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与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ICL)植入术治疗伴低度散光的高度近视患者的疗效、安全性及视觉质量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21-01/2022-01我院收治伴低度散光的高度近视患者80例159眼,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分为SMILE组46例91眼和ICL植入组34例68眼.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后3、6 mo等效球镜、裸眼视力(UCVA)、最佳矫正视力(BCVA)以及角膜高阶像差、光学质量指标(SR)及有效性、安全性指数,统计手术并发症.结果:两组术后6 mo等效球镜、UCVA及BCVA均较术前提高(均P＜0.05).术后6 mo,两组患者UCVA、BCVA、等效球镜、有效性指数、安全性指数比较均无差异(均P＞0.05),SMILE组患者总高阶像差、球差、彗差、垂直彗差和水平彗差的均方根值均高于ICL植入组,术后3、6 mo ICL植入组SR高于SMILE组(均P＜0.05).结论:SMILE和ICL植入术治疗伴低度散光的高度近视患者的手术效果良好,术后患者均能获得较好的术后视力和客观视觉质量,相比于SMILE,ICL植入术术后视觉质量更好.

目的：:探究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后功能性光学区（FOZ）的大小，分析其与角膜上皮厚度（CET）变化和角膜形态变化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连续性选取2021年6—12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接受SMILE手术的近视散光患者69例（135眼）。根据手术预计矫正的等效球镜度（SE）分为高度近视组（<-6.00 D，69眼）和中低度近视组（≥-6.00 D，66眼），分别于术前和术后3个月时应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对患者进行检查并评估术后3个月时患者的FOZ，应用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AS-OCT）测量角膜0~2 mm、>2~5 mm、>5~7 mm、>7~9 mm范围内的上皮厚度。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Pearson线性相关性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所有患者手术前透镜光学区直径均设计为6.5 mm。术后3个月时，高度近视组和中低度近视组的FOZ直径分别为（5.10±0.17）mm、（5.26±0.24）mm，2组患者术后FOZ均较术前设计的透镜光学区缩小，高度近视组缩小更明显，2组间FOZ变化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44， P<0.001）。2组患者术后0~2 mm、>2~5 mm、>5~7 mm区域内CET较术前增加，>7~9 mm区域内较术前略减少，且高度近视组0~2 mm、>2~5 mm区域内CET变化量比中低度近视组大，2组间变化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43， P=0.016； t=2.71， P=0.008）。2组患者术前角膜曲率（Km）、角膜Q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79， P=0.430； t=0.13， P=0.894），术后3个月时，2组患者Km较术前明显减少，角膜Q值较术前明显增加，高度近视组比中低度近视组变化更大，2组间Km变化量、角膜Q值变化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26， t=10.86；均 P<0.001）。术后3个月FOZ的大小与手术预计矫正的SE呈正相关（ r=0.51， P<0.001），与手术前后Km的变化量、角膜Q值的变化量呈负相关（ r=-0.48、 r=-0.39；均 P<0.001），与手术前后CET的变化量呈负相关（ r0~2mm=-0.37， r>2~5mm=-0.32；均 P<0.001）。术后3个月时，2组间总高阶像差（HOA）、球差（SA）、垂直彗差（V-Coma）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46， t=5.04， t=-4.91；均 P<0.001），且△HOA、△SA、△V-Coma与FOZ的大小呈负相关（ r=-0.59， r=-0.59， r=-0.59；均 P<0.001）。 结论：:SMILE术后FOZ较术前预计光学区缩小，术前近视度数越大，术后角膜上皮重塑越明显，术后FOZ越小,角膜高阶像差增加越多。SMILE术后角膜上皮重塑效应和角膜非球面形态和曲率的改变均影响术后FOZ的大小。

目的:分析济南市6~18岁学生屈光参差情况及分布特征。方法:横断面研究。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2021年10月~12月对济南市12个区县1 056所学校1 016 053名年龄6~18岁学生进行非睫状肌麻痹下屈光检测，分析屈光参差的发生率及不同类型分布情况。结果:屈光参差检出率21.05%(213 879/1 016 053)。屈光参差程度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高( B＝0.944，95%置信区间1.353~2.166， P<0.001)。其中复合近视性屈光参差检出率最高(10.76%，109 327/1 016 053)。总体屈光参差双眼等效球镜度不同，右眼具有更高度的近视或更低度的远视( t＝17.35，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济南市6~18岁学生屈光参差发生率较高。年龄及近视为屈光参差显著相关因素。

目的:探讨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对近视眼人群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影响及其辅助诊断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可行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青岛眼科医院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屈光不正患者144例（227只眼），其中男性90例（139只眼），女性54例（88只眼）；年龄（22.8±5.6）岁。所有患者检查最佳矫正视力下的球镜和柱镜度数，并行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和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根据Pentacam参数角膜后表面高度变化值（BD）进行分组，将BD<12 μm定为对照组（59例，118只眼）；将BD≥12 μm定为高BD组（85例，109只眼），其中BD≤16 μm者为可疑组（44例，53只眼），>16 μm者为异常组（41例，56只眼）。选取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中BD、前表面曲率（ASK）、后表面曲率（PSK）、前表面散光（AAstig）、后表面散光（PAstig）、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直径（W-W）7个参数及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测系统中第1次压平时间（AT 1）、第1次压平长度（AL 1）、第1次压平速度（AV 1）、第2次压平时间（AT 2）、第2次压平长度（AL 2）、第2次压平速度（AV 2）、最大压陷时间（HCT）、最大压陷峰距（HC-PD）、最大压陷形变幅度（HC-DA）、最大压陷曲率半径（HC-R）、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综合半径、最薄点厚度/厚度变化率（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15个参数纳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Bonferroni法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利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BD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影响BD的主要因素。 结果:对照组和高BD组在年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3.311，-1.808，-2.359； P=0.071，0.072，0.121）；Pentacam测量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和异常组中，ASK、PSK、PAstig、W-W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8.492，31.547，10.773，70.167； P<0.05），AAstig、CC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2.204，1.108； P>0.05）。其中异常组[43.40（42.20，44.40）]较对照组[42.80（41.98，44.00）]ASK增大（ t=-4.292； P<0.05），可疑组[-6.50（-6.60，-6.35）]与异常组[-6.50（-6.70，-6.33）]较对照组[-6.30（-6.50，-6.20）]PSK均增大（ t=4.492，4.618； P<0.05）；可疑组[0.40（0.30，0.40）]与异常组[0.40（0.30，0.40]较对照组[0.40（0.30，0.50）] PAsting均增大（ t=2.796，2.515； P=0.016，0.036）；可疑组[11.40（11.00，11.60）]和异常组[11.10（10.90，11.30）]较对照组[11.50（11.40，11.80）]W-W减小，同时异常组较可疑组W-W也明显减小（ t=3.235，8.353，4.282； P<0.05）；Corvis ST参数在3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将每组患者BD与Pentacam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异常组以及所有患者中，BD与W-W呈低至中度负相关（ r=-0.614，-0.304，-0.396，-0.661； P<0.05），BD与其他参数相关性较低或未见明显相关性；将患者BD与Corvis ST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仅在可疑组中，BD与AV 1、HCT、HC-DA间存在低度正相关（ r=0.332，0.361，0.382； P<0.05），BD与Corvis ST其他参数在各组中未见明显相关性。以BD为因变量，选取Pentacam参数与Corvis ST参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变量W-W、ASK、PSK、HC-PD、SPA1、CCT间不存在共线性（容忍度<0.100），方程检验结果 F=37.221， P<0.001，调整 r2=0.504，拟合较好。 结论:角膜形态学参数中角膜直径、前表面曲率、后表面曲率是影响BD的主要因素，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中HC-PD和SPA1也可能对BD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的联合评估有助于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鉴别诊断。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0-117）

目的:比较白内障摘除术中散光矫正型人工晶状体（IOL）、飞秒激光松解与手术刀松解3种方法矫正低度角膜逆规散光的临床效果和视觉质量。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2017年12月至2020年10月在重庆爱尔麦格眼科医院确诊的白内障合并低度角膜逆规散光的患者120例（120只眼），按照患者意愿分为3个组，即散光矫正型IOL组（行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联合散光矫正型IOL植入术）、飞秒激光松解组（白内障摘除术中采用飞秒激光行周边透明角膜松解）、手工松解组（白内障摘除术中采用手术刀行角膜缘松解），每组40例（40只眼）。于术前测量裸眼远视力和角膜散光，术后3个月和1年测量裸眼远视力（UDVA）、最佳矫正远视力（BDVA）、全眼残余散光、角膜散光、全眼高阶像差、调制传递函数。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内比较采用重复测量，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秩和检验。结果:120例患者中100例完成随访，其中男性44例，女性56例，年龄（66.48±6.20）岁；失访率16.7%。3个组间性别分布、年龄、术前角膜散光、术前裸眼远视力和IOL球镜度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个组术后3个月及1年UDVA分别优于术前UDVA，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5.18，5.04，4.98，4.99，4.90，4.89；均 P<0.001）。术后3个月及1年，3个组患者全眼残余散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30.69，31.23，均 P<0.001）；两两比较，散光矫正型IOL组术后3个月全眼残余散光小于另外2个组，术后1年的全眼残余散光为0.25（0.00，0.50）D，也小于飞秒激光松解组的0.50（0.50，0.75）D和手工松解组的0.75（0.50，0.75）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71，-5.18，-3.94，-5.15，均 P<0.001）。术后3个月，术后1年3个组总高阶像差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36.30，34.38，均 P<0.001）；两两比较，散光矫正型IOL组HOA值高于与另外2个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5.01，4.73，5.31，5.27，均 P<0.001）。术后3个月，术后1年3个组调制传递函数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30.02，29.92，均 P<0.001）；其中飞秒激光松解组调制传递函数值高于与另外2个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61，4.67，4.66，4.69，均 P<0.001）。 结论:3种方法均可以有效矫正低度角膜逆规散光，散光矫正型IOL植入术后全眼残余散光小、效果稳定，飞秒激光松解后的全眼高阶像差低、视觉质量佳。

目的：:运用多光谱视网膜屈光地形图（MRT）测量4~12岁儿童不同区域周边视网膜的离焦量（RPRE），探讨RPRE与近视发展之间的关系。方法：:病例对照研究。连续性纳入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在长沙湘江爱尔眼科医院门诊就诊的4~12岁儿童170例，根据屈光状态分为轻度近视组78例，轻度远视组49例，正视组43例。所有儿童在充分散瞳后，运用带状检影镜检测屈光度数，并以等效球镜度（SE）记录；运用Lenstar LS900光学生物测量仪检测生物学参数，包括眼轴长度（AL）、中央角膜厚度（CCT）、前房深度（AD）、晶状体厚度（LT）、角膜曲率度数（K1、K2）和散光（AST=K2-K1）；采用MRT测量儿童不同区域的RPRE并汇总得出其平均值，记录如下：周边视网膜总RPRE的平均值（TRVD）、0°~15°周边视网膜的离焦量平均值（RDV-15°）、周边视网膜15°~30°方向的RPRE平均值（RDV-30°）、周边视网膜30°~45°方向的RPRE平均值（RDV-45°），所有检测结果均取右眼。通过非参数检验分析不同偏心度RPRE的差异；Spearman相关性分析不同屈光度与RPRE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检验不同偏心度RPRE与眼球生物参数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在偏心度15°~45°范围，低度近视儿童RPRE为远视性离焦，且RPRE随着偏心度增大而增加；相反，低度远视儿童RPRE为近视性离焦，且RPRE随着偏心度增大而减少；正视儿童偏心度30°以内的屈光状态与黄斑中心凹处的屈光状态基本相同，而偏心度30°~45°时，RPRE随着离黄斑中心凹距离增大而增加，且为远视性离焦；偏心度0°~15°时，RPRE与AL均无相关性（ P>0.05）。偏心度15°~30°和30°~45°时，RPRE与AL呈正相关（ r=0.33、0.40，均 P<0.001）。偏心度0°~15°时，RPRE与眼生物学参数无相关性（ P>0.05）；偏心度15°~30°和30°~45°时，AL是RPRE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01）。 结论：:4~12岁低度近视和正视儿童RPRE为远视性离焦，低度远视儿童RPRE为近视性离焦，且在偏心度15°~45°范围内RPRE可能与儿童轴性近视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目的：:探讨不同切口大小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对近视散光矫正影响的矢量分析。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连续纳入2021年2—12月在天津市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中心行SMILE的近视散光患者349例（349眼），均选取右眼进行研究。其中行2 mm切口SMILE的患者129例（129眼）作为2 mm切口组，行3 mm切口SMILE的患者220例（220眼）作为3 mm切口组。按柱镜度分组：柱镜度<1.50 D为低度散光组，柱镜度≥1.50 D为高度散光组，再将柱镜度按照切口不同进行亚分组。按球镜度分组：-3.00~0 D为低度球镜组，-6.00~-3.25 D为中度球镜组，<-6.00 D为高度球镜组，再将球镜度按照切口不同进行亚分组。于术前及术后3个月对术眼进行视力、屈光度以及角膜地形图检查。利用矢量分析法分析散光的矫正效果，观察指标包括目标矫正散光（TIA）、手术实际矫正散光（SIA）、差异向量（DV）、矫正指数（CI）、成功指数（IOS）、误差角度（AOE）、误差角度绝对值（|AOE|）、误差幅度（ME）、平坦效果（FE）和平坦指数（FI）等。不同切口组间术前基线参数的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术后屈光度、TIA、SIA、CI、IOS、AOE、|AOE|、FI、FE、ME的差异比较采用Mann-Whitney检验。 结果：:不同切口组患者术后3个月的球镜度、柱镜度和SE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 mm切口组术后3个月裸眼远视力（UDVA）≥20/20的眼数比例为96%，3 mm切口组术后3个月UDVA≥20/20的眼数比例为95%。矢量分析结果显示，3 mm切口组的IOS低于2 mm切口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7， P=0.023）。低度散光组中，3 mm切口组的IOS、CI小于2 mm切口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17， P=0.030； Z=-2.84， P=0.005），3 mm切口组的FI和ME大于2 mm切口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42， P=0.016； Z=-2.02， P=0.043）。中度球镜组中，3 mm切口组的IOS和FI小于2 mm切口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33， P=0.001； Z=-2.39， P=0.017）。高度球镜组中，3 mm切口组的CI小于2 mm切口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4， P=0.025）。余指标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不同切口大小的SMILE手术均能达到良好的散光矫正效果，虽然2 mm切口微创，但是矢量分析显示3 mm切口在低度散光的矫正方面呈现一定的优势。

目的:探讨低、高阶像差与人眼客观焦深的关联性及影响客观焦深的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选取2022年2—4月在天津市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中心就诊的近视及散光患者76例152眼，其中男41例，女35例。采用iTrace视功能分析仪手动选择3、4、5和6 mm 4个扫描直径，对患者的全眼低阶像差和高阶像差进行测量，同时直接测得患者在该瞳孔直径下的客观焦深。采用Spearman秩相关性分析评估不同瞳孔直径下客观焦深与低、高阶像差之间的相关性；对不同程度近视和散光人群及不同瞳孔直径、眼别、性别间的客观焦深进行比较。结果:客观焦深与总低阶像差在3、4、5、6 mm瞳孔直径下均呈正相关( rs＝0.380、0.317、0.385、0.519，均 P<0.01)。客观焦深与离焦(近视度)在3、4、5、6 mm瞳孔直径下均呈正相关( rs＝0.377、0.323、0.403、0.512，均 P<0.01)，与像散(散光度)仅在瞳孔直径为6 mm时呈正相关( rs＝0.255， P<0.05)。3、4、5、6 mm瞳孔直径下不同近视程度组客观焦深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6.440、7.370、9.990、16.930，均 P<0.05)，其中不同瞳孔直径下高度近视组客观焦深均明显高于低度近视组，6 mm瞳孔直径下高度近视组客观焦深高于中度近视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客观焦深与总高阶像差在3、4、5、6 mm瞳孔直径下均呈正相关( rs＝0.911、0.807、0.733、0.677，均 P<0.001)。在各项高阶像差中，客观焦深与总彗差在3、4、5、6 mm瞳孔直径下均呈正相关( rs＝0.727、0.557、0.620、0.487，均 P<0.001)；与垂直彗差在3、4、5、6 mm瞳孔直径下均呈正相关( rs＝0.439、0.405、0.553、0.400，均 P<0.001)；与水平彗差在瞳孔直径为5 mm和6 mm时均呈正相关( rs＝0.308、0.308，均 P<0.01)；与三叶草像差在3、4、5、6 mm瞳孔直径下均呈正相关( rs＝0.344、0.443、0.316、0.330，均 P<0.01)；与球差在瞳孔直径为4、5和6 mm时均呈正相关( rs＝0.321、0.310、0.428，均 P<0.01)。3 mm与4 mm、5 mm与6 mm瞳孔直径下客观焦深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1、0.004)。不同散光程度之间及不同性别、不同眼别之间客观焦深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人眼客观焦深大小主要与高阶像差中垂直彗差和三叶草像差以及低阶像差中离焦量具有较强关联性，水平彗差和球差仅在瞳孔直径较大时与客观焦深相关性较强；此外，瞳孔直径较小(3 mm)或较大时(6 mm)明显影响客观焦深。

目的:探讨0.05 D间隔球镜片验光在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采用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方法，纳入2021年6月至2022年2月于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行SMILE的中低度近视及近视散光患者60例120眼，根据术前插片验光及红绿平衡试验采用球镜片的不同分为0.05 D组和0.25 D组，分别采用0.05 D和0.25 D间隔球镜片验光，每组30例60眼。2个组患者年龄、球镜度、柱镜度及最佳矫正视力基线资料匹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比较2个组患者术前验光的单眼红绿平衡情况，以及术后1个月和3个月单眼红绿平衡、裸眼视力(UCVA)及等效球镜度。 结果:术前验光0.05 D组红绿平衡率为95.00%(57/60)，高于0.25 D组的35.00%(21/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Wald χ2＝17.642， P<0.001)。术后1个月和3个月，0.05 D组红绿平衡率分别为63.33%(38/60)和56.67%(34/60)，高于0.25 D组的23.33%(14/60)和21.67%(13/60)，2个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ald χ2＝9.137， P＝0.003； Wald χ2＝7.483， P＝0.006)。术后1个月和3个月，0.05 D组UCVA(LogMAR视力)分别为－0.1(－0.1，－0.1)和－0.1(－0.1，－0.1)，优于0.25 D组的0.0(－0.1，0.0)和－0.1(－0.1，0.0)，2个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ald χ2＝11.624， P＝0.001； Wald χ2＝12.841， P<0.001)。术后1个月和3个月，0.05 D组等效球镜度分别为－0.07(－0.25，0.13)D和－0.13(－0.25，0.13)D，0.25 D组分别为－0.13(－0.38，0.25)D和－0.13(－0.38，0.25)D，2个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Wald χ2＝0.029， P＝0.866； Wald χ2＝0.189， P＝0.664)。 结论:与0.25 D间隔球镜片验光相比，0.05 D间隔球镜片验光可提高中低度近视患者SMILE术前及术后的红绿平衡率和术后视力。

目的:了解江苏省阜宁县50岁及以上糖尿病人群中未矫正屈光不正的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以人群为基础的横断面研究。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9年3至5月抽取在阜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信息中心登记的50岁及以上糖尿病人群（82个抽样点），了解受检者一般情况、全身疾病及其治疗情况、体检指标、糖化血红蛋白浓度等。受检者进行视力和眼部检查，包括眼前节和眼底情况。未矫正的屈光不正定义为视力较好眼的日常生活视力<0.5且矫正后提高≥2行。分别采用独立 t检验和χ2检验分析定量资料和分类资料的差异；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糖尿病患病时间、糖化血红蛋白等因素对未矫正屈光不正患病率的影响。 结果:本次调查共检录2 067例糖尿病患者，实际接受调查1 965例，纳入统计分析1 910例，受检率为92.4%。345例存在未矫正的屈光不正，患病率为19.66%。单纯近视眼51例中未矫正屈光不正的患病率为72.55%（37/51），单纯远视眼124例中未矫正屈光不正的患病率为46.77%（58/124），单纯散光77例中未矫正屈光不正的患病率为17.81%（13/73），近视眼合并散光147例中未矫正屈光不正的患病率为63.95%（94/147）；远视眼合并散光194例，未矫正屈光不正的患病率为51.98%（100/19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未矫正屈光不正的危险因素为高龄［与50~59岁相比，70~79岁、≥80岁人群未矫正屈光不正患病率风险增加（ OR =1.81，1.90；均 P<0.05）］、糖化血红蛋白浓度7.1%~8.0%、>10%（与<5.6%相比， OR=1.84，1.82；均 P<0.05）、近视眼及其程度较重［与正视眼相比，近视眼、低度近视眼、重度近视眼、高度近视眼人群未矫正屈光不正患病率风险增加（ OR=2.98，6.94，42.43，77.85；均 P<0.01）、晶状体混浊人群未矫正屈光不正患病率风险增加（ OR=7.60， P<0.01）。 结论:江苏省阜宁县50岁及以上糖尿病人群中未矫正的屈光不正患病率较高，是该人群中视力损伤的重要原因之一，其重要影响因素为年龄、糖化血红蛋白浓度、近视眼患病情况及晶状体状态。相关卫生部门应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眼部疾病的健康科普，定期进行验光和眼底检查。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757-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