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也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起的慢性传染病，目前仍位居全球最重要的三大公共卫生问题之首。抗病毒治疗能够有效地抑制病毒复制，达到降低HIV相关的发病率、死亡率的治疗目标。然而，部分患者在标准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不能实现病毒学抑制（virological suppression，VS），发生低病毒血症（low-level viremia，LLV）。目前国内外一些临床研究发现，该人群发生病毒传播、病毒学失败（virological failure，VF）、免疫活化等的风险增加。LLV作为一个新出现的临床问题逐渐受到关注。本文对LLV的流行病学概况、危险因素、及其危害展开简要陈述，有助于临床医生更全面了解LLV，以期提高LLV患者的预后。

戊型肝炎病毒（HEV）是全球急性肝炎的主要病因之一，HEV感染是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戊型肝炎临床表现形式多样，大部分戊型肝炎为急性普通型自限性肝炎，临床症状轻微，但在罹患基础性肝病或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中，可发生重症化及慢性化，表现为暴发性肝炎乃至肝衰竭，不同慢性肝病背景基础上的HEV感染致肝衰竭（慢加急性肝衰竭）是值得关注的HEV感染重症化的临床表型。此外，HEV感染可呈现多系统多器官受累的肝外临床表现，主要包括格林-巴利综合征等神经系统疾病、膜性/膜性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等肾脏疾病、冷球蛋白血症及血小板减少症为代表的血液病等。迄今国内外尚无批准专门用于治疗戊型肝炎的抗病毒药物，鉴于多数急性戊型肝炎可自发清除，临床上无需特殊治疗，但针对重症或慢性戊型肝炎患者，利巴韦林（RBV）单药治疗或联合聚乙二醇干扰素-α治疗，取得一定的抗病毒疗效，亦有小分子化合物联合RBV抗HEV治疗尝试，但高等级循证医学证据尚显不足。研发新的高效抗HEV药物是亟待解决的临床课题；HEV感染重症化及慢性化的临床表型、预警、机制、干预及转归有待进一步研究明确。

患者女，57岁。因左眼无痛性视力下降1周，于2019年11月11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眼科就诊。患者近1年来有反复肺部感染和贫血，曾于外院诊断为"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并接受抗感染及输血治疗，但是情况无明显好转。2005年行胆道结石取出手术。否认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病史。否认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及其他药物史。否认家族史和遗传病史。眼部检查：右眼视力0.6，矫正视力1.0；左眼视力眼前手动，无法矫正。右眼、左眼眼压均为16 mm Hg(1 mm Hg=0.133 kPa）。双眼结膜无充血，角膜透明；左眼可见尘状及色素性角膜后沉着物，丁达尔征（+），前房细胞（++）；双眼晶状体皮质轻度混浊。眼底检查：左眼玻璃体中度混浊、细胞（+），视盘颜色偏淡；后极部及鼻侧视网膜呈灰白色，血管管径细，动脉闭塞，视网膜下方及颞侧可见颗粒状坏死灶，累及黄斑区（ 图1A）。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检查，左眼视网膜动静脉充盈时间延迟，视盘下方大片视网膜荧光着染，后期轻微荧光素渗漏，视盘鼻侧视网膜弥漫性透见荧光夹杂弱荧光斑点；晚期部分视网膜血管及微血管荧光素渗漏，累及黄斑（ 图1B）。右眼眼底及FFA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胸部CT检查提示前上纵膈占位，性质待定（ 图2）。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67 g/L（正常值：110~150 g/L），红细胞计数2.22×10 12个/L（正常值：3.5~5.0×10 12个/L），血清铁蛋白1 413 ng/ml（正常值：80~400 μg/L）。免疫学检查：B细胞缺乏、低丙种球蛋白血症、低CD4 T细胞计数和低CD4/CD8 T细胞计数比率。前房穿刺抽取房水行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巨细胞病毒（CMV）含量35.8拷贝/ml。诊断：左眼CMV性视网膜炎（CMVR）。给予玻璃体腔注射更昔洛韦2 mg，2次/周，连续1个月；全身静脉注射更昔洛韦250 mg，2次/d；局部使用1%醋酸泼尼松龙滴眼液和0.5%托吡卡胺滴眼液滴眼。

目的: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后发生低病毒血症(low level viremia，LLV)对其治疗预后的影响。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接受ART≥1年且存在LLV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LLV组)，根据性别、年龄、传播途径1∶1匹配血浆HIV-1 RNA<50拷贝/mL的患者为对照组(抑制组)。根据病毒载量将LLV组分成3个亚组，其中LLV-1亚组指HIV-1 RNA为50～200拷贝/mL，LLV-2亚组指HIV-1 RNA为201～400拷贝/mL，LLV-3亚组指HIV-1 RNA为401～1 000拷贝/mL。分析LLV对后续3年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统计学分析采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LLV组共纳入137例患者，其中男111例，女26例，年龄为(39.5±13.5)岁。同时抑制组纳入137例患者。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为93、25和19例。LLV组和抑制组ART前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与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3年，LLV组累计发生病毒学失败患者比例[7.3%(10/137)]高于抑制组[1.5%(2/1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78， P＝0.018)；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有8例(8.6%)、2例(8.0%)和0例发生病毒学失败，各亚组病毒学失败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LV组和抑制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LV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均低于抑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183、-2.094、-2.312，均 P<0.05)。LLV-1、LLV-2和LLV-3亚组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在随访1、2、3年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超过1年存在LLV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更易发生病毒学失败，且免疫功能恢复减慢，提示需对其尽早给予干预。

目的:探讨UC同时合并巨细胞病毒(CMV)和EB病毒血症患者的危险因素、临床表现、内镜下特征和抗病毒治疗转归。方法:纳入2014年4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东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UC患者320例，根据感染病原体不同分为4组：同时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组(35例)、单一合并CMV血症组(33例)、单一合并EB病毒血症组(52例)、未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组(200例)。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特征和抗病毒治疗情况，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UC同时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的危险因素。统计学方法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同时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组UC患者年龄>60岁比例、发病前3个月内糖皮质激素使用率、糖皮质激素治疗无效率均高于未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组[42.86%(15/35)比14.00%(28/200)、51.43%(18/35)比24.50%(49/200)、22.86%(8/35)比1.00%(2/2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7.062、10.598、29.769， P均<0.01)，而性别构成和发病前3个月内5-氨基水杨酸、硫唑嘌呤、英夫利西单克隆抗体使用率与未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同时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组发热、腹痛、便血、体质量下降、疾病活动为重度、病变累及全结肠、血清白蛋白水平<30 g/L和血红蛋白水平<100 g/L的患者比例均高于未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组[54.29%(19/35)比13.50%(27/200)、91.43%(32/35)比43.00%(86/200)、94.29%(33/35)比44.00%(88/200)、28.57%(10/35)比13.50%(27/200)、94.29%(33/35)比38.00%(76/200)、91.43%(32/35)比65.00%(130/200)、71.43%(25/35)比18.00%(36/200)、48.57%(17/35)比18.50%(37/2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1.475、27.945、32.930、5.100、40.194，Fisher确切概率法， χ2＝44.242、15.220， P均<0.01)，而临床分型、病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同时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组UC患者内镜下深大溃疡、不规则溃疡、纵行溃疡发生率均高于未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组[45.71%(16/35)比1.50%(3/200)、42.86%(15/35)比3.50%(7/200)、8.57%(3/35)比1.00%(2/200)]，深大溃疡、不规则溃疡发生率均高于单一合并EB病毒血症组[45.71%(16/35)比15.38%(8/52)、42.86%(15/35)比11.54%(6/5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72.521、49.837，Fisher确切概率法， χ2＝9.663、11.206， P均<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疾病活动为重度、血清白蛋白水平<30 g/L、内镜下深大溃疡和不规则溃疡是UC同时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的危险因素( OR＝48.519、44.352、53.432、39.989，95% CI 9.057～587.669、4.499～437.245、3.302～864.670、3.418～467.910， P均<0.05)。同时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组抗病毒治疗3周后好转率低于单一合并CMV血症组和单一合并EB病毒血症组[73.53%(25/34)比96.88%(31/32)和95.65%(44/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989、6.310， P＝0.008、0.012)。 结论:疾病活动为重度、血清白蛋白水平<30 g/L、内镜下存在深大溃疡和不规则溃疡的UC患者易同时合并CMV和EB病毒血症，且治疗反应差，应加强UC患者CMV、EB病毒感染的筛查。

目的:比较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systemic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sJIA）与幼年系统性红斑狼疮（juvenile onset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SLE）并发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drome,MAS）临床特点的异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23年1月河北省儿童医院肾脏免疫科收治的48例MAS患儿的病例资料，分为sJIA-MAS组及JSLE-MAS组，比较2组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及治疗情况。结果:48例MAS患儿，男14例，女34例，发病年龄9.5（3.0，11.8）岁。sJIA-MAS 28例，男11例，女17例；JSLE-MAS 20例，男3例，女17例。48例MAS患儿均有发热和高铁蛋白血症，sJIA-MAS多为稽留热或弛张热。sJIA-MAS[15例（53.6%）]最常见的触发因素是呼吸道感染，JSLE-MAS[13例（65.0%）]最常见的触发因素是疾病活动。EB病毒与巨细胞病毒感染[sJIA 7例（25%），JSLE 4例（20%）]也是触发MAS因素之一。相比JSLE-MAS，sJIA-MAS发热天数[15.0（12.0，21.0）d比6.0（4.0，9.5）d， Z=-3.812， P=0.001]与住院天数[29.0（26.3，39.8）d比26.0（19.3，30.8）d， Z=-1.958， P=0.049]更长。相比JSLE-MAS，sJIA-MAS丙氨酸氨基转移酶[（685.32±561.67）U/L比（139.61±124.44）U/L， t=4.973， P=0.001]、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784.00（235.25，1 251.25）U/L比189.50（53.25,374.08）U/L， Z=-3.283， P=0.001]、CRP[11.48（3.56，28.89）mg/L比1.91（0.53,8.98）mg/L， Z =-3.200， P=0.001]、铁蛋白[32 167.0（12 384.8，65 963.8）μg/L比2 003.5（922.5，11 430.0）μg/L， Z =-4.130， P=0.001]、铁蛋白 max/ESR min[1 353.35（355.75，4 342.53）比91.92（34.94，291.53）， Z =-4.120， P=0.001]更高，CRP下降的幅度[80.04（45.64，143.71）mg/L比10.20（6.27，25.64）mg/L， Z=-4.433， P=0.001]更大。相比sJIA-MAS，JSLE-MAS外周血白细胞计数[4.05（2.90，7.73）×10 9/L比1.56（1.15，3.47）×10 9/L， Z=-3.577， P=0.001]、血小板计数[（162.68±92.19）×10 9/L比（110.10±72.99）×10 9/L， t=2.118， P=0.040]更低，JSLE-MAS肾脏受累更常见[10例（50%）比0例(0%)， χ 2=17.684， P=0.001]。符合噬血细胞综合征标准的sJIA-MAS与JSLE-MAS 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例（21.4%）比5例（25.0%）, χ 2=0.084， P=0.772]。 结论:sJIA-MAS与JSLE-MAS相比，sJIA-MAS病情更凶险，不易控制；而JSLE-MAS脏器损害较多，血液系统、肾脏受累更常见。

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是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其特征是反复动脉、静脉或微血管血栓形成、病态妊娠或持续的抗磷脂抗体（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aPL）阳性。目前针对APS的研究和试验，应用的分类标准多为2006年于悉尼（Sydney）修订的札幌（Sapporo）标准，但其并未纳入基于证据的对分类标准的定义（如aPL阳性、微血管疾病或病态妊娠），导致研究包含了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异质性"aPL阳性"患者群体。基于此，为开发新的高特异性APS分类标准，EULAR和ACR采用分级聚类、加权和风险分层等多种方法制定出了新的APS分类标准，并于2023年8月在 Arthritis Rheumatol上发布。新的分类标准如图1所示，与2006年悉尼分类标准相比，除了明确各临床标准的定义，一个重要更新是确定了血栓事件的危险分层：（1）静脉血栓栓塞高危分层（≥1个主要危险因素或≥2个次要危险因素）：①主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恶性肿瘤：未接受治疗/根治性治疗，正在进行根治性治疗包括激素治疗，或在血栓发生时尽管已接受根治性治疗，但仍有复发/进展。b：住院：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因急性疾病入院，并被限制卧床（仅允许如厕）至少3 d。c：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d：重大创伤：血栓发生前1个月内出现骨折或脊髓损伤。②次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系统性自身免疫病或活动性炎症性肠病：根据当前指导建议评估疾病活动度。b：急性/活动性严重感染：根据相关指南，如脓毒症、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c：中央静脉置管：在同一血管床。d：激素替代治疗、含雌激素口服避孕药或正在进行体外受精。e：长途旅行：≥8 h。f：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g：怀孕或产后：分娩后6周内。h：长期制动：如与活动能力降低相关的腿部损伤或在医院外卧床至少3 d。i：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2）心血管疾病高危分层（≥1个高危因素或≥3个中危因素）：①高危因素：a：严重动脉高压：收缩压≥180 mmHg或舒张压≥110 mmHg。b：慢性肾脏病：估计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超过3个月。c：糖尿病：伴器官受损或长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总胆固醇≥3 100 mg/L（8 mmol/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4.9 mmol/L）。②中危因素：a：动脉高血压：治疗中，或收缩压≥140 mmHg/舒张压≥90 mmHg。b：吸烟。c：糖尿病：无器官受损或短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治疗中，或总胆固醇<3 100 mg/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e：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

本文通过Medline检索2021-10-01至2022-09-30期间无创正压通气（NPPV）用于治疗呼吸衰竭患者的相关临床研究文献并进行综述。在NPPV和高流量鼻导管氧疗（HFNC）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急性呼吸衰竭（ARF）中有3个大型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NPPV（包括单水平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和双水平气道内正压）可以降低气管插管率，HFNC的效果存在争论。此外，在NPPV治疗ARF的结局预测模型、NPPV相关的心搏骤停事件和人机界面对NPPV治疗效果的影响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NPPV在气管插管前预氧合和辅助撤机拔管的研究中显示，NPPV可以减少气管插管过程中严重低氧血症的发生；有助于减少拔管后再次气管插管的风险。在长期家庭应用NPPV方面，提出成功启动的5个指标，但临床实践中符合5个指标的比例低，以及心理干预对长期NPPV依从性的影响等，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临床上合理选择和优化应用NPPV。

目的:探讨高免疫球蛋白E(IgE)血症患儿临床疾病谱的特点。方法:选择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收治的血清总IgE≥5×10 5 IU/L的498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498例患儿的临床资料，总结其病因分布、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治疗及转归等情况。并根据血清总IgE水平高低分为IgE轻度升高组(5×10 5~<10×10 5 IU/L)、中度升高组(10×10 5~<20×10 5 IU/L)、重度升高组(≥20×10 5 IU/L)，分析比较3组患儿疾病谱的分布情况。 结果:(1)疾病谱中病因以过敏性疾病最常见(213例)，其次为感染性疾病(163例)；病原体以肺炎支原体(109例)及EB病毒(120例)感染多见。(2)轻度升高组中过敏性疾病(45.0%)、感染性疾病(42.2%)的发生率高于中度升高组(40.8%、26.2%)和重度升高组(38.9%、12.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中度升高组中免疫性疾病(18.5%)、肿瘤及血液系统疾病(5.4%)的发生率均较轻度升高组高(4.4%、2.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重度升高组中免疫性疾病(34.4%)、肿瘤及血液系统疾病(11.1%)发生率均较轻度升高组(4.4%，2.0%)、中度升高组(18.5%、5.4%)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3)临床表现以发热(63.5%)、呼吸道症状(53.7%)及淋巴结大(53.7%)为主；47.5%的患儿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升高，12.1%的患儿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4)特异性IgE测定最常见的过敏原为尘螨组合(32.0%)、牛奶(17.0%)、鸡蛋白(16.0%)。特异性IgE阳性的患儿中总IgE水平轻度升高组、中度升高组、重度升高组的病种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64)。 结论:儿童高IgE血症的病因以过敏性疾病、感染性疾病最常见，轻中重度高IgE血症患儿的病种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总IgE水平越高，风湿性疾病、免疫缺陷病、肿瘤及血液系统疾病的发生率越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主要的靶器官为肺部，导致肺部渗出、实变，并可累及心血管、凝血等多个系统。在疾病进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因呼吸驱动过度增强加重肺部损伤，甚至出现气胸；部分患者因血栓形成导致肺栓塞；这些并发症均会出现严重的低氧血症，进一步加重肺及其他器官功能的损害。重症超声以目标为导向，通过对心、肺及其他器官的流程化评估，快速筛查低氧血症原因。此外，COVID-19患者出现"沉默型低氧血症"，导致不能在早期及时发现重症患者的呼吸代偿程度。重症超声通过对膈肌活动的评估，可早期发现呼吸驱动增强，为早期发现重症患者提供可视化诊疗依据，并在诊治过程中动态评估患者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