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不同年龄段育龄期月经失调患者体成分及其相关血液指标.方法157例育龄期月经失调患者分为A组(18岁～,55例)、B组(25岁～,77例)和C组(31～35岁,25例).分析三组体成分及其相关血液指标.结果C组身体总水分、细胞内水分、细胞外水分、蛋白质、骨骼肌、基础代谢量、腰臀比及身体细胞量均高于A、B组(P＜0.05).C组右下肢、左下肢去脂体重百分比高于B组,而其余肌肉成分相关指标均高于A、B组(P＜0.05).C组内脏脂肪面积大于A组(P＜0.05).三组体成分相关血液指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30岁以下育龄期月经失调患者在平衡饮食的同时需加强体育锻炼,不同年龄段育龄期月经失调患者应给予针对性的干预指导.

神经源性直立性低血压（NOH）的患者在确诊后就可以给予非药物治疗，包括患者教育、补水治疗、补钠治疗、快速饮水、紧身衣物、阻力运动、饮食调整、温度调整、体育锻炼、睡眠姿势调整以及调整药物等，还要指导患者监测和记录平时的血压和心率等情况。这些方法在临床应用中相对安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但也需要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酌情选择，并监测不良反应的发生。

目的:调查研究中国西藏地区藏汉两族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及日常体力活动情况，分析两族患者日常管理差异，为探索西藏地区藏族糖尿病患者长期院外管理制定合理、有效的慢病管理策略。方法:通过纳入排除法选择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内分泌科病房收治的来自西藏不同地区的糖化血红蛋白（HbA1c）≥ 7%的藏汉两族2型糖尿病患者共265例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检测糖脂代谢相关指标，通用糖尿病自我管理效能量表和国际体力活动长问卷调查两族患者糖尿病自我管理水平及日常体力活动水平。结果:藏族2型糖尿病患者血红蛋白水平［（154.09±24.11）g/L］高于汉族2型糖尿病患者，总胆固醇［（4.63±1.41）mmol/L］、空腹血糖［（7.94±2.19）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2.75±1.11）mmol/L］均高于汉族2型糖尿病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藏族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总分［（81.40±15.44）分］、其中饮食控制［（17.26±4.97）分］、体育锻炼［（11.67±4.42）分］、高低血糖的预防及处理［（12.21±5.72）分］均低于汉族2型糖尿病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藏汉两族患者中度体力活动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西藏地区藏汉两族2型糖尿病自我管理水平对比，藏族患者整体自我管理水平，包括饮食控制、体育锻炼、高低血糖的预防及处理，以及中等强度活动水平相比汉族糖尿病患者较差。应根据藏族文化特色开展有针对性的个体化教育，从而进一步开展符合西藏地区藏族2型糖尿病干预和院外慢病管理方式。

目的:了解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认可度、感知度、满意度）的基本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选取31、14和16个国家卫生城市，选择2 465名年龄≥18岁且在所调查社区生活≥1年居民，利用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调查问卷，收集其对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认可度、感知度和满意度）评价的基本情况。使用MLwinN 2.30软件，利用多元多水平模型分析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结果: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总分为（231.15±32.45）分，将获得感3个维度的得分做百分制标准化处理后，认可度、感知度、满意度得分分别为85.02、59.08和61.42分。多元多水平模型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和自评健康状况与居民认可度得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β值范围为1.24~2.54，均 P<0.05）；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与居民感知度得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β值范围为1.76~8.86，均 P<0.0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可吸入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住类型、文化程度、是否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自评健康状况与居民满意度得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β值范围为1.34~6.26，均 P<0.05）。 结论:国家卫生城市居民获得感总体得分相对较高，说明国家卫生城市政策本身得到了居民的广泛认可，但是未来应加强政策实施方面的细节管理，关注政策覆盖人群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提高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所带来的居民获得感。

目的:探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对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发病风险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6年7月至2007年12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26 980例)、开滦林西医院(18 306例)、开滦赵各庄医院(14 469例)、开滦唐家庄医院(4 389例)、开滦范各庄医院(4 561例)、开滦荆各庄医院(7 623例)、开滦吕家坨医院(4 249例)、开滦林南仓医院(3 136例)、开滦钱家营医院(6 356例)、开滦马家沟医院(2 319例)、开滦医院分院(3 392例)行健康体检的95 780例受试者的体检资料，其中男76 491例，女19 289例；年龄为(51±11)岁，年龄范围为18～98岁。依据ALT三分位水平将受试者分为3组：T1组31 859例(ALT<14.7 U/L)，T2组30 627例(14.7 U/L≤ALT<22.0 U/L)，T3组33 294例(ALT≥22.0 U/L)。由固定医师团队于2006、2008、2010、2012、2014年在相同地点按相同健康体检顺序对受试者进行体检，收集流行病学调查内容、人体测量学及实验室检查指标。观察指标：(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采用健康体检的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肝癌新发病情况和患者生存情况。以2006年首次健康体检时间作为随访起始时间，随访终止事件为发生肝癌、失访、死亡。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发病率，累积发病率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进行检验。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RCS)计算连续变化的ALT和肝癌发病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而后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ALT水平分组影响肝癌发病的风险比( HR)和95%可信区间。使用似然比检验和赤池信息量准则(AIC)计算ALT对于肝癌预测模型拟合情况的影响。使用C-统计量计算不同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T1组受试者男性、年龄、收缩压、舒张压、腰围、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分别为23 516例、(53±14)岁、(130±21)mmHg(1 mmHg＝0.133 kPa)、(82±12)mmHg、(85±10)cm、(24±3)kg/m 2、(4.9±1.1)mmol/L、1.11mmol/L(0.79～1.63 mmol/L)、(5.4±1.6)mmol/L、(1.5±0.4)mmol/L、(2.3±1.0)mmol/L、478例、12 758例、2 482例、15例、5 899例、1 071例、9 553例、5 434例、5 210例；T2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 886例、(52±12)岁、(132±21)mmHg、(84±12)mmHg、(87±10)cm、(25±3)kg/m 2、(4.9±1.2)mmol/L、1.27 mmol/L(0.91～1.90 mmol/L)、(5.5±1.7)mmol/L、(1.6±0.4)mmol/L、(2.4±0.9)mmol/L、744例、13 884例、2 677例、13例、9 365例、981例、8 935例、5 216例、5 023例；T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8 089例、(50±12)岁、(132±21)mmHg、(85±12)mmHg、(89±10)cm、(26±3)kg/m 2、(5.0±1.2)mmol/L、1.45 mmol/L(1.02～2.28 mmol/L)、(5.6±1.8)mmol/L、(1.6±0.4)mmol/L、(2.3±0.9)mmol/L、1 416例、15 471例、3 583例、70例、15 277例、1 350例、10 514例、6 184例、4 447例；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 181.88， F＝350.52、148.39、417.75、948.63、1 917.20、111.60, χ2＝3 747.25， F＝133.78、18.17、14.45, χ2＝478.33、306.60、181.38、58.19、5 649.18、38.82、45.69、35.11、152.64， P<0.05)。(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95 780例受试者随访时间为9.05年(8.75～9.22年)，共有新发肝癌351例，肝癌总发病密度为3.39/10 000人年，女性肝癌发病率为1.11/10 000人年，男性肝癌发病率为3.97/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肝癌的发病密度分别为2.09/10 000人年、2.54/10 000人年和5.42/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受试者的肝癌累积发病率分别为2.47‰、3.10‰和6.11‰，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3.50， P<0.05)。(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校正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后，与T1组比较，T3组新发肝癌的风险增加( HR＝1.87，95%可信区间为1.40～2.49， P<0.05)。RCS结果显示：ALT与肝癌的发病风险呈非线性相关，且曲线呈上升趋势(RCS_S1_ χ2＝7.21， P<0.05)。(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建立多因素模型，将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因素共同带入模型中，计算此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1、6 313.30和6 345.30。将ALT三分位数分组带入模型中，以T1组为对照组计算此时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2、6 300.48和6 328.48。多因素＋Fbg模型的C统计量和AIC数值降低，与多因素模型的-2Log L值的差值为12.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82， P<0.05)。 结论:ALT是肝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建立肝癌预测模型或评估肝癌发病风险时，ALT可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目的:探讨基于健康信念理论对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影响因素间的路径。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3月就诊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的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210例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患者进行一般资料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糖尿病自我管理量表、慢性病患者健康素养调查量表、糖尿病患者自我效能量表的问卷。采用 t检验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 结果:社会支持、健康素养、自我效能与自我管理得分均呈正相关（ r=0.380、0.392、0.274，均 P<0.001）。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体育锻炼情况、医疗支付方式、家族史、睡眠质量患者自我管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路径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在健康素养和自我效能关系里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性（95% CI：0.014~0.117），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和健康素养直接作用于自我管理（ β=0.25、0.27、0.35，均 P<0.01）。自我效能和健康素养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的多重中介正向影响自我管理（ β=0.16、0.27，均 P<0.01）。 结论: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健康素养在老年2型糖尿病合并慢性并发症患者的自我管理中起中介作用且相互影响。

目的:探讨收缩压轨迹与恶性肿瘤发生的关系。方法:收集54 888名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2006—2007年、2008—2009年、2010—2011年3次健康体检的相关资料，及其恶性肿瘤新发情况。利用研究对象3次健康体检的血压测量值，进行收缩压轨迹分组。采用寿命表法计算恶性肿瘤发生率，并进行恶性肿瘤发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根据收缩压轨迹将54 888人分为5组，其中低-稳定组14 326人，正常-稳定组25 630人，中-高组5 390人，高-中组6 438人，高-稳定组3 104人。在(4.95±0.53)年的随访期内，共新发恶性肿瘤1 070例。低-稳定组、正常-稳定组、中-高组、高-中组和高-稳定组的恶性肿瘤发生率分别为1.3%(177/14 326)、2.2%(491/25 360)、3.1%(147/5390)、2.7%(156/6 438)和3.8%(99/3 1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校正性别、年龄、吸烟、饮酒、体育锻炼、体质指数、空腹血糖、总胆固醇、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后，收缩压轨迹与恶性肿瘤发病有关，与低-稳定组相比，正常-稳定组、中-高组、高-中组、高-稳定组的 HR分别为1.413、1.731、1.557和1.907(均 P<0.001)。 结论:高收缩压轨迹是恶性肿瘤发生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脊柱矫形器治疗对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症患者腰背痛、背伸肌力的影响。方法:选取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226例年龄≥60岁、伴有或不伴有脊椎骨折的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症患者，根据纳入研究的时间先后，分为三组：对照组6个月内未采取任何干预；脊柱矫形器组患者由理疗师、医生和骨科技术人员佩戴矫形器，每天佩戴矫形器时间>2 h，持续6个月；设备培训组患者在理疗师的带领下，在体育馆每周锻炼1 h，持续6个月。三组均在3、6个月后进行随访，用视觉模拟量表评分(VAS评分)和Borg-CR-10评分评估腰背痛，并测量背部伸肌力量。观察患者新发椎体骨折的情况。结果:共有192例患者完成了全部的随访研究，其中脊柱矫形器组62例，设备培训组62例，对照组68例。在干预期间，三组VAS评分、Borg-CR-10评分均呈下降趋势，背伸肌力均呈增强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脊柱矫形器组6个月时的VAS评分、Borg-CR-10评分均低于设备培训组和对照组，背伸肌力高于设备培训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随访期间，对照组有1例新发椎体骨折。 结论:佩戴脊柱矫形器可以有效缓解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腰背痛，并有利于背伸肌力的恢复。

目的:调查城市失智老年人居家照护社会支持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为完善失智老年人居家照护社会支持服务提供决策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法于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随机抽取武汉市4个中心城区4所三级甲等医院就诊的386名失智老年人家庭照顾者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城市失智老年人居家照护社会支持服务需求问卷调查城市失智老年人居家照护社会支持服务需求现状和属性，采用Better-Worse系数法和敏感度公式计算城市失智老年人居家照护社会支持服务需求的重要度。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自变量对城市失智老年人居家照护社会支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力。结果:城市失智老年人居家照护社会支持服务需求得分（88.67 ± 29.71）分。各项社会支持服务需求Better系数均大于Worse系数绝对值。1项（压疮预防及处理指导）需求为一维属性，其余29项为魅力属性。重要度排序前6位是信息性支持2个条目（压疮预防及处理指导；家庭照顾者提供电话咨询指导）、工具性支持1个条目（为家庭照顾者提供经济援助）和社会陪伴支持3个条目（文化娱乐/体育锻炼活动、上门陪伴、陪同老年人参加社交活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城市失智老年人居家照护社会支持服务需求模型有统计学意义（ F值为2.75~4.23，均 P<0.01）。失智老年人性别、文化程度、子女数量，家庭照顾者年龄、文化程度、自评身体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照顾者与失智老年人亲属关系是自尊支持的影响因素（均 P<0.05）；失智老年人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失智类型，家庭照顾者文化程度、自评身体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照顾者与失智老年人亲属关系是信息性支持的影响因素（均 P<0.05）；失智老年人文化程度、失智类型，家庭照顾者文化程度、自评身体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是社会陪伴支持的影响因素（均 P<0.05）；失智老年人失智类型、家庭照顾者自评身体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照顾者与老年人亲属关系是工具性支持的影响因素（均 P<0.05）。自变量影响作用力进入排序前3位次数分别为家庭照顾者人力资源5次、家庭经济资源和失智老年人因素各3次，亲属资源因素1次。 结论:城市失智老年人居家照护社会支持服务需求偏低，具有需求"期待性倾向"和"集中性"特点。提供居家照护社会支持服务应优先满足"压疮预防及处理指导"需求，提供经济援助、咨询指导、社会陪伴等服务。家庭照顾者人力资源是影响城市失智老年人居家照护社会支持服务的关键因素，家庭经济资源和失智老年人是重要影响因素，建议充分挖掘亲属资源与社区资源潜力。

目的: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学研究生毕业前焦虑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促进医学研究生心理健康提供依据。方法:2020年12月，以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2018级全日制医学研究生为调查对象，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自制问卷进行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共有486名医学研究生接受了调查，焦虑人数占比37.4%(182/486)。有无焦虑的医学研究生在体育锻炼满意度[7(5，10)分比6(4，9)分]、休闲娱乐满意度[5(3，8)分比4(2，8)分]、学习满意度[7(5，10)分比4(3，7)分]以及自评主观压力值[5(3，8)分比7(4，9)分]等方面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s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医学研究生的休闲娱乐满意度[ OR(95% CI)＝0.871(0.803~0.945)]、学习满意度[( OR(95% CI)＝0.687 (0.627~0.751)]与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而自评压力值[ OR(95% CI)＝1.246 (1.148~1.353)]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学研究生毕业前焦虑比例较高。休闲娱乐满意度低、学习满意度低和自评主观压力大是毕业前医学研究生出现焦虑问题的影响因素。应当加强对毕业班研究生心理问题的重视度，强化全方位管理，及时干预焦虑问题，提高医学研究生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