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自噬相关基因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肺脾气虚证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 选取河南驻马店市 20 例HIV/AIDS肺脾气虚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同地区20 例健康人为对照,HIV/AIDS肺脾气虚证患者用益艾康胶囊进行干预治疗.采用基因芯片技术,检测分析两组人群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中自噬相关基因的表达.结果 HIV/AIDS肺脾气虚证组患者中DDIT4、IRS2、CXCR4 表达下调,PDPK1 表达上调,经益艾康治疗后差异基因发生转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KEGG分析发现DDIT4、CXCR4、PDPK1、IRS2 与磷脂酰肌醇 3-激酶/蛋白激酶B/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rotein kinase B/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PI3K/PKB,又称Akt/mTOR)信号通路相关.结论 HIV/AIDS肺脾气虚证人群中自噬相关基因差异表达,益艾康可能通过调节DDIT4、CXCR4、IRS2 的表达影响HIV/AIDS肺脾气虚证患者的自噬过程.

目的: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后发生低病毒血症(low level viremia，LLV)对其治疗预后的影响。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接受ART≥1年且存在LLV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LLV组)，根据性别、年龄、传播途径1∶1匹配血浆HIV-1 RNA<50拷贝/mL的患者为对照组(抑制组)。根据病毒载量将LLV组分成3个亚组，其中LLV-1亚组指HIV-1 RNA为50～200拷贝/mL，LLV-2亚组指HIV-1 RNA为201～400拷贝/mL，LLV-3亚组指HIV-1 RNA为401～1 000拷贝/mL。分析LLV对后续3年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统计学分析采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LLV组共纳入137例患者，其中男111例，女26例，年龄为(39.5±13.5)岁。同时抑制组纳入137例患者。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为93、25和19例。LLV组和抑制组ART前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与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3年，LLV组累计发生病毒学失败患者比例[7.3%(10/137)]高于抑制组[1.5%(2/1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78， P＝0.018)；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有8例(8.6%)、2例(8.0%)和0例发生病毒学失败，各亚组病毒学失败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LV组和抑制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LV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均低于抑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183、-2.094、-2.312，均 P<0.05)。LLV-1、LLV-2和LLV-3亚组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在随访1、2、3年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超过1年存在LLV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更易发生病毒学失败，且免疫功能恢复减慢，提示需对其尽早给予干预。

目的:探讨成都市单采血小板无偿献血者的人口学特征及血液检验不合格情况。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成都市血液中心参加单采血小板捐献的44 508例无偿献血者为研究对象。本组献血者共计捐献112 836人次单采血小板；其年龄为18～60岁；男性献血者为31 260例，女性为13 248例。对本中心血站管理信息系统的献血者人口统计学资料及血液检验结果，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其中，献血者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单采血小板捐献次数、文化程度、职业；血液检验项目包括丙氨酸氨基转氨酶(ALT)、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梅毒螺旋体(TP)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不同人口学特征献血者的血液检验不合格率比较，采用 χ2检验。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于献血前与所有献血者签署《献血者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本组44 508例单采血小板无偿献血者的血液检验总不合格率为4.96%(2 206/44 508)。不同性别、年龄、单采血小板捐献次数、文化程度及职业献血者的血液检验不合格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2.648、108.012、390.095、168.835、122.255， P<0.001、0.001、0.001、0.001、0.001)。②男性献血者的ALT检验不合格率显著高于女性，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12%(351/31 260)比0.17%(23/13 248)， χ2＝100.618， P<0.001]。不同年龄段献血者中，18～25岁献血者的ALT、HBV、HCV、HIV检验不合格率最高，36～45岁者献血者TP检验不合格率最高，不合格率分别为1.01%(138/13 688)、1.85%(253/13 688)、1.63%(223/13 688)、0.64%(87/13 688)、1.79%(141/7 898)，并且不同年龄段献血者的上述检验不合格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2.287、51.130、51.591、32.236、41.021， P<0.001、0.001、0.001、0.001、0.001)。初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的HBV、HCV、TP、HIV不合格率分别为1.57%(537/34 264)、1.27%(435/34 264)、1.41%(484/34 264)、0.44%(151/34 264)，均显著高于献血次数≥2次者，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7.742、26.792、56.858、13.501， P<0.001、0.001、0.001、0.001)。不同文化程度献血者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献血者的ALT、HBV、HCV、TP检验不合格率最高，分别为1.14%(112/9 792)、2.31%(226/9 792)、1.39%(137/9 792)、2.03%(199/ 9 792)，并且不同文化程度献血者的上述不合格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6.409、80.894、11.244、80.429， P<0.001、0.001、0.001、0.001)。不同职业献血者中，其他职业献血者的ALT检验不合格率最高，农民职业献血者的HBV、TP检验不合格率最高，不合格率分别为1.19%(186/15 529)、2.01%(106/5 266)、2.15%(113/5 266)，并且不同职业献血者的上述不合格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0.489、36.368、92.329， P<0.001、0.001、0.001)。 结论:2015-2019年成都市单采血小板献血者中，男性、18～25岁、初次参加单采血小板献血、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及其他职业献血者的单采血小板血液检验不合格率较高。采供血机构工作人员在进行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宣传及招募过程中，应注意提高不同人群对传染性疾病的认识和防治意识，并且加强对血液检验不合格高风险人群的献血前指导及献血时征询，从而提高无偿献血血液检验合格率。

目的:调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合并结核菌(TB)感染患者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IRIS)发生情况，并分析Th17/Treg细胞因子、CD4 +T淋巴细胞水平与IRIS的关系。 方法:选择2020年6月至2022年6月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收治的HIV合并TB感染患者，按照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后是否发生IRIS分为IRIS组(31例)和非IRIS组(93例)，比较两组人口学资料、临床资料、实验室指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IV合并TB感染患者发生IRIS的影响因素。结果:两组患者人口学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IRIS组和非IRIS组机会性感染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194， P<0.05)。IRIS组HIV RNA、IL-17、IL-23水平高于非IRIS组(均 P<0.05)，γ干扰素(IFN-γ)、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水平、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非IRIS组(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IL-17( OR：1.266，95% CI：1.095~1.464)、IL-23( OR：1.384，95% CI：1.120~1.710)、TGF-β( OR：0.589，95% CI：0.436~0.797)是HIV合并TB感染患者发生IRIS的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对于高IL-17水平、高IL-23水平和低TGF-β水平的HIV合并TB感染患者应尽早进行临床防控，警惕IRIS的出现。

目的:调查云南省4个艾滋病主要流行地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HIV-1)毒株 gag基因序列的变异特征。 方法:利用完全随机抽样法抽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云南省昆明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临沧市抗病毒治疗定点机构进行随访治疗的480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收集其流行病学信息，采集血浆标本后送至云南省传染病医院进行分析，采用巢式聚合酶链反应扩增HIV-1 gag基因，并进行基因分型，采用MEGA 6.06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采用VESPA在线分析工具分析特征性氨基酸，采用Distance程序计算 gag，以及gag蛋白不同区段的基质蛋白p17、衣壳蛋白p24、核衣壳蛋白p7及p6蛋白的基因距离。采用SNAP程序分析同义突变频率与非同义突变频率比值(Ks/Ka值)。多组间统计学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结果:404例患者成功获得 gag基因序列，其中以男性居多(250例，61.9%)，年龄为40~59岁者占59.7%(241/404)，传播途径主要为异性性传播(61.4%, 248/404)。主要流行的HIV-1亚型依次为流行重组型(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 CRF)08_BC 155例(38.4%)，CRF01_AE 74例(18.3%)，独特重组型(unique rebombinant form，URF)52例(12.9%)、CRF07_BC 39例(9.7%)，C亚型34例(8.4%)，其他亚型28例(6.9%)，B亚型22例(5.4%)。构建系统进化树发现，CRF08_BC亚型形成了2个主要传播簇，2个传播簇间共有8个位点的特征性氨基酸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第79、93、121、122、151、363、395和396位点。CRF01_AE、CRF07_BC和CRF08_BC的 gag基因距离分别为0.090±0.004、0.088±0.004和0.078±0.0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18.33， P<0.001)。3种主要亚型中， gag区段的Ks/Ka值分别为4.003±1.309、4.141±0.860和4.514±1.2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35， P<0.001)；p17区段的Ks/Ka值分别为2.590±0.186、2.831±0.496和2.936±0.4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59， P<0.001)；p24区段的Ks/Ka值分别为12.579±1.116、10.185±0.494和8.522±0.5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61， P<0.001)；p7区段的Ks/Ka值分别为10.850±0.711、9.717±0.932和8.522±0.02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24， P<0.001)；p6区段的Ks/Ka值分别为3.122±0.134、3.040±1.498和4.841±0.3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68， P<0.001)。 结论:云南省4个地区中主要流行的亚型为CRF08_BC亚型，CRF08_BC的不同传播簇形成了不同的氨基酸组成模式，不同亚型 gag基因不同区段的变异程度不同，应加强对HIV变异毒株的监测，控制其流行蔓延。

目的:了解引起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免疫球蛋白M（IgM）抗体检测结果假阳性的干扰因素，探讨相应的解决方案。方法:2020年1月22日至2月15日就诊于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不同病原体感染及相关慢性疾病患者血清样本共71份，采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71例患者血清中2019-nCoV IgM抗体，其中包括6例2019-nCoV肺炎确诊患者，5例A型流感病毒IgM阳性患者，5例B型流感病毒IgM阳性患者，5例肺炎支原体IgM阳性患者，5例嗜肺军团菌IgM阳性患者和29例类风湿因子IgM阳性患者，5例高血压患者，5例糖尿病患者，6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患者；然后对2019-nCoV IgM抗体阳性结果进行分析，探讨造成检测结果假阳性的可能因素；再采用尿素解离试验对阳性结果的血清进行解离，以尿素最佳解离浓度进行解离后重新测定2019-nCoV IgM抗体。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6例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和18例中高水平类风湿因子IgM阳性患者血清中2019-nCoVIgM抗体检测为阳性，其余47例受检者血清均为阴性。胶体金免疫层析法的尿素解离浓度为6 mol/L时，上述18例中高水平类风湿因子IgM阳性患者的17例的2019-nCoVIgM抗体检测为阴性，6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血清检测仍为阳性。酶联免疫吸附法的尿素解离浓度为4 mol/L，解离时间为10 min，且亲和指数<0.46设定为阴性时，15例类风湿因子IgM阳性血清的2019-nCoVIgM抗体检测为阴性，6例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血清检测仍为阳性。结论:中高水平IgM型类风湿因子易造成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清2019-nCoVIgM结果的假阳性，针对检测结果阳性的样本进行尿素解离将有利于降低假阳性的发生概率。

目的:比较HIV-1抗体血液与尿液快速检测试剂在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中的检测性能，探讨北京市艾滋病防控的适宜技术。方法: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门诊招募MSM，使用Alere Determine HIV-1/2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2型抗体诊断试剂盒(胶体硒法，A试剂盒)、万泰生物HIV-1尿液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B试剂盒)和上海英旻泰公司(IMT)HIV-1/2免疫印迹试剂盒(Western blot，WB法，C试剂盒)分别进行检测。统计分析HIV-1抗体血液与尿液快速检测试剂在MSM中的敏感性、特异性，比较与WB检测结果的一致率。结果:874例MSM中HIV抗体阳性447例(51.14%)，阴性427例。A试剂盒漏检1例阳性病例，B试剂盒漏检23例阳性病例，A试剂盒的检出率高于B试剂盒。以C试剂盒为参照，A和B试剂盒的检测敏感性分别为99.78%和94.85%，特异性均为100%，总体符合率分别为99.89%( Kappa＝0.998)、97.37%( Kappa＝0.947)。 结论:尿液快速检测试剂敏感性不如血液，但是采样方便、安全性高、可及性强，更适合自我检测，建议在MSM中推广尿液快速检测用于HIV-1抗体筛查检测。

目的:比较4种HIV抗体确证试剂盒的检测性能，为临床使用试剂提供参考。方法:使用2种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 WB)试剂、2种重组/线性免疫印迹法(recombinant immunoblot assay/line immune assay，RIBA/LIA)试剂平行检测185份样本，采用McNermar检验分析试剂检测结果与HIV感染状态的一致性，以最常用MP公司的WB试剂检测结果为参照进行优势比( OR)计算。 结果:4种试剂检测结果与HIV感染结果一致率为83.24%～92.43%， Kappa值为0.558～0.831。英旻泰公司的WB试剂检测57份HIV未感染样本的 OR值为0.932(95% CI：0.446～1.946， P＝0.851)，RIBA试剂的 OR值为2.348(95% CI：1.069～5.158， P＝0.034)，LIA试剂的 OR值为23.064(95% CI：5.125～103.789， P<0.001)；LIA试剂检测128份HIV感染样本的 OR值为0.153(95% CI：0.034～0.700， P＝0.016)。对95份HIV抗体筛查阳性样本检测，LIA试剂有反应的比例最低，与其他3种试剂有反应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其他3种试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出现非特异反应时条带数均≤4条，显色较浅的条带比例占52.1%(37/71)，出现条带主要为gp160(81.3%)、p24(71.9%)和p17(28.1%)。 结论:两种WB试剂检测结果无显著性差异，RIBA/LIA试剂可减少不确定结果的产生，但LIA试剂对于弱反应性样本存在假阴性风险。

目的:了解2016年至2019年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州")境内新报告缅甸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合并感染者的HIV和HCV基因亚型分布特征。方法:通过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德宏州境内新报告缅甸籍HIV/HCV合并感染者共1 289例，选取血浆样本留存量≥200 μL的996例患者进行HIV和HCV基因亚型检测。采用巢式聚合酶链反应分别扩增HIV pol基因区、HCV核心蛋白结合包膜蛋白(core protein-binding envelope protein， CE1)基因区和非结构蛋白5B(non-structural protein 5B， NS5 B)基因区，通过MEGA 7.0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明确基因分型。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采用趋势 χ2检验分析HIV和HCV基因亚型逐年变化趋势。 结果:996例HIV/HCV合并感染者中，554例(55.6%)成功扩增HIV和HCV基因片段并明确分型。HIV和HCV基因分型呈多样化。HIV基因亚型以C型和BC重组亚型为主，分别占40.3%(223/554)和33.6%(186/554)；其次为B型、流行重组型(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CRF)01_AE型，分别占6.5%(36/554)和3.6%(20/554)。HCV基因亚型以3b型为主，占31.2%(173/554)；其次为6u、1a、6n、3a、6xg型，分别占19.5%(108/554)、17.5%(97/554)、11.4%(63/554)、8.7%(48/554)、6.3%(35/554)。2016年至2019年HIV C型的构成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χ趋势2＝7.23， P<0.001)，BC重组亚型呈上升趋势( χ趋势2＝5.97， P<0.001)。2019年BC重组亚型构成比为54.9%(101/184)，高于C型的21.7%(40/184)。2016年至2019年HCV 3b型、6u型、1a型的构成比无明显变化趋势( χ趋势2＝1.43、1.79、0.39， P＝0.152、0.074、0.695)。不同民族患者的HIV基因亚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2.06， P＝0.037)。 结论:德宏州境内缅甸籍HIV/HCV合并感染者的HIV和HCV基因亚型种类复杂多样。其中，HIV BC重组亚型成为优势传播毒株的趋势显著，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境内缅甸籍人群中HCV和HIV基因亚型流行特征的监测。

目的:了解重庆市2014年至2018年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耐药突变情况。方法:收集2014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进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以上的HIV-1感染者880例，采集其血浆标本，使用一步法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巢式PCR扩增HIV-1 pol基因区的蛋白酶及反转录酶区，获得的扩增序列与耐药数据库对比进行HIV-1基因型耐药分析。采用病毒基因分型工具软件分析HIV-1亚型分布。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880例患者中，血浆HIV-1病毒载量为(4.12±0.63) lg拷贝/mL；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251±124)/μL；抗病毒治疗中位时间为26个月。亚型分析中，重组型(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 CRF)01-AE亚型在HIV-1亚型中占比最大，为38.9%(342/880)，CRF07-BC亚型占28.5%(251/880)，B＋C亚型占16.2%(143/880)。其中534例患者存在耐药突变，总耐药率为60.7%。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RTI)、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NRTI)和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 PI)的耐药率分别为51.0%(449/880)、58.6%(516/880)和1.7%(15/880)。对拉米夫定、恩曲他滨、依非韦仑和奈韦拉平的耐药较为严重，中高度耐药率分别为46.8%(412/880)、46.8%(412/880)、51.3%(451/880)和53.6%(472/880)；而对齐多夫定(6.0%，53/880)、依曲韦林(9.0%，79/880)和PI类药物的耐药情况尚不严重。NRTI最常见的耐药突变位点为M184IV(47.3%)、K65R(22.2%)和K70RE(12.6%)；NNRTI为K103NS (25.1%)、V106A(19.7%)和V179DE(14.4%)；PI为L10FIV(7.4%)和A71IVT(6.5%)。CRF01-AE亚型的耐药率为69.3%(237/342)高于CRF07-BC亚型的49.8%(125/251)和B＋C型的51.0%(73/14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2.6、14.6，均 P<0.05)。 结论:重庆市HIV-1感染者经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后，耐药发生率高，以对NNRTI类药物耐药最为多见，其次为NRTI，PI较少耐药。耐药是HIV-1感染者病毒学突破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