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依据本中心队列数据采用不同方法建立新生儿出生体重曲线，并与目前国内常用的协作网G曲线［采用基于偏度系数-中位数-变异系数法的广义可加模型（GAMLSS）拟合方法制定］进行比较，探讨适宜本中心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标准。方法:基于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妊娠早期胎儿结构超声筛查的前瞻性出生缺陷研究队列中的活产儿7 044例，对其中无小于胎龄儿（SGA）及大于胎龄儿（LGA）高危因素的低风险孕妇3 894例，分别采用GAMLSS法、基于低风险孕妇孕40周分娩新生儿平均出生体重和标准差采用半定制法建立本中心GAMLSS曲线（简称本中心G曲线）、本中心半定制曲线（简称本中心S曲线）。依据本中心S曲线、本中心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G额外诊断组（94例）、S及G均诊断组（77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依据本中心S曲线、协作网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464例）、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40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结果:（1）7 044例活产儿中，依据协作网G曲线、本中心G曲线及本中心S曲线诊断SGA分别为404例（5.74%，404/7 044）、774例（10.99%，774/7 044）、868例（12.32%，868/7 044）。本中心S曲线新生儿出生体重的第10百分位数值在所有胎龄均高于本中心G曲线和协作网G曲线。（2）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10.64%（10/94）、5.68%（44/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1.34%（83/6 176）； P均<0.001］；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孕妇子痫前期（PE）的发生率分别为12.77%（12/94）、9.43%（73/77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9.57%（9/94）、2.71%（21/77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24.47%（23/94）、7.24%（56/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分别为4.37%（270/6 176）、0.83%（51/6 176）、4.23%（261/6 176）； P均<0.001］。（3）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新生儿入住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5.60%（26/464）、6.93%（28/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因不确定的胎儿状态（NRFS）行紧急剖宫产术或产钳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4.96%（23/464）、12.38%（50/404）］均高于非SGA组［2.57%（159/6 176）；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PE的发生率分别为8.84%（41/464）和10.89%（44/40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4.31%（20/464）和2.48%（10/40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10.56%（49/464）和7.43%（30/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 结论:相较于协作网G曲线和本中心G曲线，依据本中心低风险活产儿出生体重，采用半定制法建立的本中心S曲线更有利于本中心SGA的筛查，有助于高危儿的识别和管理。

亲本电离辐射暴露引起的生殖突变可能通过跨代遗传诱发子代基因组不稳定、染色体畸变、性别比改变、肿瘤易感性增加等，严重者可增加后代出生缺陷的概率，大大加重遗传性疾病的负担。迄今为止，在许多物种中都能观察到电离辐射遗传效应的存在，但缺乏人类证据。本文旨在结合国内外研究，对目前辐射遗传效应人群流行病学研究进行综述，并简要探讨遗传效应在人类中不显著的原因，为国内开展辐射遗传效应评估提供参考。

目的:了解生育政策调整对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生育情况的影响。方法:资料来源于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系统，其监测对象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宁波市奉化市居住≥1年的产妇。将资料分为"独生子女"（2012年1月至2013年9月）"单独二孩"（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和"全面二孩"（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3个时期，比较不同生育政策时期产妇年龄分布的差异，分析不同生育政策时期经产妇占比的变化趋势，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育政策与不良围产结局的关联。结果:"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产妇数分别为12 557、14 097和15 509名，后一时期分别较前一时期增长12.3%和10.0%；各时期产妇年龄 M（ P25， P75）分别为27（25，30）、28（26，31）和28（26，32）岁；各时期经产妇占比分别为19.5%、35.7%和45.8%，呈上升趋势（ P< 0.001）。"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分娩量分别为12 721、14 307和15 772名。"独生子女"时期不良围产结局发生率最低（8.7%），"全面二孩"时期最高（11.1%）。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年龄因素后，与"独生子女"时期相比，"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早产［ OR （95% CI）分别为1.20（1.08~1.33）和1.08（1.02~1.13）］和出生缺陷［ OR（95% CI）分别为1.33（1.13~1.55）和1.29（1.20~1.39）］风险增加；巨大儿风险降低［ OR（95% CI）分别为0.87（0.80~0.96）和0.91（0.87~ 0.95）］，围产儿死亡风险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OR（95% CI）分别为0.78（0.53~1.15）和0.84（0.69~1.02）］。 结论:随生育政策调整，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高龄、经产妇比例增加，不良围产结局风险增加。

目的:探讨母亲围孕期被动吸烟与子代先天性心脏病（CHD）的关系。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于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陕西省开展的CHD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组为妊娠满28周至出生后7 d确诊为CHD的围产儿和妊娠<28周但经超声等检查确诊为CHD的胎儿；对照组为未发生任何出生缺陷的同时期新生儿。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母亲围孕期被动吸烟与子代发生CHD的关系，并进行亚组分析探索其稳定性。结果:共纳入2 259例调查对象，其中病例组695例，对照组1 564例。病例组中围孕期被动吸烟者占26.76 %，而对照组中仅占6.01 %。在控制了混杂因素后，围孕期被动吸烟者子代患CHD的风险是无被动吸烟者的3.32倍（ OR＝3.32，95 %CI：2.41～4.56）。该风险随着孕妇被动吸烟暴露频率的增加而增大：每周被动吸烟1～3 d的孕妇生育CHD子代的风险是无被动吸烟者的2.75倍（ OR＝2.75，95 %CI：1.62～4.66）；而每周被动吸烟超过3 d的孕妇生育CHD子代的风险是无被动吸烟者的3.62倍（ OR＝3.62，95 %CI：2.48～5.29）。亚组分析显示，母亲围孕期被动吸烟和子代CHD的关系稳定。 结论:母亲围孕期被动吸烟是子代发生CHD的危险因素。孕妇应尽可能避免二手烟的暴露，防范被动吸烟的危害。

目的:比较染色体微阵列(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和核型分析在产前超声软指标异常中的检出差异，探讨两种技术在胎儿超声软指标异常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因胎儿超声软指标异常于临沂市妇幼保健院行羊膜腔穿刺术同时行羊水细胞CMA检测和染色体核型分析的511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相关数据库对CMA结果进行分析并与染色体核型结果对比统计分析。结果:511例胎儿超声软指标异常的孕妇中，CMA共检测出53例染色体异常胎儿，检出率为10.4%。核型分析共检测出21例染色体异常胎儿，检出率为4.1%。单一超声软指标异常组检出CMA异常41例(9.7%)，核型异常17例(3.3%)。合并两项超声软指标异常组检出CMA异常9例(11.7%)，核型3例(3.9%)；多项超声软指标异常组(≥3项)检出CMA异常3例(27.3%)，核型1例(9.1%)。两种方法在总检出率上存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不同类型的超声软指标异常胎儿染色体异常检出率也不同。此外，CMA检测出17例临床意义不明的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s，CNVs)。 结论:与染色体核型分析相比，CMA可显著提高超声软指标异常胎儿染色体异常的检出率，可有效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在产前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缩宫素受体拮抗剂阿托西班在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VF/ICSI）新鲜胚胎移植周期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方法:选取自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部行IVF/ICSI治疗的2349个新鲜取卵移植周期，将符合纳入条件的患者随机分成阿托西班组（1176个周期）和对照组（1173个周期），比较两组的相关指标和妊娠结局。结果:阿托西班组的胚胎种植率［50.31%（1046/2079）］、临床妊娠率［64.37%（757/1176）］、活产率［53.17%（553/1040）］明显高于对照组［39.09%（817/2090），51.32%（602/1173），41.01%（431/105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两组的多胎妊娠率、多胎活产率、异位妊娠率及出生缺陷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阿托西班组的流产率［13.47%（102/757）］低于对照组［16.45%（99/60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阿托西班可以抑制子宫收缩，减少子宫蠕动，提高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与活产率，并不增加子代出生缺陷的风险。因此，在IVF/ICSI新鲜移植周期中应用缩宫素受体拮抗剂阿托西班可以有效改善临床结局。

高通量测序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测序成本的不断下降，使开展大规模的遗传病筛查成为可能。遗传病是出生缺陷的主要组成部分，开展对遗传病的筛查有望显著降低出生缺陷率，减轻遗传病对家庭和社会所造成的负担。本文以唐氏综合征为例，通过对相关的筛查项目的成本效益比等进行分析，对规划和开展遗传病筛查所需考虑和测算的社会经济学指标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遗传检测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携带者筛查技术在生殖领域的蓬勃开展。扩展性携带者筛查与传统的基于指南的携带者筛查相比，可以有效地识别出更多的高危夫妇。扩展性携带者筛查开展后，增加了单基因病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的转诊数量，丰富了疾病诊断类型。扩展性携带者筛查结合PGT技术，正在改变遗传风险评估的临床策略，通过准确识别生殖风险信息，合理安排生育计划，从而预防出生缺陷。

目的:评估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高分辨染色体核型分析技术在珠海市产前诊断中联合应用的临床价值。方法:对26 882例符合NIPT筛查指征孕妇进行NIPT检测，对其中205例NIPT高风险孕妇进行羊水高分辨染色体核型分析及CMA检测。结果:205例NIPT高风险确诊124例，总阳性预测值60.5%；高分辨核型分析检出传统技术易漏检的3~5 Mb左右结构异常5例；CMA检出正常核型结果中致病或可能致病性微缺失/微重复3例、单亲二体(uniparental disomy，UPD)2例，明确不确定染色体结构1例，因方法学局限性未检测出核型分析中4例倒位、5例易位、7例低比例嵌合体。结论:高分辨染色体核型制备技术较传统技术能有效提高染色体病的检出率。NIPT、CMA、高分辨染色体核型分析3种技术具有互补性，在产前诊断中联合应用，可以有效提高胎儿染色体病检出率，减少出生缺陷。

目的:通过对心脏出生缺陷（CBD）胎儿进行准确产前诊断、分级咨询后，结合胎儿CBD分级对其临床随访结果进行研究，为产前-产后一体化治疗提供数据基础。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广东省人民医院产前诊断结果为CBD的胎儿1 971例的临床资料。按照预后、出生后可能的手术时机将胎儿CBD分成Ⅰ~Ⅵ级，并提出分级标准及包含的常见疾病种类。随访孕妇经产前分级咨询后胎儿的结局，计算引产率、活产率、产前产后超声诊断符合率等指标。统计各级的疾病种类构成比、不同分级胎儿的预后及一体化治疗的结局。结果:本院产前诊断为CBD的胎儿1 971例，占行胎儿心脏超声检查总人数的16.2%（1 971/12 188），排除因其他原因引产者30例，最终纳入本研究1 941例，其中Ⅰ级196例（10.1%）、Ⅱ级433例（22.3%）、Ⅲ级615例（31.7%）、Ⅳ级261例（13.4%）、Ⅴ级388例（20.0%）、Ⅵ级48例（2.5%），Ⅱ级和Ⅲ级（手术时间为出生后1年内）共占54.0%（1 048/1 941）。部分病种的分布在不同分级中具有明显的占比优势，具有代表性。1 747例成功随访的孕妇中因胎儿CBD终止妊娠者736例，引产率为42.1%（736/1 747）；死胎1例；活产1 010例，活产率为57.8%（1 010/1 747），无死产。活产儿中975例（96.5%，975/1 010）产前与产后诊断一致，漏诊3例，误诊32例；Ⅰ~Ⅲ级（主要为严重、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活产儿产前与产后诊断符合率为98.5%（383/389）。258例胎儿已在出生后进行手术治疗，Ⅱ级和Ⅲ级的手术比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47.3， P<0.001）。随着分级水平的升高，Ⅰ~Ⅴ级（除Ⅵ级外）的活产率逐渐上升，引产率逐渐下降。经比较，Ⅰ~Ⅴ级之间引产率和活产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623.6， P<0.001）。 结论:产前诊断和产前分级咨询是CBD胎儿产前-产后一体化治疗模式中的重要环节；根据胎儿CBD分级可以细化胎儿出生后的治疗策略，指导分娩决策，并可作为产前诊断及产前咨询开展是否规范合理的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