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仲为唐初著名医家，官至尚药奉御，善疗风疾，对医方医术有独特的见解，并著书立说，旧、新《唐书》皆有传。由于年代久远，尤其是唐朝中后期战火频仍，其著作失传。敦煌藏经洞文献中，有署名张文仲的医方6首，是研究张文仲著作及医学思想的重要材料。此外，吐峪沟出土文献中也有疑似张文仲著作的残片，内容可与传世文献（如《外台秘要方》）所引张文仲著作相对比。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材料，对张文仲医学著作进行考证，以此考察其医学成就。

神农为传说中农耕的创始人、医药的发明者，神州大地流传了许多有关神农地域文化相关的记载及传说。通过综合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并引证近年来的出土资料新证，对神农与荆楚文化的渊源作一探究，发现神农氏的传说，在中国大陆西方和南方都有流传，恰好与农业的起源相对应。近年来湖北、湖南地区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和简帛文书，证实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文化发达，并非传统印象中的蛮夷之地，神农与荆楚文化之渊源颇为深远。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位于成都双流牧马山台地北部缓丘之上.遗址发掘出土石制品82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石器等,此外还有大量未经加工的完整砾石.石制品原料主要来自附近河滩砾石及牧马山组下部砂砾石层,以石英岩为主,附少量脉石英.石核剥片均采用硬锤法,主要为单台面石核,另有少量双台面石核.石片的尺寸变异较大,少量石片具有制作手斧等重型石器的潜力,石片台面以石皮为主.部分石片边缘可见明显的破损痕迹,可能为使用所致.石器以重型类为主,其中包括手斧和手镐等类似阿舍利技术风格的石器类型.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古人类活动的时间不晚于距今8.9万年.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的发现和发掘,拓展了成都平原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为进一步了解和探索成都平原早期人类的生存策略及旧石器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细石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复合工具的组成部分,在古人类狩猎和动植物加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细石叶的功能开展研究是探索旧石器时代遗址功能、古人类生计模式和古人群迁徙扩散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梳理细石叶功能研究的相关文献,从石器功能的研究方法入手,归纳总结典型案例,并概括这些研究对分析细石叶技术的起源和传播、遗址功能、古人类适应环境的行为及生计模式的改变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目前,细石叶功能研究在实验考古、微痕和残留物分析等领域已取得一定进展,提取到细石叶用于狩猎、加工肉类、采集和收割植物、钻孔、刻槽等活动的考古学证据.目前的相关研究存在标本抽样方法和分析手段有待细化、实验和研究案例较少以及研究方法有局限性等问题.未来对细石叶功能的研究仍需以考古学问题为导向,在模拟实验、微痕和残留物分析的定量化方面做出努力,在更多遗址和地区开展细石叶的功能研究,并结合遗址出土的其他材料和古环境背景做出有关人类行为的考古学阐释.

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出土材料中,存在人名中包含疾病名称的现象,以玺印文献中最为多见.以往曾认为涉病名玺印为姓名印,并进而认为是医官医人印的观点.但在传世文献中鲜见医官以病为名以示专治某病的记录.从先秦两汉姓名文化来看,以疾病为姓名可以说是一种习俗.对于涉病名玺印的性质,还需考虑多种可能性.它们既有可能属于秦汉时期的医官与医人,是表明身份与专长的象征,也有可能为当时的普通百姓持有,寓避病与祈福之含义.对此,需要综合多方实际材料进行全盘考察,不能仅凭单一的证据下定论.

20世纪80年代在桑干河盆地一带考察泥河湾层时,在山西省天镇县南高崖乡的辛窑子沟一带发现了很多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并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最近的研究系统记述了马科化石的5个种,加上此前曾记述过的1个种,在辛窑子沟一带的早更新世地层中产出的马科化石至少有6个种.其中古马型马有4种:三门马(Equus sanmeniensis)、德氏马(E.teilhardi)、黄河马(E.huanghoensis)和古马(E.stenonis);两种三趾马:中国长鼻三趾马(Hipparion(Proboscidipparion)sinense)和山西近三趾马(H.(Plesiohiparrion)shanxiense).研究表明在早更新世期间新出现的古马型马的多样性是显著的,仅在辛窑子动物群中就有4种.而延续到早更新世的三趾马这些新近纪残留类群在辛窑子动物群中仍然有两个种.三门马和中国长鼻三趾马是早更新世期间真马与三趾马共存的最典型代表.它们在中国的产出地点很多,分布也较广,并有较大幅度的重叠.辛窑子动物群中马科化石种类的多样性表明它们所依赖摄食的植被也应存在较大的多样性.高冠的颊齿和发育的白垩质及完全臼齿化的前臼齿指示这些马科种类食物粗糙,很可能是单子叶草类.它们的栖息地应为草原草甸环境,且其范围较大,以便满足6个马科种类在那里摄食与活动.

泥河湾盆地南部蔚县盆地区域的河湖相地层发育良好,并保存有丰富的考古材料与人类活动信息,在研究我国北方中更新世人类演化与行为方面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对蔚县盆地吉家庄遗址群4个地点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初步埋藏学观察与研究.结果显示,A与D地点的动物骨骼数量较少,反映的埋藏信息有限,不作为本文主要讨论对象;E地点出土的部分动物骨骼带有异地埋藏的特点,人类行为信息可能受到干扰,变得模糊;B地点动物化石接近原地埋藏,中更新世古人类应该是该地点动物资源的初级利用者与动物骨骼富集的主要动因.分析表明,B地点古人类于原地对大中型食草动物进行了肢解、割肉与敲骨取髓等多种活动,随后食肉动物又利用了这些动物骨骼的剩余营养成分,但动物骨骼数量与组成说明古人类在此地点的生存活动是短暂且有限的.

以目前芍药(Paeonia lactiflora)主栽品种‘紫凤羽’为供试材料,在冬季用300 mg·L-1赤霉素(GA3)及其延缓剂多效唑(PP333)进行灌根处理,待对照组进入蕾期对PP333处理组施以300 mg·L-l GA3作解除处理,每隔10 d对各处理组鳞芽取样,测定其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活性以及丙二醛(MDA)、可溶性蛋白、可溶性糖、内源玉米素(ZT)、赤霉素(GA3)、脱落酸(ABA)、吲哚乙酸(IAA)、乙烯(ETH)、多胺等的含量,采用石蜡切片对鳞芽发育状态进行观察,对各处理组鳞芽出土日期、出芽率、成花率、花期及株高进行观察统计.结果表明:外源GA3会加快抗氧化酶活性变化速度,降低MDA含量,提高可溶性糖及可溶性蛋白的积累及利用,促进亚精胺(spa)积累,在鳞芽发育初期提高了内源GA3及ZT含量,在后期降低了其含量,内源IAA、ABA、ETH的含量也呈降低趋势,缩短了花瓣原基(petal primordium)分化期,促进了鳞芽发育进程,而PP333与之相反,延长了花瓣原基分化期,抑制鳞芽发育;试验数据显示高浓度GA3、ZT利于鳞芽发育启动,低浓度GA3、ZT、IAA、ABA、ETH利于启动后的发育进程,且内源多胺调控芍药鳞芽发育时,其中Spd起主导作用.本文旨在为芍药花期调控提供参考依据,以期根据市场需求制定芍药花期的综合调控方案.

以高感列当的向日葵品种‘龙食葵2号,为试验材料,采用室内接种列当温室培养的方法,研究土壤条件对向日葵列当寄生与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土壤质地对向日葵列当的寄生具有显著影响,培养50 d时,沙壤土、壤土、粘土中列当的出土数分别为32.2、19.5和4.6个,平均单株寄生列当数量分别为38.8、24.0和8.2个,说明通透性好的沙壤土有利于列当瘤的形成与生长.(2)在沙壤土条件下,随着处理温度的上升,列当的出土数量和寄生数量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当培养温度为25℃和30℃时,向日葵列当有较高的寄生数量与生长速度,列当出土数和平均单株寄生列当数量分别为30.4、31.6和39.8、39.4个.(3)在沙壤土条件下,随着土壤湿度的增加,列当的出土数量和寄生数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并在土壤湿度为60％和70％达到较高值,列当出土数和平均单株寄生列当数量分别为32.6、30.9和39.9、40,9个,而在高湿条件下列当的寄生数量显著减少.(4)在沙壤土条件下,随着土壤pH值的增加,列当的出土数量和寄生数量也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并均在土壤pH值为8时达到最大值,列当出土数和平均单株寄生列当数量分别为47.5和51.1个,即列当在偏碱性的土壤环境中有着较高的寄生数量.研究发现,当土壤类型为沙壤土、土壤温度为25～30℃、土壤湿度为60％～70％、土壤pH为8时有利于向日葵列当的寄生与生长;在实际生产中应选择中性或偏酸性的非沙壤土地种植向日葵,并注意调整播期和控制田间灌水量,以降低向日葵列当的危害.

本文回顾了一百多年来细石叶工业在我国的发现和研究,以及从戈壁石核开始的各国学者对亚美史前文化联系的国际探索.目前细石叶的年代以俄国阿尔泰山地区的发现为最早,而在美国俄勒冈州则延续到公元1000年左右.早期的细石叶研究主要采取了分类描述和传播论的文化历史学范式.借鉴日本学者的方法,我国学者开始采用技术-类型学来根据细石核剥片过程对出土材料进行分类,命名了各种楔形石核的技法.之后,我国学者尝试从功能-适应的视角来对细石叶工业进行研究和解释.本文第二作者对以前的方法论做了再思,提出了“细石叶社群”的概念.旨在从环境适应和资源利用的角度思考细石叶社群的结构、信息交流和技术知识的互动,深入研究这类技术的发明和扩散的动因,以便更好了解这类石器技术在史前狩猎采集群中的文化意义和适应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