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依据本中心队列数据采用不同方法建立新生儿出生体重曲线，并与目前国内常用的协作网G曲线［采用基于偏度系数-中位数-变异系数法的广义可加模型（GAMLSS）拟合方法制定］进行比较，探讨适宜本中心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标准。方法:基于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妊娠早期胎儿结构超声筛查的前瞻性出生缺陷研究队列中的活产儿7 044例，对其中无小于胎龄儿（SGA）及大于胎龄儿（LGA）高危因素的低风险孕妇3 894例，分别采用GAMLSS法、基于低风险孕妇孕40周分娩新生儿平均出生体重和标准差采用半定制法建立本中心GAMLSS曲线（简称本中心G曲线）、本中心半定制曲线（简称本中心S曲线）。依据本中心S曲线、本中心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G额外诊断组（94例）、S及G均诊断组（77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依据本中心S曲线、协作网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464例）、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40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结果:（1）7 044例活产儿中，依据协作网G曲线、本中心G曲线及本中心S曲线诊断SGA分别为404例（5.74%，404/7 044）、774例（10.99%，774/7 044）、868例（12.32%，868/7 044）。本中心S曲线新生儿出生体重的第10百分位数值在所有胎龄均高于本中心G曲线和协作网G曲线。（2）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10.64%（10/94）、5.68%（44/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1.34%（83/6 176）； P均<0.001］；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孕妇子痫前期（PE）的发生率分别为12.77%（12/94）、9.43%（73/77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9.57%（9/94）、2.71%（21/77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24.47%（23/94）、7.24%（56/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分别为4.37%（270/6 176）、0.83%（51/6 176）、4.23%（261/6 176）； P均<0.001］。（3）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新生儿入住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5.60%（26/464）、6.93%（28/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因不确定的胎儿状态（NRFS）行紧急剖宫产术或产钳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4.96%（23/464）、12.38%（50/404）］均高于非SGA组［2.57%（159/6 176）；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PE的发生率分别为8.84%（41/464）和10.89%（44/40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4.31%（20/464）和2.48%（10/40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10.56%（49/464）和7.43%（30/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 结论:相较于协作网G曲线和本中心G曲线，依据本中心低风险活产儿出生体重，采用半定制法建立的本中心S曲线更有利于本中心SGA的筛查，有助于高危儿的识别和管理。

大气细颗粒物（PM 2.5）是指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或等于2.5 μm的颗粒物，经由靶器官肺脏进入机体，可诱发多种不良健康效应（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和不良出生结局等）。PM 2.5具有组成的复杂性（可溶性/非可溶性成分和生物成分等）、来源的多样性和二次转化等特性，大量的流行病学和毒理学研究提示PM 2.5的不同组成在诱发不良健康效应时所涉及的毒理学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另外，PM 2.5作为载体，还存在多组分间的混合暴露和联合效应。本文对近几年大气细颗粒物不同成分暴露所涉及的毒理学作用机制及不同组分间的联合效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主要包含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等，为PM 2.5不同组分暴露所引发的不良健康效应的防治提供依据。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究德国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死产率、早产率、围生期并发症以及早产儿的发育结局。方法:对2017年3月22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的早产儿和足月儿的围生期调查数据进行评估。不论是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还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均使用《儿童能力家长报告-修订版》和贝氏量表对校正年龄2岁的早产儿进行神经发育测试。采用皮尔逊卡方独立性检验和线性回归模型计算统计学意义。结果:2020年死产率增加了0.02%( P＝0.001)，而早产率减少了0.38%( P<0.05)。在具有代表性的婴幼儿亚组中，神经发育评分(智力发育指数和精神运动发育指数)以及父母调查数据(非语言认知量表和语言发育量表)方面没有发现变化。 结论:本研究观察到了德国死产率上升和早产率下降的趋势。现有关系网可能有助于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稳定早产儿的神经发育。

目的:了解生育政策调整对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生育情况的影响。方法:资料来源于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系统，其监测对象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宁波市奉化市居住≥1年的产妇。将资料分为"独生子女"（2012年1月至2013年9月）"单独二孩"（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和"全面二孩"（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3个时期，比较不同生育政策时期产妇年龄分布的差异，分析不同生育政策时期经产妇占比的变化趋势，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育政策与不良围产结局的关联。结果:"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产妇数分别为12 557、14 097和15 509名，后一时期分别较前一时期增长12.3%和10.0%；各时期产妇年龄 M（ P25， P75）分别为27（25，30）、28（26，31）和28（26，32）岁；各时期经产妇占比分别为19.5%、35.7%和45.8%，呈上升趋势（ P< 0.001）。"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分娩量分别为12 721、14 307和15 772名。"独生子女"时期不良围产结局发生率最低（8.7%），"全面二孩"时期最高（11.1%）。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年龄因素后，与"独生子女"时期相比，"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早产［ OR （95% CI）分别为1.20（1.08~1.33）和1.08（1.02~1.13）］和出生缺陷［ OR（95% CI）分别为1.33（1.13~1.55）和1.29（1.20~1.39）］风险增加；巨大儿风险降低［ OR（95% CI）分别为0.87（0.80~0.96）和0.91（0.87~ 0.95）］，围产儿死亡风险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OR（95% CI）分别为0.78（0.53~1.15）和0.84（0.69~1.02）］。 结论:随生育政策调整，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高龄、经产妇比例增加，不良围产结局风险增加。

目的:探讨不同染色体核型的Turner综合征（Turner syndrome，TS）的产前诊断指征和妊娠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前诊断中心2010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产前诊断胎儿核型为TS者的临床信息。依据核型结果，将这些病例分为X单体（核型为45,X）和非X单体类（核型包括X数目异常、等臂X、X缺失、X重排、假双着丝粒X和含Y数目异常嵌合体，以及Y缺失）2类。采用 χ 2检验对TS的检出率、产前诊断指征和妊娠结局进行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χ 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对超声异常征象进行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对2组颈项透明层（nuchal translucency，NT）厚度进行比较。 结果:（1）研究期间共27 981例行介入性产前诊断，检出TS共205例（0.73%），包括X单体（135例）和非X单体类（70例，其中性染色体数目异常44例，性染色体结构异常26例）。（2）205例中，164例（80.0%）有1项产前诊断指征，41例（20.0%）有多项产前诊断指征。X单体中，超声异常的检出率［85.2%（115/135）］高于其他3类指征［血清学筛查高风险为67.3%（35/52），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为60.0%（15/25），其他指征（高龄、不良孕产史和夫妻双方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为5.2%（7/135）］（ P值均<0.05），且高于该指征在非X单体类的检出率［25.7%（18/70）］（ χ2=71.55， P<0.001）。非X单体类中，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和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的TS检出率［54.7%（29/53）和68.3%（28/41）］高于其他2类指征［超声异常为25.7%（18/70），其他指征为14.3%（10/70）］（ P值均<0.05）。（3）133例以超声异常为产前诊断指征者中，65例（48.9%）存在单个、68例（51.1%）存在多个超声异常征象。早孕期超声异常的95例和中晚孕期超声异常的38例中，X单体淋巴水囊瘤和水肿的发生率均高于非X单体类［早孕期：71.8%（61/85）与1/10、34.1%（29/85）与0/10；中晚孕期：73.3%（22/30）与0/8、50.0%（15/30）与0/8；Fisher精确概率法， P值均<0.05］。X单体的NT厚度大于非X单体类［7.5 mm（1.0~17.4 mm）与1.7 mm（0.8~9.5 mm）］（ Z=－5.25， P<0.001）。（4）72例以超声异常以外的指征行产前诊断者中，68例完成血清学筛查，61例完成NIPT。血清学筛查高风险、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及其他指征（高龄、不良孕产史和夫妻双方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检出率分别为54.4%（37/68）、59.0%（36/61）和22.2%（16/72）；3部分病例产前诊断指征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22.40， P<0.001）。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和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的检出率均高于其他指征（ χ 2值分别为18.77和15.40， P值均<0.001）。72例中，19例（26.4%）为X单体，53例（73.6%）为非X单体类；嵌合体共42例（58.3%）。（5）205例TS病例中，185例随访成功（X单体123例，非X单体类62例）。X单体中1例活产（0.8%，1/123），非X单体类中17例活产（27.4%，17/62）。2组妊娠结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33.22， P<0.001）。获随访的超声未见异常的63例TS病例（X单体18例，非X单体类45例）中，18例X单体均引产；而非X单体类13例活产（28.9%，13/45），32例引产（71.1%，32/45）。18例活产病例中，1例（非X单体类）于孕36周早产，其余均足月出生。对11例病例完成随访，其中的1例X单体患儿身高低于同龄同性别儿童平均身高的－2 SD；10例非X单体类患儿身高位于同龄同性别儿童平均身高的－1 SD~+3 SD。这11例儿童智力运动发育良好，未见其他结构异常。7例拒绝随访。 结论:胎儿TS病例中，X单体最常见的产前诊断指征为超声异常，非X单体类最常见的产前诊断指征为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和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与非X单体类相比，X单体的终止妊娠率更高。

目的:研究超声检查时发现水母征对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性疾病（placenta accreta spectrum disorders，PAS）不良围产结局的提示意义。方法:回顾性研究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剖宫产分娩、诊断为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PAS的72例单胎孕妇的超声图像。根据是否存在水母征，将研究对象分为水母征组［15例（20.8%）］和非水母征组［57例（79.2%）］。分析2组孕妇的一般资料和围产结局。不良围产结局包括患者接受腹主动脉球囊阻断、子宫动脉栓塞或子宫切除术，发生产后出血，以及其新生儿收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等。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水母征组的产次［（1.6±0.7）次与（1.2±0.6）次， t=2.01］和产前胎盘植入评分［（12.3±1.5）分与（8.6±2.9）分， t=6.59］均高于非水母征组（ P值均<0.05）。非水母征组包括粘连型胎盘植入14例（24.6%）、植入型胎盘植入40例（70.2%）、穿透型胎盘植入3例（5.3%）；水母征组包括植入型胎盘植入9例和穿透型胎盘植入6例，无粘连型病例。2组各类型PAS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精确概率法， P<0.001）。（2）水母征组的腹主动脉球囊阻断率［15/15与38.6%（22/57）， χ2=17.92］、子宫动脉栓塞率［3/15与1.8%（1/57），Fisher精确概率法］、术中出血量［指放置球囊的病例，（1 973±1 057）ml与（1 211±576）ml， t=2.55］、需要输血率［15/15与63.2%（36/57），Fisher精确概率法］、输悬浮红细胞量［指放置球囊的病例，4.0 U（2.0～23.0 U）与2.5 U（0.0～11.0 U）， Z=－2.53］和术后住院时间［（9.7±2.4）d与（7.5±2.2）d， t=3.36］均高于非水母征组，而分娩孕周［（33.6±1.5）周与（35.2±1.8）周， t=－3.24］、新生儿1和5 min Apgar评分［1 min：8分（3～10分）与9分（4～10分）， Z=－2.46；5 min：9分（7～10分）与10分（6～10分）， Z=－2.02］均小于非水母征组（ P值均<0.05）。2组的急诊手术率、术后24 h出血量、新生儿出生体重及新生儿收住NICU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组均无切除子宫或死亡病例。 结论:超声检查发现水母征的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PAS患者更易于出现不良围产结局，应更予重视。

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经阴道分娩产妇在第二产程中实施侧卧位并配合自主用力的分娩方式，对乙肝母婴传播率和分娩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2—9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经阴道分娩的200例慢性乙型肝炎初产妇，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100例。观察组在第二产程中选择侧卧位并自主用力，对照组采用常规的膀胱截石位，比较两组分娩结局和HBV母婴传播率。结果:观察组第二产程时间（41.91±22.43）min，产时出血量（135.00±62.16）ml，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2.057、2.234； P<0.05）。观察组会阴侧切10例，低于对照组；自然裂伤90例，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无手术助产及新生儿窒息情况，对照组分别为3例和2例，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新生儿出生时检测HBsAg阳性检出者，观察组为12例，对照组为18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新生儿7月龄时检测，均无HBsAg阳性检出者。 结论:乙肝病毒携带产妇在第二产程中采用侧卧位并配合自主用力的分娩方式，不会增加乙肝母婴传播风险，能够有效缩短第二产程的时间、减少会阴部的损伤及产时出血量、降低新生儿产时暴露的机会，母婴结局良好。

婴幼儿动脉导管未闭（PDA）常用环氧合酶（COX）抑制剂治疗，但此类药物的疗效尚未明确。在该项多中心、非劣效性试验中，将超声心动图确诊为PDA（直径>1.5 mm，左向右分流）的极早产儿（胎龄<28周）随机分配接受期待治疗或早期布洛芬治疗。主要结局包括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贝尔分级Ⅱa期及以上）、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或矫正胎龄36周内死亡。与早期布洛芬治疗相比，期待治疗的非劣效性被定义为单侧95% CI的上限<10个百分点的绝对危险度差值。共有273例患儿接受随机分组，中位胎龄为26周，中位出生体重为845 g。期待治疗组136例患儿中有63例（46.3%）发生了主要结局事件，早期布洛芬治疗组137例患儿中有87例（63.5%）发生了主要结局事件（绝对危险度差值=-17.2%，单侧95% CI上限=-7.4%，非劣效性 P<0.001）。期待治疗组136例患儿中有24例患儿（17.6%）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在早期布洛芬治疗组137例患儿中有21例（15.3%）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绝对危险度差值=2.3%，双侧95% CI：-6.5%~11.1%）。在期待治疗组有117例进行了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评估，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者有39例（33.3%）；早期布洛芬治疗组112例患儿进行了评估，有57例（50.9%）诊断为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绝对风险差值=-17.6%，双侧95% CI：-30.2%~-5.0%）。期待治疗组有19例（14.0%）死亡，早期布洛芬治疗组有25例（18.2%）死亡（绝对危险度差值=-4.3%，双侧95% CI：-13.0%~4.4%）。两组其他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相似。因此得出结论：在降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或矫正胎龄36周内死亡的发生率方面，对极早产儿PDA进行期待治疗表现出不劣于早期布洛芬治疗的效果。

目的:分析青少年妊娠对母婴结局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分娩的5 765例产妇资料，根据妊娠年龄<20岁、20~24岁和25~34岁将产妇分为青少年组（280例）、适龄1组（1 733例）和适龄2组（3 752例），登录院内电子病例系统进行资料收集。采用方差分析、 χ 2检验比较3组产妇一般资料、妊娠特点及结局，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青少年妊娠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结果:青少年组初中及以下学历、居住地为农村、无固定收入、未婚、无引流产史的产妇比例均显著高于适龄1组及适龄2组（82.50%比17.37%、14.37%，59.29%比42.70%、43.36%，80.71%比15.52%、14.71%，75.71%比12.23%、9.97%，82.50%比71.84%、71.91%）（均 P<0.05）；3组产妇在月经初潮年龄、孕前体重指数、妊娠期增重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青少年组早产、低出生体重儿、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比例均显著高于适龄1组及适龄2组（5.36%比1.10%、1.57%，5.00%比0.23%、0.05%，21.79%比6.12%、15.17%），妊娠合并贫血发生率显著高于适龄1组（15.36%比9.75%），产后出血发生率显著高于适龄2组（10.71%比6.08%），经阴试产失败转剖宫产、羊水污染、会阴侧切发生率均显著低于适龄2组（8.57%比15.22%、10.71%比18.10%，33.95%比40.01%）（均 P<0.05）。产妇经阴试产失败转剖宫产的发生风险与妊娠年龄呈负相关（青少年组， OR=0.252，95% CI：0.123~0.515；适龄1组， OR=0.673，95% CI：0.567~0.799）（均 P<0.05）；低出生体重儿（青少年组， OR=7.440，95% CI：3.426~16.156；适龄1组， OR=0.103，95% CI：0.032~0.330）、转入NICU（青少年组， OR=1.661，95% CI：1.120~2.463；适龄1组， OR=0.360，95% CI：0.290~0.448）的发生风险在不同妊娠年龄区间呈“U”型分布，青少年组高于适龄2组（均 P<0.05）；会阴侧切（青少年组， OR=0.002，95% CI：0~0.016；适龄1组， OR=1.308，95% CI：1.151~1.485）的发生风险在不同妊娠年龄区间呈倒“U”型分布，青少年组低于适龄2组（均 P<0.05）。 结论:青少年妊娠与经阴试产失败转剖宫产、会阴侧切风险降低相关，但可能增加低出生体重儿及转入NICU的风险。

目的:探讨缩宫素受体拮抗剂阿托西班在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IVF/ICSI）新鲜胚胎移植周期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方法:选取自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部行IVF/ICSI治疗的2349个新鲜取卵移植周期，将符合纳入条件的患者随机分成阿托西班组（1176个周期）和对照组（1173个周期），比较两组的相关指标和妊娠结局。结果:阿托西班组的胚胎种植率［50.31%（1046/2079）］、临床妊娠率［64.37%（757/1176）］、活产率［53.17%（553/1040）］明显高于对照组［39.09%（817/2090），51.32%（602/1173），41.01%（431/105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两组的多胎妊娠率、多胎活产率、异位妊娠率及出生缺陷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阿托西班组的流产率［13.47%（102/757）］低于对照组［16.45%（99/602）］，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阿托西班可以抑制子宫收缩，减少子宫蠕动，提高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与活产率，并不增加子代出生缺陷的风险。因此，在IVF/ICSI新鲜移植周期中应用缩宫素受体拮抗剂阿托西班可以有效改善临床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