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AD)术后急性肾损伤(AKI)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及CRRT介入时机与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选取术后行CRRT的Stanford A型AD合并AKI患者39例,其中生存组18例,死亡组21例.分析2组患者围手术期的各项指标及死亡的危险因素.分析早期(术后48h内)与晚期(术后48 h后)行CRRT对患者生存率的影响.结果:2组年龄、性别、体质指数(BMI)、相关病史、血常规、血肌酐、心脏超声检查、体外循环数据、术中失血量、输红细胞悬液量、术后2次开胸止血、术后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年龄(HR=1.115,P=0.01,95％CI:1.046～1.189)及血肌酐(HR=1.013,P=0.035,95％CI:1.006～1.067)是影响Stanford A型AD术后AKI行CRRT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期CRRT组患者3个月内死亡率低于晚期CRRT组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24).结论:年龄及血肌酐是影响Stanford A型AD术后AKI行CRRT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是否早期行CRRT对患者3个月内预后无影响.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是一组异质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特征为克隆性造血、血细胞减少(即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和/或血小板减少)和细胞形态学发育异常,伴TP53突变时向白血病转化风险高,预后差.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AIHA)是一组获得性、异质性疾病,由针对红细胞的自身抗体介导,导致红细胞过早破坏.MDS合并AIHA出现的较为少见,本文报道1例伴TP53突变MDS并AIHA的患者,在应用以地西他滨为主的去甲基化药物治疗2个周期后MDS完全缓解,直接Coombs试验转阴.

贫血在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中很常见，但由于缺乏证据，此类患者的红细胞输注指征仍存在争议。目前，当血红蛋白（Hb）水平低于70～80 g/L时才进行输血的策略已被广泛采用；然而，AMI患者可能受益于较高Hb水平的输血策略。近期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巴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144个医疗机构进行了一项开放标签随机试验。在该项3期介入试验中，研究者将Hb水平低于100 g/L的心肌梗死患者随机分配至限制性输血策略组（输注Hb临界值为70～80 g/L）和自由输血策略组（输注Hb临界值为100 g/L）。主要结局为随机分组后30 d内心肌梗死复发或全因病死率的复合结局。结果显示，该研究共纳入3?504例患者。限制性输血策略组输注红细胞（0.7±1.6）U，自由输血策略组输注红细胞（2.5±2.3）U。随机入组后1～3 d，限制性输血策略组患者平均Hb水平比自由输血策略组低13～16 g/L。限制性输血策略组1?749例患者中有295例（16.9%）发生主要结局事件，自由输血策略组1?755例患者中有255例（14.5%）发生主要结局事件〔采用不完整随访的多重插补建模；相对危险度（ RR）＝1.15，95%可信区间（95% CI）为0.99～1.34， P＝0.07〕。限制性输血策略组有9.9%患者死亡，自由策略组有8.3%患者死亡（ RR＝1.19，95% CI为0.96～1.47）；两组患者心肌梗死复发率分别为8.5%和7.2%（ RR＝1.19，95% CI为0.94～1.49）。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对于AMI合并贫血患者，自由输血策略并不能显著降低30 d心肌梗死复发或死亡风险，同时不能排除限制性输血策略的潜在危害，仍需更多研究来证实这一结论。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NAION)是常见的中老年急性视神经病变，以视盘水肿伴视野缺损为主要特征。目前NAION尚无标准治疗方案，治疗重点在于控制全身疾病及其他危险因素、减轻视盘水肿、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等。近年来，玻璃体腔药物注射作为新的治疗手段应用于NAION治疗，其能使药物快速到达眼内靶组织，并维持较高浓度，增加疗效的同时不引起严重的全身并发症。本文主要对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曲安奈德、促红细胞生成素等治疗NAION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究双镜联合微创手术对胸段食管癌患者肺功能及肿瘤微转移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于嘉兴市第二医院确诊为胸段食管癌并住院治疗的患者109例，根据治疗方式不同分为微创组（60例）和对照组（49例）。微创组在胸腔镜、腹腔镜辅助条件下进行手术，而对照组予以传统食管癌手术切除。比较两组患者的肺功能、红细胞免疫功能及病灶内侵袭基因表达量的差异。结果:术后3 d，两组每分钟最大通气量（MVV）、1s用力呼气容积（FEV1）、肺活量（VC）较治疗前均下降（ P<0.01），但微创组明显高于对照组[（69.90±7.07）vs （48.62±5.09），（75.12±7.93）vs（42.99±4.81），（74.57±7.30）vs（41.37±4.69）（ P<0.01）]；两组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蛋白1（TRAP1）mRNA较治疗前均下降（ P<0.01），而微创组明显高于对照组[（0.54±0.09）vs（0.42±0.06），（0.52±0.08）vs （0.41±0.06）（ P<0.01）]；两组Krüppel样因子4（KLF4）、钙粘附蛋白E（E-cad-herin）mRNA较治疗前均升高（ P<0.01），而微创组明显低于对照组[（2.87±0.30）vs（3.17±0.36），（2.92±0.32）vs（3.19±0.38）（ P<0.01）]。手术结束微创组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RBC-ICR）较手术前1 d数值均有所升高（ P<0.01），且术后1 d逐渐下降，术后3 d恢复至术前水平；手术结束微创组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RBC-C3bRR）、红细胞黏附肿瘤细胞花环率（TRR）较手术前1 d数值均下降（ P<0.01），且术后1 d逐渐升高，术后3 d恢复至术前水平；除术前1 d外，微创组其余时间点的红细胞免疫功能各项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手术结束时：（30.29±4.80）vs（34.68±5.47），（16.02±1.58）vs（12.03±1.17），（17.50±2.86）vs（12.59±2.26）；术后1 d：（29.13±4.19）vs（35.01±5.29），（20.98±2.86）vs（16.23±2.40），（22.50±2.56）vs（17.39±2.34）；术后3 d：（26.01±3.80）vs（31.50±5.01），（23.30±3.37）vs（18.02±2.79），（25.80±2.10）vs（21.19±2.60）（ P<0.01）]。 结论:在行胸段食管癌根治术患者中，应用胸腔镜联合腹腔镜对其肺功能、红细胞免疫、肿瘤微转移的影响较小，值得推广。

目的:探讨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红细胞分布宽度(RDW)、6分钟步行距离(6MWD)在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频繁急性加重表型中的临床价值。方法:前瞻性分析2016年12月至2018年11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就诊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其中，频繁急性加重表型54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非频繁急性加重表型48例。检测各组NLR、RDW、6MWD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频繁急性加重表型的NLR水平高于非频繁急性加重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NLR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643，敏感度72.92%，特异度62.26%。2组间RDW水平、6MWD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频繁急性加重表型患者NLR水平升高，对判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频繁急性加重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目的:比较深部持续冲洗联合负压封闭引流（VSD）与日常规换药治疗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5年3月至2021年12月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8例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5例，女13例；年龄15~65岁［（41.8±12.9）岁］。所有患者主干血管损伤后行血管移植手术，术后微生物培养提示创面发生耐碳青霉烯革兰阴性杆菌（CRO）或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感染，无敏感抗生素。所有患者每5 d给予手术清创，14例后续治疗采用常规换药（常规换药组），14例后续治疗采用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冲洗联合VSD组）。清创术后第1天及之后每3 d行炎症指标［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降钙素原］检测，若患者病情有变化，随时复测。每5 d留取患者标本行微生物培养。观察两组创面及感染控制情况。比较两组炎症指标降至正常时间、治疗后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换冲洗液（换药）前及换冲洗液（换药）后1，2，3 h视觉模拟评分（VAS）、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情况、吻合口瘘发生率。结果:患者均获随访12~24个月［（14.3±2.4个月）］。两组创面均无红肿、破溃及脓性分泌物，感染未复发。冲洗联合VSD组白细胞计数降至正常时间为（9.4±2.4）d，中性粒细胞为（9.6±2.8）d，CRP为（9.8±3.1）d，ESR为（12.2±3.6）d，降钙素原为（7.6±1.9）d，短于常规换药组的（15.2±3.1）d、（13.6±3.4）d、（14.2±3.9）d、（19.9±3.3）d和（12.9±4.1）d（ P均<0.01）。冲洗联合VSD组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为（13.9±3.1）d，低于常规换药组的（19.2±6.9）d（ P<0.05）。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1，2，3 h VAS为（4.2±0.7）分、（4.1±0.9）分、（4.2±0.9）分、（4.1±0.8）分，常规换药组分别为（4.3±0.6）分、（6.9±0.7）分、（5.4±0.9）分、（4.5±0.9）分。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后1，2 h VAS低于常规换药组（ P均<0.01），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3 h VAS与常规换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冲洗联合VSD组感染控制后5例（35.7%）创面需要植皮或皮瓣修复，少于常规换药组的11例（78.6%）（ P<0.01）。冲洗联合VSD组吻合口瘘发生率为7.1%（1/14），低于常规换药组的42.9%（6/14）（ P<0.05）。 结论: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时，与常规换药相比，在不依赖抗生素的情况下，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具有感染控制快、治疗过程疼痛减轻、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率低、吻合口瘘发生率低等优点。

目的:探讨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对评价托珠单抗治疗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systemic-onset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SoJIA）疗效的意义。方法:选取2016年6月至2018年10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住院的SoJIA患儿30例，其中男20例（67%），女10例（33%），诊断时年龄为0.84至13岁。使用白细胞介素-6受体拮抗剂（托珠单抗注射液）治疗，观察治疗前、用药2周后、用药6周后及用药22周后的血白细胞（WBC）、C反应蛋白（CRP）、动态红细胞沉降率（AESR）、血清白细胞介素（IL-6、IL-2R、IL-8、IL-10、IL-1β）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采用Mann-Whitney非参数检验以及卡方检验分析用药后不同时间上述细胞因子水平的差异。结果:30例患儿，用药前均有发热，其中28例患儿应用托珠单抗后体温降至正常，治疗期间未再出现发热，1例患儿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后停药，1例用药后疗效不佳停药。在用药后体温正常的28例患儿中，其关节炎及皮疹表现均有明显改善，且WBC、AESR及CRP均较用药前下降。28例SoJIA患儿，血清IL-6水平在第2周为107.50（28.03~281.50）pg/mL，与治疗前[168.50（67.40~589.25）pg/mL]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值为-1.754， P>0.05），用药6周后为64.05（19.90~130.75）pg/mL，用药22周后为24.80（3.45~95.40）pg/mL，浓度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值分别为-2.942、-3.334， P值均为<0.01）；血清IL-2R水平第2周为740.50（510.00~1 161.00）U/mL，第6周为796.50（534.00~1 008.00）U/mL，第22周为688.00（527.00~889.50）U/mL，分别与治疗前[1 322.50（812.00~1 659.00）U/mL]相比，均低于治疗前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值分别为-2.818、-3.130、-3.466， P值均<0.01）；TNF-α浓度在用药2周后为23.70（20.30~41.23）pg/ml，6周后为26.75（16.83~47.03）pg/ml，22周后为18.60（13.10~34.90）pg/ml，分别与治疗前的26.50（20.55~37.43）pg/m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值分别为0、-0.560、-1.954， P值均>0.05）；IL-8浓度在用药2周后为200.85（95.43~364.00）pg/ml，6周后为194.50（50.75~433.00）pg/ml，22周后为161.50（38.98~308.00）pg/ml，分别与治疗前的96.20（59.75~371.75）pg/m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值分别为-0.86、-0.131、-0.186， P值均>0.05）；IL-10水平在用药2周后与用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值为2.33， P>0.05），用药6周后及22周后分别与用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值分别为4.08、4.08， P值均<0.05）；IL-1β水平用药2周后、6周后及22周后分别与用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值分别为0.084、2.504、3.818， P值均>0.05）。 结论:应用托珠单抗治疗后，血清细胞因子IL-6和IL-2R水平有助于监测SoJIA病情活动及药物疗效。

目的:探讨兰州市城关区社区糖尿病前期居民患病特点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于2019年12月到2020年12月选取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6个社区内居住5年及以上的成年汉族居民进行横断面研究。收集研究对象身高、体重，并计算体重指数（BMI），收集其年龄、腰围、颈围、收缩压、红细胞、白细胞、血红蛋白（Hb）、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空腹血糖（FPG）、餐后1 h血糖（1hPG）、餐后2 h血糖（2hPG）、糖化血红蛋白（HbA 1c）等资料。根据《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将研究对象分为糖尿病前期（PreDM）［包括空腹血糖受损（IFG）、糖耐量受损（IGT）及IFG+IGT］组和正常糖耐量（NGT）组。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PreDM患者FPG、1hPG和2hPG与各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共纳入479例研究对象，其中，PreDM组348例（IGT、IFG、IGT+IFG患者分别为193、52和103例），NGT组131名。与NGT组相比，PreDM组患者的BMI、白细胞、ALT、AST、TG、HbA 1c、FPG、1hPG和2hPG等均更高（ P<0.05）。PreDM患者中，IGT、IFG、IGT+IFG分别占55.5%（193/348）、14.9%（52/348）和29.6%（103/348），IGT患者占比最高。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reDM患者FPG与BMI、TC、HbA 1c、Hb等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14、0.21、0.15、0.14，均 P<0.001）；1hPG与BMI、AST、ALT、TC、HbA 1c、Hb、红细胞、白细胞等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25、0.10、0.17、0.08、0.30、0.13、0.18和0.20，均 P<0.05）；2hPG与BMI、AST、ALT、HbA 1c、白细胞等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16、0.15、0.21、0.22和0.13，均 P<0.05）；且FPG、1hPG和2hPG均与HDL-C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12、-0.18、-0.21，均 P<0.001）。 结论:兰州市城关区PreDM人群较NGT人群在脂代谢、肝功能、血细胞水平已出现较大差异。PreDM患者中，IGT患者占比最高。

目的: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的病原菌分布特征及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对照研究，选择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在甘肃省人民医院肾病科因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收治的34例以半永久导管为通路进行MHD的病例为研究对象。分析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的病原菌分布特点；所有患者入院后积极给予抗感染治疗，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及住院期间预后情况。根据住院期间的治疗结果将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14例）和预后良好组（20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其对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34例患者中共分离出28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25株，葡萄球菌属为最多见病原菌，占总数的82.15%，金黄色葡萄球菌16株（57.15%），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6株（21.43%），表皮葡萄球菌7株（25.00%），包括耐甲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MRSE）3株（10.71%）；革兰阴性菌3株，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鲍曼不动杆菌各1株。单因素分析显示，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组发热时间比预后良好组明显延长〔d：8.50（3.75，45.00）比2.50（1.00，4.75）， P<0.01〕，血清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随机血糖（GLU）均明显高于预后良好组〔ESR（mm/1 h）：82.36±24.98比56.95±35.65，CRP（mg/L）：123.45±74.10比67.35±55.22，GLU（mmol/L）：8.74±3.66比6.42±1.95，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CRP为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020，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2～1.038， P＝0.02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CRP预测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11；最佳截断值为104.65 mg/L时，敏感度64.3%，特异度为85.0%，说明其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结论:MHD患者非住院期间发生CRBSI时，主要以革兰阳性菌感染为主；且其预后不良主要与较高的血清CRP水平有关；血清CRP水平能有效筛选MHD合并CRBSI患者预后不良的高危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