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生育政策调整对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生育情况的影响。方法:资料来源于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系统，其监测对象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宁波市奉化市居住≥1年的产妇。将资料分为"独生子女"（2012年1月至2013年9月）"单独二孩"（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和"全面二孩"（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3个时期，比较不同生育政策时期产妇年龄分布的差异，分析不同生育政策时期经产妇占比的变化趋势，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育政策与不良围产结局的关联。结果:"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产妇数分别为12 557、14 097和15 509名，后一时期分别较前一时期增长12.3%和10.0%；各时期产妇年龄 M（ P25， P75）分别为27（25，30）、28（26，31）和28（26，32）岁；各时期经产妇占比分别为19.5%、35.7%和45.8%，呈上升趋势（ P< 0.001）。"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分娩量分别为12 721、14 307和15 772名。"独生子女"时期不良围产结局发生率最低（8.7%），"全面二孩"时期最高（11.1%）。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年龄因素后，与"独生子女"时期相比，"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早产［ OR （95% CI）分别为1.20（1.08~1.33）和1.08（1.02~1.13）］和出生缺陷［ OR（95% CI）分别为1.33（1.13~1.55）和1.29（1.20~1.39）］风险增加；巨大儿风险降低［ OR（95% CI）分别为0.87（0.80~0.96）和0.91（0.87~ 0.95）］，围产儿死亡风险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OR（95% CI）分别为0.78（0.53~1.15）和0.84（0.69~1.02）］。 结论:随生育政策调整，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高龄、经产妇比例增加，不良围产结局风险增加。

避孕药具的应用与人口发展和健康密切相关，了解我国避孕药具应用现状及其在时间、空间和人间变化趋势是避孕政策制定和避孕技术服务的基础。本文对国家卫生健康年鉴以及国家权威多中心大样本计划生育调查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综合避孕率在缓慢下降，其中以绝育术和宫内节育器为主的长效避孕措施使用率和构成比大幅下降，以避孕套为主的短效避孕措施比例大幅上升。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短效避孕药具构成比以及人工流产活产比均显著升高。半数以上产后和人工流产后妇女以及未婚女性以避孕套为首选。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和计划生育行业组织出台相关政策和服务指南，引导和推广长效避孕药具在我国的应用；建议由国家避孕药具管理中心与药具生产企业进行价格谈判，为各省市避孕药具政府采购获取最优的价格和最佳的避孕产品；建议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规范中，将未婚育龄人群纳入国家免费避孕药具服务对象。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妊娠与高血压并存的一组疾病，是导致孕产妇和胎儿死亡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两孩"政策的放开，我国高龄孕产妇比例增加，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病率增加。由于其独特的病理生理机制，使其血压管理策略与非妊娠期不同。该共识制定了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断、评估体系和管理流程，内容包括诊断、分类、血压及靶器官损害评估、生活方式指导及药物治疗。以便于内科医师及广大基层医师规范化诊治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最大程度保障妊娠期母婴安全。

目的:本文欲探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湖北省数据，了解15~49周岁有配偶且已育一孩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并通过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研究表明20.10%的流动人口明确计划生育二孩。性别、年龄、户口性质、教育水平、就业身份、一孩性别、家庭平均月总收入、医疗保险、本次流动原因、流动累计时间、于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影响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结论: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偏低，受多种因素影响。建议通过加强政策宣传，降低二孩生育抚养的经济压力，完善抚育二孩相关资源设施，以提高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

目的:探讨非意愿妊娠已婚已育女性终止妊娠的心理体验，为政策制定及健康保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方法，选取2021年5—7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计划生育门诊行人工流产的18名已婚已育女性为访谈对象，应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深入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提炼主题。结果:研究共提炼出5个主题，分别为终止妊娠非一时冲动、婚姻生育习俗及相关政策的影响、养育孩子的责任与经济压力、妊娠相关健康担忧与不适、女性社会剥夺及角色冲突。结论:非意愿妊娠已婚已育女性终止妊娠的原因复杂，需要社会、医疗保健、家庭及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营造健康友好的生育环境。

目的 了解中国15～79岁城乡居民2006-2020年急性心肌梗死(AMI)死亡趋势,为制定AMI防治策略和相关公共卫生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收集2007-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3-2017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和2018-2021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我国15～79岁城乡居民2006-2020年的AMI死亡率相关数据,以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人口构成进行标化率的计算,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AMI的死亡趋势,并应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APC)分析AMI死亡风险的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效应.结果 中国15～79岁城乡居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AMI粗死亡率分别从2006年的43.93/10万、25.53/10万和18.40/10万上升至2020年的138.94/10万、60.29/10万和78.65/10万,标化死亡率分别从2006年的48.54/10万、22.67/10万和25.87/10万上升至2020年的91.95/10万、30.60/10万和61.35/10万,标化死亡率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分别为8.94％、3.44％和5.49％(均P＜0.05).APC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从年龄效应看,中国15～19岁城乡居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AMI死亡风险的年龄效应均最低,分别为-2.477(95％CI=-3.413～0.894)、-2.532(95％CI=-3.741～0.901)和-2.413(95％CI=-3.362～0.790),随后不断增加,到75～79岁时城乡居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AMI死亡风险的年龄效应均达到最高,分别为2.433(95％CI=1.867～2.802)、2.353(95％CI=2.071～2.827)和2.587(95％CI=1.936～2.911);从时期效应看,中国城乡居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2006-2010年AMI死亡风险的时期效应均最低,分别为-0.497(95％CI=-0.793～-0.139)、-0.234(95％CI=-0.502～-0.119)和-0.619(95％CI=-0.913～-0.205),2016-2020 年 AMI 死亡风险的时期效应均最高,分别为 0.591(95％CI=0.074～0.629)、0.616(95％CI=0.293～0.956)和 0.570(95％CI=0.119～0.897);从出生队列效应看,中国 1929-1933年出生队列城乡居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AMI死亡风险的出生队列效应均最高,分别为1.630(95％CI=0.849～1.979)、1.713(95％CI=1.029～1.938)和 1.203(95％CI=0.639～1.712),随后不断降低,到 1999-2003 年出生队列城乡居民、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AMI死亡风险的出生队列效应均达到最低,分别为-2.574(95％CI=-2.991～-1.249)、-2.733(95％CI=-3.370～-2.238)和-1.856(95％CI=-2.193～-0.329).结论 中国 15～79 岁城乡居民2006-2020年AMI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其AMI死亡风险与年龄变化呈正相关,且随时期推移而增长、随队列延伸而降低.

生育健康服务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生育率,从而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和探讨我国生育健康服务政策发展历程、生育健康服务存在的问题,以期寻找有效的改进策略,为提高我国生育率提供证据支撑.我国生育健康服务政策可以分为4个发展时期:1949～1970年实行少数地区计划生育试点并开展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时期;1971～1994年围绕推动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开展生育健康服务时期;1995～2014年基于"一胎化"政策开展生育健康服务时期;2015～2021年围绕"二孩"政策开展生育健康服务时期;2021年至今实施"三孩"政策开展生育健康服务时期.虽然在政策指导下完善了生育健康服务,但是仍然存在问题.婚前人工流产后的心理康复服务尚需完善,婚前生育规划和医学检查服务的普及率和宣传率尚需提高.孕前生育规划服务尚需进一步普及和提高质量,辅助生殖服务现有供给却远未能满足需求,遗传咨询和检测服务缺乏对孕前生育健康和优生优育率的影响不容忽视.孕期保健服务资源存在地区公平性差异问题,慢性病管理不足导致孕期风险增加,孕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影响了生育率.安全孕产仍需强化,分娩镇痛服务供给尚显不足.产后保健不足和婴儿卫生保健知识缺乏问题,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存在,但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和偏远地区更为突出.基于上述问题,应继续提高生育健康服务的可及性、质量和公平性,根据不同人群差异化生育健康需求,提供针对性生育健康服务.

免费提供基本避孕药具服务是基本避孕服务的组成成分,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免费提供基本避孕药具服务成为为育龄人群提供健康高效的节育服务,调整生殖间隔,避免因意外怀孕而导致流产手术,保护生殖健康的重要举措.研究证明采用高效避孕措施能有效地降低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的发生[1],对保护育龄妇女身心健康有重要作用.根据机构整合和三级妇幼保健院机构体系建设要求,自2020年10月由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履行全市免费提供基本避孕药具的职责,并在新形势下积极探索免费提供基本避孕药具服务的体系建设.

人口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少子化是我国当前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性特征,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要求我们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突破控制生育政策取向下的生育权认知,需要全面、准确、富有包容性地界定生育权:生育权具有自然权利和道德合理性、人权和基本权利以及人格权属性,但我国并未确立生育权的基本权利地位,也未明确规定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因此,我们对于生育的认识需要转变,即由强调人们计划生育的义务到强调对于人们生育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人们生育权的实现需要宪法、行政法等公法和民法(私法)的共同努力,而公民生育权的公法保障是关键.

目的 基于家庭医生团队工作内容及特质,使用层次分析法和关键业绩指标法结合构建家庭医生团队绩效薪酬测算方法.方法 首先深度访谈了解目前家庭医生团队岗位工作内容,梳理设定家庭医生团队下签约服务标化工作项目.以层次分析法计算标化工作项目的相对权重,计算标化工作项目的薪酬值,构建数量指标;使用集中式专家会议研讨法,根据家庭医生团队绩效薪酬的政策文件和实践基础,设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关键业绩指标,构建质量指标;两者结合构建家庭医生团队绩效薪酬测算方法.基于实际业务数据开展新老方案比对测算及验证.结果 家庭医生团队岗位的服务数量的标化工作项目共计199项;家庭医生团队工作平均相对标化值为6.47±3.32,其中单个项目相对标化值最高为"家庭病床出诊",最低为"公益性计划生育咨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质量指标体系包括3个维度、5个一级指标和6个二级指标,并设定对应的考核方法,以已有的全科医疗工作数量的3 748条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测算,按照原方案标化值测算其绩效薪酬总额为397 958元,按照优化调整后的测算结果为405 315.4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除外),整体较原方案增长约1.85％,进行DF检验,P＜0.05,满足数据平滑性要求,可以确保新标化工作值及测算方案过渡.结论 基于层次分析和关键业绩指标的团队绩效薪酬测算方法,能够有效衔接旧有的按医疗收入提成的绩效方案,促进签约服务落实.