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HBeAg阳性妊娠慢性HBV携带者启动以母婴阻断为目的的抗病毒治疗基线至产后96周内HBV RNA、HBV DNA、qHBsAg、qHBeAg、ALT等指标的动态变化,分析产后96周内肝炎活动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纳入接受预防性抗病毒治疗并于产后12周内停药、且完成产后96周随访的妊娠HBeAg阳性患者,观察抗病毒治疗基线、妊娠36周、产后停药时和/或产后24周、产后96周HBV RNA、HBV DNA、qHBsAg、qHBeAg以及生化学指标的动态变化.结果 共纳入146例中位治疗时间为16.4周的HBeAg阳性妊娠慢性HBV携带者.抗病毒治疗期间HBV DNA水平及qHBeAg逐渐下降,HBV RNA逐渐增高,qHBsAg水平在孕36周时较基线降低,停药时升高超过基线水平.产后24周上述指标均反弹接近或超过基线水平.产后96周随访,共5例患者发生HBeAg血清学转换,无一例发生HBsAg清除.产后停药时与产后24周肝炎活动比例最高(30.1％vs.30.8％),但随访至产后96周,仅14例(9.59％)患者因肝炎活动需抗病毒干预.根据是否再次启动抗病毒治疗将患者分为复发组(n=14)与未复发组(n=132).10例患者在停药6个月以后复发,中位复发时间13.5月.两组间抗病毒治疗药物类型、基线至孕36周HBeAg降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HBeAg阳性妊娠慢性HBV携带者预防性抗病毒治疗期间及停药后均有不同比例肝炎活动,停药时、产后24周达高峰,但仅少数患者需再次抗病毒干预,且与HBV活动相关的肝炎发作多发生在停药6个月以后,应加强停药后的长期规律随访.抗病毒基线至孕36周HBeAg降幅是预测产后停药肝炎活动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2015—2019年北京市麻疹病毒(measles virus, MV)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为消除麻疹提供实验室依据。方法:通过北京市麻疹实验室网络收集2015—2019年麻疹病毒阳性咽拭子标本，提取病毒核酸后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方法扩增麻疹病毒N基因C末端450个核苷酸片段，对扩增产物进行核苷酸序列测定，获得基因序列同WHO麻疹病毒基因型代表株、中国和其他国家D8基因型参考株构建系统进化树，分析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对D8和B3基因型麻疹病例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2015—2019年全市麻疹病毒基因型鉴定株546株，其中H1a基因型531株，疫苗株5株，B3基因型1株，D8基因型9株，其中8株为2019年流行株。本土株H1a基因型MV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为91.5%～100.0%和73.6%～100.0%。2019年8例D8基因型麻疹病例均为成人，其中2例为一起暴发疫情，其余6例为散发病例。结论:输入性D8基因型成为2019年北京市MV主要流行基因型；2015—2019年随着麻疹发病下降，本土基因型H1a已经不占优势，而其他不同基因型输入，形成混合流行的趋势，建议在消除麻疹工作中，不仅要努力阻断本土麻疹病毒传播，更要防控非本土基因型病毒输入和持续传播，避免其逐渐演化为优势毒株而建立本土传播的风险。

目的:探讨随访干预在阻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母婴垂直传播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4年8月至2017年8月间广西壮族自治区桂东人民医院收治的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孕妇及其所生产的新生儿各7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孕妇及其所生产的新生儿35例)与对照组(孕妇及其所生产的新生儿35例)；两组新生儿在出生后的24 h内均接受乙肝免疫球蛋白(HBIG)注射，同时按照"0-1-6"程序开展乙肝疫苗接种工作，对孕妇及其所产新生儿均采取对症治疗与护理措施；对观察组采取随访干预措施，对照组则不采取随访干预，比较两组出院后6个月的母婴阻断成功率、新生儿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与乙型肝炎表面抗体(HBsAb)的阳性率，同时调查两组孕妇的随访满意度。结果:观察组的母婴阻断成功率与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而新生儿的HBsAg阳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HBsAb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肝功能白蛋白(ALB)、谷丙转氨酶(ALT)、总胆红素(TBIL)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且HBV-DNA定量检查值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孕产妇采取随访干预措施，能够有效地提高母婴阻断成功率，降低发生母婴垂直传播的风险，从而改善母婴结局。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目前已有超过100个国家报告了猴痘病例。为了有效应对猴痘病例的输入以及传播，我国亟须加强包括入境监测、症状监测和人群监测的综合监测措施，同时做好针对传染源控制、传播途径阻断和重点人群防护的综合应对。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和GRADE中国中心联合制订的《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2019年版)》发表以来，引起广泛关注及讨论。现就《对〈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2019年版)〉的商榷》一文所提出的争鸣，进行逐一回复和说明，使读者对该指南的制订及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就指南形成的方法，国内对循证指南制订的误区和未来指南发展的方向，进行进一步讨论，促进该指南能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目的:了解云南省农村育龄人群的疾病与健康状况，获得孕前人群健康风险的时间、空间及人群分布数据。方法:对2010—2019年10年间云南省参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1 445 656对农村夫妇健康风险因素的三间分布进行统计分析。结果:2010—2019年间，云南省农村育龄人群中，妻子生育年龄风险逐年增高（线性检测值5 175.82， P<0.001），偏瘦率逐年降低（线性检测值503.43， P<0.001）；丈夫和妻子超重率逐年上升（丈夫线性检测值6 358.09， P<0.001；妻子为4 947.09， P<0.001）；生育间隔期避孕率逐年下降（线性检测值40 389.67， P<0.001）。云南省16个州市的地区分布方面，超重率、吸烟率、饮酒率、高血压患病率、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率、梅毒阳性率、糖尿病风险、地中海贫血风险、环境暴露、不孕症风险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州市卡方检验均 P<0.05）。人群分布方面，备孕胎次越高，孕前健康风险越高；经济越落后，生育年龄风险越高，乙肝梅毒阳性率越高，地中海贫血、不孕症风险越高；经济越发达，超重率越高，环境暴露风险越高，男性吸烟饮酒率越高（线性检测均 P<0.05）。 结论:需高度重视超重、肥胖发展趋势，加强避孕节育宣传指导。乡村振兴应关注落后地区的乙肝、梅毒传播；地中海贫血综合防控资源的分配需要向滇南高风险地区倾斜；需精准防控孕前生殖健康风险，推进项目向及时、连续、完整、系统的服务转型，阻断疾病代际传递。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学组于2005年制订了我国《艾滋病诊疗指南》（简称《指南》），2024版《指南》是在2021年第5版《指南》的基础上参照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修订而成。新版《指南》重点对抗病毒治疗、全程管理、机会性感染、HIV合并肿瘤、HIV感染的预防与干预等内容进行了更新，并新增“艾滋病免疫重建不全（INR）”这部分内容，首次提出了“艾滋病脆弱人群”的概念，增加了诊治推荐意见及其推荐证据和推荐强度。《指南》包括流行病学、病原学特征、实验室检测、发病机制、临床表现与分期、诊断标准、常见机会性感染、抗病毒治疗、免疫重建炎性综合征、INR、艾滋病相关肿瘤、HIV母婴垂直传播阻断及单阳家庭生育、HIV暴露前后预防与阻断及HIV感染的全程管理等14个方面的内容。本《指南》旨在帮助临床医师在艾滋病诊治和管理中合理决策，《指南》也将根据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定期进行修订与更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当前仍处全球大流行状态。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我国通过采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有效控制疫情发生与扩散，有效减少了死亡病例的发生，社会经济得以快速恢复，各项举措得到公众高度认可，疫情积极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目前本土疫情传播虽已基本阻断，但国际疫情仍持续快速上升，我国面临的“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加。考虑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点及病毒的特殊性，应科学理解常态化防控的内涵。常态化阶段疫情防控目标应为最大限度早发现、早治疗、早处置，坚决防止出现疫情社区持续传播，即尽量防感染，坚决防反弹（社区持续传播），而非“零感染”。各地贯彻落实“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防控方针，在防控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常态化防控经验。冬春季是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应继续坚持人物同防，落实四方责任，科学有效防控。

目的:了解实施《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2015年版)》[简称"方案（2015）"]对梅毒母婴传播阻断的效果。方法:2013—2019年上海市闵行区6家助产医疗机构确诊、有妊娠结局的全部梅毒感染孕产妇共284例，从国家"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获取其资料，其中自然流产1例、异位妊娠4例、失访42例，237例产妇为本研究对象。采用χ 2检验，比较2013—2015年[实施方案（2015）前，123例]和2016—2019年[实施方案（2015）后，114例]梅毒母婴阻断的评价指标。 结果:2013—2019年7年的孕产妇梅毒检测率100.00%(100 761/100 761)，实施方案（2015）前、后的孕期检测率分别为95.92%(51 855/54 288）和98.87%(45 949/46 473)，梅毒患病率分别为0.293%(159/54 288）和0.269%(125/46 473)，抗梅毒治疗率分别为62.60%(77/123）和85.96%(98/114)，规范治疗率分别为20.33%(25/123）和49.12% (56/114)，新生儿预防性治疗比例/率分别为1/12和94.74%(72/76)；实施方案（2015）后的孕期检测率、抗梅毒治疗率、规范治疗率、新生儿预防性治疗率均明显高于实施方案（2015）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值分别为988.88、16.72、21.81、54.72，均 P<0.01)；分娩前非梅毒螺旋体抗原检测滴度≥1∶8的比例分别为36.89%(38/103）和17.48%(18/103)，新生儿不良健康问题发生率分别为21.49%(26/121）和6.03%(7/116)，先天梅毒报告患病率分别为152.12/10万活产（83/54 562）和23.46/10万活产（11/46 890)，均有明显降低（χ 2值分别为9.81、11.80、45.10，均 P<0.01)；既往确诊的梅毒感染孕产妇治疗率为63.27%(62/98)，较初次确诊者81.29%(113/139）低（ cOR=2.52，95 %CI：1.40~4.56，χ 2=9.67， P<0.01)。失访者中外地户籍孕产妇占92.86%(39/42)，失访原因主要为无法联系57.14%(24/42）和拒绝接受随访30.95%(13/42)。 结论:实施方案（2015）后，梅毒感染孕产妇的检测诊断、规范治疗、新生儿预防性治疗及其预后均有明显改善。

在以奥密克戎变异株为主要流行株的新一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为彻底快速阻断疫情在社会面的传播，大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方舱医院在隔离收治轻症及无症状感染者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为降低新型冠状病毒在方舱医院内的传播风险，从方舱建筑设计到医院运行中各类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都应主动识别风险来源、开展风险评估，实施综合感染预防控制风险应对措施，及时监督检查和再评估，以预防职业暴露和医院感染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