的中段尿样本，NGS技术较尿微生物培养有更高的细菌和真菌检出率。随着NGS检测费用的降低，传统尿培养和NGS微生物检测技术的结合可以提高病原微生物的检出率和准确性，更好地进行移植受者泌尿系感染的个体化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