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既往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以感染性疾病为主,近年来遗传代谢性疾病的诊断率也逐渐升高.目的 总结常见的消化系统遗传代谢病的临床表型和基因型.设计 病例系列报告.方法 纳入在单中心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因消化系统症状就诊且全外显子组基因检测结果异常的患儿.从病历系统中截取患儿的人口学资料、临床资料和基因检测结果.主要结局指标 临床表型和基因型.结果 320 例行基因检测的消化科患儿中结果异常 111 例(34.7%),诊断时年龄(2.4±2.8)岁,男 68 例(61.3%).主要疾病表型包括:遗传性肝病 70 例(63.1%),其中肝豆状核变性和糖原累积病各 15 例,Citrin缺乏症 13 例,Alagille综合征、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和胆红素代谢障碍各 9 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VEO-IBD)8 例(7.2%);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10 例(9.1%)等.肝豆状核变性多表现为无症状的持续性转氨酶升高(53.3%),ATP7B基因c.2333G＞T(p.R778L)是最常见的变异位点(53.3%).糖原累积病患儿的临床表现主要为低血糖、肝肿大、肝功能异常(均为 93.3%)以及TG升高(60.0%),亚型包括Ⅸa型6 例,Ⅲ型5 例,GSDⅠa、GSDⅡ、GSDⅥ和ⅩⅤ型各 1 例.9 例Alagille综合征患儿均有肝功能异常,8 例(88.9%)以"皮肤、巩膜黄染"就诊;8 例(88.9%)为JAG1基因变异(Alagille综合征 1 型),1 例为NOTCH2 基因变异(Alagille综合征2型).Citrin缺乏症患儿多因"皮肤黏膜黄染"入院(92.3%),多有肝酶异常、胆汁淤积和低血糖,13例均检出SLC25A13基因突变,以c.851_854del(38.5%)和c.852_855del(30.8%)位点最为常见.9 例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均有肝脏肿大,ALT、AST和总胆汁酸升高,分型包括 2 型(ABCB11基因变异)6 例,3 型(ABCB4 基因变异)2 例,1 型(ATP8B1 基因变异)1 例.9 例胆红素代谢障碍患儿主诉均为"黄疸和/或肝功能异常",均检出UGT1A1 基因突变,c.211G＞A(p.G71R)(66.7%)和A(AT)6TAAinsTA(55.6%)是最常见的变异位点.8 例VEO-IBD患儿均以"慢性腹泻"为主诉,均有血WBC计数和CRP水平升高,消化道内镜均显示结肠黏膜出现鹅卵石样改变和深度溃疡;7 例为IL10-RA基因突变,最常见的为c.301C＞T(p.R101W)(62.5%)和c.537G＞A(p.T179T)(50%),1 例为IL10-RB基因的杂合突变.结论 基因检测在儿童消化系统遗传病的诊断及治疗中有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胆总管结石合并壶腹周围憩室（PAD）临床特征及行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发生困难插管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7月至2017年12月我国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等15家医学中心收治的1 920例行ERCP治疗胆总管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男915例，女1 005例；年龄为（63±16）岁。1 920例患者中，228例合并PAD，1 692例未合并PAD。观察指标：（1）胆总管结石患者临床特征。（2）胆总管结石患者行ERCP术中及术后情况。（3）胆总管结石患者行ERCP发生困难插管的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或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1）胆总管结石患者临床特征。合并PAD和未合并PAD胆总管结石患者年龄，体质量指数，合并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胆总管直径，胆总管直径分类（<8 mm、8~12 mm、>12 mm），结石长径，结石数目（单发、多发）分别为（69±12）岁，（23.3±3.0）kg/m 2，16例，（14±4）mm，11、95、122例，（12±4）mm，89、139例和（62±16）岁，（23.8±2.8）kg/m 2，67例，（12±4）mm，159、892、641例，（10±4）mm，817、875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7.55、2.45， χ2=4.54， t=-4.92， Z=4.66， t=-7.31， χ2=6.90， P<0.05）。（2）胆总管结石患者行ERCP术中及术后情况。合并PAD和未合并PAD胆总管结石患者内镜下球囊扩张长径，术中出血，出血处理（黏膜下注射、止血夹、喷雾止血、电凝止血、其他），内镜下塑料支架置入，内镜下鼻胆管引流，机械碎石，取净结石，困难插管，延迟插管，>5 次插管尝试，插管时间，X射线暴露时间，手术时间分别为10.0（8.5~12.0）mm，56例，6、5、43、1、1例，52例，177例，67例，201例，74例，38例，74例，（7.4±3.1）min，（6±3）min，（46±19）min和9.0（8.0~11.0）mm，243例，35、14、109、73、12例，230例，1 457例，167例，1 565例，395例，171例，395例，（6.6±2.9）min，（6±5）min，（41±17）min，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6.31， χ2=15.90、26.02、13.61、11.40、71.51、5.12、9.04、8.92、9.04， t=-3.89、2.67、-3.61， P<0.05）。（3）胆总管结石患者行ERCP发生困难插管的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总胆红素>30 μmol/L、结石数目>1个、合并PAD是胆总管结石患者行ERCP发生困难插管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1.31，1.48，1.44，95%可信区间为1.06~1.61，1.20~1.84，1.06~1.95， P<0.05）。进一步分析，1 920例行ERCP胆总管结石患者中，469例发生困难插管和1 451例未发生困难插管患者PEP发生率分别为17.271%（81/469）和8.132%（118/1 451），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1.86， P<0.05）；1 692例未合并PAD胆总管结石患者中，395例发生困难插管和1 297例未发生困难插管患者PEP发生率分别为17.722%（70/395）和8.250%（107/1 297），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9.00， P<0.05）；228例合并PAD胆总管结石患者中，74例发生困难插管和154例未发生困难插管患者PEP发生率分别为14.865%（11/74）和7.143%（11/154），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42， P>0.05）。 结论:与未合并PAD胆总管结石患者比较，合并PAD患者老年比例更高、BMI更低、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比例更高、结石长径更大、结石数目更多。PAD增加胆总管结石患者的ERCP插管难度及机械碎石比例，并降低取净结石比例，但不增加术后并发症。总胆红素>30 μmol/L、结石数目>1个、合并PAD是胆总管结石患者行ERCP发生困难插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肠憩室是指结肠黏膜经肠壁肌层缺损处向外形成囊状突出的病理结构。结肠憩室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发病率高，而随着亚洲国家人群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的逐步西方化，人口老龄化及结肠镜检查的普及，该病发病率也在增长。该病大部分患者临床症状非特异，易出现漏诊或延误诊断。本文报道1例隐匿型升结肠憩室穿孔，分析其临床特征、辅助检查及诊治经过，以期为临床医师提供诊治思路。

目的:观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患者血浆外泌体、微囊泡（MV）、血浆和玻璃体中炎症相关蛋白S100A8的表达，并于糖尿病大鼠模型中进行验证，初步探讨其在DR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方法:病例对照研究和基础研究。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就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住院行玻璃体切割手术患者以及同期健康体检者共计73名纳入研究。其中，采集血浆32名，收集玻璃体液41名，并据此分为血浆样本研究队列和玻璃体样本研究队列。将受试者分为未发生眼底改变的单纯糖尿病组（DM组）、非增生型DR组（NPDR组）和增生型DR组（PDR组）；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对照组（NC组）。玻璃体样本研究队列中对照组为黄斑前膜或黄斑裂孔患者玻璃体液。超速离心法分离血浆外泌体和MV。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纳米粒度分析仪、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鉴定外泌体和MV。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测定S100A8质量浓度。18只健康雄性Brown Norway大鼠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组，每只9只。糖尿病组大鼠经链脲佐菌素诱导建立糖尿病模型。建模后5个月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Western blot检测正常对照组、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S100A8的表达情况。两组间计量数据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计量数据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血浆中成功分离得到具有各自特征的外泌体和MV。PDR组患者血浆外泌体和玻璃体S100A8浓度均高于NPDR组、DM组、N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9、0.020、0.002、0.002， P<0.000、<0.000 ）。血浆样本队列研究4个组受试者血浆、血浆MV的S100A8质量浓度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283、0.015 ， P=0.836、0.996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双极细胞、视锥视杆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均表达S100A8蛋白。与正常对照组大鼠比较，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组织中S100A8表达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028， P=0.001 ）。 结论:循环外泌体中S100A8蛋白水平随2型糖尿病患者DR严重程度明显增高。S100A8可能是DR炎症环境的影响因素，是潜在的抗炎治疗靶点。

目的:观察人脂肪干细胞(hASCs)与人表皮生长因子(hEGF)对皮肤缺损创面修复的影响。方法:选择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0年1月6例患者抽脂减肥的脂肪组织作为hASCs的来源，以酶消化法从人脂肪组织中提取hASCs，将其培养至第3代。利用倒置显微镜对细胞形态进行观察；使用流式细胞仪鉴定细胞表型及分化能力检测。随机将24只新西兰大白兔建立背部全层皮肤缺损模型，并将实验用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3组，设立实验组(hASCs+hEGF组)，细胞治疗对照组(hASCs组)和空白对照组[磷酸盐缓冲液(PBS)组]。实验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以10 μg/L加入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细胞治疗对照组予以100 μl PBS重悬第3代脂肪来源干细胞(1×10 6个)；空白对照组取PBS，各组均注射600 μl局部移植至创面边缘及基底部。大体观察创面愈合情况，计算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创面组织进行标本苏木精-伊红(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CD31染色检测等方法观察和比较各组创面愈合水平。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采用 t检验对比组间计量资料。 结果:相差显微镜观察hASCs的细胞形态学特征：可见原代脂肪间充质干细胞(ADSCs)呈梭形，接种后2 h后开始圆形，大部分细胞变形在48 h后，细胞形态以长梭形为主，短梭形、狭长形及多角形较少，胞质丰富，胞核清楚，并分泌大量基质，基质内呈特异性深蓝色，第3代时可见细胞以长梭形为主，漩涡状生长。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CD90、CD105、CD73呈阳性表达，阳性率在95%以上，CD34、CD11b、CD19、CD45及HLADR呈阴性表达；人脂肪源性干细胞(hADSCs)在加入成脂诱导液培养后，hADSCs可向脂肪细胞分化，加入成软骨诱导培养基诱导后，hADSCs可向软骨细胞分化。表明提取培养的细胞为hADSCs。实验组创面完全愈合，被覆盖新生的上皮组织，接近正常皮肤；细胞治疗对照组创面有68%愈合，新生上皮组织较薄，易破裂出血，与实验组比较，愈合质量欠佳；空白对照组创面愈合质量差，愈合面积约41%。创面面积占初始创面面积百分比3组比较，治疗后第7、11、14、18、21天时间点，实验组愈合速度最快，与细胞治疗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1.095、115.094、199.695、204.917、600.699， P<0.05)，而细胞治疗对照组的愈合速度次之，且在7、11、14、18、21 d时间点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064、13.187、14.315、16.177、14.238， P<0.05)。HE染色法行组织形态学观察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表皮修复情况良好，呈复层上皮排列，同时可见部分炎性细胞浸润；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以及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愈合，存在较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且在尚未愈合的创口周围可见有瘢痕组织增生。CD31染色法观察新生微血管：实验组创面已经完全愈合，创面浅面可见新生血管，深部血管则呈垂直创面的方向生长，且血管密度较大；细胞治疗对照组则仍有部分创面未能愈合，肉芽组织生长良好，新生血管密度较为丰富，创面表面仍可见较多的炎性细胞浸润；空白对照组则有相当一部分创面尚未能愈合，炎性细胞浸润较明显，肉芽组织中新生血管数量较前两组有明显减少。 结论:hEGF可提高脂肪干细胞的存活率，并延长细胞的存活时间，从而增强hASCs促进创面愈合的作用。

目的:探讨GERD合并食管胃连接部流出道梗阻(EGJOO)在动力学特征、相关临床症状、食管24 h pH-阻抗测定中的特点和临床意义。方法:纳入2014年8月至2019年8月在珠海市人民医院就诊的512例GERD患者。依据患者是否合并EGJOO分为EGJOO组(85例)和非EGJOO组(427例)，根据内镜检查是否合并食管糜烂分为非糜烂性反流病(NERD)组(393例)和反流性食管炎(RE)组(119例)。分析各组患者的食管高分辨率测压(HRM)动力特征、相关临床症状和食管24 h pH-阻抗检测结果。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Wilcoxon秩和检验，配对资料比较采用McNemar检验。结果:EGJOO组患者下食管括约肌(LES)静息压、整合松弛压(IRP)、远端收缩积分(DCI)、食团内部压力(IBP)、IBP最大值均高于非EGJOO组[分别为30.70 mmHg(22.50 mmHg，40.75 mmHg)(1 mmHg＝0.133 kPa)比19.90 mmHg(14.50 mmHg，26.20 mmHg)、17.80 mmHg(16.20 mmHg，22.85 mmHg)比7.80 mmHg(5.20 mmHg，10.20 mmHg)、1 282.80 mmHg·s·cm(654.55 mmHg·s·cm，2 563.20 mmHg·s·cm)比818.90 mmHg·s·cm(495.10 mmHg·s·cm，1 365.10 mmHg·s·cm)、7.00 mmHg(4.40 mmHg，11.65 mmHg)比3.60 mmHg(1.10 mmHg，5.80 mmHg)、14.90 mmHg(11.50 mmHg，18.80 mmHg)比10.40 mmHg(8.10 mmHg，13.10 mmHg)]，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7.82、-14.57、-4.25、-7.16、-6.27， P均<0.01)。NERD组患者LES静息压高于RE组[21.70 mmHg(15.65 mmHg，29.40 mmHg)比19.40 mmHg(13.60 mmHg，25.10 mmH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47， P＝0.014)。EGJOO组患者的DeMeester评分、长反流(>5 min)次数、最长反流持续时间、pH值<4时间百分比均高于非EGJOO组[分别为6.60分(2.70分，11.20分)比3.25分(1.30分，9.18分)、1.00次(0.00次，1.00次)比0.00次(0.00次，0.00次)、6.50 s(2.00 s，15.00 s)比1.00 s(0.00 s，5.00 s)、1.70%(0.30%，2.30%)比0.30%(0.00%，1.6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04、-2.94、-3.98、-2.42， P均<0.05)。EGJOO组治疗前吞咽困难的比例高于非EGJOO组[9.4%(8/85)比2.1%(9/4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1)。EGJOO组和非EGJOO组治疗后烧心、嗳气、腹痛、腹胀、胸痛比例均低于治疗前[EGJOO组：11.8%(10/85)比34.1%(29/85)、34.1%(29/85)比51.8%(44/85)、4.7%(4/85)比20.0%(17/85)、3.5%(3/85)比22.4%(19/85)、4.7%(4/85)比21.2%(18/85)。非EGJOO组：14.8%(63/427)比33.0%(141/427)、36.8%(157/427)比51.5%(220/427)、5.4%(23/427)比26.5%(113/427)、6.6%(28/427)比21.1%(90/427)、2.8%(12/427)比18.3%(78/4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McNemar检验， P均<0.05)。 结论:EGJOO患者LES舒缩功能障碍引起的症状更严重，酸反流更明显，且常规促动力药物对其治疗效果欠佳。食管糜烂的发生不仅与酸反流和酸暴露时间的增加有关，还与食管动力障碍、局部黏膜屏障功能等的影响有关。

目的:观察眼弓蛔虫病（OT）患者的临床特征和治疗预后。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2018年3月至2021年9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OT患者40例40只眼纳入研究。所有患眼均行最佳矫正视力（BCVA）、扫描激光检眼镜（SLO）检查。同时行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成像（CDFI）、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分别为25、26、26只眼。40例患者中，男性23例（57.5%，23/40），女性17例（42.5%，17/40）；均为单眼发病。年龄<18岁者30例（75.0%，30/40），年龄（9.60±0.60）岁；≥18岁者10例（25.0%，10/40），年龄（34.60±4.52）岁。长住农村地区33例（82.5%，33/40）；有犬、猫接触史27例（67.5%，27/40）。40只眼中，周边肉芽肿型（周边型）、后极部肉芽肿型（后极型）、类似眼内炎的玻璃体混浊型（混浊型）、混合型，分别为18（45.0%，18/40）、11（27.5%，11/40）、6（15.0%，6/40）、5（12.5%，5/40）只眼。所有患者明确诊断后均接受药物和（或）手术治疗。周边型、后极型、混合型28只眼，给予手术、药物治疗分别为17、11只眼；混浊型5只眼，仅给予药物治疗。40例患者中，33例患者参与随访；治疗后随访时间（18.78±9.44）个月。观察患眼BCVA改善情况。治疗前后不同BCVA眼数比较行 χ2或Fisher's检验。 结果:首诊时，患眼BCVA光感~0.6，其中BCVA<0.1、0.1~0.3、>0.3者分别为20、13、7只眼。晶状体后玻璃体前界膜增厚24只眼（60.0%，24/40），玻璃体分层样混浊27只眼（67.5%，27/40），周边部/后极部肉芽肿22只眼（55.0%，22/40）。行CDFI检查的25只眼中，玻璃体可见特征性分层样或弥漫性混浊14只眼（56.0%，14/25）。行FFA检查的26只眼中，视网膜毛细血管"羊齿蕨样"渗漏15只眼（57.7%，15/26），病灶处片状无灌注区。行OCT检查的26只眼中，视网膜前膜、黄斑囊样水肿、玻璃体视网膜牵拉分别为8（30.8%，8/26）、5（19.2%，5/26）、2（7.7%，2/26）只眼。末次随访时，与治疗前比较，混浊型5只眼BCVA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周边型、后极型、混合型28只眼中，行手术治疗的17只眼，BCVA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258， P<0.05）；仅行药物治疗的11只眼，BCVA不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594， P>0.05）。 结论:OT患者以儿童多见；视网膜肉芽肿、晶状体后灰白色增生膜或玻璃体分层样混浊具体一定特征性；OT主要通过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和玻璃体切割手术进行治疗。

目的:探讨前列腺孤立性导管内癌（isolated intraductal carcinoma of the prostate，iIDC-P）的临床病理特征、分子改变、鉴别诊断及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2016—2022年间的3例iIDC-P的临床病理学资料，进行光镜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高通量DNA靶向测序及随访，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例1~3患者年龄分别为61、67、77岁，术前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水平分别为7.99、7.99、4.86 μg/L。例1和例2包含前列腺穿刺和根治标本，例3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标本。镜下：例1穿刺标本仅1条组织见导管内癌（累及2个导管）、根治标本其中6张切片见导管内癌（病灶直径0.3~1.1 cm），其中1张切片见小灶低级别腺泡腺癌（病灶直径0.05 cm）。例2穿刺标本6条组织见导管内癌，根治标本其中13张切片见导管内癌（病灶直径0.5~1.6 cm），另外3张切片可见低级别腺泡腺癌（最大病灶直径0.6 cm）。例3电切标本其中5条组织见导管内癌。例1和例2导管内癌呈实性生长，导管-腺泡显著膨胀，核显著异型；例3呈致密筛状或疏松筛状结构，核显著异型，核仁明显。例2伴有粉刺样坏死，3例核分裂象均易见。导管内癌免疫表型：双标34βE12+P504s显示基底细胞表达34βE12/异型肿瘤细胞表达P540s，p63和CK5/6显示腺泡/导管周围基底细胞，肿瘤细胞表达NKX3.1、雄激素受体、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前列腺特异性酸性磷酸酶，不表达GATA3，导管内癌和腺泡腺癌均弱表达PTEN、不表达ERG。高通量DNA靶向测序：例2和例3伴有MAPK/PI3K通路基因改变（KRAS、MTOR和PTEN），例2伴有p53突变、例3伴有FOXA1突变。3例均未发现TMPRSS2：：ERG融合，3例均显示微卫星稳定，肿瘤突变负荷低（2.1~3.1 muts/Mb）。随访16~91个月，均无生化复发及远处转移。结论:iIDC-P是一种特殊的前列腺导管内癌，不同于伴有高级别前列腺癌的前列腺导管内癌，具有独特的分子改变，可能代表一种特殊类型前列腺癌的原位病变。

目的:? 神经内分泌肿瘤根据发病部位不同，生物学行为存在差异。临床医师对直肠神经内分泌肿瘤（rectal neuroendocrine neoplasm，RNEN）的认识仍存在不足，此研究旨在指导RNEN的临床诊治及病情评估。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北京协和医院确诊的RNEN患者，收集和分析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全血细胞检查、内镜表现和组织病理学特征等。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对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肿瘤转移的危险因素。 结果:共纳入患者172例，其中男性107例、女性65例，年龄16~77岁，平均年龄（52±12）岁。RNEN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排便习惯改变33.7%（58/172），其次为腹痛20.9%（36/172）、体重下降15.7%（27/172）等。研究共纳入神经内分泌瘤（NET）161例，神经内分泌癌（NEC）9例，混合性神经内分泌-非神经内分泌肿瘤（MiNEN）2例。内镜下多表现为息肉或隆起样病变85.5%（147/172），主要累及黏膜层27.9%（48/172）和黏膜下层55.8%（96/172）。29例患者诊断时已发生局部/远处转移。直径<10 mm，10~20 mm和>20 mm肿瘤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LR平均值分别为1.79±0.55、2.27±1.23和2.95±0.66， P<0.01。合并转移的RNEN患者NLR值明显高于无转移组（2.61±0.81比1.89±0.80， P<0.01）。肿瘤直径大（<10 mm 比10~20 mm比>20 mm， OR值为1.00 比 2.10比 5.25×10 9， P=0.001）、侵袭肠壁深层（黏膜层 比 黏膜下层 比 肌层 比 侵及/穿透浆膜层， OR值为1.00 比 3.26 比 14.11 比 39.42， P=0.008）和高NLR（NLR<2.25 比NLR≥2.25， OR值为1.00比5.19， P=0.024）是RNEN转移的危险因素。 结论:RNEN转移与肿瘤大小、肠壁浸润深度及NLR相关。高NLR是可能是RNEN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直肠癌是中国发病率居高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15%~30%的散发结直肠癌来源于锯齿状病变癌变途径。锯齿状病变内镜下表现、分子信号通路改变、病理改变、自然病程等与经典“腺瘤-癌”途径不同，特别是无蒂锯齿状病变，由于内镜下发现率低，病灶边缘不清导致不完全切除，是间期癌的重要来源。因此，认识无蒂锯齿状病变非常重要。本文就无蒂锯齿状病变分类、内镜下pit pattern分型、分子改变特征作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