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拮抗剂方案和高孕激素状态下促排卵（progestin-primed ovarian stimulation，PPOS）方案在20~50岁患者中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接受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ICSI-ET）助孕并采用拮抗剂方案或PPOS方案的20~50岁不孕症患者3 752例，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方法按1∶1匹配均衡两组间的变量后，比较两组的基本特征、临床/实验室指标及助孕结局等。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混杂因素进行校正后对比两种促排卵治疗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通过分层分析比较两种促排卵方案在不同类型患者中的临床疗效。 结果:匹配后，1 466例患者（每组各733例）纳入分析，两组患者的年龄、体质量指数、不孕类型、不孕病因、不孕年限、取卵次数、基础卵泡刺激素、窦卵泡计数和授精方式构成比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拮抗剂方案组扳机日雌二醇水平［1 700.30（1 011.76，2 580.50）ng/L］及黄体生成素（luteinizing hormone，LH）水平［1.95（1.07，5.27）U/L］显著低于PPOS方案组［2 056.50（884.08，3 601.59）ng/L， P=0.010；3.00（1.51，5.00）U/L，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POS方案组周期取消率［30.56%（224/733）］显著高于拮抗剂方案组［18.83%（138/733）， P<0.001］；而获卵数、可利用胚胎数及优质胚胎数与拮抗剂方案组相似（均 P>0.05）。PPOS方案组的胚胎种植率［16.97%（207/1 220）］、每移植周期临床妊娠率［21.78%（188/863）］、每移植周期持续妊娠率［16.11%（139/863）］和每移植周期活产率［15.06%（130/863）］均明显低于拮抗剂方案组［21.42%（266/1 242）， P=0.010；27.38%（233/851）， P=0.012；21.62%（184/851）， P=0.004；20.80%（177/851）， P=0.002］；PPOS方案组累积活产率［17.74%（130/733）］显著低于拮抗剂方案组［24.15%（177/7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调整混杂因素后显示卵巢刺激方案为影响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42，95% CI：1.03~1.95， P=0.032）。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年龄≤35岁与取卵次数≥2次的人群中，PPOS方案组的累积活产率［21.35%（111/520），7.85%（41/522）］显著低于拮抗剂方案组［28.93%（151/522）， P=0.005；12.23%（62/507）， P=0.019］。 结论:与PPOS方案相比，拮抗剂方案可改善20~50岁不孕症患者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且在女方年龄≤35岁及非首次取卵的患者中更为显著。

目的:以评价拮抗剂方案和高孕激素状态下促排卵（progestin-primed ovarian stimulation，PPOS）方案在低预后患者中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embryo transfer，IVF/ICSI-ET）助孕，符合波塞冬低预后诊断标准并采用拮抗剂方案或PPOS方案治疗的不孕症患者1419名，共1560个取卵周期。比较拮抗剂方案组和PPOS方案组患者基线特征、临床指标、实验室指标及临床结局。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调整混杂因素后分析两种促排卵方案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 结果:一般情况比较显示，拮抗剂方案组中患者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和窦卵泡计数（antral follicle count，AFC）显著高于PPOS方案组［1.45（0.68，3.28）μg/L比1.10（0.55，2.71）μg/L， P=0.002；7.00（4.00，11.00）μg/L比6.00（3.00，9.00）μg/L， P=0.010］，基础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显著低于PPOS方案组患者［7.65（6.26，9.99）U/L比7.88（6.29，10.58）U/L， P=0.007］。实验室结局及临床结局指标显示，拮抗剂方案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hormone，hCG）注射日雌二醇水平［726.20（415.30，1 095.00）ng/L］显著低于PPOS方案组［738.00（412.55，1 187.75）ng/L， P=0.028］，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9.31±2.67）mm］、每取卵周期累积妊娠率［49.35%（379/768）］及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38.04%（291/765）］显著高于PPOS方案组［（6.81±2.26）mm， P<0.001；37.62%（298/792）， P<0.001；26.08%（206/790），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调整混杂因素后，在波塞冬标准低预后患者中拮抗剂方案组的每取卵周期累积妊娠率（ OR=1.58，95% CI=1.24~2.01， P<0.001）及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 OR=1.68，95% CI=1.30~2.17， P<0.001）均显著高于PPOS方案组；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变量分层中，拮抗剂方案的每取卵周期累积妊娠率及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均高于PPOS方案组。每取卵周期累积妊娠率及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在女方年龄（ P<0.001， P<0.001）、授精方式（ P<0.001， P<0.001）、AMH分层（ P<0.001， P<0.001）中以及波塞冬组1（ P=0.001， P<0.001）及组3分层（ P=0.008， P=0.024）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与PPOS方案相比，拮抗剂方案可改善波塞冬低预后患者的每取卵周期累积活产率，且在波塞冬组1及波塞冬组3患者中更为显著。

目的:探究辅助生殖技术中出生单胎新生儿第二性别比（secondary sex ratio，SSR）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00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生殖中心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出生的7020例单胎新生儿的临床资料，分析新生儿的母亲年龄、授精方式、移植胚胎类型、移植胚胎期别等因素对单胎新生儿性别的影响。结果:在7020例新生儿中，男婴3730例，女婴3290例，总SSR为113∶100。体外受精（ 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方式出生新生儿SSR明显高于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授精方式（121∶100比95∶100， P<0.001），其他因素对出生新生儿SSR无显著影响。分层分析中，在IVF组和ICSI组间除了母亲年龄≥35岁组、囊胚期胚胎移植组的IVF和ICSI出生的SS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外，其余各组的IVF出生新生儿的SSR都高于ICSI（<35岁组： P<0.001；新鲜胚胎组： P=0.001；冻融胚胎组： P=0.003；卵裂期胚胎移植组： P<0.001）。在IVF组内和ICSI组内分析显示各影响因素之间的SSR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单胎妊娠中授精方式对新生儿SSR产生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OR=0.792，95% CI=0.712~0.881， P<0.001）。去除混杂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单胎妊娠中授精方式对新生儿SSR影响有统计学意义（a OR=0.793，95% CI=0.713~0.883， P<0.001）。 结论:授精方式是辅助生殖技术中影响出生单胎SSR的因素，IVF较ICSI可提高SSR比值。

目的:探讨提高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embryo transfer，IVF/ICSI-ET）周期中经阴道获卵困难患者的取卵技巧，以降低IVF/ICSI周期取消率。 方法:报道1例IVF/ICSI周期中经阴道取卵联合经腹部取卵的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1例因男方因素行ICSI助孕的不孕患者在促排卵过程中阴道超声监测反复未探及右侧卵巢，使用促性腺激素第5日后出现右下腹腹痛。结合既往阑尾切除手术史，考虑存在因盆腔粘连所致卵巢位置高，并随后经腹部超声予以证实。取卵术式采用超声引导下经阴道联合经腹部穿刺取卵，左右卵巢分别获得成熟卵子各2枚，ICSI授精后最终获胚4枚，移植后生化妊娠。结论:经腹部超声引导下取卵，相对安全、有效，可以获得和常规经阴道超声引导下取卵类似的临床结局；对于经阴道取卵困难的IVF/ICSI女性，可以尝试选择经腹部超声取卵。在IVF/ICSI周期中，需要提高病史询问、进周期前评估和促排卵监测、取卵及胚胎移植等各关键环节的质量。

目的:探讨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水平对首次胚胎移植术后早期妊娠丢失结局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6年7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首次行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VF/ICSI）助孕且首次胚胎移植后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阳性的397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AMH水平等分为四个亚组：A组（AMH≤1.97 μg/L）、B组（1.97 μg/L5.41 μg/L），通过单因素分析、分类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曲线拟合及阈值效应等方法，探讨AMH水平对行IVF/ICSI助孕首次胚胎移植术后早期妊娠丢失结局的影响。 结果:①纳入总人群的早期妊娠丢失率为15.71%（624/3973）。四组间体质量指数、不孕类型、授精方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AMH水平［（1.21±0.50）μg/L、（2.63±0.38）μg/L、（4.26±0.60）μg/L、（8.26±2.78）μg/L， P<0.001］、年龄［（32.35±5.00）岁、（30.77±4.24）岁、（29.90±3.96）岁、（29.35±3.85）岁， P<0.001］、双侧窦卵泡计数（8.01±4.04、11.46±4.40、13.55±4.73、16.08±5.08， P<0.001）、移植胚胎数［（1.74±0.44）枚、（1.73±0.45）枚、（1.69±0.46）枚、（1.66±0.47）枚， P<0.001］、移植胚胎发育时间（卵裂期胚胎/囊胚比例）（85.49%/14.51%、76.42%/23.58%、69.55%/30.45%、65.79%/34.21%， P<0.001）、移植周期类型（新鲜/冻融胚胎移植）（75.08%/24.92%、71.15%/28.85%、57.79%/42.21%、39.46%/60.54%， P<0.001）及早期妊娠丢失率（22.12%、12.25%、12.76%、15.64%，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②调整混杂因素后，分类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C、D三组的早期妊娠丢失率均低于A组，其中总纳入人群中B组（调整后 OR=0.60，95% CI=0.46~0.79， P<0.001）、C组（调整后 OR=0.70，95% CI=0.51~0.97， P=0.033）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5岁人群中B组（调整后 OR=0.46，95% CI=0.30~0.71， P<0.001）、C组（调整后 OR=0.62，95% CI=0.39~0.98， P=0.041）、D组（调整后 OR=0.56，95% CI=0.33~0.93， P=0.026）早期妊娠丢失率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5岁人群中，各组间早期妊娠丢失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曲线拟合分析显示AMH与早期妊娠丢失呈曲线关系，随着AMH水平增加，早期妊娠丢失率逐渐下降后趋于平稳。 结论:对于首次行胚胎移植术后hCG阳性的女性，AMH水平对于<35岁人群的早期妊娠丢失结局有一定的影响。

目的:对1个 MOCS2基因变异所致钼辅助因子缺乏症家系进行单基因病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M)。 方法:选取2020年4月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就诊的1个钼辅助因子缺乏症家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卵胞浆内单精注射技术进行体外授精，将受精卵培养至囊胚期后，活检采集滋养层细胞，运用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高通量测序及单核苷酸多态性连锁单体型分析等技术检测胚胎是否携带 MOCS2基因变异和4 Mb以上的染色体拷贝数变异(CNV)，移植无或携带杂合变异且无染色体CNV的胚胎，妊娠成功后于孕中期进行羊水穿刺产前诊断，验证PGT-M的结果，并进行后续的妊娠随访。 结果:共获卵11枚，3枚成功发育为囊胚，PGT-M结果提示1枚携带母源性 MOCS2基因杂合变异且无染色体CNV的胚胎可用于移植。胚胎解冻移植后获宫内单胎妊娠，孕18周羊水穿刺产前诊断提示胎儿的 MOCS2基因携带情况和染色体分析结果与PGT-M结果一致，于孕37 +5周活产1健康男婴。 结论:PGT-M技术可帮助携带 MOCS2基因变异的夫妇生育健康后代，是携带致病变异家庭的一种重要的优生方式。

目的:探究微视频流程讲解联合接触、介绍、沟通、询问、回答、离开(CICARE)沟通模式在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在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体外授精-胚胎移植的122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流程讲解联合CICARE沟通模式，干预组采用微视频流程讲解联合CICARE沟通模式，观察两组患者各时期疾病认知度、护患关系信任度及周期治疗结局。结果:对照组有1例因失访予以剔除，干预组有1例因问卷填写有误予以剔除，最终共120例患者完成本研究，各60例。准备期，干预组就诊准备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促排卵期，干预组促排卵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取卵术后，干预组取卵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移植术后，干预组移植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移植后等待时，干预组移植术后等待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周期治疗结局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组护患关系信任度量表各维度评分及总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微视频流程讲解联合CICARE沟通模式可提升体外授精-胚胎移植患者健康认知程度，提升用药正确率和治疗安全性。

目的:探讨接种新冠疫苗是否影响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的临床妊娠率。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通过对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期间在北京市市属12家人类辅助生殖机构接受ART治疗的17 611个周期的调查，分析患者的接种新冠疫苗情况及ART的临床妊娠率。结果:接受ART治疗男、女双方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分别为58.83%（10 361/17 611）和41.46%（7 301/17 611）；80.88%（5 864/7 250）的夫妇因担心疫苗的安全性或不良反应没有完成接种。单因素分析与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均显示是否接种新冠疫苗不会影响人工授精或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临床妊娠率，人工授精双方全程接种的临床妊娠率为10.74%（100/931），双方均未接种为11.10%（206/1 856），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76），校正后的 OR=0.96，95% CI：0.74~1.24， P=0.766。体外受精双方全程接种的临床妊娠率为41.88%（2 450/5 850），双方均未接种为40.92%（1 815/4 435），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30），校正后的 OR=1.02，95% CI：0.94~1.11， P=0.578。 结论:接种新冠疫苗不会影响ART治疗的妊娠率。有助孕需求的育龄人群疫苗接种率偏低，需要引起广泛关注。

目的: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对北京市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影响；探讨后疫情时代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质控重点，以及对临床治疗的提示。方法:采用发放调查表的方式，对北京市属12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执业点，分别在2019和2020年1月1日至4月30日的辅助生殖技术开展情况进行调研。结果:2020年1~4月，北京市属12家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机构总门诊量较去年同期下降54.4%。2020年1~4月，夫精人工授精、供精人工授精、体外受精-新鲜胚胎移植和解冻胚胎移植的临床妊娠率分别为11.7%、20.5%、38.4%和45.9%，与2019年1~4月（11.6%、23.1%、40.3%、46.0%）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971、 P=0.469、 P=0.195和 P=0.881）。 结论:COVID-19疫情影响下，北京市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量明显下降，但服务质量保持稳定。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建议临床和胚胎实验室应进行分层质控分析；为控制感染风险，应准确把握各种治疗方案的适应证，为患者制定最佳的助孕治疗方案。

目的:评估单核苷酸多态性微阵列（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array，SNP-array）技术和第二代高通量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术在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中的检测能力和效率。方法:回顾性描述分析2020年1月至2022年8月期间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就诊、夫妇双方均携带有明确致病性基因突变并要求进行第三代试管婴儿助孕的188例患者资料。经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授精和体外培养后，共收获995枚囊胚并进行活检。患者胚胎细胞遗传物质经全基因组扩增之后，分别采用SNP-array或NGS分析其携带致病基因突变和染色体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tion，CNV）的情况，同时采用Sanger测序或间隙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对突变进行直接检测。分析女方年龄和获囊胚数的关系、胚胎携带突变和致病性CNVs的比例，比较不同分子诊断技术在PGT中的检测成功率和准确性。经遗传学检测后，选择合适的胚胎进行子宫腔内移植，并于中孕期进行羊水穿刺产前诊断。结果:①成功对924个胚胎进行遗传学检测，总的检测成功率为92.9%。根据遗传学检测结果，共有389个（42.1%）胚胎可用于移植。②对胚胎进行缺失型α-地中海贫血突变检测，间隙PCR的成功率［84.9%（465/548）］低于SNP-array［98.7%（81/82）］和NGS［92.5%（431/466）］。对点突变进行检测，Sanger测序的成功率［98.5%（440/447）］与SNP-array［95.6%（110/115）］和NGS［96.1%（319/332）］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38个胚胎因等位基因脱扣导致直接位点检测法的结果与SNP单体型分析的结果不一致。另外，有4个胚胎因染色体重组导致SNP单体型分析失败。③与NGS相比，SNP-array检测CNV的成功率［83.7%（165/197）］较低，但是可检出更多种类的染色体拷贝数异常。④共进行了152例胚胎移植，其中有107例成功临床妊娠，有69例完成了羊水穿刺产前诊断，有42个健康儿顺利分娩。结论:从检测效率考虑，SNP-array适用于分析胚胎携带多个基因突变、罕见单基因突变或者缺失型突变，而NGS适用于检测常见的单基因突变类型。同时辅以Sanger测序和间隙PCR等技术对突变位点直接进行检测，可进一步提高PGT的检测成功率和准确性。本研究成果可为PGT从业者根据突变类型和患者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检测平台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