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几年来,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发展迅速,其作为一种无探针、非电离辐射的微无创热消融技术,可将超声波聚焦于一点并产生瞬时高温以实现靶组织热变性、凝固性坏死和凋亡的治疗目的.HIFU分为经超声引导和经磁共振引导两类,其中超声引导下HIFU应用更为广泛,其在治疗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剖宫产瘢痕妊娠、产后胎盘植入性疾病和宫颈妊娠等妇产科疾病中获得了大量的循证数据和临床经验,证实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甚至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中可替代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然而,超声引导下HIFU更多应用于病情平稳者,对于危急重症的抢救常需外科手术介入,正确认识并掌握其适应证和禁忌证,是精准治疗造福患者的必要条件.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癌(EC)组织中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蛋白3(STAT3)、A解聚素和金属蛋白酶及血小板反应蛋白基序19(ADAMTS19)的表达及与病理参数和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我院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接受手术切除的EC患者82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EC组织及癌旁组织STAT3、ADAMTS19表达.采用Phi相关系数分析EC组织中STAT3、ADAMTS19表达的相关性.根据EC组织STAT3、ADAMTS19表达分为STAT3、ADAMTS19阳性/阴性表达组,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STAT3、ADAMTS19阳性/阴性表达EC患者生存曲线,并通过Cox回归分析影响EC患者预后的因素;绘制ROC曲线评价癌组织STAT3、ADAMTS19表达对EC患者死亡的预测价值.结果:与癌旁组织比较,EC组织STAT3阳性表达率升高,ADAMTS19阳性表达率降低(P＜0.05).EC组织中STAT3与ADAMTS19表达呈负相关(φ=-0.443,P＜0.001).STAT3、ADAMTS19表达与EC患者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肌层浸润深度、分化程度和淋巴结转移有关(P＜0.05).82例EC患者3年总生存率为69.51％(57/82).STAT3阳性表达组3年总生存率60.71％低于STAT3阴性表达组88.46％,AD-AMTS19阳性表达组3年总生存率88.89％高于ADAMTS19阴性表达组64.06％(P＜0.05).FIGO 分期Ⅲ期、肌层浸润深度≥ 1/2、低分化、淋巴结转移、STAT3阳性为EC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AD-AMTS 19阳性为独立保护因素(P＜0.05).癌组织STAT3、ADAMTS19表达联合预测EC患者死亡的曲线下面积为0.860,大于癌组织STAT3、ADAMTS19表达单独预测的0.758、0.750(P＜0.05).结论:EC组织STAT3高表达、ADAMTS19低表达,二者表达呈负相关,与FIGO分期、肌层浸润深度、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和预后有明显的相关性,且STAT3、ADAMTS19表达联合对EC患者预后有较高预测价值.

目的 探讨单孔腹腔镜在输卵管妊娠手术中行患侧输卵管切除术的临床应用可行性及效果优缺点.方法 选取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2017年1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并因输卵管妊娠实施行输卵管切除手术的病人共204例.单孔组,40例病人行单孔腹腔镜下患侧输卵管切除术;多孔组,164例病人行常规多孔腹腔镜下患侧输卵管切除术.比较两组病人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天数、术后住院天数、手术费用、术后排气时间、术后镇痛药使用率、术后并发症情况及切口满意度评分.结果 所有病人均顺利完成手术,未出现病人中转开腹或中转行多孔腹腔镜手术.两组病人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孔组病人术后排气时间为(17.35±6.15)h,多孔组病人术后排气时间(21.45±7.50)h,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孔组病人术后镇痛药使用率为2.50％,多孔组病人术后镇痛药使用率为14.02％,单孔组病人术后镇痛药使用率低于多孔组(P<0.05);单孔组术后腹壁切口满意度评分(4.45±0.68)分,明显高于多孔组术后腹壁切口满意度评分(3.65±0.77)分(P<0.05).结论 单孔腹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切口美观的特点,在输卵管切除术中具有可行性,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浆液性上皮内癌（SEIC）的临床特点及诊治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2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术后病理诊断为SEIC的6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结果:6例SEIC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1.5岁（范围：55~73岁），均因绝经后阴道流血初次就诊。6例患者术前均行子宫内膜活检病理检查，其中4例行宫腔镜手术、2例行分段诊刮术，均提示SEIC，其中3例合并子宫内膜息肉。6例患者均行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手术范围包括筋膜外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切除+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大网膜切除+肉眼可见病灶剔除术，其中1例术中见右侧卵巢表面、右侧髂窝表面腹膜、子宫直肠陷凹表面腹膜及直肠表面均有转移灶。术后病理检查：6例患者中，4例仅见SEIC，其中3例病灶存在于息肉内（包括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2例为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合并SEIC，且均存在子宫内膜息肉背景，其中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免疫组化法检测：6例患者p53均呈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其中3例呈强阳性表达。术后3例患者辅助铂类药物+紫杉醇方案化疗4~6个疗程。6例患者均随访，中位随访时间44个月（范围：13~94个月），其中1例患者于术后9个月出现复发，复发后持续中药治疗，目前带瘤生存；其余5例随访期内定期复查均无复发征象。结论:SEIC临床多表现为绝经后阴道流血，诊断依赖于手术病理检查，治疗方案推荐全面分期手术+术后辅助化疗。

目的:探讨围术期中医辨证施护与快速康复护理联合应用对卵巢癌术后康复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5月至2019年10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行手术治疗的卵巢癌患者92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6例。对照组予以前者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在予以常规护理的同时采取围术期中医辨证施护和快速康复护理联合干预。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情况，对比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的负性情绪、生活质量。结果:干预后，观察组首次排气与排便时间、胃肠功能恢复、开始进食、下床活动时间均早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在术后6 h、12 h、24 h、3 d、5 d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疼痛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4 w后，两组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均明显降低，观察组降低较对照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生活质量量表各维度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为卵巢癌患者提供围术期中医辨证施护联合快速康复护理干预效果明显，能有效促进患者术后康复，缓解术后疼痛，改善生活质量。

目的:调查中国结直肠术后手术部位感染（SSI）的发生情况，探讨其风险因素，为我国结直肠术后SSI的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观察性研究方法，基于国家手术部位感染监测网2018—2020年开展的多中心研究，提取3年中所有接受结直肠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共纳入全国50家医院收治的2 122例结直肠手术患者，其中男性1 252例，女性870例；中位年龄为63（16）岁；中位体质指数为23（4.58）kg/m 2。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围手术期相关临床数据，排除未成年、孕妇或接受妇产科手术、接受泌尿系统手术、行腹膜后位手术和体表包块切除以及有补片等植入物的手术者。主要结局指标为结直肠术后30 d内SSI发生率，次要结局指标为术后30 d内病死率、术后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术后总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依据是否发生感染，将患者分为SSI组和非SSI组，分析结直肠术后发生SSI的危险因素，并针对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后发生SSI的危险因素进行亚组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以 M（ I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χ 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结直肠术后SSI发生率为5.6%（119/2 122）；其中浅部切口感染占39.5%（47/119）、深部切口感染占20.2%（24/119）、器官（间隙）感染占40.3%（48/119）。与非SSI组比较，SSI组患者病死率更高［2.5%（3/119）比0.1%（3/2 003），χ 2=22.400， P=0.003］，ICU住院时间更长［0（1）d比0（0）d， U=131 339， P<0.001］、术后总住院时间更长［18.5（12.8）d比9.0（6.0）d， U=167 902， P<0.001］、住院费用更多［7.5（4.9）万元比6.0（3.1）万元， U=126 189， 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合并高血压（OR=1.782，95%CI：1.173~2.709， P=0.007）、术前白蛋白<35 g/L（OR=1.680，95%CI：1.089~2.592， P=0.019）、污染或感染切口（OR=1.993，95%CI：1.076~3.689， P=0.028）、行急诊手术（OR=2.067，95%CI：1.076~3.972， P=0.029）、行开腹手术（OR=2.132，95%CI：1.396~3.255， P<0.001）以及手术时间≥3 h（OR=1.804，95%CI：1.188~2.740， P=0.006）为结直肠术后发生SSI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进行备皮（OR=0.478，95%CI：0.310~0.737， P=0.001）为SSI发生的独立保护因素。开腹手术组SSI发生率为10.2%（69/675），显著高于腹腔镜（或机器人）组（3.5%，50/1 397）（χ 2=39.816， P<0.001），对接受开腹手术患者和接受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患者分别进行亚组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污染或感染切口（OR=2.168，95%CI：1.042~4.510， P=0.038）、手术时间≥3 h（OR=2.072，95%CI：1.171~3.664， P=0.012）为接受开腹结直肠手术患者SS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进行术前机械性肠道准备（OR=0.428，95%CI：0.227~0.807， P=0.009）、备皮（OR=0.356，95%CI：0.199~0.634， P<0.001）是避免该类患者发生SSI的独立保护因素。对接受腹腔镜（或机器人）手术患者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合并糖尿病（OR=2.292，95%CI：1.138~4.617， P=0.020）和合并高血压（OR=2.265，95%CI：1.234~4.159， P=0.008）是结直肠术后SS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2018—2020年结直肠手术后SSI整体发生率为5.6%，为减少结直肠术后SSI的发生，应尽量选择微创手术；术前备皮和机械性肠道准备是预防开腹手术后SSI的有效手段；围手术期应对合并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切口污染严重的患者予以关注、加强护理。

目的:评价双管硬膜外分段注射利多卡因镇痛对活跃期停滞枕后位或枕横位产妇的分娩结局及母儿并发症的影响。方法:选择2015年1月—2019年10月青岛市市立医院阴道试产的单胎、足月、头位的初产妇，孕周为37~42周，年龄为22~35岁，在活跃期（新产程标准：宫口开大≥6 cm）充分试产，≥2 h胎头下降延缓或停滞，经阴道检查及超声检查诊断为枕后位或枕横位。共有216例孕妇符合上述标准纳入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两组，即双管硬膜外阻滞组108例、单管硬膜外阻滞组108例，硬膜外阻滞均使用1%利多卡因进行分娩镇痛，由高年资助产士或产科医师执行新产程标准，在超声引导下指导产妇进行体位管理并适时向上推动或旋转胎头等。比较两组产妇的一般情况、非药物镇痛措施的使用情况、阴道分娩产妇的镇痛相关情况及疼痛评分、分娩相关指标、剖宫产术指征、麻醉相关指标及母儿并发症。结果:（1）一般情况：两组产妇的年龄、体重、身高、孕周、持续性枕横位与枕后位的比例、头盆评分、新生儿出生体重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非药物镇痛措施的使用情况：两组产妇的拉玛泽呼吸法、导乐分娩陪伴、经皮穴位电刺激、其他措施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3）阴道分娩产妇的镇痛相关情况及疼痛评分：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40例）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59例）产妇的第二产程时间显著缩短［（124±44）、（86±33） min， P<0.01］，镇痛30 min后［（4.4±0.5）、（0.9±0.5）分］、第二产程用力分娩时［（5.7±0.6）、（1.3±0.4）分］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显著降低（ P<0.01）。（4）分娩相关指标：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妇的自然分娩率（21.3%、49.1%）、分娩体验满意率（51.9%、98.1%）显著升高（ P<0.01），剖宫产率（63.0%、45.4%）、阴道手术助产率（15.7%、5.6%）显著降低（ P<0.05）。（5）剖宫产指征：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妇的产程延长或停滞所致的剖宫产率显著降低（38.0%、22.2%， P<0.05）；而两组的胎儿窘迫、宫内感染、社会因素所致的剖宫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6）麻醉相关指标：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妇上管给药后阻滞平面多为胸7（T7）、T8、T9~腰2（L2）、L3水平，单管硬膜外阻滞组阻滞平面多为T10、T11~骶1（S1）、S2、S3水平，改良Bromage评分均为0分。（7）母儿并发症：与单管硬膜外阻滞组比较，双管硬膜外阻滞组产后出血率（18.5%、7.4%）、会阴侧切率（20.4%、5.6%）、新生儿窒息率（12.0%、3.7%）、转新生儿ICU率（13.9%、4.6%）均显著降低（ P<0.05）；两组产妇的软产道损伤率、产褥病率及新生儿产伤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双管硬膜外分段注射利多卡因镇痛可增加活跃期停滞枕后位或枕横位产妇的自然分娩率，降低剖宫产率及阴道手术助产率，并可减少母儿并发症。

目的:探讨基于婴儿大便色卡的筛查方案在上海地区进行胆道闭锁筛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向在上海四家产科医院出生的新生儿家长发放新生儿大便色卡并宣教使用方法。新生儿回家后，家长若发现存在黄疸且大便颜色异常，可直接联系胆道闭锁筛查中心进行进一步检查。若未联系，产科医院会于新生儿42 d回访时回收色卡，并按照筛查方案向本筛查中心传报疑似病例，由筛查中心追踪至诊断或排除胆道闭锁。所有确诊胆道闭锁患儿均需经胆道造影和/或胆道探查明确诊断。以家长在42 d回访前联系胆道闭锁筛查中心并被识别或在42 d回访时被产科医院识别并传报为胆道闭锁患儿被成功筛查的标准。统计上海地区胆道闭锁发病情况，并通过计算本次筛查敏感度、特异性、手术日龄及早期手术率，分析其对胆道闭锁早期诊断及治疗的影响。结果:上海市四家胆道闭锁诊治中心数据汇总显示，本次研究期间上海地区总共出生41例胆道闭锁患儿，发病率为10.86/10万活婴(41/377 420，95% CI：7.80～17.74)。共有95例疑似患儿被筛查中心识别，11例患儿被确诊为胆道闭锁，其中9例在42 d回访前自行联系本中心；5例被漏筛。筛查项目的敏感度为11/16(68.6%)、特异性为99.93%(128 498/128 582)、阳性预测值为11.6%(11/95)、阴性预测值为99.99%(128 498/128 503)。成功筛查患儿(11例)与未进入筛查系统或漏筛患儿(29例)比较，手术日龄平均提前42.4 d(47.6±14.6 vs. 90.0±16.3， P<0.001)，早期手术率(手术日龄<60 d)显著提升(90% vs. 0)。 结论:在上海地区利用大便色卡开展胆道闭锁筛查项目是可行的，可有效提高胆道闭锁患儿早期手术率，对改善患儿预后具有积极意义，有推广价值。

目的:比较不同方式治疗Ⅲ期宫颈癌患者的不良反应和预后。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将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194例按照国际妇产科联盟2018分期为Ⅲ期宫颈癌患者(Ⅲ A期16例，Ⅲ B期23例，Ⅲ C1期136例，Ⅲ C2期19例)，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根治性放疗±化疗组(81例)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113例)，采用 χ2检验比较不良反应的差异。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和无进展生存曲线，并行Log rank检验。进一步对136例Ⅲ C1期患者进行分析不良反应和预后的差异。 结果:根治性放疗±化疗组患者更容易发生3、4级血红蛋白下降( χ2＝10.68， P＝0.004)、直肠黏膜炎( χ2＝14.41， P＝0.001)以及阴道瘘( χ2＝7.16， P＝0.012)，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更容易发生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χ2＝10.96， P＝0.002)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χ2＝8.49， P＝0.010)升高。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的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58.3%和74.5%( χ2＝5.33， P＝0.021)。在136例Ⅲ C1期患者中，根治性放疗±化疗组(34例)更容易发生直肠黏膜炎( χ2＝13.25， P＝0.003)，根治术+放疗±化疗组(102例)更容易发生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 χ2＝6.18， P＝0.046)。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分别为85.5%和86.3%( P＝0.893)，5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65.6%和77.1%( P＝0.244)。 结论:对于Ⅲ期宫颈癌患者，与根治术+放疗±化疗组相比，根治性放疗±化疗组更容易发生进展，预后较差；对于Ⅲ C1期宫颈癌患者，根治性放疗±化疗组和根治术+放疗±化疗组患者预后无明显差异。2种治疗方式可导致不同的不良反应，无明显优劣。考虑手术所带来的风险和经济负担，更推荐Ⅲ C1期宫颈癌患者行根治性放化疗。

目的:探讨绝经后无症状妇女偶尔超声检查提示子宫内膜增厚时，组织学评价的必要性，并且行超声测量的子宫内膜厚度、宫腔镜下诊断及组织病理学诊断三者的一致性评估。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就诊于太原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因绝经后偶尔超声检查提示子宫内膜增厚(≥5 mm)行宫腔镜检查，同时在宫腔镜下诊刮或宫腔镜下手术治疗的176例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结果:⑴在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妇女中，最常见的宫内病变为子宫内膜息肉90例(51.1%)，其次是正常子宫内膜57例(32.4%)。⑵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妇女宫腔镜下表现和组织病理学诊断不是完全相符，子宫内膜息肉诊断符合率为95.8%。⑶随着子宫内膜厚度的增加，子宫内膜恶性病变的风险增高，正常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息肉、平滑肌瘤、不伴不典型子宫内膜增生及标本不足的内膜厚度与子宫内膜癌患者子宫内膜厚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妇女中，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局部宫内病变，子宫内膜恶性病变的发生率相对低，所以进一步评估时不能总是依靠超声评估子宫内膜厚度，应结合临床因素及考虑恶性病变的高危因素，做出个体化的判断。结合宫腔镜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得到一个最后准确的诊断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