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挽救性放疗在食管鳞癌根治性手术后发生区域淋巴结寡复发患者再程治疗中的作用。方法:回顾分析2013－2016年间确诊的胸段食管鳞癌，首程治疗接受根治性手术且根治术后发生局部区域淋巴结寡复发(1～3个)，病例资料完整可分析者共74例。采用 Kaplan- Meier法生存分析， Logrank法行组间对比。 结果:复发后全组中位总生存(OS)期9个月(2.5～43个月)，复发后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期4个月(1～33个月)。挽救性放疗、未放疗分别为47、27例，治疗客观缓解率分别为77%(36/47)和30%(8/27)。挽救性放疗组比未放疗组有更好的OS ( P＝0.042)和PFS ( P＝0.01)。挽救性放疗患者中累及野放疗和选择野放疗有着相似的OS ( P＝0.963)和PFS ( P＝0.599)；放疗剂量≥60Gy比<60Gy有着更好的OS ( P＝0.001)和PFS ( P＝0.001)。 结论:对于局部区域淋巴结寡复发的食管鳞癌术后患者，局部挽救性放疗比未放疗有更好的OS和PFS。建议开展前瞻性临床研究进一步明确放疗的作用并规范放疗靶区和剂量。

目的:探讨不同形式带蒂背阔肌肌皮瓣移植补救性修复放疗后下腹部皮瓣再造乳房部分硬化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8月至2020年10月湖南省肿瘤医院收治的采用不同形式下腹部皮瓣移植完成乳腺癌术后即刻乳房再造并接受放射治疗的女性患者资料。放射治疗后随访发现部分再造乳房有不同程度的皮瓣硬化挛缩表现，对切除硬结后继发缺损较大的患者采用不同形式的带蒂背阔肌肌皮瓣移植修复。术后随访密切观察皮瓣成活情况、瘢痕增生情况、再造乳房外形质地及供区功能恢复情况。结果:共纳入患者246例，年龄29~63岁，平均42.7岁，其中18例采用带蒂腹直肌肌皮瓣、92例采用单侧游离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包括单穿支皮瓣41例和双穿支皮瓣51例)、71例采用双侧游离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65例采用带蒂腹直肌肌皮瓣联合游离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移植完成乳腺癌术后即刻乳房再造，皮瓣面积为27.0 cm×10.0 cm~34.0 cm×14.0 cm。所有下腹部皮瓣移植乳房再造手术病例术后早期未见明显并发症。放射治疗后随访发现28例再造乳房有不同程度的皮瓣硬化挛缩表现(包括带蒂腹直肌肌皮瓣9例，单侧单穿支游离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19例)，其中9例拒绝硬结切除手术，13例接受硬结切除和局部组织转移修复手术，另外6例切除硬结后继发缺损较大，采用不同形式带蒂背阔肌肌皮瓣移植修复，具体包括传统背阔肌肌皮瓣4例，保留胸背神经和大部分背阔肌的改良背阔肌肌皮瓣2例，皮瓣面积为18.0 cm×6.0 cm~24.0 cm×8.0 cm。术后早期有1例带蒂背阔肌肌皮瓣表现为轻度的灌大于流，术后2 d自行恢复正常。所有皮瓣完全成活，住院时间5~10 d。术后随访(8.5±0.7)个月(6~20个月)，再造乳房外形满意，背部仅遗留线性瘢痕，上肢功能活动未见明显受限。结论:应用不同形式带蒂背阔肌肌皮瓣移植补救性修复下腹部皮瓣移植乳房再造术后放疗损伤的效果满意，操作相对简单，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供区损伤和降低手术风险。

目的:探讨采用质子碳离子笔形束扫描技术治疗复发性颅底及颈椎脊索瘤和软骨肉瘤患者的不良反应和近期疗效。方法:收集2014年6月30日至2018年7月30日收治的45例复发性颅底及颈椎肿瘤患者，其中脊索瘤39例，软骨肉瘤6例，中位肿瘤体积57 cm 3(6.6～231.7 cm 3)。术后复发患者31例，术后放疗后复发14例。行单纯质子治疗1例，质子加碳离子放疗21例，单纯碳离子治疗23例。 结果: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患者中位随访时间29个月(8～57个月)，2年总生存率、局部控制率及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82.7%、85.3%及73.8%。除1例3级急性口腔黏膜炎外，未见其他3～4级急性或晚期不良反应。粒子射线放疗作为再程放疗的患者与第1次放疗的患者，其总生存率分别为50.3%和96.2%( χ2＝16.969， P<0.05)。 结论:质子重离子治疗复发性颅底及颈椎脊索瘤软骨肉瘤取得了较好的短期疗效，长期疗效及不良反应仍需要进一步随访。

目的:观察分析伽玛刀再次治疗首次治疗无效或复发的药物难治性三叉神经痛(TN)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2010年6月至2019年9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伽玛刀中心采用伽玛刀治疗823例原发性药物难治性TN患者，其中16例(1.9%)因治疗无效或复发再次行伽玛刀治疗，回顾性分析1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巴罗神经学研究所(BNI)疼痛评级标准评估疼痛缓解程度(Ⅰ~Ⅲb级为有效，Ⅳ~Ⅴ级为无效)；随访与放射治疗相关的脑神经功能损伤情况，采用BNI面部麻木评分标准评估面部麻木程度。结果:首次治疗后10例患者有效，6例无效；中位显效时间为30(1~180)d。首次治疗至复发的中位时间为28.4(6~60)个月。再次治疗后，13例有效，3例无效；中位显效时间为7(1~180)d。再次治疗后中位随访时间为30.5(16~92)个月，有效的13例患者中，2例在治疗后第3、5个月症状完全复发。末次随访治疗有效者11例(11/16)，BNI疼痛缓解评级Ⅰ级者7例，Ⅱ级者2例，Ⅲa、Ⅲb级者各1例；5例无效或复发者，BNI评级均为Ⅴ级。首次治疗有效的10例患者中，再次治疗后9例有效；首次治疗无效的6例中，再次治疗后仅2例有效( P＝0.035)。2次治疗共12例患者发生了放射相关损伤，其中同侧面部麻木11例，味觉受损2例。治疗后至出现面部麻木的中位时间为2.5(1~18)个月，其中轻度7例，中度4例。再次治疗的中位中心剂量、边缘剂量分别为73.0 Gy、36.5 Gy，与首次治疗的85.0 Gy、42.5 Gy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采用伽玛刀治疗后复发或无效的TN患者，再次行伽玛刀治疗大部分患者仍然有效，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高，但均相对较轻；其中首次治疗有效者再治疗后疗效可能更好。

目的:提出一种基于元启发策略的放疗自动计划方法(ATP-STAR)，并验证其有效性。方法:ATP-STAR方法的主要过程为先对优化参数进行向量化编码，采用高斯卷积修正优化参数，再利用模拟退火选择备选优化参数向量集，结合射野通量优化，并行探索最优的优化参数组合，实现计划自动试错。选取20例肿瘤个体化差异较大的病例进行方法测试。邀请具备5年以上临床工作经验的物理师进行人工计划设计。人工计划和ATP-STAR计划均基于开源matRad计划系统完成，射野及处方剂量与临床治疗计划保持一致。分析不同病种ATP-STAR与人工计划的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学差异。结果:对靶区而言，ATP-STAR计划的均匀性优于人工计划(脑瘤： z＝2.28, P＝0.022;肺癌： z＝2.29, P＝0.022;肝癌： z＝2.11, P＝0.035)，脑瘤和肝癌ATP-STAR计划的适形性与人工计划相当，肺癌ATP-STAR计划的适形性略差于人工计划( z＝2.29, P＝0.022)。对脑瘤的危及器官而言，相比于人工计划，ATP-STAR计划的左眼晶状体 Dmean平均受量由2.19 Gy降至1.76 Gy( z＝2.28, P＝0.022)，左视神经 Dmean由11.36 Gy降至10.22 Gy( z＝2.28, P＝0.022)，右视神经 Dmax由32.92 Gy降至29.97 Gy( z＝2.10, P＝0.036)，垂体 Dmax由39.53 Gy降至35.21 Gy( z＝2.29, P＝0.022)。对肺癌的危及器官而言，ATP-STAR计划的脊髓 Dmax平均受量由38 Gy降至31.17 Gy( z＝2.12， P＝0.034)，双肺 Dmean由8.51 Gy降至8.07 Gy( z＝2.29, P＝0.022)，心脏 Dmean由3.21 Gy降至2.69 Gy( z＝2.29, P＝0.022)。对肝癌的危及器官而言，ATP-STAR计划的脊髓 Dmax由18.19 Gy降至14.76 Gy( z＝2.11， P＝0.035)，肝脏 Dmean由15.61 Gy降至14.45 Gy( z＝2.11, P＝0.035)，肾脏 Dmean由4.76 Gy降至4.04 Gy( z＝2.10, P＝0.036)。 结论:ATP-STAR方法较少依赖人工计划设计经验，易于推广，有望改善调强放疗计划质量及一致性，并节省临床人力和时间成本。

放射性肠损伤是指放射治疗盆腔、腹腔或腹膜后肿瘤所引起的肠道并发症，可累及小肠、结肠和直肠。尽管放疗技术的进步使放疗对靶区外组织的损伤大大减少，但90%接受放疗患者会出现腹泻、腹痛、便血等急性症状，50%的患者因消化道症状影响生活质量，20%~40%患者的症状为中到重度。依据病理学分期、特征和临床表现，放射性肠损伤可分为急性和慢性放射性肠损伤，一般以3~6个月为界。放射性肠损伤的主要预防措施为减少照射剂量和缩小照射野。急性放射性肠损伤主要表现为黏膜炎性反应，多为自限性病程，其治疗以对症治疗和营养治疗为主。慢性放射性损伤由于肠管慢性缺血和纤维化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外科手术切除病变肠管是最理想的治疗措施。慢性放射性损伤的手术适应证为3、4级的肠损伤，包括梗阻、出血、肠坏死、穿孔和瘘；目前的手术方式为确定性肠切除加一期或二期消化道重建手术。放疗结束后实施确定性手术的最佳时机尚有争议，根据笔者团队经验，在放疗结束1年后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手术时机。对于急诊手术、合并重度营养不良、腹腔感染、肠管广泛放射性损伤以及腹腔粘连无法分离的患者，先行造口或腹腔引流，待患者恢复肠内营养，炎性反应消退后，再考虑确定性手术。术前预置输尿管导管，通过影像学评估结直肠位置和髂血管损伤程度，以及术前营养支持治疗可有效降低系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1例48岁女性患者因右肺小细胞肺癌并脑转移行依托泊苷+卡铂方案化疗和全脑放射治疗。后因肿瘤进展，在行第4周期化疗时联合特瑞普利单抗治疗（240 mg静脉滴注，1次/21 d），未再进行放射治疗。化疗7个疗程后采用特瑞普利单抗单药治疗。特瑞普利单抗第5次给药后第2天，患者出现明显乏力、恶心、呕吐、反复发热等症状。实验室检查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及皮质醇降低（1.5 μg/L，3.9 μg/L），催乳素增高（127.6 μg/L），甲状腺功能正常。行垂体磁共振检查排除肿瘤占位，考虑为特瑞普利单抗所致垂体炎，给予氢化可的松替代治疗后症状消失。应用特瑞普利单抗9次后，患者出现多尿、烦渴、夜尿增多，实验室检查示尿比重、尿渗透浓度降低（1.010，132 mmol/L）。考虑尿崩症为特瑞普利单抗相关垂体炎表现，停用特瑞普利单抗，给予去氨加压素治疗后症状改善。治疗3个月余，尿崩症症状消失，停用去氨加压素，未再复发。

目的:探讨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4(CDK4)基因在膀胱尿路上皮癌(BLCA)患者中的潜在治疗价值。方法:利用TCGA公共数据库中的数据比较BLCA组织与正常组织的CDK4差异表达情况，再通过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及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较CDK4的预测价值，然后根据CDK4表达水平将样本分为低表达组和高表达组，每组各207例，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CDK4的临床相关性。结果:CDK4在BLCA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癌旁组织( P<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表明，高表达组患者的疾病特异性生存期(DSS)较低表达组患者更差( HR＝1.49，95% CI：1.04~2.14， P＝0.028)，但两组患者的总体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I)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CDK4 mRNA的表达水平与种族、组织学分级、是否放射治疗有着密切相关性(均 P<0.05)。多因素Cox风险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治疗结局、淋巴血管侵犯是影响BLCA DSS的独立预后因素(均 P<0.05)。TIMER数据库结果表明，CDK4 mRNA的表达水平与CD8 +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浸润呈正相关(均 P<0.05)。 结论:CDK4是调控细胞周期的关键基因，其在BLCA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具有进一步研究价值，可以作为BLCA治疗的潜在靶点。

患者男，49岁，身高170 cm，体质量60 kg，2021年12月肠镜检查提示结肠癌，遂行结肠癌根治术，术后病理示结肠中分化腺癌淋巴结转移(3/46)，术后行辅助化疗4次，后口服卡培他滨3个疗程。2022年5月本院复查CT示右肝门脉右支及腔静脉之间结节灶；MRI示下腔静脉前方占位，考虑为转移灶，诊断为结肠癌肝转移。入院行 90Y树脂微球治疗。为预测微球在肿瘤病灶和肺内的分流情况，治疗前行 99Tc m－聚合白蛋白(macroaggregated albumin, MAA；上海欣科医药有限公司提供)SPECT/CT(美国GE Discovery 670型)显像，结果显示右肝肿瘤高度摄取，平均靶/本底比值为17.47；两肺弥漫轻度摄取，提示存在肺分流，肺分流分数为6%；余脏器未见异常摄取(图1)，表明可以行经动脉内 90Y树脂微球放射治疗转移性肝癌。该治疗方法经浙江省肿瘤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批件号：IRB－2022－17号(医)]。经动脉内 90Y树脂微球(0.4 GBq；Sirtex Singapore Manufacturing Pte Ltd.提供)放射治疗后3 h，行PET/CT(美国GE Discovery 710型)显像：患者取仰卧位，头先进，视野包括肺和肝脏3个检查床位；先行螺旋CT扫描(管电压120 kV、自动管电流150~250 mA、螺距0.984∶1，采用迭代法重建，窗位40、窗宽400、扫描视野50 cm、层厚3.75 mm)，再行三维PET显像[步进式扫描，每个床位采集20 min，床位重叠(overlap) 11 mm、扫描视野70 cm，采用迭代法重建，重建算法为VUE Point，2次迭代、12个子集、矩阵192×192、截止频率7.0 mm]，利用CT数据对PET图像进行衰减校正、同机融合得到融合图像。PET/CT融合图像示肝右叶下腔静脉前方软组织肿块内见显像剂明显浓聚，周围肝组织可见极少量显像剂分布，余肝脏及两肺未见明显显像剂浓聚(图2)。

目的:对比3种鼻腔及鼻旁窦肿瘤的固定野调强放射治疗计划，包括基于常规C型臂加速器(Trilogy)的共面调强放疗(IMRT)(C-IMRT)、非共面IMRT(NC-IMRT)和基于O型环加速器(Halcyon)的共面IMRT(H-IMRT)计划。方法:选择2018年12月至2021年12月在宁波市第一医院的10例鼻腔及鼻旁窦肿瘤术后放疗患者的资料，以相同处方剂量和目标条件重新设计3种计划，比较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验证通过率以及执行时间的差异。统计方法采用Friedman检验，结果有差异时进一步多重比较。结果:3种计划关于计划靶区(PTV)和PTV boost适形指数CI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7.51、9.69， P < 0.05)；多重比较显示H-IMRT高于NC-IMRT( Z ＝ 2.53、2.68， P < 0.05)，其他靶区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H-IMRT较C-IMRT计划降低了双侧眼晶状体、双侧角膜、患侧视神经和患侧眼球的 Dmax( Z ＝ 2.80、2.80、2.80、2.80、2.81、2.09， P < 0.05)。NC-IMRT与C-IMRT计划相比降低了双侧眼晶状体、角膜、眼球和对侧视神经的 Dmax( Z ＝ 2.80、2.66、2.80、2.70、2.29、2.29、2.65， P < 0.05)，同时减小了双侧眼球的 Dmean( Z ＝ 2.80、2.80， P < 0.05)。H-IMRT较NC-IMRT计划的患侧眼晶状体和角膜 Dmax有所下降( Z ＝ 2.50、2.08， P < 0.05)，但对侧视神经 Dmax和双侧眼球的 Dmean更高( Z ＝ 2.80、2.80、2.80， P < 0.05)。3种计划的验证通过率均满足机构标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此外，H-IMRT执行计划的中位用时最短(172.00 s)，C-IMRT次之(337.50 s)，NC-IMRT最长(388.00 s)。 结论:所有计划的验证通过率均可满足治疗实施要求；3种计划的靶区剂量学差异相近，但H-IMRT和NC-IMRT对正常组织尤其是眼部各器官的保护更好，有利于降低放疗不良反应，亦为肿瘤局部加量或复发的再程放疗提供剂量空间；执行效率方面，H-IMRT > C-IMRT > NC-IMRT。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放疗设备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