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创伤患者数量逐年增多，其发生创伤性凝血病(TIC)等各种凝血功能异常的风险较高，而创伤患者在治疗期间并发静脉系血栓(VTE)也同样常见，这都影响老年创伤患者的救治策略及预后。由于创伤性凝血功能紊乱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TIC等创伤相关凝血功能紊乱和VTE形成之间的病理生理过程及相关性的研究较少。本文针对老年创伤凝血状态、TIC发病机制与治疗以及VTE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为老年创伤血栓预防和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

凝血功能紊乱或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是一种以凝血与纤溶过程失衡为主要发病机制的临床病理综合征，全身微血栓形成与出血倾向是凝血功能紊乱的主要临床表现，其不良临床结局往往是诱发全身多器官功能障碍，脓毒症并发症DIC又显著增加了患者的病死率。而脓毒症相关凝血功能紊乱又与机体的炎症反应紧密相关。研究脓毒症相关凝血功能紊乱的发生机制，将为DIC的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提供新的可能。现从免疫与炎症反应方面对脓毒症相关凝血功能紊乱机制的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脓毒症相关凝血功能紊乱的治疗提供新的潜在靶点。

热射病是中暑的最严重阶段，是从热痉挛或热衰竭发展而来的一系列疾病中最危险的一种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临床特点是高热（高热的原因是过度运动或暴露于高温高湿的环境中产生热应激反应，当热量累积超过热量散失时，核心体温升高） [1]。高热可引起血管内皮细胞功能损伤，造成严重的凝血功能紊乱，继发多脏器功能衰竭（MODS），甚至死亡。热射病的病死率甚高，文献报道可达21%~67%不等 [2,3]。早期识别危重症患者尤其重要，通过早期识别，早期尽早处置可以降低危重症患者病死率，改善预后。目前如何早期识别危重症热射病进而提早干预的文献较少，本文作者通过多年临床经验，结合相关检验项目分析，可以帮助临床早期识别，并为早期提供加强治疗提供科学的依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多数患者症状较轻，主要表现为发热、乏力和咳嗽等症状。但部分重症患者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感染性休克、严重的酸中毒和凝血功能紊乱，甚至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传播途径与其他呼吸道病毒类似，主要包括密切接触、飞沫和气溶胶传播。因此，医务人员在实施气管插管术等容易产生高病毒载量气溶胶的医疗操作时，面临着很高的职业暴露和传染的风险。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型患者需要行气管插管术的现状，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气道管理学组制订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型患者气管插管术的专家建议(1.0版)"。该建议从气管插管术指征、安全防护措施、器具准备、气道评估、气管插管具体措施等方面进行阐述，旨在引导奋战在一线的麻醉科医师和危重症医学科医师安全有效地实施气管插管术。

本文报道1例反复漏诊的先天性左肾动静脉瘘(RAVF)伴左肾多支动脉合并椎骨侧弯畸形病例。患者因反复血尿1年于2020年8月29日入院。外院行两次输尿管软镜检查、入院后的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均未明确血尿病因。通过仔细阅读增强CT检查图片发现肾窦下极血管结构紊乱，血管迂曲成团，肾盂周围也可见扩张迂曲血管，考虑血尿原因为肾脏血管畸形引起。为查明病因，行肾动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结果提示先天性左肾RAVF伴左肾3支供养动脉，行动静脉瘘供养动脉栓塞治疗。对于常规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排除肿瘤、结石、结核、凝血功能异常等病因的大量肉眼血尿患者，应考虑先天性肾脏血管畸形可能，需行DSA检查。血管内栓塞是治疗先天性RAVF的有效方法。

脓毒症是目前医学界面临的重大难题与挑战，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进步，各个领域对脓毒症的研究探索越来越深入。尽管多年来国际上对脓毒症采取积极的"拯救"措施，但是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根据目前国际指南对脓毒症定义的更新，脓毒症被定义为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进而导致循环功能障碍及器官功能损害。感染是引发脓毒症的最初源头，而从感染发展到脓毒症是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其中包括病原体的侵入、细胞因子的释放、毛细血管渗漏和微循环功能障碍等，最终导致器官代谢紊乱和功能衰竭。在目前国际采用的Sepsis-3指南推荐中，以感染+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2分为脓毒症诊断标准，应对脓毒症的策略更多侧重在器官功能的"拯救"治疗上。经过近20年的努力，"拯救脓毒症运动"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急诊医学作为急危重症的前沿学科，能够最早收治急性感染患者。如果能够在感染早期从人群特点、感染病原体和部位、病情严重程度等方面来预测脓毒症发生的可能性，通过细胞因子检测及时发现"炎症风暴"，利用有效的临床评分系统对患者进行评估，对脓毒症高危患者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治疗手段以防止和阻断感染向脓毒症发展的进程，将有可能大大降低急性感染患者的脓毒症发病率和病死率。基于此，中国急诊医学专家提出"预防与阻断"脓毒症的概念，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预防脓毒症行动"（PSCC），提出在"脓毒症前期"及"围脓毒症期"开展针对性的诊断、检查和处理，实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降低脓毒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的"三早两降"，为急性重症感染患者的诊治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本共识由急诊医学领域的4个学（协）会及5个相关杂志出版机构共同倡导、探讨、撰写，由来自急诊医学、重症医学、感染病学、药学及检验医学等专业学科的40余名专家多次讨论形成。共识内容包括急性感染患者的确定识别、抗感染治疗、脓毒症高危患者的排查筛查、"炎症风暴"的发现和应对、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和凝血功能的调控、液体支持方案及器官功能保护策略等，不仅总结归纳了临床常用的西医诊断治疗措施，也将祖国医学在脓毒症防治中的优势融入共识，期望能为临床医生提供一个全面的诊疗参考，为减少感染患者发展为脓毒症提供可靠的诊疗依据。

目的:分析食管贲门癌患者围术期输血高需求危险因素，为实施及时有效临床干预以减少输血量积累更多循证医学证据。方法:回顾性分析运城市中心医院2012年1月至2018年10月收治的食管贲门癌患者154例的临床资料，其中围术期红细胞输注<5 U共100例设为对照组，围术期红细胞输注≥5 U共54例设为观察组；分析导致高需求输血原因、可能影响因素及其对术后相关临床指标的影响。结果:观察组合并基础疾病比例、术前贫血比例及术中失血量分别为85.19%（46/54）、48.15%（26/54）、（1 127.92±350.70）mL，均显著多于对照组的37.00%（37/100）、21.00%（21/100）、（296.47±98.31）mL（χ 2=6.17、7.40， t=7.54， P<0.01， P=0.03， P<0.01）；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62.96%（34/5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33.00%（33/100）（χ 2=9.16， P=0.00）；两组住院时间及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患者输血后血小板计数（PLT）为（190.47±73.48）×10 12/L，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59.00±65.17）×10 12/L、输血前的（234.31±92.07）×10 12/L（ t=4.26、5.33，均 P<0.01）；两组输血后凝血酶原时间（PT）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输血后国际标准化比率（INR）为（1.06±0.15），显著高于输血前的（0.94±0.12）（ t=2.78， P=0.03）；观察组患者输血后血清K +水平为（3.97±0.42）mmol/L，显著低于输血前的（4.21±0.37）mmol/L（ t=4.01， P<0.01）；两组输血后血清Ca 2+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术前合并基础疾病和贫血是导致食管贲门癌患者围术期高需求输血出现可能危险因素；高需求输血发生主要因术后出血造成，同时还可引起术后凝血功能、血清离子水平紊乱及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升高。

目的:探讨酒精性肝病（ALD）合并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5年3月至2020 年3月诊断为 ALD合并T2DM患者70例（研究组）的临床资料，另选取同期收治的ALD患者69例（ALD组）及T2DM 患者69例（T2DM组）为对照，收集三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饮酒习惯等基本情况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ALD合并T2DM的危险因素。结果:研究组每天酒精摄入量、饮酒年数分别为（110.97±79.78）g/d、（25.17±10.05）年，显著高于ALD组的（91.48±64.26）g/d、（21.78±8.91）年（ t=1.699、2.102，均 P<0.05）；研究组代谢综合征（MS）发生率为34.3%（24/70），显著高于 ALD组的15.9%（11/69）（χ 2=6.210， P<0.05）；研究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ST/ALT）、总胆红素 （TBIL） 、γ-谷氨酰转肽酶（GGT）分别为（1.59±0.93）、（64.73±39.90）μmol/L、（522.93±353.66）U/L，均显著高于T2DM组的（1.04±0.53）、（10.37±4.51）μmol/L、（35.73±23.99）U/L（ t=4.280、3.780、5.045，均 P<0.05）；研究组三酰甘油（TG）［（1.69±1.04）mmol/L］显著高于ALD组［（1.28±0.87）mmol/L］（ t=2.523， P<0.05），研究组凝血酶原时间（PT）［（13.13±2.79）s］、乳酸脱氢酶（LDH）［（226.17±79.93）U/L］显著高于 T2DM组［（10.41±0.84）s、（172.63±39.34）U/L］（ t=7.715、4.969，均 P<0.05）；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PT、TG、饮酒年数、GGT、饮酒量为导致ALD合并T2DM的主要危险因素（ OR=2.010、3.270、1.230、1.060、1.006，均 P<0.05）。 结论:ALD合并T2DM患者易存在MS和脂质紊乱，可能加重患者病情；PT、TG、饮酒年数等在ALD合并T2DM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

目的:系统分析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的凝血特征。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EMbase、中国知网数据库，搜集报道COVID-19凝血特征相关的文献，检索时限均为2020年1月1日至5月1日。由2名研究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数据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Stata12.0软件对不同疾病分型COVID-19患者的血小板计数、D-二聚体、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的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39个回顾性研究，共计6 994例COVID-19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1）与重症患者相比，轻症患者的血小板计数较高［加权均值差（WMD）=20.11，95% CI 11.53~28.69， P<0.001］，APTT（WMD=1.30，95% CI 0.31~2.30， P=0.01）更长，D-二聚体（WMD=-0.41，95% CI-0.58~-0.24， P<0.001）、FIB（WMD=-0.58，95% CI-0.76~-0.39， P<0.001）较低，凝血酶原时间（PT）（WMD=-0.51，95% CI-0.92~-0.10， P<0.001）更短；危重患者血小板计数较低（WMD=-14.75，95% CI-29.73~-0.23， P=0.044），D-二聚体较高（WMD=1.06，95% CI 0.65~1.47， P<0.001）。（2）与存活组相比，死亡组患者血小板计数较低（WMD=-36.40，95% CI-63.23~-9.58， P=0.008），D-二聚体较高（WMD=6.86，95% CI4.15~9.57， P<0.001），PT（WMD=1.37，95% CI0.73~2.02， P<0.001）更长。 结论:凝血功能紊乱在重症、危重症和死亡的COVID-19患者中较常见。血小板计数、D-二聚体和PT值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可作为住院期间病情恶化的早期预警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