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测量血流动力学指标并建立炎症胎儿窘迫的诊断预测模型.方法 收集213例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收治的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发生胎儿窘迫分为对照组和病例组,其中对照组93例,病例组120例.分析大脑中动脉、脐动脉及子宫动脉的搏动指数(PI)、血流阻力指数(RI)、动脉收缩末期峰值/舒张末期峰值(S/D)对胎儿窘迫的预测价值,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诊断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校准曲线及临床决策曲线分析评估模型对不良围生结局的诊断效能及患者的临床获益.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例组MCA-PI、MCA-RI、MCA-S/D及脑胎盘率(CPR)均低于对照组,而UA-RI、UA-S/D、UtA-RI高于对照组.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MCA-PI、MCA-RI及CPR是预测胎儿窘迫的独立保护因素,而UA-RI和UA-S/D作为独立危险因素影响胎儿结局.基于5个独立影响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80(95％CI:0.834～0.925),模型的灵敏度为0.93,特异度为0.70,准确度为0.83,拟合度较好.结论 彩色多普勒超声测量血流动力学指标对诊断胎儿窘迫有较好的预测价值,联合指标所建立的风险预测模型对发生胎儿窘迫孕妇提前干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的 探讨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产妇出院准备度的影响因素,为临床提高出院准备度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3月至7月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和银川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住院的418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产妇一般资料问卷、产妇出院准备度量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进行调查.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产妇出院准备度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随机森林模型分析产妇出院准备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产妇出院准备度量表总分为133.00(116.00,148.00)分,家庭功能评定量表总分为129.00(119.00,137.00)分.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婚龄、住院时间、孕次、产次、分娩方式、喂养方式及参加孕妇学校或课程的产妇出院准备度量表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自身状况、疾病知识和出院后应对能力与情感反应无相关性外,产妇出院准备度量表及各维度评分与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及其余维度评分呈负相关(P＜0.01).住院时间、产次、分娩方式、喂养方式、参加孕妇学校或课程、家庭功能评定量表总分可解释出院准备度22.9％的变异.随机森林模型对各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家庭功能评定量表总分、产次、喂养方式、参加孕妇学校或课程、住院时间及分娩方式.结论 产妇出院准备度处于中上水平,在临床工作中应将家庭功能评估纳入出院准备教育中,制订适合家庭需要的提高出院准备度的方案.

目的:分析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危重孕产妇临床特点及其转归，为重症产科亚专业建设提供临床经验。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危重孕产妇的临床资料。总结孕产妇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主要原因、孕产妇死亡原因、器官支持措施等。结果:研究期间，本院产科共收治39 567例孕产妇，转入ICU 360例，平均ICU转入率0.91%；2016年起，产科收治人数、转入ICU人数及ICU转入率均明显增加。ICU收治孕产妇平均年龄（30.9±5.7）岁，平均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为7（4，10）分，平均ICU住院时间为1（1，2）d；平均呼吸机使用时间为9.0（3.0，17.5）h。ICU孕产妇最主要的分娩方式为剖宫产（占84.72%）；48例（占13.33%）行子宫切除，其中42例（占87.5%）因产后出血行子宫切除。孕产妇转入ICU的前3位病因为产后大出血〔36.94%（133/360）〕、妊娠期高血压疾病〔21.67%（78/360）〕、妊娠合并心脏病〔15.00%（54/360）〕。因产后大出血转入ICU的产妇的首位出血原因为胎盘异常〔63.98%（103/161）〕，其次为宫缩乏力〔28.57%（46/161）〕；产后24 h平均失血量为（4 019±2 327）mL，因产后大出血而切除子宫的产妇逐年减少。研究期间共有2例产妇死亡，为间接产科死亡；3例自动转出（预计死亡），其中1例为间接产科死亡，2例为直接产科死亡；ICU孕产妇病死率为1.39%（5/360）。结论:孕产妇转入ICU的主要原因为产后大出血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后大出血的首要原因为胎盘因素；间接产科死亡超过直接产科死亡，主要是妊娠合并心脏病及重症肺炎导致的死亡；ICU已成为救治危重孕产妇的重要阵地以及降低孕产妇病死率的重要保障。

目的:调查并分析婴儿安全睡眠保护策略在我国的临床实践现状与指南的差距，为进一步构建符合我国实情的婴儿安全睡眠保护策略的循证实践方案及循证转化提供依据。方法:2021年3—5月通过便利抽样法选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纳入该医院产科病房、新生儿科病房、儿童保健门诊的50名医护人员及儿童保健门诊的100名照顾者，从组织层面、医护人员层面和照顾者层面展开调查。组织层面调查该医院产科病房、新生儿科病房和儿童保健门诊，审查相关支持制度及支持文件；医护人员层面采用现场观察法；照顾者层面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自设问卷婴儿安全睡眠保护策略的行为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有15个条目的执行率为0，有6个条目的执行率为1%~50%，有6个条目的执行率为51%~99%，有4个条目执行率为100%。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照顾者婴儿安全睡眠保护策略实践状况的影响因素为其文化程度（ P<0.05），二者呈正相关（ r=0.238， P<0.05）。 结论:婴儿安全睡眠保护策略的临床实践与指南仍存在较大差距，需加强相关培训，努力缩小临床实践与指南间的差距。

目的:调查中国结直肠术后手术部位感染（SSI）的发生情况，探讨其风险因素，为我国结直肠术后SSI的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观察性研究方法，基于国家手术部位感染监测网2018—2020年开展的多中心研究，提取3年中所有接受结直肠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共纳入全国50家医院收治的2 122例结直肠手术患者，其中男性1 252例，女性870例；中位年龄为63（16）岁；中位体质指数为23（4.58）kg/m 2。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围手术期相关临床数据，排除未成年、孕妇或接受妇产科手术、接受泌尿系统手术、行腹膜后位手术和体表包块切除以及有补片等植入物的手术者。主要结局指标为结直肠术后30 d内SSI发生率，次要结局指标为术后30 d内病死率、术后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术后总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依据是否发生感染，将患者分为SSI组和非SSI组，分析结直肠术后发生SSI的危险因素，并针对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后发生SSI的危险因素进行亚组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以 M（ I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χ 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结直肠术后SSI发生率为5.6%（119/2 122）；其中浅部切口感染占39.5%（47/119）、深部切口感染占20.2%（24/119）、器官（间隙）感染占40.3%（48/119）。与非SSI组比较，SSI组患者病死率更高［2.5%（3/119）比0.1%（3/2 003），χ 2=22.400， P=0.003］，ICU住院时间更长［0（1）d比0（0）d， U=131 339， P<0.001］、术后总住院时间更长［18.5（12.8）d比9.0（6.0）d， U=167 902， P<0.001］、住院费用更多［7.5（4.9）万元比6.0（3.1）万元， U=126 189， 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合并高血压（OR=1.782，95%CI：1.173~2.709， P=0.007）、术前白蛋白<35 g/L（OR=1.680，95%CI：1.089~2.592， P=0.019）、污染或感染切口（OR=1.993，95%CI：1.076~3.689， P=0.028）、行急诊手术（OR=2.067，95%CI：1.076~3.972， P=0.029）、行开腹手术（OR=2.132，95%CI：1.396~3.255， P<0.001）以及手术时间≥3 h（OR=1.804，95%CI：1.188~2.740， P=0.006）为结直肠术后发生SSI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进行备皮（OR=0.478，95%CI：0.310~0.737， P=0.001）为SSI发生的独立保护因素。开腹手术组SSI发生率为10.2%（69/675），显著高于腹腔镜（或机器人）组（3.5%，50/1 397）（χ 2=39.816， P<0.001），对接受开腹手术患者和接受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患者分别进行亚组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污染或感染切口（OR=2.168，95%CI：1.042~4.510， P=0.038）、手术时间≥3 h（OR=2.072，95%CI：1.171~3.664， P=0.012）为接受开腹结直肠手术患者SS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进行术前机械性肠道准备（OR=0.428，95%CI：0.227~0.807， P=0.009）、备皮（OR=0.356，95%CI：0.199~0.634， P<0.001）是避免该类患者发生SSI的独立保护因素。对接受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患者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合并糖尿病（OR=2.292，95%CI：1.138~4.617， P=0.020）和合并高血压（OR=2.265，95%CI：1.234~4.159， P=0.008）是结直肠术后SS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2018—2020年结直肠手术后SSI整体发生率为5.6%，为减少结直肠术后SSI的发生，应尽量选择微创手术；术前备皮和机械性肠道准备是预防开腹手术后SSI的有效手段；围手术期应对合并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切口污染严重的患者予以关注、加强护理。

目的:调查二胎产妇产后负性情绪并对其危险因素予以分析。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二胎产妇400例，通过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对产妇产后负性情绪进行调查，并根据结果分为研究组(有负性情绪产妇)与对照组(无负性情绪产妇)，比较两组人口学特征，产科特征情况以及社会支持状况，并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400例二胎产妇中，负性情绪76例，发生率19.00%，职业、妊娠合并症、分娩陪伴、孕期增重、产前焦虑、产前抑郁、家庭月收入均可能是二胎产妇产后负性情绪的影响因素(均 P<0.05)。研究组新生儿性别不满意人数占比高于对照组，早接触早吸吮人数占比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研究组产妇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社会支持总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无职业、有妊娠合并症、无分娩陪伴、孕期增重、产前焦虑、产前抑郁、新生儿性别不满意均是二胎产妇产后负性情绪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接触早吸吮、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是二胎产妇产后负性情绪的保护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二胎产妇产后负性情绪的发生风险较高，且无职业、有妊娠合并症、无分娩陪伴、孕期增重、产前焦虑、产前抑郁、新生儿性别不满意均会增加其产后负性情绪发生风险，早接触早吸吮、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可有效降低其产后负性情绪发生风险，值得临床重点关注。

目的:探讨影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中单胚胎移植（single embryo transfer，SET）妊娠结局的因素。 方法:回顾性队列分析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妇产科生殖医学中心2013年9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行SET共2734个周期的患者资料，根据胚胎移植时机的不同，分为第3日（day 3，D3）移植组（D3组）、第4日（day 4，D4）移植组（D4组）、第5日（day 5，D5）移植组（D5组）、第6日（day 6，D6）移植组（D6组）。分析对比患者不同年龄段、不同移植时机、不同胚胎评分的SET临床妊娠情况。结果:SET周期总临床妊娠率为39.8%（1098/2734），总活产率为30.5%（842/2734）。D3组、D4组、D5组、D6组的临床妊娠率分别为33.3%（264/793）、36.4%（142/390）、52.5%（492/937）、32.6%（200/614），活产率为25.6%（203/793）、30.5%（119/390）、40.9%（383/937）、22.3%（137/614），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D3组形态学评分8-细胞I级、7-细胞I级、8-细胞II级的胚胎总临床妊娠率［41.7%（207/496）］和总活产率［32.1%（159/496）］均高于其他非优质卵裂期胚胎［19.2%（57/297）， P<0.001；14.8%（441/297）， P<0.001］；D4组发生融合（融合期及早期囊胚）的胚胎的临床妊娠率［40.4%（134/332）］和活产率［34.0%（113/332）］均高于未发生融合的胚胎［13.8%（8/58）， P<0.001；10.3%（113/332）， P=0.001］；对于发育缓慢的囊胚，将其培养至D6囊胚移植和在D5移植2期囊胚的临床妊娠率［32.6%（200/614）比30.6%（22/72）］和活产率［22.3%（137/614）比27.8%（20/72）］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选择D5优质囊胚和D4融合期以上的桑椹胚进行单胚胎移植能在获得最佳妊娠结局的同时降低多胎妊娠发生率；对于整体D5发育缓慢的胚胎，继续培养至D6完全扩张囊胚再行移植，可能是一种改善妊娠结局的策略；对于卵裂期胚胎，采用8-细胞I级、7-细胞I级和8-细胞II级的优质胚胎移植标准更能确保D3单胚胎移植的成功率，获得满意的妊娠结局。

目的:观察并初步探讨重度子痫前期（S-PE）患者合并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的影响因素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2018年7月至2020年6月于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产科确诊为S-PE的89例患者纳入研究。根据是否合并渗出性视网膜脱离，将其分为网脱组、非网脱组，分别为43、46例。患者均行直接检眼镜检查，疑似及明确视网膜脱离者行光相干断层扫描或眼B型超声检查。收集患者年龄、病程、体重指数、收缩压、舒张压以及实验室血清白蛋白水平、24 h尿蛋白定量、血小板计数（PLT）、血小板平均体积、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血清尿酸检查结果。两组患者平均年龄（ t=-1.01 ）、体重指数（ t=-1.799）、病程（ t=-1.657 ）以及初产妇和经产妇构成比（ χ2=1.41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回顾分析患者结束妊娠时间、全身并发症、胎儿结局及新生儿Apgar评分情况。组间定量资料比较行独立样本 t检验；定性资料比较行 χ2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S-PE发生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的影响因素。 结果:网脱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均高于非网脱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87、2.810， P=0.040、0.006 ）。两组患者血清白蛋白（ t=-10.404）、24 h尿蛋白定量（ t=6.401 ）、血清尿酸（ t=3.910）、PLT （ t=-6.124）、PDW （ t=2.992）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网脱组、非网脱组合并全身严重并发症分别为30 （69.77%，30/43）、14 （30.43%，14/46）例；结束妊娠平均时间分别为（34.66±3.29）、（38.25±1.62）周；新生儿出生时平均Apgar评分分别为（7.28±3.40）、（9.46±1.59）分。两组患者全身严重并发症发生率（ χ2=13.755）、结束妊娠时间（ t=-6.448 ）、新生儿出生时Apgar评分（ t=-3.824）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0、0.000、0.000）。网脱组、非网脱组胎儿窘迫、死亡分别为8 （18.60%，8/43）、7 （16.28%，7/43）例和7 （15.22%，7/46）、1 （2.17%，1/46）例。两组胎儿窘迫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82， P=0.670）；胎儿死亡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7）。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白蛋白、血清尿酸与S-PE患者发生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相关（ P<0.05 ）。 结论:血清白蛋白及血清尿酸是S-PE患者发生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的影响因素；合并渗出性视网膜脱离者容易出现不良妊娠结局。

出生缺陷是严重影响出生人口素质的因素之一。随着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及临床应用，越来越多导致出生缺陷的遗传病得以检出，出生缺陷的防控全面进入分子时代。基层妇产科医师是出生缺陷的第一道防线，但在分子遗传学基础知识及临床应用方面的短板也日益凸显。现阶段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已逐步重视上述问题，开展了面向基层妇产科医师的出生缺陷培训项目，如"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技术专业人员岗位培训""全国出生缺陷人才培训项目""全国基层产科医师培训项目"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出生缺陷防控的燃眉之急。但诸如基层妇产科医师出生缺陷知识体系建立不健全、人才储备匮乏等问题也暴露明显。本文旨在通过分析遗传学分子检测时代基层妇产科在出生缺陷防控方面的困惑与挑战，探讨全面提高分子检测时代基层医师出生缺陷防控能力的途径。

目的:探讨牵张力对三维打印组织血管管腔形成的影响。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取2020年9月—2021年5月于苏州瑞华骨科医院妇产科生产的3名健康产妇（年龄22~35岁）弃用的脐带组织，提取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取2020年9月—2022年9月于苏州瑞华骨科医院手外科行创面修复术的10例男性患者（年龄20~45岁）的废弃正常皮肤组织，提取人皮肤成纤维细胞（HSF）。鉴定2种细胞后取第4~6代细胞进行后续实验。以HUVEC、HSF为种子细胞，以聚己内酯、明胶、透明质酸、纤维蛋白原为支架材料，借助三维生物打印技术，构建三维打印血管化组织。将间距6、10 mm的聚己内酯支架及无聚己内酯支架的打印组织分别设为6 mm间距聚己内酯组、10 mm间距聚己内酯组和无聚己内酯组。培养4 d，取10 mm间距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采用细胞活力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存活情况并计算细胞存活率。培养14 d，取3组打印组织，肉眼观察组织形变情况；行免疫荧光染色，观察组织中纤丝状肌动蛋白排列，观测组织血管管腔直径、总长度与分支数。设计并打印另带有微弹簧结构的上述3组组织，培养9 d，根据力-位移曲线测量打印组织所受牵张力。以上实验样本数均为3。对数据行单因素方差分析、Tukey检验。结果:培养4 d，10 mm间距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细胞存活率为（91.3±2.2）%。培养14 d，无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形变不明显，6 mm间距聚己内酯组和10 mm间距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发生明显形变。培养14 d，无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纤丝状肌动蛋白的排列无特定方向，而6 mm间距聚己内酯组和10 mm间距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中纤丝状肌动蛋白的排列具有方向性。培养14 d，6 mm间距聚己内酯组和10 mm间距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血管管腔直径分别为（6.0±1.3）、（10.8±1.3）μm，均明显大于无聚己内酯组的0 μm（ P<0.05），10 mm间距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血管管腔直径明显大于6 mm间距聚己内酯组（ P<0.05）；6 mm间距聚己内酯组和10 mm间距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血管总长度、分支数均明显短/少于无聚己内酯组（ P<0.05），10 mm间距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血管总长度、分支数均明显短/少于6 mm间距聚己内酯组（ P<0.05）。培养9 d，6 mm间距聚己内酯组和10 mm间距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受到的牵张力分别为（2 340±59）、（4 284±538）μN，均明显大于无聚己内酯组的0 μN（ P<0.05）；10 mm间距聚己内酯组打印组织受到的牵张力明显大于6 mm间距聚己内酯组（ P<0.05）。 结论:三维打印支架结构能对打印组织施加不同大小的牵张力，可通过调控牵张力大小调控打印组织的血管管腔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