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中小学学生餐剩饭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2019年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699个县中，分片选取1~3个国家试点县，共选取50个重点监测县。按照不同供餐模式，随机各抽取2所小学和2所初中作为重点监测学校。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每个年级抽取1~2个班。采用《学生调查表》收集所调查的26 778名学生的基本信息和剩菜剩饭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剩饭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学生的剩饭率为54.93%（14 709名），11.87%（1 743名）的学生每周有6~7 d剩饭，54.20%（7 957名）的学生剩饭只剩一点点。主食的剩饭率最高（29.78%），其次为蔬菜和肉类。剩饭的主要原因是不喜欢吃这种食物（33.5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生（ OR=1.19，95% CI：1.13~1.25）、初中生（ OR=1.17，95% CI：1.11~1.25）、住宿生（ OR=1.06，95% CI：1.00~1.12）、低经济水平（ OR=1.06，95% CI：1.00~1.12）、父母均外出打工（ OR=1.22，95% CI：1.13~1.30）、上健康教育课（ OR=1.70，95% CI：1.40~2.06）、企业供餐（ OR=1.89，95% CI：1.71~2.07）、学校食物没有家里的好（ OR=1.89，95% CI：1.78~2.00）的情况下，学生餐剩饭率更高（均 P<0.05）。 结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中小学学生餐剩饭现象较普遍，且剩饭原因受多种因素影响。减少食物浪费需要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目的:描述浙江省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的流行水平及其不同性别、学校分布特点，判断电子烟的流行变化趋势，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浙江省60所中学共7 663名学生进行调查，采用电子烟尝试使用率、电子烟使用率等指标，依据浙江省中学生数进行加权计算。结果: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分别为6.99%和1.45%，电子烟易感率为4.19%。其中男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以及电子烟易感率均高于女生；农村学生电子烟吸烟率（2.07%）高于城市（0.48%）；职业高中学生的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电子烟易感率最高（13.53%、6.91%），初中学生烟草易感率最低（2.96%）；父母有吸烟者的学生组，其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以及电子烟易感率相对更高（8.63%、2.19%、5.23%）；“一周可支配零钱>50元”学生组的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以及电子烟易感率最高（10.02%、2.54%、6.29%）。多因素分析发现，相对于职业高中学生，普通高中生尝试吸电子烟比例较低（0.57倍），初中生尝试吸电子烟比例更低（0.45倍）；相对于“一周可支配零钱>50元”的学生，“一周可支配零钱≤20元”的中学生尝试吸电子烟比例较低（0.49倍）；男生、父/母吸烟的中学生尝试吸电子烟比例较高。结论:浙江省青少年存在尝试使用电子烟和使用电子烟的现象，尤其在职业高中学生中。中学生电子烟的使用流行有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趋势。亟需学校重视预防学生电子烟使用的健康教育，抵制电子烟信息的传播，减少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的易感人群。

目的:分析2019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国家试点县农村学生超重和肥胖状况及其关联因素。方法:于2019年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小学和初中学校中，每个年级抽取40名左右。使用身高计、体重计测量儿童身高和体重；通过学校问卷和县问卷调查关联因素。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关联因素分析。 结果:2019年我国中西部农村中小学生超重和肥胖率为11.5%。男生超重和肥胖率为13.1%，高于女生（9.8%），中部（14.3%）高于西部（9.9%），小学生（12.4%）高于初中生（9.5%）。回归模型分析显示，男生（ OR=1.388）、年龄段为小学（ OR=1.271）、学生没有其他膳食补助（ OR=1.037）、学校在乡镇（ OR=1.133）、学校供餐模式为企业供餐（ OR=1.043）、学校不提供午餐（ OR=1.143）、学校不提供晚餐（ OR=1.122）和学校不提供饮用水（ OR=1.015）与学生超重和肥胖呈正相关（均 P<0.05），学校有小卖店售卖零食（ OR=0.952）与学生超重和肥胖率呈负相关（ P<0.001）。 结论:目前，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生存在一定比例的超重和肥胖，其超重和肥胖率不仅与儿童的性别、学段、县所在地区有关，还与学校供餐、学校是否提供饮用水等因素有关联。

目的:了解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中小学生生长迟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我国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的1 550 969名6~15岁中小学生，男女生比例基本均衡，测量身高，依据《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标准》（WS/T 456-2014）判定学生生长迟缓状况。通过《学校调查表》和《县级调查表》调查相关影响因素。学生生长迟缓情况采用例数和百分率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进行学生生长迟缓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2019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中小学生的生长迟缓率为5.7%（88 631/1 550 969），西部地区生长迟缓率（7.1%，66 167/927 954）高于中部地区（3.7%，19 511/533 9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男生生长迟缓率（6.3%，50 665/803 851）高于女生（5.1%，37 966/747 1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中部地区小学生生长迟缓率为3.9%（14 914/380 598），高于初中生（3.0%，4 597/153 375， P<0.001）；而西部地区初中生生长迟缓率（7.2%，21 494/297 217）高于小学生（7.1%，44 673/630 737， P=0.00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收入地区（ OR=0.829，95% CI：0.816~0.842， P<0.001）、家长承担一部分餐费（ OR=0.948，95% CI：0.931~0.965， P<0.001）、企业供餐（ OR=0.845，95% CI：0.805~0.887， P<0.001）、学校提供牛奶（ OR=0.780，95% CI：0.767~0.793， P<0.001）、开设健康教育课（ OR=0.702，95% CI：0.682~0.723， P<0.001）和当地有其他营养改善活动（ OR=0.739，95% CI：0.720~0.758， P<0.001）的学生生长迟缓率较低。 结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地区中小学生生长迟缓率有明显的地区、性别和年龄差异，学校适宜的食物供应、开设健康教育课，以及家长参与营养改善与儿童较低的生长迟缓率有关。

目的:分析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对农村青少年超重的影响。方法:基于2013-2016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4期数据，以农村初中生为研究对象，利用logistic模型分析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对农村青少年超重的影响，最终纳入3 453名研究对象。结果:对于农业户口学生而言，初一开始接受免费午餐的青少年在初二和初中毕业后一年时发生超重的风险比不享有的青少年分别低35.8%（ P<0.05）及31.6%（ P<0.05），初二开始接受免费午餐的青少年在初三和初中毕业后一年时发生超重的风险比不享有的青少年分别低36.7%（ P<0.05）及29.9%（ P<0.05），而初三接受免费午餐的青少年其在初中毕业后一年时发生超重的风险与不享有的青少年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较于女生，男生更能从中受益。 结论:总体而言免费营养午餐在较长期内都有助于降低学生超重可能性，且这一影响具有累积效应。这说明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对于促进青少年健康是行之有效的。

目的 探讨不同性别初中生对儿童性侵犯认知和健康教育需求现状并分析其相关因素,为针对性的预防性侵犯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于2023年6-7月,方便抽取陕西省陕南地区2所中学的1 256名初中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编制的一般资料问卷、儿童性侵犯认知问卷及健康教育需求问卷进行问卷调查,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x2检验.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性侵犯认知得分的相关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初中生接受预防性侵犯教育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 农村地区初中生性侵犯认知的得分率为(80.97±12.09)％,条目回答正确率为46.7％～97.2％,男生对性侵犯认知得分率[(78.98±12.23)％]低于女生[(83.17±11.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23,P＜0.01).影响初中生对性侵犯认知的相关因素包括性别(β=0.16)、母亲职业(β=0.07)和预防性侵犯教育经历(β=0.10)(P值均＜0.05).92.7％的初中生愿意接受预防性侵犯教育.女生(OR=1.72,95％CI=1.06～2.77)和有预防性侵犯教育经历的学生(OR=6.98,95％CI=4.44～10.96)更愿意接受预防性侵犯教育(P值均＜0.05).71.8％的初中生选择父母作为预防性侵犯教育者,43.4％的学生选择现场指导作为教育的首选方式.结论 农村初中生接受预防性侵犯教育的意愿较强,性侵犯认知和接受预防性侵犯教育的意愿与性别和既往教育经历有关.

目的 探讨云南屏边苗族地区农村中学生生活行为方式与抑郁症状的关联,为改变青少年不健康生活行为方式和改善抑郁症状提供数据支持.方法 在云南屏边县随机整群选取 2 所中学的 819 名初中生,通过调查问卷面对面收集中学生生活行为方式数据,使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DASS-21)评估抑郁症状,使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生活行为方式与抑郁症状的关联.结果 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33.21%,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男生(39.20%vs26.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习日视屏时间(β=0.283,95%CI=0.114～0.452)、白天户外活动时间(β=-0.292,95%CI=-0.512～-0.071)、早餐行为(β=-0.263,95%CI=-0.455～-0.071)、新鲜食物消费(β=-0.291,95%CI=-0.529～-0.053)、零食消费(β=0.294,95%CI=0.019～0.569)均与中学生抑郁症状关联(P值均<0.05).学习日视屏时间(β=0.297,95%CI=0.074～0.520)、白天户外活动时间(β=-0.369,95%CI=-0.673～-0.065)、早餐行为(β=-0.288,95%CI=-0.567～-0.010)、新鲜食物消费(β=-0.423,95%CI=-0.735～-0.110)与男生抑郁症状关联(P值均<0.05).学习日视屏时间(β=0.306,95%CI=0.056～0.557)、抽烟(β=0.679,95%CI=0.044～1.314)、早餐行为(β=-0.304,95%CI=-0.576～-0.031)、西式快餐消费(β=-1.278,95%CI=-2.425～-0.131)与女生抑郁症状关联(P值均<0.05).结论 屏边苗族地区农村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并与不健康生活行为方式相关,改变不健康生活行为方式是预防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键.

目的:考察反刍思维和心理韧性在粗暴养育与手机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方法:采用粗暴养育问卷(SHP)、反刍思维问卷(RRS)、青少年心理韧性问卷(ARS)和手机成瘾指数问卷(MPAI)对628名农村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粗暴养育、反刍思维、心理韧性和手机成瘾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路径分析结果表明,粗暴养育对手机成瘾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反刍思维和心理韧性在粗暴养育与手机成瘾之间分别起完全中介作用,各占总间接效应(0.278)的百分比为88.64％(0.320)和7.76％(-0.028).反刍思维和心理韧性在粗暴养育与手机成瘾之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占总间接效应(0.278)的百分比为3.6％(-0.013).3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大小差异显著.反刍思维和心理韧性在粗暴养育与手机成瘾之间既存在单独中介效应,又存在通过反刍思维影响心理韧性进而影响手机成瘾的链式中介效应.结论:父母的粗暴养育会通过加剧学生的反刍思维从而使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下降,进一步引发学生的手机成瘾行为.

目的 了解中小学生正向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为促进中小学生正向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意见和建议.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对成都市内5所中小学的学生及其家长采用中国家庭评估工具和华人青少年正向发展量表调查中小学生的家庭功能障碍程度和正向发展水平,使用SPSS 24.0软件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共纳入4522名3～6年级小学生和3 144名初中生及其家长.小学生正向发展得分(450.139±53.876)分、中学生得分(430.722±65.167)分,中小学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42.803,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小学阶段的家庭功能障碍程度低(β=-0.396)、孩子自感与照顾者关系好(p=0.214)以及照顾者自感与孩子的关系好(β=0.074)的得分更高,女性的得分比男性更高(β＝-0.044),6年级的得分较3、4、5年级更高(β值依次为-0.088、-0.068、-0.046),父亲学历为大学或以上的得分较小学及以下的更高(β=-0.036),家庭月收入≥10000元的得分较家庭月收入＜3 000元的更高(β=0.041),父亲生育年龄在24～29岁的得分较30～34岁的更高(β=-0.032)(P均＜0.05);初中阶段的家庭功能障碍程度低(β=-0.341)、孩子自感与照顾者关系好(β=0.197)以及照顾者自感与孩子的关系更好(β=0.104)的得分高,居住地在城镇的得分较农村更高(β=0.043),7年级的得分较9年级更高(β=0.091),父亲学历为大学或以上的得分比初中或小学及以下的更高(β值依次为-0.072、-0.075,P均＜0.05).结论 初中生正向发展水平低于小学生,且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正向发展影响因素也有不同,家庭功能障碍程度和亲子关系对不同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正向发展水平影响均最为显著.在进行教育课程规划时,教育工作者和相关专业人员可对家庭功能障碍程度高、亲子关系较差、父亲学历较低的中小学生,处于初中阶段的尤其是高年级或居住在农村的初中生,处于小学阶段的性别为男、年级较低、家庭月收入较低的学生加强关注和帮助,通过了解学生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促进学生正向发展.

目的 了解贵州省农村初中生健康危险行为潜类别及与自我控制的关系.方法 于2021年11-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在贵州省抽取4452名农村初中生,年龄(13.5±1.6)岁;初一 1505人(33.8％),初二1958人(44.0％),初三989人(22.2％);男生2295人(51.5％),女生2157人(48.5％).采用基本信息问卷、健康危险行为问卷、自我控制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潜类别分析探究健康危险行为的潜在类别,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各潜在类别与自我控制的关系.结果 贵州省农村初中生健康危险行为可分为低风险组(71.4％)、中风险组(11.6％)、较高风险组(5.2％)、高风险组(10.7％)4个潜在类别,不同性别、年级、民族、独生、住宿、留守、学习成绩、学习压力、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遭受家庭暴力情况的初中生潜在类别组分布特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以低风险组为参照组,自我控制得分高是中风险组(OR=1.049,95％CI 1.040～1.058)、较高风险组(OR=1.098,95％CI 1.083～1.113)、高风险组(OR=1.077,95％CI 1.066～1.087)的危险因素.结论 贵州省农村初中生健康危险行为潜类别特征明显,提升自我控制能力可以降低中风险组、较高风险组、高风险组的发生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