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考察不确定性容忍度(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IU)对中、低特质焦虑大学生的状态担忧、状态焦虑以及皮肤电反应的影响。方法:采用特质焦虑量表(trait anxiety inventory，TAI)和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IUS)对北京地区1 378名高校学生进行调查，筛选出中、低特质焦虑个体(TAI得分≤54分)537名，再从中筛选高IU个体(IUS得分≤58分)和低IU个体(IUS得分>58分)，按照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IU得分配对分配到不确定组( n＝28)和确定组( n＝28)中，完成改编的NPU范式任务并填写简版宾州状态担忧量表(Penn state worry questionnaire，PSWQ)、简版状态焦虑量表(brief state anxiety measurement，BSAM)，记录个体完成NPU范式任务时的皮肤电反应。使用SPSS 26.0进行两因素(分类：高IU、低IU；组别：不确定组、确定组)方差分析。 结果: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的状态担忧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55)＝0.05， P>0.05， η2＝2.16]。分类主效应显著[ F(1，55)＝24.17， P<0.05， η2＝1 143.01]，高IU个体的担忧程度显著低于低IU个体( P<0.05)，组别主效应不显著[ F(1，55)＝0.03， P>0.05， η2＝1.45]，不确定组和确定组在状态担忧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个体的状态焦虑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结果显著[ F(1，55)＝4.38， P<0.05， η2＝3.02]；简单分析结果显示，在不确定组中，高IU个体的状态焦虑显著低于低IU个体( P<0.05)；在确定组中，高、低IU个体的状态焦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个体的皮肤电反应分类与组别的交互作用结果不显著[ F(1，55)＝0.03， P>0.05， η2＝0.00]。分类主效应不显著[ F(1，55)＝0.07， P>0.05， η2＝0.00]，高、低IU个体的皮肤电活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组别主效应显著[ F(1，55)＝4.86， P<0.05， η2＝0.03]，不确定组的皮肤电活动高于确定组( P<0.05)。 结论:在中、低特质焦虑大学生群体中，IU是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状态担忧和状态焦虑程度的有效预测源。

目的:探讨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对近视眼人群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影响及其辅助诊断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可行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青岛眼科医院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屈光不正患者144例（227只眼），其中男性90例（139只眼），女性54例（88只眼）；年龄（22.8±5.6）岁。所有患者检查最佳矫正视力下的球镜和柱镜度数，并行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和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根据Pentacam参数角膜后表面高度变化值（BD）进行分组，将BD<12 μm定为对照组（59例，118只眼）；将BD≥12 μm定为高BD组（85例，109只眼），其中BD≤16 μm者为可疑组（44例，53只眼），>16 μm者为异常组（41例，56只眼）。选取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中BD、前表面曲率（ASK）、后表面曲率（PSK）、前表面散光（AAstig）、后表面散光（PAstig）、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直径（W-W）7个参数及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测系统中第1次压平时间（AT 1）、第1次压平长度（AL 1）、第1次压平速度（AV 1）、第2次压平时间（AT 2）、第2次压平长度（AL 2）、第2次压平速度（AV 2）、最大压陷时间（HCT）、最大压陷峰距（HC-PD）、最大压陷形变幅度（HC-DA）、最大压陷曲率半径（HC-R）、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综合半径、最薄点厚度/厚度变化率（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15个参数纳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Bonferroni法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利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BD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影响BD的主要因素。 结果:对照组和高BD组在年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3.311，-1.808，-2.359； P=0.071，0.072，0.121）；Pentacam测量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和异常组中，ASK、PSK、PAstig、W-W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8.492，31.547，10.773，70.167； P<0.05），AAstig、CC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2.204，1.108； P>0.05）。其中异常组[43.40（42.20，44.40）]较对照组[42.80（41.98，44.00）]ASK增大（ t=-4.292； P<0.05），可疑组[-6.50（-6.60，-6.35）]与异常组[-6.50（-6.70，-6.33）]较对照组[-6.30（-6.50，-6.20）]PSK均增大（ t=4.492，4.618； P<0.05）；可疑组[0.40（0.30，0.40）]与异常组[0.40（0.30，0.40]较对照组[0.40（0.30，0.50）] PAsting均增大（ t=2.796，2.515； P=0.016，0.036）；可疑组[11.40（11.00，11.60）]和异常组[11.10（10.90，11.30）]较对照组[11.50（11.40，11.80）]W-W减小，同时异常组较可疑组W-W也明显减小（ t=3.235，8.353，4.282； P<0.05）；Corvis ST参数在3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将每组患者BD与Pentacam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异常组以及所有患者中，BD与W-W呈低至中度负相关（ r=-0.614，-0.304，-0.396，-0.661； P<0.05），BD与其他参数相关性较低或未见明显相关性；将患者BD与Corvis ST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仅在可疑组中，BD与AV 1、HCT、HC-DA间存在低度正相关（ r=0.332，0.361，0.382； P<0.05），BD与Corvis ST其他参数在各组中未见明显相关性。以BD为因变量，选取Pentacam参数与Corvis ST参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变量W-W、ASK、PSK、HC-PD、SPA1、CCT间不存在共线性（容忍度<0.100），方程检验结果 F=37.221， P<0.001，调整 r2=0.504，拟合较好。 结论:角膜形态学参数中角膜直径、前表面曲率、后表面曲率是影响BD的主要因素，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中HC-PD和SPA1也可能对BD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的联合评估有助于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鉴别诊断。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0-117）

目的:通过心肺运动试验(CPET)观察脑卒中患者运动耐量的恢复情况，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其独立影响因素。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南京市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的脑卒中患者81例，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与CPET的检测数据合并，建立数据集。以峰值摄氧量为因变量，以年龄、Brunnstrom分期、峰值功率、峰值心率、峰值呼吸交换比、峰值呼吸储备、峰值每分通气量、每分通气量-二氧化碳排出量斜率(ΔVE/ΔVCO 2)、峰值潮气末二氧化碳分压为自变量，建立多重线性回归模型，使用SPSS25.0版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纳入Brunnstrom分期的Ⅲ期、Ⅳ期和Ⅴ期以上脑卒中患者在年龄分布上依次减小( P<0.001， F＝24.057)，而在峰值摄氧量(即运动耐量)方面依次增加( P<0.001， F＝108.691)。以"逐步法"构建的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显示，拟合的多重线性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 F＝100.228， P<0.001)；峰值功率[β＝0.041，95%CI(0.020，0.062)， P<0.001]、峰值心率[β＝0.088，95%CI(0.063，0.113)， P<0.001]、峰值每分通气量[β＝0.11，95%CI(0.054，0.165)， P<0.001]、ΔVE/ΔVCO 2[β＝-0.182，95%CI(-0.300，-0.064)， P＝0.003]四个自变量是脑卒中患者峰值摄氧量的独立影响因素。Durbin-Watson检验值为2.305，各观测值残差值相互独立；各自变量容忍度均>0.2，方差膨胀因子(VIF)均<5，可认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结论:脑卒中患者的骨骼肌做功能力、心功能、肺通气功能及心肺偶联的通气效率均是其运动耐量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 比较吸入气雾剂递送剂量均一性考察中不同抽样方案的差异.方法 汇总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简称ChP)、《European Pharmacopoeia 11.0(VolumeⅠ)》(简称EP)/《British Pharmacopoeia 2023(VolumeⅢ)》(简称BP)、《USP-NF online 2024》(简称USP)及我国进口药品注册标准(简称JX)中吸入气雾剂递送剂量均一性考察的抽样方案和判定标准.以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为例,按ChP及USP抽样方案分别测定 4 家企业(企业A,B,C,D)6 批样品的递送剂量均一性.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法进行数据模拟,并绘制工作特性曲线.结果 按ChP抽样方案,样品的递送剂量均一性均符合规定;按USP抽样方案,仅企业C有 1 批样品的平均递送剂量不符合规定(低于 70μg),且与企业D样品比较差异显著(P<0.05).ChP的工作特性曲线较其他 3 种判定标准更宽,接受区域更广;EP/BP与JX抽样方案第一阶段接受概率和总接受概率均较接近;USP与JX抽样方案在标准差较小(≤6)时几乎相同,随着标准差的增大,前者的第一阶段接受概率和总接受概率下降程度更显著,在标准差≥10 的情况下,其总接受概率<90%.结论 不同抽样方案对吸入气雾剂递送剂量均一性的接受概率存在一定差异,USP较ChP,EP/BP,JX对变异较大的产品容忍度更低.

人类和野生动物生存空间高度重叠,冲突不可避免,如何从冲突走向共存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研究评述了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概念解析、量化评估、影响因素以及实现机制四方面的进展,发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概念定义和量化评估还存在争议.大多研究认为共存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而是不可避免的冲突被控制在可容忍范围内.研究多采用容忍度、接受度、保护态度和行为等变量对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状态进行量化.野生动物相关的成本效益是影响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关键因素.经济和教育手段是实现共存的重要路径.经济手段包括补偿、保险、生态旅游、保护投资等措施,通过增加野生动物保护效益、减少保护成本可以实现共存.教育手段通过提升社区保护意识和野生动物保护效益感知、增强冲突应对能力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未来研究可以从生态和生计视角构建主客观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对人与野生动物共存进行量化;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识别影响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关键因素,总结实现共存的成功经验;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探索适用于本土的多样化共存干预措施组合.

目的:考察大学生生涯决策模糊容忍度对生涯决策困难的影响,探究生涯适应力、焦虑对二者关系的中介效应.方法:在全国19所大学收集有效数据1204份,对其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①生涯决策模糊容忍度的模糊偏好维度显著负向预测生涯决策困难,而模糊回避维度显著正向预测生涯决策困难;②生涯适应力和焦虑水平完全中介模糊偏好对生涯决策困难的预测,而部分中介模糊回避对生涯决策困难的预测.结论:个体生涯决策模糊容忍中的模糊偏好与模糊回避程度,能通过其生涯适应力与焦虑水平的中介作用,对个体生涯决策困难程度产生显著影响.

野猪对农作物的危害是当前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典型案例,分析其危害特征,掌握当地居民对野猪危害与保护管理的态度,对于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决策尤为重要.对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研究发现,野猪一年四季均危害农作物,危害高峰期在2-4月与10-12月,主要受作物收获期影响;农耕地在保护区的位置、距道路距离及距水源距离显著影响野猪对农耕地的危害,农耕地距道路(＜55 m)和水源越近(＜270 m),遭受危害程度越高.保护区的实验区和周边区域人居活动强烈,但野猪危害较其他区域严重,野猪危害农地时对水源因素较距居民点距离、距林缘距离、隐蔽因素更为敏感.70％的当地居民认为野猪危害是由于种群数量过多引起.55％的当地居民不赞同国家保护野猪的政策,62％的赞同猎杀野猪控制其种群数量增长.受访者年龄与野猪危害程度两因素显著影响居民对野猪的容忍度,50-70岁是当地社区居民的主要人群,也是态度中立及容忍度较高的人群.为有效减少野猪危害损失,调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矛盾,建议保护区管理者根据野猪危害特征,帮助当地居民建立有效防控措施和有效快速的危害评估与损失补偿机制,同时根据当地居民的态度特征,做好保护政策的宣教工作.

近年来,结核病的发生率呈增长趋势,骨关节结核约半数累及脊柱,上颈椎结核占脊柱结核的0.3%~1.0%[1-2].发生率虽低,但其部位特殊,造成该区域骨和韧带的广泛破坏,进而导致的压迫和不稳定严重威胁到延髓、脊髓,引起神经和呼吸功能障碍[3].但上颈椎漏斗结构对脊髓压迫容忍度较大,早期不易发现,出现严重神经症状时常需要手术治疗[1-2].手术治疗的目的主要是清除结核病灶,利于药物渗入,重建上颈椎稳定性,保留和恢复神经功能,预防和矫正畸形,缩短病程,降低复发率[1].目前上颈椎外科手术的诊断措施主要为病灶穿刺活检术,手术治疗方法包括各种前后路病灶清除固定术和微创手术.随着外科手术诊疗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局部抗结核药物的应用,上颈椎结核的治愈率有了明显提高[1,3].本文就上颈椎结核的外科手术诊疗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索DRGs分组付费模式下病案首页ICD编码质控问题.方法:应用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机器学习技术、自学习算法、强误差容忍度等基于人工智能算法开发的各类模型,将其应用在以诊断(编码)为主的病案首页数据之上.结果:使用技术手段辅助ICD编码的同时进行病案首页质控,人工核查与计算机智能核查保证准确性,提高病案首页书写标准化、规范化.结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方便高效地辅助医生完成病案首页录入过程.解决了病案首页ICD编码中的一大难题,实现了DRGs分组付费模式下的可行性应用.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了解国家公园内牧民对肇事野生动物的态度,为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规律、针对肇事动物制定防控措施以及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促进牧民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2014-2016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和牧民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认知.调查分析发现:11月一次年3月是祁连县野生动物肇事高峰期,狼和雪豹是捕食家畜的主要动物;狼被牧民认为是肇事最严重的动物,而实际数据表明雪豹的肇事频次却要高于狼,这与两种动物生活习性以及保护等级有关,加之牧民对雪豹肇事的容忍度更高;天峻县相比祁连县,除了狼以外其棕熊肇事频次较高,牧民认为应当大力控制狼和棕熊的种群数量,因为棕熊除了捕食家畜,更会伤害牧民和破坏房屋,威胁到牧民的生活,雪豹则需要进一步保护;牧民一般会选择使用牧羊犬和强化圈舍来防止野生动物捕食家畜;羊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牧民对狼吃食羊无法容忍,棕熊入户直接掠食伤人现象目前频次不高,但需提前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