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索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外周血炎症因子和T淋巴细胞激活在抗HIV治疗中的变化。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长沙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感染科门诊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共206例，为HIV感染组，定期随访并收集治疗前，治疗后6、12、24个月的血液标本；另选取同期进行体格检查者52名，为健康对照组，留取血液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浆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超敏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和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以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CD3 +CD4 +T淋巴细胞计数、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CD4 +CD38 +和CD8 +CD38 +T淋巴细胞百分比。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血浆HIV RNA载量。统计学方法采用配对 t检验和皮尔逊相关分析。 结果:HIV感染组治疗前血浆IL-6、超敏CRP和TNF-α分别为(13.42±2.35) pg/mL、(4 012.46±1 012.35) μg/L和(51.78±11.32) μg/L，分别高于健康对照组的(6.14±0.78) pg/mL、(707.21±305.76) μg/L和(19.01±6.48)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2.56、16.79、13.45，均 P<0.001)；启动ART后，HIV感染组IL-6、超敏CRP和TNF-α水平均逐渐下降，治疗后24个月恢复正常。HIV感染组治疗前CD3 +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256.00±65.32)/μL，HIV RNA载量为(4.467±4.244) lg拷贝/mL，两者呈负相关( r＝－0.625， P＝0.041)。HIV感染组治疗前，治疗后12、24个月的CD8 +CD38 +T淋巴细胞百分比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85、6.84、2.57，均 P<0.050)；治疗前CD8 +CD38 +T淋巴细胞百分比与HIV RNA载量呈正相关( r＝0.768， P＝0.026)。HIV感染组治疗前，治疗后12、24个月的CD4 +CD38 +T淋巴细胞百分比均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80、1.10、2.11，均 P<0.050)。 结论:HIV感染可致机体免疫功能受损，同时导致异常免疫激活，但随着ART的持续可逐渐好转。

目的: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艾滋病患者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后发生低病毒血症(low level viremia，LLV)对其治疗预后的影响。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12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接受ART≥1年且存在LLV的HIV感染/艾滋病患者(LLV组)，根据性别、年龄、传播途径1∶1匹配血浆HIV-1 RNA<50拷贝/mL的患者为对照组(抑制组)。根据病毒载量将LLV组分成3个亚组，其中LLV-1亚组指HIV-1 RNA为50～200拷贝/mL，LLV-2亚组指HIV-1 RNA为201～400拷贝/mL，LLV-3亚组指HIV-1 RNA为401～1 000拷贝/mL。分析LLV对后续3年抗病毒治疗应答的影响。统计学分析采用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LLV组共纳入137例患者，其中男111例，女26例，年龄为(39.5±13.5)岁。同时抑制组纳入137例患者。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为93、25和19例。LLV组和抑制组ART前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与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访3年，LLV组累计发生病毒学失败患者比例[7.3%(10/137)]高于抑制组[1.5%(2/1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78， P＝0.018)；LLV-1、LLV-2和LLV-3亚组分别有8例(8.6%)、2例(8.0%)和0例发生病毒学失败，各亚组病毒学失败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LV组和抑制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LV组在随访1、2、3年时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均低于抑制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183、-2.094、-2.312，均 P<0.05)。LLV-1、LLV-2和LLV-3亚组的CD4 +T淋巴细胞计数/CD8 +T淋巴细胞计数比值在随访1、2、3年时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超过1年存在LLV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更易发生病毒学失败，且免疫功能恢复减慢，提示需对其尽早给予干预。

目的:对河南省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ART）失败后的基因型耐药检测，分析ART失败的耐药特征。方法:研究对象为2018年1月至2021年5月河南省18个城市接受ART时间≥6个月且病毒载量≥1 000拷贝数/ml艾滋病患者，收集艾滋病患者血液样本、社会人口学特征和ART信息。采用In-house方法进行HIV-1基因型耐药检测，将基因序列提交到美国斯坦福HIV-1耐药数据库分析耐药突变位点和药物耐药情况。结果:在887例ART失败的艾滋病患者中，样本成功扩增率为91.54%（812/887），总耐药率为83.25%（676/812），其中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RTIs）、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s）、蛋白酶抑制剂（PIs）和整合酶抑制剂（INSTIs）的耐药率分别为73.40%（596/812）、80.54%（654/812）、5.54%（45/812）和2.56%（17/663），4类药物的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 686.34， P<0.001），对2类药物同时耐药率为66.38%（539/812），对3类药物同时耐药率为5.79%（47/812）。共检出9个HIV-1基因亚型，以B亚型为主（59.61%，484/812），其次是CRF01_AE亚型（22.17%，180/812）和CRF07_BC亚型（9.48%，77/812），不同基因亚型的耐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1.33， P=0.001）。NRTIs相关突变位点中，M184V/I突变率最高（63.42%，515/812），其次是K65R（27.46%，223/812）；NNRTIs相关突变位点中，突变率位居前3位的是K103N/S（34.98%，284/812）、G190A/S（26.11%，212/812）和V106M/I（24.63%，200/812）；PIs相关突变位点中，突变率位居前3位的是M46I（4.31%，35/812）、V82A/F（3.82%，31/812）和I54V/MV（3.69%，30/812）；INSTIs相关突变位点中，E157Q/EQ突变率最高（3.47%，23/663），其次是R263K和G140A（均为0.75%，5/663）。在NRTIs中，拉米夫定和恩曲他滨以高度耐药为主（65.52%，532/812）；在NNRTIs中，奈韦拉平（77.46%，629/812）和依非韦伦（71.18%，578/812）以高度耐药为主；在PIs中，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中/高度耐药占比仅为4.19%（34/812）；在INSTIs中，艾维雷韦和拉替拉韦中、高度耐药分别占1.66%（11/663）和1.21%（8/663），未发现比克替拉韦和多替拉韦的高度耐药。 结论:河南省艾滋病患者ART失败的耐药率高，表现以NRTIs和NNRTIs耐药率高、耐药突变多样且复杂为特点。建议选择高耐药屏障药物，同时加强ART后病毒载量和耐药监测。

目的:了解重庆市2014年至2018年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耐药突变情况。方法:收集2014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进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以上的HIV-1感染者880例，采集其血浆标本，使用一步法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和巢式PCR扩增HIV-1 pol基因区的蛋白酶及反转录酶区，获得的扩增序列与耐药数据库对比进行HIV-1基因型耐药分析。采用病毒基因分型工具软件分析HIV-1亚型分布。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880例患者中，血浆HIV-1病毒载量为(4.12±0.63) lg拷贝/mL；CD4 ＋T淋巴细胞计数为(251±124)/μL；抗病毒治疗中位时间为26个月。亚型分析中，重组型(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 CRF)01-AE亚型在HIV-1亚型中占比最大，为38.9%(342/880)，CRF07-BC亚型占28.5%(251/880)，B＋C亚型占16.2%(143/880)。其中534例患者存在耐药突变，总耐药率为60.7%。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RTI)、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NNRTI)和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 PI)的耐药率分别为51.0%(449/880)、58.6%(516/880)和1.7%(15/880)。对拉米夫定、恩曲他滨、依非韦仑和奈韦拉平的耐药较为严重，中高度耐药率分别为46.8%(412/880)、46.8%(412/880)、51.3%(451/880)和53.6%(472/880)；而对齐多夫定(6.0%，53/880)、依曲韦林(9.0%，79/880)和PI类药物的耐药情况尚不严重。NRTI最常见的耐药突变位点为M184IV(47.3%)、K65R(22.2%)和K70RE(12.6%)；NNRTI为K103NS (25.1%)、V106A(19.7%)和V179DE(14.4%)；PI为L10FIV(7.4%)和A71IVT(6.5%)。CRF01-AE亚型的耐药率为69.3%(237/342)高于CRF07-BC亚型的49.8%(125/251)和B＋C型的51.0%(73/14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2.6、14.6，均 P<0.05)。 结论:重庆市HIV-1感染者经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6个月后，耐药发生率高，以对NNRTI类药物耐药最为多见，其次为NRTI，PI较少耐药。耐药是HIV-1感染者病毒学突破的主要原因。

目的:了解江苏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高病毒血症（high-level viremia，HLV）与低病毒血症（low-level viremia，LLV）病人的基因型耐药特征。方法:收集2021年抗病毒治疗满6个月，血浆病毒载量≥50拷贝/毫升的样本，按50~999拷贝/毫升、≥1000拷贝/毫升分为LLV组和HLV组。In-house PCR方法扩增HIV-1 pol区蛋白酶和反转录酶区，并测序获取序列进行耐药突变分析和亚型鉴定。 结果:LLV组242人，耐药率为40.50%；HLV组598人，耐药率为51.34%。LLV组和HLV组亚型均以CRF01_AE和CRF07_BC为主，LLV组占比为38.84%和35.12%，HLV组占比为44.82%和22.75%，亚型构成有统计学差异。LLV组和HLV组蛋白酶耐药突变位点分别以M46（42.86%）和L33（28.57%）为主，核苷类反转录酶耐药突变位点均以M184（45.97%，31.92%）为主，非核苷类反转录酶耐药突变位点均以K103（26.14%%，23.56%）为主。两组耐药类别均以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与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的复合型耐药为主，其次是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的单独耐药。结论:应增加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低病毒血症病人的耐药检测，及时发现耐药并逆转抗病毒治疗失败，以遏制艾滋病毒传播。

目的:评估整合酶抑制剂(integrase inhibitors, INIs)抗病毒治疗效果，分析治疗失败患者的基因型耐药突变情况，为艾滋病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选取湖南省2020年使用INIs≥1年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病毒抑制失败(病毒载量≥1 000拷贝/ml)的患者采用In-house法进行基因型耐药检测。结果:408例研究对象中，病毒抑制失败12例(2.9%)。获得有效序列12份，其中8份出现耐药突变。调查人群总耐药突变发生率为2.0%(8/408)。本研究发现1例(0.2%)对INIs耐药，突变位点为T66I、G118R、E138K；发现7例(1.7%)对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NRTIs)和5例(1.2%)对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NNRTIs)耐药，主要突变位点分别为M184V/I、D67N和K103N；发现1例(0.2%)对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s, PIs)耐药，突变位点为I50L。出现耐药突变的8例患者中，1例同时对INIs、NRTIs和NNRTIs 3类药物耐药，4例同时对2类药物耐药(3例NRTIs和NNRTIs、1例PIs和NNRTIs)。结论:INIs药物耐药发生率较低，但提示要定期开展INIs耐药监测。

目的:探讨杭州地区HIV感染孕妇孕期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及与妊娠结局的关系。方法:选取2017年6月至2019年7月在杭州市西溪医院产检并分娩的60例HIV感染孕妇进行研究。采用美国社区艾滋病临床研究抗逆转录病毒用药自陈式问卷(CPCRA)、药片计数法和电子药盒检测法在纳入研究的第1、2、4、8、12、16及20周对孕妇服药依从率进行调查，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比较不同时间点依从性差异。以最后一次调查时间点依从率均值为判定基础，采用 t/ Z/ χ2检验比较依从性好和依从性差组的妊娠结局。 结果:不同调查时间点的依从率均值存在差异( F＝7.182， P<0.05)，最后一次调查结束时，依从性好和依从性差组分别为40例和20例。治疗后，依从性好组CD4 ＋T淋巴细胞计数、HIV抑制率较依从性差组高( t＝4.128， χ2＝5.275， P<0.01或<0.05)，HIV载量、胎膜早破、早产和低出生体质量儿发生率较依从性差组低( t＝－3.131， χ2＝5.210、5.658和5.208， P<0.05)。随访3个月发现，两组暂无新生儿感染HIV的情况发生。 结论:HIV感染孕妇孕期抗病毒服药依从性随服药时间的延长而下降，良好的依从性不仅能给HIV孕妇带来较好的抗病毒治疗效果，可能有利于妊娠结局的改善。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型（HIV-1）感染的长期不进展者（LTNP）体内分离到的广谱中和抗体（bNAbs），已被证明可以预防HIV-1感染并降低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成为了指导HIV-1疫苗设计和被动免疫治疗的突破口。中和抗体的功能除了与靶向表位有关，其亲和力也极大的影响了抗体的活性。HIV-1 bNAbs通过体内的多轮亲和力成熟获得了较高亲和力，从而实现了广谱度和中和活性的增加。高亲和力HIV-1 bNAbs在治疗过程中能更好的协助机体免疫系统清除病原体，并且使用剂量更少，毒副作用也相对较低。在亲和力成熟的同时，HIV-1 bNAbs表现出了高水平的体细胞超突变（SHM）、插入缺失、较长的重链第三互补决定区等不寻常的特征。这些特征阻碍了通过有效疫苗诱导HIV-1 bNAbs在体内产生并发育成熟，因此了解抗体亲和力成熟过程中发生的突变及其要点，有助于理解中和抗体的活性与特征的关系，并为设计有效的HIV-1潜在免疫原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山东省新诊断HIV/AIDS接受随访情况及与治疗的关系，为提高随访治疗质量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利用 χ2检验分析随访与治疗的关联。 结果:2014—2016年山东省新诊断HIV/AIDS共6 253例，其中6 011例接受随访，累积随访率96.13%，及时随访率94.51%。15~24岁、咨询检测发现、大专及以上学历、居住地在鲁东地区及经同性性行为感染的HIV/AIDS累积随访率和及时随访率均较高，及时接受随访的HIV/AIDS的治疗率是不及时者的5.28倍( OR＝5.28，95% CI：3.51~7.95)，病毒载量(VL)抑制率是其4.30倍( OR＝4.30，95% CI：2.89-6.40)。 结论:HIV/AIDS随访及时性与其诊断基线年龄、样本来源、文化程度、居住地区及传播途径有关联。及时随访可提高HIV/AIDS治疗率及治疗效果。

目的:了解深圳市抗病毒治疗MSM HIV感染者（MSM感染者）对“检测不到等于无传染性”（“U=U”）理念的认知状况，并分析影响其认知的因素，为制定针对该理念的宣传和倡导策略提供依据。方法:结合HIV感染者日常随访，在深圳市通过方便抽样招募抗病毒治疗MSM感染者为研究对象，开展横断面调查，估算样本量为475例。利用调查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性行为、抗病毒治疗、病毒载量检测信息，以及对“U=U”理念的认知情况等内容，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研究对象接受“U=U”理念的相关因素。结果:共490例抗病毒治疗MSM感染者，其中知晓“U=U”理念的占60.2%（295/490），接受“U=U”理念的占50.6%（248/49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a OR=1.76，95% CI：1.12~2.75）的研究对象更可能接受“U=U”理念；无本地户籍（a OR=0.51，95% CI：0.29~0.92）、最近1次病毒载量检测结果>0拷贝数/ml（a OR=0.61，95% CI：0.38~0.98）和不知晓“U=U”理念（a OR=0.13，95% CI：0.09~0.21）的研究对象更可能不接受“U=U”理念。 结论:深圳市抗病毒治疗MSM感染者对“U=U”理念的认知仍处于较低水平，应结合其日常随访，通过医务人员加大对该理念的宣传和倡导力度，提高MSM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和治疗的效果。同时，要根据MSM感染者的人群特点，制定相关工作指南，提高“U=U”理念宣传和倡导工作的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