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和野生动物生存空间高度重叠,冲突不可避免,如何从冲突走向共存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研究评述了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概念解析、量化评估、影响因素以及实现机制四方面的进展,发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概念定义和量化评估还存在争议.大多研究认为共存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而是不可避免的冲突被控制在可容忍范围内.研究多采用容忍度、接受度、保护态度和行为等变量对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状态进行量化.野生动物相关的成本效益是影响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关键因素.经济和教育手段是实现共存的重要路径.经济手段包括补偿、保险、生态旅游、保护投资等措施,通过增加野生动物保护效益、减少保护成本可以实现共存.教育手段通过提升社区保护意识和野生动物保护效益感知、增强冲突应对能力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未来研究可以从生态和生计视角构建主客观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对人与野生动物共存进行量化;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识别影响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关键因素,总结实现共存的成功经验;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探索适用于本土的多样化共存干预措施组合.

生境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当前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然而,生境破碎化对物种多样性和活动节律影响的研究仍然不足.本研究于2018年7月至2021年7月在四川都江堰地区利用红外相机监测技术对21个破碎化森林斑块中的兽类、鸟类多样性进行调查,以期了解破碎化森林中野生动物资源状况,以及探明斑块大小、演替阶段对鸟兽多样性和优势种活动节律的影响.本研究鉴定出野生兽类和鸟类共63种,隶属10目25科,其中兽类11种,鸟类5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红腹锦鸡(Chrysolophus pictus)、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等12种,中国特有动物有藏酋猴、小麂(Munitiacus reevesi)、灰胸竹鸡(Bambusicola thoracicus)等7种.被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易危(VU)的物种仅猪獾(Arctonyx collaris)1种,近危(NT)的有藏酋猴和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2种.兽类的物种数和相对多度随斑块大小增加而增加,鸟类的物种数和相对多度与斑块大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兽类、鸟类的物种数和相对多度与森林演替阶段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鸟类的物种数和相对多度在旱季显著高于雨季,兽类的相对多度在雨季明显高于旱季,而兽类的物种数在旱季和雨季间没有显著差异.优势物种红腹锦鸡和灰胸竹鸡的日活动节律曲线高度重叠且无显著分化;两种鸡形目物种的日活动节律重叠度随斑块大小的增大而增加,随森林演替进行而降低,与人为活动干扰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明显的规避现象.结果表明,生境破碎化主要影响兽类的物种多样性和优势鸟类的日活动节律.因此,应加强运用红外相机等新技术对非保护区、非国家公园等破碎化生境内野生动物多样性的监测、研究和保护.该结果对进一步研究生境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物种共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了解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的资源现状,2012年4月、2014年5月、2015年7月及2016年5月先后对保护区进行了实地调查.通过对11条样线、1个样点的实际调查,并参考相关文献,共记录两栖爬行动物119种.其中,两栖动物47种,隶属于3目11科31属;爬行动物72种,隶属于2目16科48属.G-F指数计算结果表明,保护区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均处于较高水平.两栖动物生态类型以流水型、陆栖-静水型最为丰富,静水型、树栖型次之,陆栖-流水型、穴居型最少.保护区内两栖爬行动物区系表现出以华南区为主、华中华南区共存的分布格局;与地理距离相近的其他6个保护区的平均动物区系相似性比较结果表明,保护区与广西南部的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平均动物区系相似性最高,为密切关系;而与越南北部的Tay Yen Tu自然保护区相似性最小,为疏远关系.保护区内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西重点保护动物22种;列入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极危等级的物种12种,濒危19种,易危20种;CITES附录Ⅰ1种,附录Ⅱ20种,因此该保护区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结合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的濒危情况和保护现状,提出了合理的、具有针对性的保护建议.

野生动物的生境利用特征研究是动物生态学核心问题之一,同域分布动物对生境的利用特征及共存机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与栖息地恢复的基础.基于空间利用和生境因子选择差异研究了卧龙自然保护区同域分布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和水鹿(Rusa unicolor)的生境利用关系,探讨了同域分布野生动物在生境因子选择和空间利用的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空间利用上,大熊猫和水鹿的空间重叠系数为58.35％,其中,在原始林和次生林生境中的空间重叠系数分别为66.58％和36.64％,二者在原始林中的空间重叠较高;(2)生境因子选择上,大熊猫和水鹿对物理因子的选择有坡位、离小路距离和离水源距离3个变量有显著性差异,对生物因子的选择有乔木密度、灌木盖度、灌木密度、竹林盖度、幼竹密度、幼竹基径、幼竹高度、成竹高度和死竹密度9种变量有显著性差异;(3)大熊猫和水鹿都表现为更偏好原始林生境,但大熊猫对原始林的依赖性更强.分析同域分布动物的生境利用关系有利于深入了解不同动物对资源的空间利用特征及共存机制,可以为保护区制定珍稀野生动物保护和栖息地恢复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大型食肉动物对于稳定食物网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有重要作用.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猎杀、人类活动干扰以及病原体的传播,大型食肉动物生存正面临严重威胁,多种食肉动物地理分布范围及种群数量大幅度缩减.如何有效保护大型食肉动物物种多样性及种群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保护生物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川西高原地处我国西南山地与青藏高原东缘交界地带,属于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是世界大型食肉动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而日益增强的人类活动可能会加剧对当地动植物资源的破坏,进而威胁野生食肉动物的生存.获得准确的物种多样性信息及食肉动物食性数据有助于深入了解该地区生态系统结构及食物网关系,对研究物种共存机制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和石渠县野外采集的食肉动物粪便样品中提取DNA,利用DNA条形码进行物种鉴定,快速获得该地区食肉动物物种构成信息.38份粪便样品经鉴定来自于7种食肉动物,分别为5种大型食肉动物(狼Canis lupus、棕熊Ursus arctos、豹Panthera pardus、雪豹P.unica、狗Canis lupus familiaris)和2种中小型食肉动物(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赤狐Vulpes vulpes).进一步利用高通量测序和宏条形码技术对7种食肉动物粪便中的食物DNA进行精准食性分析,得到包含19种哺乳类、8种鸟类和1种鱼类共计28个不同的食物分子可操作分类单元(molecular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MOTU).结果 显示,狼、狗、棕熊最主要的食物来源为偶蹄目动物,其中取食频率最高的物种为家牦牛(Bos grunniens);而豹猫和赤狐食物中小型哺乳动物如啮齿目和兔形目占重要比例,其中高原松田鼠(Neodon irene)和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被取食频率最高.豹和雪豹的食物分别为偶蹄目的中华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和岩羊(Pseudois nayaur).本研究显示了粪便DNA及宏条形码技术在食肉动物多样性快速调查及高通量精确食性分析中的应用前景,并为此类研究提供了技术路线的有力借鉴.

西藏马鹿为我国特有种,曾一度被认定为野外灭绝.在其生境中有多种食性相近的野生有蹄类及家畜同域分布,探究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下西藏马鹿与这些有蹄类的食物资源种间竞争与共存关系十分必要.2013年和2014年8-9月,采用粪便显微分析法确定了桑日县西藏马鹿自然保护区西藏马鹿、白唇鹿、藏原羚、牦牛、山羊草青期食物组成,并比较分析了西藏马鹿与同域野生有蹄类、家畜之间的食物重叠和分化状况.结果 表明:西藏马鹿与其他有蹄类具有相似的可食植物种类组成,但所占食谱比例不同.西藏马鹿主要可食植物多为其他有蹄类次要可食植物,其中弱小火绒草为西藏马鹿(在动物食谱中的百分比为11.2％)与牦牛(10.2％)共同的主要食物,西藏柳为西藏马鹿(9.6％)和白唇鹿(11.4％)共同的主要食物.从科级水平来看,豆科植物为西藏马鹿(21.4％)与藏原羚(42.5％)的共同主要可食植物,莎草科植物为白唇鹿(49.2％)、牦牛(33.4％)、山羊(50.3％)的共同主要可食植物.菊科植物作为西藏马鹿(29.6％)的主要可食植物,也是白唇鹿(7.6％)、藏原羚(11.6％)、牦牛(17.3％)和山羊(14.1％)的次要可食植物.禾本科植物作为西藏马鹿(7.1％)次要可食植物,较其他4种有蹄类(白唇鹿13.6％、藏原羚12.3％、牦牛11.5％、山羊16.0％)所占比例低.西藏马鹿与其他有蹄类食物重叠度均高于0.5,与牦牛的重叠度最高(0.65).西藏马鹿食物多样性指数(1.32)、均匀度指数(0.37)和生态位宽度指数(15.79)均较高.与2007-2008年相比,西藏马鹿食物组成变化较大,豆科植物比例增大,莎草科植物比例降低,食物质量总体有所提高.西藏马鹿与家畜之间存在较高的食物资源竞争,这将进一步影响西藏马鹿的分布范围和生存空间.

物种共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资源的竞争分化,使其都有足够的资源保障生存和繁殖(Macarthur and Levins,1967;Schoener,1974).根据竞争排斥原则,生态相似的物种在资源竞争中必然存在生态位的分化(Hardin,1960).在众多的生态维度中,栖息地分化所形成的空间分布差异是同域野生动物最为常见和重要的生态位分化形式(Schoener,1974).同时,了解栖息地选择如何影响同域野生动物的空间分布是研究资源分配和竞争模式的必要前提(Rosenzweig,1981).

生态位分化使时空资源利用重叠的物种实现共存,并且生态位研究在野生动物管理、种间关系和群落结构等方面有广泛应用和深远影响.放牧作为最主要的人为干扰之一,通过资源(食物、时间、空间等)竞争改变野生动物资源利用特征,甚至影响同域分布物种的生存.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sis)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而其野生猎物种群数量会因与家畜资源竞争而减少,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华北豹种群生存.因此掌握保护区内家畜与野生动物的空间、时间利用情况,得以评估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于2018年10月-2019年5月,通过架设62台红外自动相机获取铁桥山自然保护区4种哺乳动物活动数据,采用双物种单季节模型(Two-species single season model)和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分析华北豹与猎物及其家畜在圈养、散养期的空间互作关系和活动规律,并且通过重叠系数(Coefficient of overlap)计算两物种间日活动时间重叠.结果 表明:(1)家畜放养期间,华北豹-狍,华北豹-野猪的空间回避作用均比无家畜存在时减弱,可能是时间重叠程度增大的补偿机制.华北豹-牛的空间回避作用最强.(2)华北豹-牛时空重叠程度不大,牛-狍时空重叠程度较大,牛-野猪空间上共存而时间重叠程度较小.(3)日活动节律的结果说明狍为昼行性,野猪为晨昏活动.因探测到华北豹的次数有限,故关于其的日活动节律仍待考究.研究表明,放牧将影响华北豹与猎物的时间、空间资源利用情况,并有可能导致人-豹冲突加剧.

行为的改变促进野生动物与人类共存,其中逃逸距离的改变是鸟类适应城市生境的重要机制.本研究量化城市常见鸟类麻雀Passer montanus的逃逸距离,并分析其影响因素.2019年夏季对北京城区14个公园和15个高校的1 326只麻雀的观测发现,麻雀的警戒距离为5.67m±1.13 m、惊飞距离为4.92m±1.12 m、飞逃距离为6.51 m±1.75m.麻雀的逃逸距离受到麻雀群体大小、捕食风险和生境特征的共同影响:警戒距离、惊飞距离和飞逃距离均随着危险稀释而减小;警戒距离随着生境中庇护场所的减少而增加;惊飞距离随着人类干扰的增多而减小;当生境中捕食者较多时,麻雀选择较近的飞逃距离.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逃逸距离在种内变异的了解,并可为探讨野生动物在城市生境的适应机制提供基础资料.

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态度直接影响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有效实施以及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机制.迄今,学术界鲜有从原住民认知与意愿角度探讨野生动物肇事的成果,基于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报道.根据449份有效调查问卷及深度访谈数据,论文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武夷山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多数原住民经历过野生动物肇事,其农作物及牲畜受到严重损害,野猪(Sus scrofa)为研究区域主要的肇事动物.(2)种群数量增加、食物短缺和生存空间受限是野生动物肇事的主要原因.(3)学历、经历及认可政府应对肇事的方式对原住民防范野生动物肇事意愿的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遵循生态规律、保护栖息地、提升认知与意愿、实行社区共管、建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以及引入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等对策,希望能够深化对野生动物肇事特征及机理的科学认识,为有效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推进国家公园人与野生动物和谐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