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0年10月-2023年10月本院收治的GDM患者108例,应用基线资料调查量表、妊娠压力量表(PPS)、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调查患者基本特征、心理压力、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比较不同基线特征GDM患者PPS评分差异,Pearson相关系数模型分析GDM患者SCSQ、ESCA评分与PPS评分关系,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模型探讨GDM患者心理压力影响因素.结果:本次共发放问卷108份,回收有效问卷105份,有效率97.2％.105例GDM患者PPS评分(54.02±14.37)分(39～74分),各因子条目均分最高的均是确保母子健康和安全而引发的压力感.不同年龄、是否计划妊娠、家庭月收入、产妇类型、流产史GDM患者PPS评分有差异(P＜0.05).SCSQ量表中积极应对评分23.57±4.92分,消极应对评分11.93±1.68分,ESCA评分84.26±13.80分.Pearson相关系数模型分析显示,GDM患者SCSQ量表中积极应对评分、ESCA评分与PPS评分呈负相关,消极应对评分与PPS评分呈正相关(均P＜0.05).由于SCSQ评分、ESCA评分存在明显共线性,因此将两者分别纳入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中分析显示,纳入SCSQ评分的模型中,非计划妊娠、初产、流产史、SCSQ量表积极应对评分低、消极应对评分高均为GDM患者心理压力主要影响因素;纳入ESCA评分的模型中,非计划妊娠、初产、流产史、ESCA评分低均为GDM患者心理压力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本次调查的GDM患者心理压力明显,且与应对方式、自护能力密切相关,改善应对方式及自护能力可能是减轻患者心理压力的潜在途径.

目的:调查分析产妇个人生活掌控感水平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2年3月—2023月2月本院产科顺利分娩产妇,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个人生活掌控感量表(7个条目总分7～35分)、一般自我效能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共发放问卷187份,回收185份,有效率98.9％.产妇个人生活掌控感总得分25.01±5.04分,个人生活掌控感总分及各条目得分均与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评分正相关;logistic回归分析,文化程度低、自我效能低、领悟社会支持低是产妇个人生活掌控感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本次调查的产妇个人生活掌控感属处于中等水平;提示临床可从影响因素入手,给予产妇更多的信息支持,增强产后恢复信心,帮助其在应对压力时建立积极思维模式,以提高个人生活掌控感水平,改善产妇产后恢复效果.

目的 探讨中国中老年人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S)和抑郁状态的相互影响.方法 本研究采用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数据中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基线采用2011年数据,阶段Ⅰ研究基线MS与新发抑郁状态的关联,阶段Ⅱ研究基线抑郁状态与新发MS的关联,阶段Ⅲ采用交叉滞后面板模型进一步研究两者双向关联,随访均采用包含血检与体检的2015年数据.结果 两者存在双向关联,基线MS组分与随访抑郁状态(β=0.052,P＜0.01)以及基线抑郁状态与随访MS组分(β=0.305,P＜0.01)呈正相关,但MS组分在性别亚组上存在差异.结论 中国中老年人群体MS及其组分与抑郁状态存在双向关联,应对其进行早期MS及抑郁状态的识别、监测及干预策略.

随着人口老龄化,糖尿病及各种慢性病发病率的提高,压力性损伤、糖尿病足、下肢动静脉溃疡等慢性伤口的发生率也不断增加.由于对慢性伤口的护理专业性较强,目前我国的伤口专科护士数量有限,无法完全满足医院的伤口护理需求[1],为应对这一问题多家医院就开设了伤口联络护士岗位.联络护士是指已经掌握相关专科知识但从事非专科工作,为患者提供专业健康指导而与专科护士联络密切的护理人员[2].

目的 分析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索拉非尼治疗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甲胎蛋白应答变化及对预后的评价.方法 2019年4月至2021年4月四川省三台县人民医院收治的经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索拉非尼治疗的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60例,治疗8个月后根据患者的治疗是否应答分为应答组35例和非应答组25例.比较两组临床病理特征及转归情况.采用Kaplan-Meier生存评估两组生存率.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影响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 应答组的血红蛋白水平为(138.2±23.6)g/L,高于非应答组的(122.5±21.2)g/L(P＜0.05);治疗后应答组甲胎蛋白、总胆红素水平分别为(172.3±21.5)ng/mL、(12.3±2.1)μmol/L,低于非应答组的(468.9±71.2)ng/mL、(21.2±4.1)μmol/L(P＜0.05).应答组的甲胎蛋白早期应答率、疾病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91.4％(32/35)、82.9％(29/35)、37.1％(13/35),非应答组分别为28.0％(7/25)、60.0％(15/25)、12.0％(3/25)(P＜0.05).截止到2021年3月,应答组无进展生存期为9个月,非应答组的无进展生存期为6个月,应答组的总生存期为13个月,非应答组的总生存期为11个月,死亡20例,其中应答组8例,非应答组12例;应答组的生存情况优于非应答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甲胎蛋白早期应答是影响中晚期肝细胞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OR=3.511,P＜0.05).结论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索拉非尼治疗中晚期肝癌疗效显著,甲胎蛋白的早期反应对评价患者预后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目的:聚焦解决模式(SFA)心理干预对急危重症孕产妇焦虑抑郁情绪、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非同期对照研究,选择符合急危重症标准的孕产妇为研究对象,其中2021年9月—2022年6月本院收治的51例为常规组,实施常规护理;2022年7月—2023年8月收治的53例为观察组,在常规组基础上开展SFA心理干预.比较两组情绪状态、应对方式、妊娠结局及对护理的满意度.结果:干预后,两组2项情绪状态评分及消极应对评分均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42.2±3.9分、43.6±3.5分、12.9±3.5分)均低于常规组(47.4±4.6分、49.3±4.3分、16.6±3.8分),两组积极应对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24.8±5.5分)高于常规组(21.4±5.0分),观察组剖宫产率(28.3％)、产后出血率(7.6％)、早产率(3.8％)、新生儿窒息率(5.7％)均低于常规组(49.0％、21.6％、17.7％、19.6％),护理满意度(96.2％)高于常规组(80.4％)(均P＜0.05).结论:应用SFA心理干预,可有效调节急危重症孕产妇情绪状态,改善其应对方式,降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提升了孕产妇对护理满意度.

目的:分析全麻妇科手术患者复苏室苏醒延迟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6月—2023年6月在本院行全麻妇科手术患者220例临床资料,记录患者复苏室苏醒时间,将存在苏醒延迟患者纳入观察组(n=56),反之则纳入对照组(n=164),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苏醒延迟的相关影响因素,总结护理对策.结果:220例中苏醒延迟发生率为25.5％.观察组苏醒时间(161.73±11.27min)长于对照组(54.39±10.23min),年龄≥60岁、贫血、手术时间＞2 h、术中平均体温＜36.5℃及追加麻醉药物患者占比均高于对照组(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手术时间＞2 h、术中平均体温＜36.5℃及术中追加麻醉药物均为导致患者苏醒延迟的高危因素(均P＜0.05).结论:手术时间＞2 h、术中平均体温＜36.5℃及术中追加麻醉药物均为导致全麻妇科手术患者苏醒延迟的危险因素,应对此类患者做好术前预防,根据患者复苏室苏醒情况积极采用对症处理措施,以降低患者全麻术后苏醒延迟发生率.

目的 掌握黑龙江省农村癫痫防治管理项目加入苯巴比妥治疗组的惊厥性癫痫患者信息,了解退组原因、分析影响因素,为提高患者保留率和工作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11-2020年黑龙江省农村癫痫防治管理项目中接受苯巴比妥治疗的3 890例惊厥性癫痫患者,其中有807例患者退组.针对807例退组患者运用EpiData、EXCEL和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处理和统计描述,对可能发生退组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包括方差分析、单因素分析、多因素生存分析.结果 黑龙江省农村癫痫项目中加入苯巴比妥治疗组的3890例惊厥性癫痫患者,807例陆续退组,退组率为20.75％,退组原因前三位依次是迁出、拒绝服药、治愈或自认为已治愈.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女性患者(HR=1.278,95％CI:1.112～1.468)是发生退组的危险因素,女性患者发生退组的概率是男性患者的1.278倍.结论 黑龙江省农村地区苯巴比妥治疗癫痫的患者退组率较高,在之后的工作中应对患者和家属加强癫痫防治知识宣传教育,针对不同患者提供切实有效的诊疗方案,提高患者保留率,尤其对女性癫痫患者应加强关注.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全球第四大死亡原因[1].据统计全国发热门诊就诊人数于2022年12月23日达到峰值286.7万人次,2023年 1月23日后就诊人数呈现低位波动,2月13日为12.8万人次,较峰值下降了 95.5％[2].大量患者的激增将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导致急诊科在呼吸道高峰期超负荷运转,系统的风险性系数将会提高.为了提高医护人员在应急状态下的应对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中提出坚持平战结合[3].

目的:调查分析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不孕患者的生育压力及与生活质量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3年5月在本院治疗的PCOS不孕患者92例,对其生育压力[生育相关压力量表(FPI)]、生活质量[生育生活质量问卷(FertiQol)]、应对方式[特质应对问卷(CSQ)]进行评估,并研究其相关性,分析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结果:92例PCOS不孕患者的FPI量表总分36.67±7.29分,FertiQol问卷总分89.37±11.48分,CSQ问卷中消极应对得分34.34±3.73分,积极应对得分33.27±4.62分,生育压力呈中上等水平,生活质量呈中等水平,且倾向于消极应对;年龄越大、确诊PCOS不孕时间越长、家庭月收入越低、有不良情绪及夫妻关系越差的患者生育压力得分越高(P＜0.05);年龄≥30岁、确诊PCOS不孕时间＞3年、家庭月收入≤3000元、有不良情绪、夫妻关系一般或较差、低生活质量及消极应对方式是PCOS不孕患者生育压力的影响因素,且生育压力得分与消极应对方式得分呈正相关,与生活质量得分及积极应对方式得分呈负相关(均P＜0.05).结论:PCOS不孕患者生育压力受年龄、确诊PCOS不孕时间、家庭月收入、有无负性情绪及夫妻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且患者的生育压力与生活质量及应对方式均存在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