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得到有效控制,越来越多的患者治愈后出现"后遗症"或"长新冠"状态,疫病愈后的中医调养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总结《重订广温热论》等清代疫病古籍文献,可以得出"四复四损四不足"理论视域下疫病后遗症的病机主要为脾胃虚损、气血阴阳亏虚和气机升降失衡,病机特点表现为虚实夹杂或纯虚无实.在此理论指导下,疫病的"防复"方法包括中医养生、艾灸刮痧以扶助正气;焚烧熏洗、鼻疗香佩以祛邪防复;五音疗法以调畅情志三个方面.疫病的愈后中药调理方法应当以调补脾胃为中心,补气养血、滋阴扶阳为基本方向,重视调畅气机,恢复人体气机平衡.通过对中医疫病愈后调养方法的挖掘,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各类疫病愈后调养中的特色优势,以期更好地服务临床.

目的:探讨椎体退变性腰椎侧弯(DLS)患者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和分布规律，为骨水泥螺钉的选择性使用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2019年9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接受手术治疗的95例DLS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资料，其中男20例、女75例，年龄(63.3±6.5)岁。于脊柱X线全长片上测量患者Cobb角、冠状平衡距离(CBD)值，统计患者冠状位失衡分型例数。选择患者主弯和代偿弯内椎体前缘皮质后方2 mm、椎体中部和椎骨后缘皮质前方2 mm三个层面的CT冠状面重建图像，于椎体松质骨部分选择最大可能的椭圆形区域作为骨密度Hounsfield units(HU)值测量兴趣区，取三个层面测量的平均值作为相应椎体的骨密度HU值，同样方法分别测量椎体凸、凹侧的HU值；以L 1≤110 HU作为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观察患者骨质疏松发生率，并按观察结果将患者分为正常骨密度组和骨质疏松组两组，进而对比两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观察全组患者主弯与代偿弯内椎体HU值，以及主弯和代偿弯内各椎体及其凸凹两侧骨质疏松的发生情况。 结果:全组95例患者Cobb角为25.5°±11.1°，CBD为(22.8±18.7)mm，冠状位失衡为A型者74例、B型12例、C型9例。骨密度正常58例(61.1%)，骨质疏松37例(38.9%)；女性骨质疏松的发生率45.3%(34/75)，高于男性的15.0%(3/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110, P<0.05)。正常骨密度组和骨质疏松组患者的年龄、体质量指数、Cobb角、CBD、侧弯方向、冠状位失衡分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主弯与代偿弯内椎体HU值：L 1为(122.2±45.0)HU、稳定椎为(124.7±44.8)HU、中立椎为(120.9±42.9)HU、上端椎为(124.3±46.1)HU、顶椎(134.4±49.4)HU、下端椎(153.3±63.8)HU、L 5椎(169.8±75.8)HU。主弯内各椎体的骨质疏松发生率分别与L 1椎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而代偿弯内L 5椎体的骨质疏松发生率则低于主弯的L 1椎体，分别为17.9%(17/95)和38.9%(37/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0.349， P<0.05)。L 5椎体、下端椎、顶椎的凸侧骨质疏松发生率高于凹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而上端椎、中立椎、稳定椎凸凹两侧骨质疏松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DLS患者中骨质疏松发生率为38.9%，女性患者的发生率更高。代偿弯内椎体骨质疏松发生率低于主弯内椎体，L 5椎、下端椎和顶椎凸侧是骨质疏松的好发部位。

目的:探讨在严重脊柱侧后凸畸形患者后路矫形术中，采取单侧或双侧双枚经第2骶椎骶髂螺钉（second sacral alar-iliac，S2AI）固定技术的适应证，并且探究此技术的可行性并评估其临床疗效及并发症情况。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共11例应用双S2AI固定技术进行后路脊柱矫形融合术的患者的病例资料，男5例，女6例；年龄（28.8±16.8）岁（范围12~60岁）。所有患者术前、术后均拍摄全脊柱正位、侧位X线片以及全脊柱CT，根据Gertzbein & Robbins评分法评价螺钉置入的精确性，测量术前、术后以及末次随访时的侧凸Cobb角，冠状面平衡（coronal balance，CB），脊柱骨盆倾斜角（spinal pelvic obliquity，SPO），局部后凸角（regional kyphosis，RK），探究描述患者采取双S2AI固定技术的原因，并且比较患者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时的影像学差异及疗效评价差异。结果:11例中9例患严重脊柱侧后凸畸形伴骨盆倾斜，另外2例为既往脊柱术后医源性后凸畸形患者。11例患者术后随访（11.6±8.5）个月（范围6~30个月）。7例患者单侧置入双S2AI螺钉，4例双侧置入双S2AI螺钉，3例患者联合置入髂骨螺钉（iliac screw，IS）或髂骶螺钉（iliac sacral screw，ISS）。共置入35枚螺钉，术后CT示30枚为A级，5枚为B级，螺钉位置均良好，术前侧凸Cobb角87.2°（5.3°，150.5°），CB为13.6 mm（2.2 mm，91.7 mm），SPO为30.7°（0.6°，57.5°），RK为27.6°（14.2°，128.3°）；术后即刻侧凸Cobb角25.4°（4.9°，84.1°），CB为8.2 mm（3.1 mm，63.2 mm），SPO为12.1°（0.9°，27.0°），RK为8.4°（4.1°，57.8°）。术后矢状面和冠状面的失衡均得到改善；末次随访矢状面以及冠状面的形态有较好的维持。11例术中均无SEP以及MEP信号改变或者丢失，随访中1例患者出现伤口深部感染，伤口愈合不良。余患者术后以及随访过程中无明显断棒断钉，螺钉松动等。结论:需行骨盆固定的患者若存在以下三种情况：①胸腰椎大段椎体无法置钉，但需保持植入物密度；②行序贯矫形的手术策略时单枚S2AI螺钉的置入无法有效的分散腰骶部的应力；③行复杂腰骶部畸形翻修手术时需要获取牢固内固定时，运用同侧双枚S2AI固定技术是一种好的选择，可提供坚强固定，有效地矫正畸形，并且并发症发生率较低。

目的:分析脊柱后路分期矫形治疗重度脊柱侧后凸畸形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0年1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采用一期后路Ponte截骨松解置钉+Halo-股骨髁上牵引、二期后路矫形治疗重度脊柱侧后凸畸形患者61例，男23例、女38例，年龄22.0（18.0，25.5）岁。病因包括特发性26例、先天性17例、神经肌源性16例、马方综合征伴脊柱侧后凸2例，胸弯49例、胸腰弯3例、胸腰双弯9例，顶椎位于T 5水平1例、T 7水平2例、T 8水平9例、T 9水平15例、T 10水平23例、T 11水平8例、T 12水平1例、L 1水平2例，主弯柔韧性为13.5%±8.6%。测量术前、牵引后、术后即刻、末次随访时的主弯侧凸Cobb角、最大后凸Cobb角、冠状面平衡（coronal trunk shift，CTS）、矢状面平衡（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胸椎后凸角（thoracic kyphosis，TK）、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骨盆倾斜角（pelvic tilt，PT）、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等参数，采用健康调查简表（the MOS 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评估生活质量，记录围手术期及随访期间的并发症。 结果:6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25.0（24.0，26.5）个月。术前主弯侧凸Cobb角和最大后凸Cobb角分别为121.4°±13.9°、86.8°±20.0°，后路松解牵引后分别为94.1°±18.7°、66.9°±15.3°，二期后路上棒矫形术后即刻分别为78.5°±20.3°、54.7°±13.6°，末次随访时分别为79.5°±20.1°、53.2°±11.3°，手术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10.54， P<0.001； F=93.74， P<0.001），末次随访与术后即刻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末次随访时SVA、TK、LL、PI、PT、SS与术后即刻相比均无明显矫正丢失（ P>0.05）。术前CTS为（17.1±9.8）mm、术后即刻为（17.5±11.4）mm、末次随访时为11.1（5.9，23.3）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70， P=0.035）；末次随访与术后即刻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2）。末次随访时，SF-36量表中生理机能为80.0（75.0，85.0）分、一般健康状况为82.0（69.5，87.0）分、社会功能为75.0（62.5，75.0）分，较术前均有改善（ Z=-2.11， P=0.035； Z=-3.64， P<0.001； Z=-2.07， P=0.039）。牵引过程中1例患者发生牵引钉道感染，2例发生下肢静脉血栓形成；一期置钉术后发现置钉不良3例，术后即刻出现冠状面失衡2例、矢状面失衡1例，术后3年随访时出现断棒1例。 结论:一期后路Ponte截骨松解置钉+Halo-股骨髁上牵引、二期后路矫形治疗可取得满意的矫形效果，术后2年随访矫正维持良好，是重度脊柱侧后凸畸形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目的:比较伴有B型和C型冠状面失平衡的退变性脊柱侧凸（DS）患者行后路截骨矫形术后临床疗效及生活质量的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3月至2017年8月于南京鼓楼医院脊柱外科行脊柱后路截骨矫形内固定术的伴有冠状面失平衡DS患者的临床资料。于术前、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时的站立位全脊柱正、侧位X线片上测量主弯Cobb角、冠状面躯干偏移（CI）、腰椎前凸角（LL）、最大后凸角（GK）、矢状面平衡（SVA）。于术前及末次随访时填写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及健康调查问卷简表（SF-36）。组间资料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共38例患者入选本研究，平均年龄（60±6）岁，平均随访（31±10）个月。其中B型24例，C型14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截骨方式、随访时间、术前CI、LL、GK、SVA等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均 P>0.05）。B型组术前主弯Cobb角平均44°±19°，术后降至19°±7°（ t=8.496， P<0.001），末次随访时为19°±6°，未见明显矫正丢失（ t=-0.657， P=0.518）；C型组术前主弯Cobb角平均43°±9°，术后降至21°±4°（ t=13.537， P<0.001），末次随访时为21°±5°，亦未见明显矫正丢失（ t=-0.186， P=0.856）。两组间术前、术后及末次随访时主弯Cobb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术后冠状面躯干偏移均较术前显著下降，末次随访时维持良好。B型组患者术后及末次随访时冠状面平衡恢复优于C型组（ t=-2.401、-2.659，均 P<0.05）。两组患者末次随访时生活质量SF-36量表的生理功能总分、心理功能总分、ODI和VAS评分较术前均显著改善（均 P<0.05）。 结论:伴B型和C型冠状面失衡的DS患者行后路截骨矫形术后可获得满意疗效，术后生活质量显著改善，伴B型冠状面失平衡的DS患者术后冠状面平衡改善更好。

目的:探讨儿童单节段半椎体切除术后出现肩部失平衡的先天性脊柱侧凸患者远期随访时肩部失衡的危险因素，以及术后躯干倾斜对肩部失平衡的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7月至2018年12月接受半椎体切除伴短节段固定融合手术且在术后出现肩部失衡30例先天性脊柱侧凸患者的病历资料，男16例，女14例；年龄（4.53±2.05）岁（范围2~8岁）；胸椎半椎体10例，胸腰段半椎体12例，腰椎半椎体8例。根据末次随访时全脊柱正位X线片测量双侧肩部软组织阴影最高处的垂直高度差，即双肩高度差（shoulder imbalance，SI） >1.0 cm作为肩部失平衡的标准，分为肩平衡组与肩失衡组。测量术前、术后3个月及末次随访时SI、冠状面平衡（distance between C 7 plumbline and center sacral vertical line，C 7PL-CSVL）、主弯Cobb角、主弯近端弯Cobb角（Cobb angle of proximal curve，CAPC）、主弯远端弯Cobb角（Cobb angle of distal curve，CADC）,上端固定椎偏移（upper instrumented vertebra offset，UO）、下端固定椎偏移（lower instrumented vertebra offset，LO）、上端固定椎倾斜（upper instrumented vertebra slope，US）、下端固定椎倾斜（lower instrumented vertebra slope，LS）、T 1倾斜（T 1 tilt）及矢状面平衡（sagittal vertical axis，SVA）等影像学参数。比较末次随访时肩平衡组与肩失衡组术前、术后3个月及末次随访时的一般资料及影像学参数，分析引起肩失平衡的危险因素。 结果:30例患者随访时间为（54.3±33.7）个月（范围24~132个月）。融合节段为（3.13±0.86）个（范围2~4个）。术后3个月16例患者出现肩部失平衡，胸椎7例（70%）、胸腰段6例（50%）及腰椎3例（37.5%），至末次随访时仍保持失平衡状态。末次随访时肩失衡组SI为（2.06±0.70） cm，肩平衡组为（0.55±0.35） 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364， P<0.001）。13例患者术后躯干失平衡（C 7PL-CSVL>2 cm），6例术后躯干倾斜偏向肩部高侧者末次随访时5例出现肩失平衡加重，7例术后躯干倾斜偏向肩部低侧者末次随访时6例出现肩失平衡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9）。末次随访时肩部失平衡的危险因素为术后3个月及远期随访的冠状面平衡、远期随访的下端固定椎倾斜及T 1倾斜。 结论:半椎体切除术后出现肩部失平衡的先天性脊柱侧凸患者，远期随访时仍有部分患者难以获得肩部平衡；术后躯干倾斜偏向肩部高侧者其远期随访时肩部失平衡常加重。

G蛋白偶联雌激素受体(GPER)作为一种新发现的雌激素膜蛋白偶联受体，近年来在内分泌代谢研究中广受关注。GPER介导的糖脂代谢异常和炎症反应失衡是多种内分泌代谢疾病发生发展的病生机制之一，有望成为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肥胖和糖尿病的新药物靶标。本文从糖脂代谢和炎症几方面简要综述了GPER介导的雌激素通路的相关进展。

目的:介绍一种基于核心弯的退变性腰椎侧凸冠状面失衡分型方法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行后路脊柱矫形手术的61例退变性腰椎侧凸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8例，女53例，年龄（71.7±6.2）岁（60~82岁）。根据冠状面C 7铅垂线（C 7PL）偏离骶骨正中线（CSVL）的方向以及L 4椎体倾斜方向来判断核心弯：若C 7PL的偏离CSVL方向与胸腰弯凹侧一致，L 4椎体倾斜方向与C 7PL偏离CSVL方向相反，则胸腰弯为核心弯，定义为1型；若C 7PL偏离CSVL的方向与腰骶弯凹侧一致，L 4椎体倾斜方向与C 7PL偏离CSVL方向一致，则腰骶弯为核心弯，定义为2型。根据冠状面平衡距离（CBD）的绝对值（|CBD|）分别将每一型患者分为两组，即|CBD|≤3 cm的平衡组（CB）与|CBD|>3 cm的失衡组（CIB）。记录并分析术前术后胸腰弯Cobb角、腰骶弯Cobb角以及CBD变化。 结果:61例患者（1型23例，2型38例）中术前冠状面失衡发生率为55.7%（34/61），1型中为34.8%（8/23），2型中为68.4%（26/38），术后冠状面失衡发生率为27.9%（17/61），1型组为13.0%（3/23），2型组为36.8%（14/38）。1型术后CB组|CBD|为（1.5±1.0）cm，较术前的（2.6±1.4）cm减小（ P=0.015）；胸腰弯的矫正率为68.8%±18.4%，明显大于腰骶弯的矫正率（34.5%±2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5）。2型术后CB组|CBD|为（1.6±1.2）cm较术前的（2.6±3.0）cm明显减小（ P=0.027）；腰骶弯的矫正率为71.3%±18.6%，大于胸腰弯的57.3%±21.1%，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546），2型术后CIB组|CBD|与术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22），腰骶弯的矫正率为38.3%±14.8%，小于胸腰弯的53.6%±1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1型术后CB组患者CBD变化（3.8±1.5）cm与两弯矫正率之差（32.3%±19.6%）存在相关性（ r=0.904， P<0.001）。2型术后CB组CBD变化（1.9±2.2）cm与两弯矫正率之差（14.0%±26.2%）存在相关性（ r=0.960， P<0.001）。 结论:基于核心弯的退变性腰椎侧凸冠状面失衡分型的临床应用效果满意，其结合匹配矫正理念可有效预防脊柱矫形术后冠状面失衡的发生。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属于β冠状病毒，其通过表面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 S蛋白)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作为受体介导膜融合入侵宿主细胞。感染过程中造成的功能性ACE2水平下降通过影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 RAS)的平衡造成肺部损伤。感染SARS-CoV-2的部分重症感染患者中，机体先天和适应性免疫机制的失衡而形成的细胞因子风暴，可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及全身多器官功能脏器衰竭。适应性免疫的失衡所致淋巴细胞总数的降低，并与不良预后相关。

目的 介绍退行性腰椎侧凸(degenerative lumbar scoliosis,DLS)患者脊柱整体冠状面形态异常(global coronal malalignment,GCM)的新分型并分析基于此分型的优先-匹配矫正技术减少术后冠状面失衡发生的有效性.方法 回顾分析 2020 年 1 月至 2023 年 10 月在我科接受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 382 例 DLS患者的 GCM,其中男 52 例,女 330 例;平均年龄(65.3±2.4)岁.将 GCM 分为 1 型和 2 型,以腰弯为核心弯的 GCM 为 1 型,以腰骶弯为核心弯的 GCM 为 2 型.其中对冠状面躯干偏移贡献更大的弯被定义为核心弯,优先-匹配矫形理念的基本原则即优先并充分矫正核心弯.手术患者接受优先-匹配矫正手术或传统矫正手术.分析新分型的可靠性,比较不同分型和分组间患者的临床和影像学参数.结果 可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新分型具有较好的组内和组间可重复性[组内相关系数(intrad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0.75].1 型患者占 42.4%,2 型患者占 57.6%.相比于 1 型患者,2 型患者具有较大的腰骶弯 Cobb's 角[(17.9±3.4)° vs.(7.5±3.0)°,P<0.001]和 L4 tilt[(18.7±4.2)° vs.(11.6±4.4)°,P<0.001].118例患者接受矫形手术治疗,其中 55 例接受优先-匹配矫正技术,63 例接受传统矫正技术.30 例患者在平均随访(15.0±2.1)个月后出现冠状面失衡,16.7%为 1 型 GCM,83.3%为 2 型 GCM.接受优先-匹配矫正和传统矫正患者术后冠状面失衡的发生率分别为 7.3%和 41.3%(P<0.001).结论 DLS 患者 GCM 新分型基于侧弯对 G7 铅垂线(G7 plumb,C7PL)偏移的贡献距离.以腰弯为核心弯的 GCM 为 1 型,以腰骶弯为核心弯的 GCM 为 2 型.基于新分型的优先-匹配矫正技术被证实能够显著减少 DLS矫形术后冠状面失代偿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