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基于Newton-Cotes算法的反事实分析模型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拓展和改进,以提升模型估算结果的准确性,实现更具现实依据的政策效果模拟和分析.方法:以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在充分比较不同概率分布函数的拟合效果后,拟合我国家庭收入和医疗支出的概率分布曲线,继而构造由90 000 个异质性家庭组成的虚拟社群,根据各家庭的属性值估算出相关指标值,并举例说明了模型的应用场景.结果:拓展后的模型对收入和医疗支出期望值的估计结果以及各主要指标的变化趋势与原始模型基本一致,但对两者离散程度的估计更为精准,政策效果模拟和反事实分析结果更具准确度和严谨性.结论:拓展模型可以对原始模型起到一定的补充和借鉴作用,具备较高的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

目的:探讨卫生政策"三难权衡"问题是否有解,以揭示卫生政策及政策组合是否能够兼顾国民的"健康"、"富有"和"公平".方法:构建包含健康人力资本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卫生指标估算程序,采用贝叶斯模型比较方法,确定合理的模型设置;采用数值模拟方法,通过调整相应的参数,分别模拟单独实施医疗综合监管政策和单独实施医疗质量管理政策的效果,以及两项政策组合实施的政策效果.结果:单独实施医疗综合监管政策有可能造成健康结果对健康可负担性和筹资公平性的背离,单独实施医疗质量管理政策有可能造成健康可负担性和筹资公平性对健康结果的背离,而两项政策组合实施则能有效解决卫生政策"三难权衡"问题.结论:卫生政策"三难权衡"问题并非是无解的,"健康"、"富有"和"公平"的相互背离可以通过合理的政策组合设计得到调和.

卫生总费用(total expenditure on health,TEH)是以货币形式作为综合计量手段,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全社会用于医疗卫生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额[1].卫生总费用核算是评价一个国家卫生筹资状况的主要指标[2],其总量和结构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基本状况,成为分析医疗卫生事业与国民经济、社会健康需求之间关系,评价各项卫生政策的合理性与公平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基本手段.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不可能是无条件和无限度的,应与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

目的:分析我国西部地区卫生筹资公平性及变化.方法:利用2013年和2015年我国基层卫生综合改革西部典型地区的居民家庭健康询问调查数据,结合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年份各省份的各种消费性支出税率,计算各消费性支出的直接税、间接税;计算直接税、间接税、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的集中指数和Kakwani指数,反映五种卫生筹资渠道的公平性.结果:2016年西部典型地区直接税、间接税、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和现金卫生支出的集中指数分别为0.615、0.366、0.285、0.423、0.262,Kakwani指数分别为0.256、0.007、-0.074、0.064、-0.097,与2014年相比,直接税和商业健康保险集中指数分别增加0.120和0.118,现金卫生支出降低0.028;直接税和商业健康保险Kakwani指数分别增加0.106和0.104,现金卫生支出减低0.042,其他筹资渠道集中指数和Kakwani指数变化不大.结论:西部典型地区卫生筹资公平性有所改善,直接税和商业健康保险累进程度进一步增高,对贫困人群有利;现金卫生支出筹资公平性趋好.

目的:分析2016年我国各地区卫生费用水平差异及变化趋势,为在“健康中国”背景下完善各地区卫生筹资政策提供依据.方法:以来源法卫生费用核算为基础,比较分析地区卫生费用筹资总量、结构和变化趋势.结果:2016年我国各地区卫生总费用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呈上升趋势,均超过4.30％,卫生总费用增速差异较大;人均卫生总费用地区间差距大,最高地区是最低地区近4倍;在筹资结构上,仍有12个地区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高于30％;2020年部分地区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存在不达标风险.结论:我国部分地区卫生筹资动员不充分,地区间人群卫生费用利用不均衡;卫生筹资结构存在差距,需加大对卫生筹资公平性的关注;卫生部门应关注卫生系统效率,保障居民健康.

目的:为我国癌症筛查筹资提供政策性建议,提高人群健康和卫生服务公平性.方法:通过文献和报告回顾及相关网站浏览,总结并比较我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癌症筛查的筹资方式及实践特点.结果: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将宫颈癌、大肠癌和乳腺癌筛查纳入公共卫生服务.我国目前主要采用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已实施了多项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地区间公共卫生服务的不平等.然而,因人口众多而资源有限,且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癌症筛查筹资方式仍有较大的人群和地区差异.结论:我国癌症筛查筹资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需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拓宽筹资渠道,逐步实现癌症筛查项目的社会公益属性.

流感是一种疫苗可预防性疾病,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及其并发症的最有效手段.流感疫苗在我国是二类疫苗,年平均接种率仅2％ ～ 3％.接种率低的原因包括公众对流感和流感疫苗认知不足、医务人员极少推荐、接种服务可及性和费用等.为促进我国流感疫苗的预防接种,降低流感对公众的健康危害和经济负担,应考虑采取综合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流感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包括采用不同筹资方式和机制,提高重点人群的接种意愿和接种率、改进免疫服务公平性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医务人员和公众对流感和疫苗预防的认识,改进临床预防实践,通过制订临床指南、路径、专家共识等多种渠道,推动临床医生对流感疫苗预防接种建议的推荐;加快预防接种工作体系建设,为公众提供更方便、可及和规范的预防接种;加大新型流感疫苗研发支持力度,加快新型流感疫苗上市应用;修订我国药典中“妊娠期妇女为流感疫苗接种禁忌”的条款.

追求卫生服务公平性是我国医疗服务的初衷,而公平性目标的实现须以卫生筹资的合理分配为前提.如何有效分配卫生费用,获取最大经济、社会效益已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但是至今我国卫生工作存在资源不足与浪费、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看病难、看病贵”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卫生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宏观卫生筹资政策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从公平角度来看,卫生筹资不仅决定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得性,同时,筹资机制的公平程度将对人群的健康水平和健康公平产生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制度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即:卫生制度初创期、 卫生制度调整期、卫生制度建构期、 健康中国建设期.进入新时代,中国卫生与健康制度发展前景有:一是以公平、 普惠、 健康、 效率为前景;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医疗服务体系;三是全民卫生筹资,集中使用、 绩效支付的公共筹资制度;四是精简统一、 效能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中长期内中国卫生与健康制度的发展路径是:一是混合型卫生筹资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延续,但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渠道应有调整;二是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强调公益性和公平性,患者的就诊行为需合理引导;三是公立医疗机构应作为弱势群体基本医疗的保障;四是政府职能在同级部门之间需要精简,在不同级部门之间需要明晰.

目的 基于全民健康覆盖内涵,分析城乡居民卫生支出现状及其公平性差异,提出政策建议.方法 利用国家第五次卫生服务调查(山东省部分)居民数据(12006户家庭,居民33060例,其中城市家庭6006户,居民10391例,农村家庭6000户,居民22669例),结合收入5分法,按城乡、不同收入组类别对居民卫生支出现状及其公平性进行分析.结果 农村中位家庭医药卫生支出低于城市,中位个人门诊支出、中位个人住院支出高于城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农村不同收入居民中位家庭医药卫生支出、个人中位门诊支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农村不同收入居民中位家庭住院支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不同收入居民中位个人门诊支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收入越高中位家庭医药卫生支出、中位个人住院支出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03—2016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41.81％波动下降到29.76％,2016年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7.58％;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收入比重由4.41％上升到7.36％,而城市居民由5.29％下降到4.73％.农村家庭医药卫生支出集中曲线几乎与45°测量线相重合,集中指数(CI)值为0.0164;城镇家庭医药卫生支出集中曲线在45°测量线下方,CI值为0.0921;整体上城乡居民家庭医药卫生支出集中曲线在45°测量线下方,CI值为0.0390.农村、城市、城乡居民个人门诊支出集中曲线均在45°测量线上方,城乡居民个人门诊支出CI值为-0.0642、农村为-0.0941、城市为-0.3933.城乡居民整体上住院费用支出是集中于高收入居民,CI值为0.0130;农村居民次均住院支出费用曲线基本和45°测量线重合,CI值为-0.0026;城市居民住院费用集中曲线基本在公平线下方,CI值为0.0471.结论 城市居民中位家庭医药卫生支出高于农村、中位个人门诊/住院支出低于农村.城市居民卫生支出公平性好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在家庭医药卫生支出、个人门诊/住院支出上均呈现为集中于低收入人群的不公平现象.应从全面健康覆盖内涵出发,将农村地区、低收入人群作为全民健康覆盖工作的重点人群,改善卫生筹资策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加强农村中低收入居民的疾病风险保护,进而提高全民卫生服务可负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